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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发展与和谐社会

时间:2023-04-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媒介发展与和谐社会_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3 媒介发展与和谐社会2006年,关于和谐媒介的建设以及媒介社会功能的文章和专著都比较多。中国媒体需要照顾中国社会大众各个阶层媒介信息的平衡传播,媒体的社会阶层性对应关系与族群对立关系需要加以协调。有人认为西方媒体在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中表现得不够客观,所以中国应构建强大的新闻传播体系,从引导艺术、正面报道等方面入手来塑造国家形象。

2.3 媒介发展与和谐社会

2006年,关于和谐媒介的建设以及媒介社会功能的文章和专著都比较多。学界在注重媒介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的同时,也很关注媒介自身的和谐发展和媒介生态环境的建设。

媒介自身的和谐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在传递信息、监测环境的同时,同样应该重视媒介生长的内外环境问题和媒介的和谐发展问题。有学者认为:媒体的和谐发展应当注重处理媒体内关系和外部关系。“‘和谐媒体’应当是这样一种媒体,其内部(上下左右之间,各个部门之间)通过经常、及时、有效的协调,呈现为相对和谐的关系。”同时,媒体还要处理四组关系:与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的关系;与自己的服务对象即受众的关系;与重要经济来源即广告主的关系;与同行竞争对手的关系。媒体应当在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中建构自身的和谐。(25)有学者提出,新闻传媒要实现自身的和谐发展,必须确立和强化新闻的核心价值,创造和谐媒介生态环境,积极推进新闻传媒体制和机制的创新。(26)和谐社会以和谐的信息传播系统为前提,和谐的信息传播系统以和谐的媒体为主体。有学者提出,和谐媒体是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系统,有5个重要的支点:充满活力的媒介系统、开放多元的媒介结构、公正客观的专业精神、和而不同的意见生态、温润和谐的语言环境。媒体的和谐,有助于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27)

媒介生态研究在国内还是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其概念、研究范围、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都还很模糊。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系统地收集、整理了国内外关于传媒生态的最新信息及相关资料,对该学科的基本概念、主要范畴进行了细致周到的界定与阐释,对该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价值进行了深入务实的探讨。该书在吸收西方的媒介生态的研究成果同时又立足于本国民族文化传统,努力促使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交流融会。该书在媒介生态学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有限而有益探索。

媒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角色与功能中,有人认为新闻传播媒介在建构和谐社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整合互动功能,是达成和谐社会意识的重要途径,是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是大力推进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28)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的双重属性已经得到承认,一些传媒忽视其意识形态属性和舆论导向角色,在商业趋向中的异化倾向值得关注。大众传媒必须防止自身功能在商业化浪潮中的异化,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自己在构建和谐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职责。(29)有人从营造和谐舆论环境入手,来探讨大众传播媒介对于和谐社会建构的意义。“和谐舆论环境的建构就是要为和谐社会理性造势,以积极的、建设性形态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要营造和谐舆论环境,关键在于把握主体的贴近性、内容的健康性、手法的平时性、基调的积极性、传播的透明性等五个因素。(30)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导向、监督方式等方面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中国媒体需要照顾中国社会大众各个阶层媒介信息的平衡传播,媒体的社会阶层性对应关系与族群对立关系需要加以协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信息的调控,可以弥补不同阶层之间获取咨询方式与信息占有量之间的不平衡现象。(31)有人以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报道为视角,通过对相关报纸的定量分析,认为这些报纸不同程度的存在对农民工报道的忽视、失真与歧视,形成了大众传媒中对于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认为这是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不和谐音符,应当加以改进。(32)

媒介在国家形象建构方面的功能。近年来随着政治传播及媒介宏观传播效果研究的深入,学界对媒介与国家、政府、社会发展变化、兴衰存亡的研究不断增多。有学者对大众传媒在国家形象构建中的影响力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在国家形象构建的政治传播过程中,大众传媒的实力可谓是重中之重,因为它不仅决定着对外宣传的规模、范围、力度,更决定着舆论的主动权和方向,决定着传播的最终效果。甚至认为传媒几乎进入所有政治场景,影响所有政治活动,传媒体现着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33)国家形象需要借助一定的平台加以展现,现代传媒无疑是展现国家形象最多也是最好的一个平台。有人认为西方媒体在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中表现得不够客观,所以中国应构建强大的新闻传播体系,从引导艺术、正面报道等方面入手来塑造国家形象。(34)

孙聚成专著《信息力: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以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和批判性的研究方法,系统地、科学地对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这一体系进行了梳理与重新建构,对理论本质进行分析,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作者在具体分析了我国新闻传播促进国家发展的过程,归纳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其中不乏新论洞见:“信息力、舆论力、产业力、文化力是促进国家发展的“软国力”;“媒介的属性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过程的方式运行的;当国家发展体系沿着从简单到复杂的方向进步时,作为社会反映的媒介的属性也呈现日益复杂的趋势,并获得愈来愈大的促进国家发展的能力;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者。在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媒体通过主流价值观的引导,维护社会的公正与正义,塑造公众的社会公正理念,促进国家的稳定发展。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新闻媒介将会继续面临通过传播空间塑造社会公正意识的任务;大众媒介是社会安全网的组织要素。转型社会需要建立社会安全网,自由的意见表达是社会安全网组成部分。”等等。有学者评价该书是“一本深思熟虑、不乏真知灼见的专著,具有开创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此书的研究写作检验了一个学者的学术素养,而我们则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一种责任,听到了一个学者为时代前进呐喊的声音。美中不足的是,理性的广度与深度不能二者兼顾”。

媒介公信力与媒介伦理建设。媒介影响力与公信力在最近几年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密切关注,“中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与公信力研究”被立为2004年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2006年主要新闻传播类期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达上百篇之多。何谓媒体的影响力、公信力,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不仅需要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概念的厘清,而且需要建构一个科学合理的测评体系。张洪忠的《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研究》与靳一的《大众媒介公信力测评研究》颇具代表性。张洪忠博士的《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研究》,首次对公信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梳理与探讨,对媒介公信力的中英文概念及其相关概念关系作了基础性的界定,第一次从横向的跨地域差异和纵向的制度和社会变迁角度,来对媒介公信力的判断纬度和影响因素作了探讨,对一些建立在西方社会基础之上的分析理论提出了新思考,原创性地提出了基于我国现实的媒介公信力判断纬度的理论假设和媒介公信力构成模式,全面分析了媒介公信力对媒介功能的影响。另一本是靳一博士的《大众媒介公信力测评研究》,该书也对媒介公信力概念进行了探讨和界定,但重点在于探讨公信力测评指标的建立。这两本著作均采用了文献法、问卷调查法等实证研究方法,为媒介公信力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研究范例。

商娜红的《制度视野中的媒介伦理:职业主义与英美新闻自律》,引用制度伦理的研究成果,以新闻自律为研究对象,对新闻职业主义、制度伦理与新闻自律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分析;新闻业自律观念和机制的历史演进,新闻自律的理论背景和制度背景进行了阐释。作者认为融合了职业理念、道德规范和话语实践的新闻自律是新闻职业发展的内驱力。作者指出,21世纪新闻职业将面临垄断控制、职业角色缺失等伦理挑战。该书虽然以美英新闻伦理为研究对象,但为建构新世纪中国自己的新闻伦理体系和新闻自律机制提供了理论对策,为解决新闻界长期困扰的职业道德难题提供了现实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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