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传播的心理流变与形成机制
余秀才 涂卫宁
作者简介 余秀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涂卫宁,湖北卫视总监助理,主任编辑,研究方向为影像传播与新媒体研究,E-mail:syyx1111@yahoo.cn。
本论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舆论传播与引导研究”部分研究成果(批准号11CXW019)。
摘 要 本文以勒温的场域理论为指导,分别从网络舆论形成的心理场、网络舆论背后的个体心理失衡与媒介表达、从个体到群体的心理流变及群体心理的形成、网络舆论中网民的媒介期望与心理均衡四个方面论述了网络舆论形成的心理机制,认为在网络舆论形成的心理场中,网民由社会事件引起个体心理失衡,并进而通过网络媒体的互动交流形成群体心理,通过寻求网络媒介的舆论表达,逐步达到心理均衡,是网络舆论形成的重要心理动因。
关键词 网络舆论,网络舆论场,心理机制
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网络舆论的影响与作用广受社会关注,如何从心理角度着手探寻网络舆论背后的潜在动因,成为研究网络舆论的重要径路。众多网络舆论事件,如史上最毒后妈虐童事件、唐骏学历门事件、“我爸是市长”事件,信手检阅,都可以从中体察出引爆舆论的心理张力与动因。本文试图从观察个体心理到群体心理流变着手,分析网络舆论形成的潜在因素、心理机制与深层动因。
一、网络舆论形成中的心理场
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勒温的心理场理论认为,人的任何一种行动都是场的产物,人的一切行为都随着个体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里的环境是指心理环境。作为网上言论行为,网络舆论同样如此,它是网民在特定环境下的产物,这个环境就是心理场。对网络舆论心理场解读,可以借鉴勒温的心理场理论,因为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从心理层面分析传者的行为动因需要很好的释义理论与方法,而勒温的心理场理论恰好为指导心理行为研究打开了大门。
勒温认为,通常心理生活空间中的各区域保持着平衡的状态,一旦受到刺激,便会打破这种平衡,让个体由于某种需要而产生紧张,紧张产生后,在个体心理就会引发一种张力。为了恢复平衡,就会在心理环境中寻求能满足需要的目标并释放能量发动行为去达到目标,如果这种目标能满足需要并消除紧张,就会有正向效应并吸引个体;如果这种目标不能满足需要并消除紧张,就会引起个体的排斥。
勒温场论直接启示我们,网络舆论在发生时存在一个心理场,即心理环境,不同个体与不同群体间的心理场因时因地各不相同。网络舆论中许多网络情绪化言论就是网民面对突发事件刺激后产生紧张、引发心理张力、释放张力再产生心理平衡的过程。面对同一事件,在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心理大致相似的网民会逐渐形成一个群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实现由个体心理向群体心理的转变。
当然,勒温理论指引下的网络舆论心理场不仅单指由个体形成的个体心理场,还指群体之间、群体与环境之间形成的群体心理场。在群体心理场中,群体情境不同,网民网络舆论行为也各不相同。这样,网民、群体、网络三者融为一体,面对不同的事件,形成不同的心理场,从而也产生不同的网络舆论行为。因此,对网络舆论心理场的研究,需要从个体心理特征、群体心理的形成等不同方面进行分析。
在突发网络舆论事件中,这种心理场明显存在。近期在温州“我爸是市长”事件中,温州90后小青年在撞人后高喊“我爸是市长”,在微博等新锐媒体助推下,随着网民的心理变化掀起阵阵舆论风潮,诠释了网络舆论形成中草根群体的强大心理张力。唐骏“学历门”事件同样如此,由于对各自角色认知的差异,出现了名人方舟子与唐骏关于学历真假的博弈;事件发生后,大批网民出于不同的心理动因纷纷加入网络论争,形成一个特定的网络舆论心理场。在这个网络舆论心理场中,网民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论战,既释放了张力,让心理趋于平衡,又从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网络舆论的形成。
二、网络舆论背后的个体心理失衡与媒介表达
网络舆论事件生后,网民的心理失衡主要是由于认知不协调引起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认为:人们常常暗示,有时也明确指出,个体追求自身的内在一致性。对一个人来说,发生了新情况或知道了新信息,他们同已有的知识、观点,或与行为有关的认知产生了至少暂时的失调。即使不出现新的、不可预见的事件或信息,日常生活中,失调的存在也是显而易见的。[20]出现心理失调后,一般人会通过相应的行为或态度改变来恢复心理平衡。网络的出现,网络舆论成为人们释放内心张力、恢复心理平衡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网络舆论行为中,虽然绝大多数网络舆论事件并不和众多的网民直接相连,但当事件发生时网民依然会产生心理失衡。这种失衡分为三类:一类是网民产生自我价值冲突与角色冲突,即个体的社会身份面临威胁而心理失衡。通过移情与联想,网民很容易把网络舆论事件同自己曾经或正在面临的身份威胁相关联,从而产生心理失衡,因此需要在网上发泄情绪、宣泄观点,通过掀起的舆论风潮来弥补心理的不和谐。一类是由网民的各种需要难以得到满足引起的,同样需要在网上通过舆论行为来达到满足。
这两类个体心理失衡在唐骏学历门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事人一方的唐骏在假学历事件发生之前之后都存在对自己角色认知的失调,早在20年前,唐骏至少对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现状与角色不甚满意,因此争议中的假学历——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及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就成为能为其增光填彩的“皇帝新衣”。“学历门”事件发生后,“打工皇帝”唐骏的心理更加失衡:“一个小小的20年前的学历问题居然成为了中国一周持续的最大新闻,要么就是我太出名,要么就是中国实在没有新闻。”从其话语,可见他仍未认清事件所牵涉的社会诚信本质,不平心态十分明显。当事人另一方的方舟子显然也存在角色认知心理失调问题,历年来方舟子都作为“打假卫士”出现,当其发现如此高调的“打工皇帝”竟学历造假时,必然会产生维护社会公义的强烈打假心理,当其将相关信息公布在微博上时,一场关于社会诚信价值标准的大讨论也由此在网络展开。在唐骏“学历门”事件中,一般网民的心理失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好奇心理、逆反心理与焦虑心理,并且随着事件争议的发展,这三种心理层层递进。一直受人崇拜的“打工皇帝”竟然学历造假,必然波及网民的平和心态,激起广大网民的好奇心理。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人们在表面上崇拜偶像,但在潜意识中却希望打倒偶像。每个人都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社会性冲动。”显然,在短暂的好奇心理之后,随着唐骏“学历门”事件的发展与明了,广大网民或多或少开始对涉嫌造假的“打工皇帝”产生逆反心理。在好奇心理与逆反心理基础上,网民心理进一步失衡,这种失衡表现为对社会诚信标准的丧失、社会核心价值失落的焦虑心理。网上流传甚广的一个段子说:唐骏事件,在美国,他要辞职,100个人只有一个价值观——诚实;在日本,他要谢罪,100个人只有一个价值观——担当;在中国,他要狡辩,100个人有100个价值观——他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段子一方面反映了网民的无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广大网民对社会价值观裂缝与信仰失落的焦虑与不安。
网络舆论事件中,网民个体心理失衡的第三种类型是网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认知偏差造成的,这种失衡主要显现为个体的自我服务偏见,并且多表现在网络舆论当事人身上,而且这类人一般社会政治、经济地位良好,如官员、富有阶层等。但偏见的倾向过大,会造成自己心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偏差,从而引发矛盾。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因为具有自我偏见倾向的人很多属于社会公众人物或上流阶层,其行为立马会引发网络普遍关注,进而造成公众的心理失衡,许多网络舆论就此产生。
如2008年,辽宁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因不满对自己的报道,直接派警察进京抓记者,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事后张志国被免职。张志国之所以敢如此猖狂,就因为自己是一方父母,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可以管空气,在巨大的权力带来的自由面前,形成了自我服务偏见心理,认为自己干什么都是对的,有半点对自己批评的声音便是诽谤,可以把批评者“绳之以法”,浑没想到作为社会管理者和社会公众人物,自己有接受批评与监督的义务。在此之后,又陆续发生了河南灵宝的跨省追捕事件,湖北省郧西县就又出现“跨地追捕”事件。同样的事件屡屡发生,可见不是法律问题,而更多的是许多官员在自我服务偏见心理作祟下,个体心理失衡导致的结果。
三、从个体到群体的心理流变及群体心理的形成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网络舆论的力量在于群体的力量。群体动力学家肖认为所有的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点:群体成员间存在互动。因此,他把群体定义为两个或更多互动并相互影响的人。[21]受到肖定义的启示,我们认为,网络舆论群体是指以网络媒体为中介,通过网上互动交流发表对现实或虚拟生活事件看法的群体。在网络舆论的心理流变中,通常会经由个体网民的群体追求形成网络舆论群体,进而形成网络舆论情境,在网络舆论情境中诞生群体从众心理乃至极化心理,最终孵化出影响巨大的网络舆论。
人是群居动物,人对某种群体往往会孜孜不倦地追求。如果人们在个体特征方面没有突出的优势,就会通过加入并突出自己的群体,来获得自尊与快感。塞奇·莫斯科维奇在论述群氓的时代中认为,在印刷技术发明后,报纸把“公众”变成“群体”的替代品。网络媒体出现后,便捷的信息发布渠道让作为受众或传者身份的网民在网络上加速形成不同的群体。如在纷纭的网络舆论情势中,网上众多的草根群体有的会加入表征为爱国主义的群体,有的会加入表征为正义的群体,通过群体认同与加入,为自己寻求群体特征方面的安慰与快感。
勒庞认为,“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加入群体的人,无论文化程度如何高低、地位如何悬殊,在心理上都没有多大差别。网络舆论群体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个体理性的丧失与智力的低下,勒庞在研究大众心理学时始终认为,加入群体后的个体,在理性与智力水平上明显低于个体的平均水平。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其隐匿特征更有助于网络舆论群体褪掉个性色彩,仿佛给众多网民穿上了一件“匿名制服”,使得网民在现实社会中不敢说的话、不敢讲的事,都可以在网络上无所顾忌、.所欲言。同时,加入网上规模庞大的舆论群体,每个身穿“匿名制服”的网民更有一种安全感,法不责众的心理与自我表达的愿望,会让网民个体在网络舆论群体中更加失去自我,陷入群体的“舆论狂欢”。
网络舆论群体形成后,会形成网络舆论的群体情境,置身其中的网民个体都会受到群体情境的影响。这里的群体情境就是勒温所讲的心理环境,不过它是一种群体心理环境,群体中个体行为无形中会受到群体情境的影响,群体情境会对群体中个体造成极大压力。
网络舆论情境对网民个体的影响与压力主要是通过暗示进行,通过暗示,群体情境实现对网民个体意识的驾驭与控制。身处某一舆论情境中的网民个体,会情不自禁地受到群体情境所暗示的感情与行为影响,丝毫不会理性去考虑对错和理由。在论述暗示作用时,塞奇·莫斯科维奇把群体暗示的影响同个人神经症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偏爱既定或回避思维逻辑。在群体暗示中,群体急切地屈服于群体或者领袖的权威,顺从于他们的言行与指点。期间,个体在心理上也许会有挣扎与抗争,但在群体情境的巨大魔力下,个体大多会成为群体观点暗示的“羔羊”。网络舆论中的很多案例都佐证了群体情境的威力。以2010年3月8日发生的冬奥会冠军周洋感谢致辞风波为例,周洋冬奥夺冠后第一时间发表感言“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此话感动了很多人,但有媒体报道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在两会讨论发言时批评周洋没有先说感谢国家。于再清的言论在网上激起热烈反响,舆论一边倒支持周洋,批评于再清。在众多网络舆论群体中,虽然网民的言论风格迥异,但在相同的群体情境中受到的暗示都是一样的:于再清虚假、官僚、愚蠢、不称职。可见在网络舆论心理场中,群体情境对置身其中的网民个体会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网络舆论群体中的个体受群体情境影响,受暗示的催眠感染作用,在此后的网络舆论行为中会形成群体思维。所谓“群体思维”,指的是一种群体决策时的倾向性思维。例如百度贴吧中关于周洋夺冠挨批的帖子,从始至终大多都是批评于再清、褒扬周洋,因为百度贴吧的前20个帖子形成的一致意见,已经让白山吧形成了“批于褒周”的群体思维,参与其中的群体很难摆脱这一群体思维的影响。
在网络舆论群体情境下,网民表现最突出的两种群体心理是从众心理和群体激化心理,以及由此产生的从众行为与极端行为等。
网络舆论事件中的从众心理,是网民在群体情境下受暗示影响所表现出的特征。网络舆论的从众心理在行为上表现为认同与模仿,认同又分对自己认同和对别人认同。在网络舆论行为中,网民个体如果发现别人的观点同自己相似,或者别人积极符合自己的观点,便会产生对自己的高度认同心理,这种认同会给自己带来莫名的喜悦。对别人的认同则比较复杂,网络舆论行为中个体因为群体心理情境的压力会采取对主流观点的认同,在沉默螺旋的威力下,这种认同是为了得到群体奖励或避免惩罚。对他人的真心赞誉也会产生认同,产生这种心理认同的网民是网络舆论群体意见的核心群体。在态度上产生认同的网民,在网络舆论接下来的活动中会实施模仿行为,这种模仿行为也叫从众行为。模仿的方式并非亦步亦趋,有时网民的言论尖刻、有时幽默、有时正话反说、有时反话正说不一而足,但核心意思都大同小异。
与网络舆论群体的从众心理相比,群体极化也是其心理的一种通常表现。很多社会学家,如斯梅尔赛、罗伯特·帕克等将群体极化定义为积聚行为或集体行为,认为是社会互动的结果。而心理学家则更多从群体心理角度来解读这一群体行为,网络舆论中的群体极化行为也充分验证了这些心理学家分析的特点,在行为上表现为冲动、偏执与暴力。如史上最毒后妈事件,此事经电视台报道后,网上的舆论群体丝毫没有怀疑就立刻掀起网络声讨大行动,并把事件中的后妈冠名为“史上最毒后妈”,可见冲动正是网络舆论群体激化行为的本色。又如2008年的王千源事件,在美国留学的青岛女子王千源发表的言论引起网上一片骂声,王千源为自己辩驳的言论不但没有得到网友的谅解,反而又招来网友更大的反弹,网友直指其为汉奸并结伴到其父母住地进行辱骂,而对王千源关于事发当初的原本陈述已经没有网友愿意去理性地辨别与思考了。王千源汉奸言论固然不对,但是她说话的机会还是应该给的,然而在网络群体极化思维下,这显然很难做到。
网络舆论群体极化行为往往演化为暴力行为,网民于是演化为暴民。2007中青报开展了一项在线调查(3226人参与),问题是,“您认为下面哪些是‘网络暴民’的典型特征?”显示结果如下[22]:
表1 网络暴民特征
网民之所以会出现上表的诸多特征,是因为处在群体极化中的网民,会产生心理学中所谓的虚假普遍性,即认为更多人会像自己一样思考问题。因此在群体行动中会表现得比单个人时更加无畏和勇敢,过激行为也往往在这种情景下发生,而且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
四、网络舆论中网民的媒介期望与心理均衡
从勒温的心理场理论我们知道,人的心理平衡一旦打破,就需要相应的行为手段释放张力来进行心理补偿。网络舆论事件发生后,网民通过网络舆论来恢复心理均衡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网络媒介的使用,二是寻求他人的认同。
从传播学角度看,媒介的使用与寻求媒介认同,实质是恢复心理均衡的一种媒介满足。对此,帕姆格林和雷伯恩提出了一个媒介“期望价值”模型,图示如下:
图1 “期望价值”模型
资料来源:丹尼斯·麦奎尔:《受众分析》
模型中各变量关系如下:
GSi=biei
其中,GSi从某一媒介对象X(媒介、节目、内容类型)中寻求的第i个满足;
bi=信念(主观可能性):相信X具有某种特质,或者与X有关的行为将会带来特定的结果;
ei=对某一特质和结果的感性评价[23]
这里,帕姆格林和雷伯恩所谓的“期望价值”,是指一般民众对利用某种媒介为自己带来某种满足或有利结果的一种心理期待。对于网络舆论事件,这个模型说明:众多心理失衡的网民相信利用网络媒介在网上发表言论,会释放自己的社会压力或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如果言论能在网上形成主流舆论,进而引起社会的注意,对促进事件的解决有帮助作用,就更能增强网民的自我满足感。如果言论效果一般,网络媒介对自己的心理弥补没有多大帮助,将会产生消极情感,并在今后的网络舆论事件中更倾向于不作为。
从唐骏“学历门”事件,我们可以明显察觉帕姆格林和雷伯恩的“期望价值”模型在网民言论中的存在。下面以唐骏“学历门”事件为例,从媒介的选择与媒介利用过程两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从媒介选择看,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众多媒介中,由于网络媒介即时、便捷、互动及传播广泛等特点,在媒介使用的“期望价值”上便成为网民观点表达、信息传播的首选。唐骏“学历门”事件中,方舟子一开始就利用微博这种“短、平、快”武器,向“打工皇帝”唐骏发起进攻,质疑其博士学位的真伪;唐骏也迅即在自己的博客中做出回应,并贴出自己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历证书。“学历门”事件中,当事人双方都不约而同选择网络媒介作为论争的战场,充分表明他们对网络利用上的价值期待。
对于“学历门”事件中的一般网民,网络无疑更是他们实现媒介使用价值期待的首选。因为从把关、开放、互动、沟通等方面看,传统媒体皆存在先天性不足,而网络媒体能给一般民众提供一个言论自由广场,让网民享有平等交流的话语权。
在唐骏“学历门”事件中,网民利用网络言论释放压力、恢复心理均衡分为两个过程:首先,唐骏与方舟子各自的拥趸与粉丝最先被吸引加入“战团”,通过网络言论力挺自己的偶像。唐骏方的代表有地产大亨禹晋永、香港财经作家杨卫隆及部分网民,方舟子一方代表为司马南、一些媒体评论家及部分网民,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学历与能力谁更重要上。随着论争的发展,越来越多原本与事件毫不相干的网民相继加入,论争的焦点也从学历与能力之争转入到社会功利标准与社会诚信标准之争。信奉能力与功利标准、力挺唐骏的网民同信奉社会诚信价值标准、力挺打假的网民,利用BBS、博客、微客、即时通讯等工具发表言论,在网上进行了持续一周左右的激烈论战。基于对传统道德沦落、诚信价值标准丧失的焦虑心理,呼吁社会诚信价值标准的网民愈来愈多,从而在网络舆论心理场中形成一个强势群体心理情景。在群体心理情景下,持功利能力标准的网民声音逐渐式微,而拥护社会诚信价值标准的网民则越来越多,最后形成反对造假、呼吁社会诚信的强大舆论呼声。
当然,在唐骏“学历门”事件中,并非所有网民利用网络媒介获得了自己的“期望价值”,换句话说,并非所有网民都能通过网络发言获得心理均衡与满足。从最后形成的网络舆论看,支持唐骏、持功利价值标准的网民在心理上并没有弥补或完全弥补自身的心理失衡,有的心理失衡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但总体看,大部分因唐骏“学历门”事件而产生心理波动的网民,基本上都通过网络舆论言论手段达到或部分达到了心理的慰藉与均衡,也获得了预期的媒介使用“期望价值”。
五、结 论
对于网络舆论而言,正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E.M.罗杰斯所说,在传播中表现为“认识既是传播的结果,又是传播的起源。在你心中的业已是获得的传播的结果,你告诉其他人的东西是来自同一心灵的内容——这些内容正经历变化,并相互发生作用。”[24]网络舆论事件的爆发看似诸多因素所致,但在其潜在方面却是由众多网民内心失衡所产生的张力推动所致。结合唐骏“学历门”事件,从心理角度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网络舆论形成的心理机制:
网络舆论的形成存在一个网络舆论心理场,社会事件发生后,受事件影响,网民会产生心理失衡,众多心理失衡的网民个体借由网媒载体进行互动交流,并在互动交流中形成网络舆论的群体心理情境与群体从众心理乃至极化心理,群体心理会产生更大的心理张力与心理失衡,使得网民更倾向于借助网络媒介、利用言论手段纾解心理张力、恢复心理均衡,这既是网络舆论形成的重要心理机制与原因,也是网民网络媒介使用的重要价值期待。从网络舆论的强大影响与传播效果看,网民对网络媒介的“期望价值”必然会越来越高,这也部分解释了当下中国网络舆论事件此起彼伏的原因所在。
On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s and Compositive mechanisms of public opinion on internet
Yu Xiucai Tu Weining
Abstract:Based on Lewin's field theory,the thesis elaborate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in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 on inter-net on four aspects:psychological field of public opinion on internet,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and medium expression behind public opinion on internet,psychological changes from individual to group and the formation of group psychology,internet users'medi-um expectation and mental balance in public opinion on internet.Ac-cording to the article,social events stimulate internet users'psycho-logical imbalance,internet users form the group psychology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nline,seek to opinion expression on internet and a-chieve the mental equilibrium gradually,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internet opinion.
Keywords:public opinion on internet,the field of public opinion on internet,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注释】
[1]王治柯(1999),《福柯》,第15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数据来源:新浪微博,统计时间:2010年4月28日。
[3]数据来源:新浪微博,统计时间:2010年4月28日。
[4]Fernback,J.(2007).Beyond the diluted community concept:A symbolic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on online social relations.New Media&Society,9(1),49-69.
[5]Katz,D.(1960).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ttitude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24(2),163-204.
[6]Daugherty,T.,Lee,W.-N.,Gangadharbatla,H.,Kim,K.&Outhavong,S.(2005).Organizational virtual communities:Exploring motivations behind online panel par-ticipation.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0(4).
[7]Ling,K.,Beenen,G.,Ludford,P.,Wang,X.,Chang,K.,et al.(2005).U-sing social psychology to motivate contributions to online communitie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0(4).
[8]Lampel,J.&Bhalla,A.(2007).The role of status seeking in online communi-ties:Giving the gift of experience.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2(2),434-455.
[9]Uwe,M.(2009).A theory of relational signals in online groups.New Media& Society,11(3),375-394.
[10]Honeycutt,C.(2005).Hazing as a process of boundary maintenance in an online community.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0(2).
[11]Joyce,E.&Kraut,R.E.(2006).Predicting continued participation in news-group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1(3),723-747.Wise,K.,Ham-man,B.,&Thorson,K.(2006).Moderation,response rate,and message interactivity:Features of online communities and their effects on intent to participate.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2(1),24-41.
[12]Honeycutt,C.(2005).Hazing as a process of boundary maintenance in an online community.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0(2).
[13]Olson,Jr,M.(1965).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New York:Schocken Books.转引自Uwe,M.(2009).A theory of relation-al signals in online groups.New Media&Society,11(3),375-394.
[14]Komito,L.(1998).The net as a foraging society:Flexible communities.The In-formation Society,14(2),97-106.
[15]Michelle,M.Kazmer.(2007).Beyond C U L8R:Disengaging from online social worlds.New Media&Society,9(1),111-138.
[16]Lee,M.,O'Shea,T.,Fung,P.,&Spears,R.(1992).‘Flaming'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Observations,explanations,and feedback.In M.Lea(Ed.),Contexts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pp.30-65).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McLaughlin,M.L.,Osborne,K.K.,&Smith,C.B.(1995).Standards of conduct on usenet.In S.G.Jones(Ed.),Cyber Society(pp.90-111).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均转引自Wise,K.,Hamman,B.,&Thorson,K.(2006).Moderation,response rate,and message interactivity:Features of online communities and their effects on intent to participate.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2(1),24-41.
[17]Joyce,E.&Kraut,R.E.(2006),Predicting continued participation in news-group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1(3),723-747.
[18]Uwe,Matzat.(2009).A theory of relational signals in online groups.New Media&Society,11(3),375-394.Morrill,C.(1995).The Executive Way.Conf lict Manage-ment in Corporations.Chicago,IL: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Xie,B.(2008).Multimodal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among Older Chinese Internet User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3(3),728-750.
[20][美]利昂·费斯廷格(1999),《认知失调理论》(郑全全译),第1、3-4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1][美]戴维·迈尔斯(2006),《社会心理学》(张智勇、乐国安、侯玉波等译),第209页。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2]谢小亮(2006),“六成多网友认同主观恶意是网络暴民首要特征”。《中国青年报》,2006年9月18日。
[23]丹尼斯·麦奎尔(2006),《受众分析》(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第9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4][美]E·M.罗杰斯(2002),《传播学史》(殷晓蓉译),第33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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