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新闻评论的采访与写作

第四章：广播新闻评论的采访与写作

“言论是媒体的旗帜”。这样的观点，不但为纸质媒体所称认，亦为电子媒体所认同。眼下，无论是早报、日报、还是晚报，亦或是杂志周刊都会有评论的一席之地，有的报刊甚至还开设评论专版和专家论坛，使言论真正成为了一面彰显自家独特观点的旗帜。

前边，我们在说到新闻时，就曾讲过这样的定义：“所谓新闻，就是报道和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而新闻评论正好可以有效地使用这样的手段，以影响舆论。这也正是“言论是媒体的旗帜”的含义所在。

说起来广播中的评论，有带音响的和不带音响的之分。

不带音响的评论有：本台评论员文章、本台短评和编后话等，这一点与电视节目中的评论种类相近似。恕我直言，目前电子媒体为言论所设置的平台还较狭小，言论所应具有的旗帜引领作用，发挥的也不够明显。就拿编后话、本台短评和评论员文章来说，就是目前广播新闻节目中的一个短板。

恕我直言，在天津电台的中、青年编辑记者中，能在每天新闻编排时写好短评和编后话的快手并不多见，能写出评论员文章者更是寥若晨星。其实，每天新闻节目中的短评和编后话，并非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整个节目的点睛之笔，能够非常显现突出旗帜作用。故笔者建议，今后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尽快提升中、青年编辑记者的思想、文化素养及文字书写水平，力争多出快出擅写评论的高手。

带音响的评论有广播（录音）评论、广播（录音）综述和广播（录音）述评等多种形式。目前，在不少广播台的新闻节目中，广播新闻（录音）述评是采用较多的一种新闻样式。

所谓广播新闻（录音）述评，就是运用音响和夹议夹叙的方法，对某一新闻事件，进行事实描叙和观点阐述的论说性文体。以笔者的经验来看，广播新闻（录音）述评，大多采用先叙后议的方式（有时亦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来展示稿件内容，它兼有新闻和评论的特点，对某一新闻事件进行展开、解读和点评。下面这篇述评曾获得2003年度中国广播影视新闻大奖二等奖（现改为提名奖）和天津市好新闻二等奖，但这并不是该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它更多体现的是记者的一种社会责任。一篇好的新闻述评，应发挥提升受众认知力、思辨力和行动力的作用：在天津极度缺水，国家投入巨大财力人力引滦入津后，又不得不第八次引黄入津来为城市解渴，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水洗车为何还要遭遇尴尬呢？”下面的这个报道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权威的回答：

播听众朋友：天津是资源性缺水城市。1997年以来海河流域已连续7年干旱，今年9月21日是引滦入津20周年纪念日，至今引滦工程已向天津输水160亿吨，但就在这一天因用水再度紧张，本市又不得不第八次引黄。有鉴于此，有关部门曾一度叫停了洗车业。此前，天津在全国率先把使用中水列入洗车业的准入条件之一，但《中水洗车办法》实施三年来却举步艰难。来听本台记者刘明泉、胡月、叶杉撰写的新闻述评《中水洗车为何遭遇尴尬？》

2000年天津出台了《天津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明确了26项节水措施。按照市政府关于机动车车辆清洗工作的要求，转年天津又启动了《中水洗车办法》，严格规定了洗车业的开办条件和水质标准。所谓中水，就是可以利用的再生水。对于天津这样一个水源极度短缺的特大型城市来说，使用中水的确是个节源开流的好办法。那么，三年来它在全市实行的如何呢？记者对位于天津市中心，一个挂着“中水洗车”大字招牌的洗车点，进行了暗访：（出录音：记者：您这洗车是中水吗？洗车工：不是！记者：不是中水？不是说都用中水洗车吗？洗车工：到哪儿都说是，其实没有多少用中水的。记者：那这设备不是白买了吗？洗车工：不买设备不给起照！设备到查时才用了。记者：哪查呀？洗车工：“节水办”！）

为了珍贵的水源，我们宁肯相信他是随意乱说。但此后记者随同市“节水办”对洗车点的几次突击检查和独自采访，却偏偏印证了那位洗车工的话：在南开区的一个洗车点，我们发现洗车工直接把水管接到了自来水龙头上，旁边是一台已经锈蚀了的中水洗车设备，不管他怎么摆弄，就是流不出水来。在河东区一家挂有“天津市中水洗车保洁业用水资质单位”的洗车点，看到检查人员来到，洗车工赶忙停止洗车，当要查看中水设备时，他们竟不知放于何处。在河北区一家挂着“中水洗车”招牌的洗车点，老板娘直言不讳地说：买中水设备,就是为了拿到一块“天津中水洗车”的铜牌好开业。

依据相应的法规要求，洗车业要有工商执照、市容运营证和中水资质合格证在内的三证才能营业。从上面的事实看，中水洗车设备实际上成了行业准入的敲门砖。那么这块敲门砖又是从哪儿获得的呢？天津市容环境管理委员会的一位干部告诉我们：（出录音：目前天津中水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纪庄子水厂；一个是使用简单设备生产的：清华德人，可丽宁等，都通过“节水办”审批。也就是说中水的这两个来源都由“节水办”掌握。要申请洗车点就到“节水办”买一个中水设备，说是用它可以处理污水。）对于扔了敲门砖，继续使用自来水的，水政执法人员，有时也会处罚一下。可正因为有了这块敲门砖，一些洗车点才能堂尔皇之地进行违规操作。因此当水源紧张时，就突击检查一下的办法，其实效果很不理想，对此市节约用水办公室负责人刘志达予以认同。明明是中水洗车成本低于自来水，那么洗车点为什么放着花大钱买来的设备却闲置不用呢？刘志达解释说：

（录音：在用水问题上，有时设备生产不出来，不如自来水来的快。原则上冲车点不允许再用自来水，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水表，隔着围墙引个管子过来你说罚多少钱吧？现在不好管！）

对洗车点违规操作“没有约束”是不能为还是不愿为呢？既然已知洗车点从别处引用自来水洗车，那么掐断其外来水源，让他们安个水表把其生活和生产用水区分开，有效地进行监控又有何难？作为主管部门可以指令人家购买几万元的洗车设备，为什么就不能让他按个水表呢？至于录音中说的“有时生产不出来”的中水设备，对推动中水洗车的作用如何，已不言自明。

洗车点花大钱买来设备却闲置不用，其中有管理的疏漏，设备质量原因，也有水价格调控问题。目前天津的经营服务业用水价格由2元调到了3元，以此来计算：1立方米水可以洗5辆车加上电费和用工成本，每洗一辆车的成本不过1元。这样的调控力度还不足以对使用自来水的洗车点产生挤出效应；而对某些洗车点使用价位更低的民用水“没有约束”，更帮助其摆脱了价格调控的轨道，形成了暴利经营。这样《中水洗车办法》的贯彻，不节节受阻才怪呢？。

当然中水洗车之所以遭遇尴尬，也与人们对水危机估计不足和用水观念上的误区有关。谈到这一点，天津中水公司总工程师唐福生说：

（出录音：由于中水大规模地普及还是第一次，社会对再生水的概念意识不够，用户没认识到用中水的优势，所以不太放心。认为这个水是从污水里来的不干净还有味。实际上我们处理出来的水用肉眼看跟自来水是分不出来的，而且浊度比自来水还要小一点，没有重金属，使用是非常安全的。刚开始普及中水，管网铺设少，用起来不太方便，价格优势不明显也是个原因。）

据统计，眼下天津的机动车已达90多万辆，洗车点400多家，按每洗一次洗车用水240升计算，耗水量是十分惊人的，况且随着汽车进入家庭，这个数字还会急剧剧增。与此同时，天津中水公司每天生产再生水5万吨，以后还要在咸阳路、双林、张贵庄等地再建六个再生水厂，日产中水将达到30多万吨，但中水的市场开发前景却并不乐观。所以，如何让主管部门和有车一族，尽快增强水资源短缺的危机意识是当务之急。当然随着大家的观念转变，有关部门应尽快建立一个规范的、有规模的产销链条和各种水源的价格调空机制，以保证中水洗车实施到位。

节水是涉及城市经济平衡发展和市民生存质量的大事，切不可当作儿戏，应在制度上予以保证：抓紧《天津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配套法规的制定和相关的制度建设；提高《中水洗车办法》的可操作性和各部门的政策协调性，克服与相关法规抵触的人为因素，以堵住节水管理方面的巨大漏洞和体制上的弊端。不这样，中水洗车所遭遇的尴尬，就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下面这篇新闻述评，依然与水有关，只不过它所表现的问题更加复杂，也更加令人纠结。这个问题笔者和几个合作伙伴，曾关注了很多年，也追踪调查了很多年。通过深入采访，我们发现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也积累了大量新闻素材，通过裁减这些素材乃至完成稿件，都直接表达了记者的切身感受和对事实的判断。这或许正是形成一篇新闻述评所必需的——它准确表现了记者对某一事件的预见性。

正是基于对新闻事件充分了解和较为准确的判断，我们这篇报道的导语是这样书写的：今年盛夏刚过，有关部门公布了这样一组数字：在中国有60%以上的城市极度缺水，同时又有60%以上的城市发生内涝，因此如何规模化地利用好雨水，防止城市内涝，就成了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遗憾地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某些城市管理者的关注，两个60%的纠结和博弈依然是个进行时，乃至有些地方酿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悲剧后果。下面来听本台记者刘明泉、王淳和于乐采写的新闻述评——《两个60%的启示》

（以下为音频）

启示一：缺水型城市，暴雨不应成为灾害，多储水，少用水，不仅能有效地缓解水资源的严重短缺，还可以减轻甚至避免城市发生内涝。

今年入夏以来，包括天津在内的全国很多地方雨水都比较大，从北到南，由东至西，暴雨以其独有的方式，给一座座现代化城市留下了深刻烙印。街道成河、汽车没顶、交通堵塞、人员伤亡……内涝似乎已成为我国许多城市遭遇强降雨后的普遍状态。据此，有关部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令人尴尬的数字，近年来全国有60%以上的城市极度缺水，同时又有60%以上的城市发生内涝。

不言而喻，身处这两个60%之中的城市大部分是相互重叠的。而且它们在久旱无雨，供水告急后，往往又会出现旱涝急转，形成严重内涝。今年以来，上海、重庆、南京、武汉、长沙、杭州相继因暴雨积涝成灾见诸报端，甚至连北京、西安等以往较为少雨的大城市也形成了严重内涝。于是，去一些内陆城市看海，到地铁站看瀑布，就成了网络里讥讽调侃的话题。

有关专家说，对于处在这两个60%纠结和博弈之中的中国城市来说，暴雨应是一种珍贵的资源，而不应成为灾害；对于因在自己家门口看海而焦躁的城市管理者来说，内涝散去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迫在眉睫的用水危机。有关专家提醒：用水危机不会因暴雨突至而出现根本性缓解，因此及时地回收和利用雨水，不仅能有效地缓解水资源的严重短缺，还可以降低排水管网的压力，减轻甚至避免城市内涝。

启示二：处于两个60%纠结和博弈之中的中国城市，大多缺乏战略性措施，不但治理内涝的观念不到位，更缺乏将内涝威胁变成资源优势的切实行动。

每一个在都市生活的人，大概都承认下水道已成为现代城市的地下“生命线”。如果它排水效率低以至形成内涝，不仅会影响城市的正常运转，也会给市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甚至会危及生命。对于处在两个60%纠结和博弈之中的中国城市来说，这其实也是在为长期的“重地表、轻地下”的建设观念，为早期管网的低标准建设来还债。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认为，由于一些地方衡量城市发展、考核干部的标准只是经济增速，似乎只有高楼林立、街道宽阔、广场气派、商业繁荣才是政绩，而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统花费多，用得少、看不见，所以肯下力气投资的就不多了。这样大雨一来，排水系统就难免出现“肠梗阻”，形成城市内涝也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是否只要花巨资完善了排水管网，就可以高枕无忧呢？当然不是！有关专家认为，如果在城市系统规划上缺乏整体考虑，单纯依靠排水管道去排涝，并不能根治城市水患。除了提高管道标准以外，更要考虑的是如何恢复与增强必要的雨洪调蓄与渗透功能，尽快形成蓄排结合的综合防治体系。

今年3月国家颁布的“十二五”规划和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合理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所谓雨洪资源的利用，是指对雨水、洪水进行拦蓄，储存，最后满足用水需求。具体地说，城市建设要留出更多的绿地湖泊，以增强城市的雨水吸纳能力。

可现实是，眼下的中国一些城市，坑洼湖淀越来越少，高楼大厦和硬路面越来越多，雨水的吸纳能力自然也就很低了。但在我们天津，却有不少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在有效利用雨水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位于天津滨海新区，校园内有一个占地100亩的景观湖，过去它主要靠地下水来补给，一年仅补水费用就高达20万元。但几年来学院的自来水和地下水指标都已入不敷出，有关部门再也无法保障景观湖的供水了。不久前，一次简单的雨水管改造，让学院开始利用雨水来补充湖面，学院后勤部部长左操告诉记者：

（录音：这个雨水利用运作模式，就是利用校区原有的雨排系统，通过一个主管道通到市政雨排管道，在学校出口的地方设置一个闸，需要雨水补给湖面时就把闸放下去，等湖水达到要求水位时，再把闸提起，雨水就排到了市政管网。这样整个校区的雨水都可以收集到，一学期能节省三分之一的用水量，每年可节省20万水费。）

这个雨水利用系统花费不过5万元，不但每年节省了20万水费，还可为湖里补充4万多立方水，雨水充沛时学院还可利用它来浇灌林木绿地，不但区域生态环境得以大大改善，因暴雨形成的内涝也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

眼下不少城市的绿地面积很大，为了突出景观效果,往往高出地面很多。目前天津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已达10多万平方米，林木覆盖率也达到20%了。从2008年起三年全市共建成各类绿地7800万平方米，而要维护其生长就需要更多的水源保障。经测算，1平方米绿地的年灌溉用水量约为一立方，这样7800万平米绿地的用水量就很惊人了。天津英特泰克灌溉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葛津一，对节约灌溉用水的意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录音：眼下水资源非常紧张，尤其是华北地区已经成了大漏斗，原因就是地下水过度开采，缺水情况非常严重。而整个用水有70%以上是用于灌溉，因此节约灌溉用水比日常节约意义要大的多。）

可若将路边的花坛绿地降到低于地面20—30厘米，就可吸纳200到300毫米的雨水。这样一来不但绿地可以得到及时地浇灌，还能有效地承担排洪滞洪的功能。天津科技大学环境科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建也认为：

（录音：现在我们的绿地设计的很美，为了美观起伏高出地面很多，但雨水一来却无法流进去，这些在园林规划时都是该提前考虑的。在这方面子牙循环产业园就做的不错，他们在一些地方做一些小渠，雨下来让水储存下来，这并不是太难的事。雨水利用，一方面是我们要在经济上调节，重要的是观念问题，要形成一种文化、一种制度。）

据此，李建还提出了多项建议：在今后的城市规划中应尽量把停车场、公园等场所的公共绿地，设计得比临近区域低一些；在地面铺设中尽量使用透水材料，在步行道以下设置渗沟、渗井，在楼门前设置承接雨水的储水罐，同时在立交桥周边修建大型储水设备，多方位地把暴雨蓄积起来，这样就可以减轻城市排水管网的压力，将内涝威胁变成资源优势。

启示三：处于两个60%纠结和博弈中的中国城市，应尽快更新观念，加强治理城市内涝和用水机制方面的法规建设，以实现治理内涝和加快雨水规模利用的双赢；

为了保障天津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正常运转，多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多方协调，先后进行了引滦济津，引黄济津，并积极筹备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国家在这方面的资金投入之大，可以说亘古少有。而另据统计，天津过去30年的平均年降雨量为590毫米，扣除蒸发和渗透量，粗略计算，一年白白流失的雨水就达7亿吨！而全市居民的年用水量不过5.4亿吨，也就是说，每年流失的雨水足够大家用上一年多。这些数据表明，雨水利用不但很必要，而且刻不容缓，天津市水利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万日明算了这样一笔帐：

（录音：每年可以产生的降水量可达到1个亿，可以说雨水利用是大有可为的，技术上也是成熟的。我算过一个账，建100方的雨水工程所需要成本1平米只有三、四十元钱，成本还是很小的，雨水水质却是很不错的。用于灌溉、冲厕都可行，还可以改善河道水环境。）

万日总工程师据此认为，处于两个60%纠结和博弈之中的中国城市，在治水和用水方面都应该及时更新观念，而我们天津在雨水利用方面不但起步较早，成效也比较显著。到目前，全市建成的大、中、小型雨水利用工程已多达2万处，雨水资源利用能力超过10亿立方，相当于天津水资源总量的1/3。比如本市河北区仓联庄地道泵站就是一座典型的雨水泵站，每天抽取上来的水主要是来自地表雨水和地下渗出水，冬季达150方，夏季则达到300方。泵站以前将抽取的雨水直就接排到新开河里，不仅耗费了电能，还浪费了水源。日前，市排水三所与安邦科技公司合作，建起了这座雨水处理实验基地。他们引进膜处理技术和最新的催化氧化技术对雨水进行处理，水质要高于一般意义上的中水，并节约了大量水资源和用电成本。天津安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冲介绍说：

（录音：我们所管辖的地道都有这种泵站，雨季水多呢，聚集到一定程度就要排掉，完全没有价值了。这种水要是处理一下再利用还是有价值的，达到甚至超过了中水标准，喷洒、绿化、冲车都可以满足要求，可要是用自来水就太浪费了。）

仓联庄地道泵站的成功经验，告诉人们雨水利用成本其实很低，这方面技术也是成熟的，或许我们需要的只是坚持下去，并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团体来参与。

正如7月18日《人民日报》文章所言：“全国62%城市内涝，折射出城市管理者急功近利的发展理念和政绩观。”因此可以说，面对内涝，处在两个60%纠结和博弈之中的中国城市，不能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老天爷造成的，怨天尤人于事无补，而不能合理地利用又会造成越来越明显的旱涝分化，给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带来极大危害。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认清城市水患的风险分布特性与演变趋向，对城市内涝和用水危机相博弈的局面进行科学治理，建立起一个具有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护成本低廉的雨洪管理基础设施，并进而在用水观念上形成一种文化。可以说无论是天津的生态城市建设，还是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存安全，都需要这样的文化支持。

由于我们对当代城市建设的新理念和新技术了解不多，很多人都非常羡慕伦敦、巴黎的地下水道宽敞的可以开汽车。殊不知，这样的城市排水理念，早已被人家所摈弃。眼下在一些发达国家，已将防止城市内涝和水资源利用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比如在美国，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和治理措施都规定的相当详尽，一些州甚至还制定了非常具体的《雨水利用条例》，规定所有新开发区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曾制定过《防洪法》，却在防止城市内涝和滞洪蓄水方面形成了法律空白。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100多年后的今天，重温大文豪雨果的这句名言，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在破解城市内涝顽疾的道路上，或许我们最缺的不是资金和技术，而是观念的更新和文化、法制建设。作为率先发展的天津，应及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快制定一个地方性法规，以力促形成一个完善、科学、前瞻的防止城市内涝和雨水利用系统，为天津这个北方经济中心的快速发展和百姓福祉提供永不枯竭的血脉，这或许正是两个60%带给我们的有意义启示。

或许我们在稿件中，还无法把上述的启示说透：要解决众多城市的内涝难题，不应只靠铺设大直径排水管道，建大型泵站和加固水泥堤坝来解决。当代城市雨洪管理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是让雨水在一定范围内消纳和滞留，就地资源化。它同样也是解决城市内涝，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良方。这本是发达国家城市早已解决的问题，只是不知我们在理解和执行上为何这样艰难？

笔者（刘明泉）曾和市容委宣传处副处长张志顺一起，坚持16年帮助一个叫孙锐的脑瘫女孩。我们不光在孙家旧屋拆迁时，为解决其住房四处说项；更为孙锐上小学、中学、中专、大学乃至就业积极求得多方支持。（有关众多爱心人士帮助孙锐的报道《爱心链条，链接六载》曾获得2002年度全国经济广播新闻三等奖。）现在她已在本市天富集团所属的加马机械厂就业。正是由于笔者跟集团董事长钱增林在多年帮助孙锐时结成了真挚情谊，才促成了另一篇获得中国新闻奖作品《“中国绿”挑战“美国红”》的诞生，因为文中提到的“中国绿”牌潜油泵正是加马机械厂生产的。

由笔者等人采制的述评《“中国绿”挑战“美国红”——天津中小企业成为技术创新领头雁的启示》，在报送过程中，曾先后获得2010年度中国广电学会经济广播评论类一等奖、天津市好新闻一等奖和中国新闻奖三等奖。在此稿获得天津市好新闻一等奖时，新闻专家宋银章评析说，这篇述评“以鲜明的观点和生动、有说服力的论述对加马机械厂为代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如何创新发展作了深入评析，从而得出了一个结论：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的生命力和创新力，民间投资和多元主体所有制企业的日益活跃，是天津经济持续发展的长久推动力。由典型事例升华观念，凝练成有见地的观点是这篇述评的特色，也使其成为此届一等奖中唯一的一篇新闻评论作品。”来看下面的具体案例：

播主持人：听众朋友，日前市政府颁发了《科技小巨人成长计划》，到2015年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业1500家。在此背景下一项被列为“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的“绿牌”潜油泵开发项目，通过市科委组织的专家鉴定。这一产品进入市场，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垄断局面，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思考。来听记者刘明泉、王栋和实习记者于乐采写的新闻述评《“中国绿”挑战“美国红”——天津中小企业成为技术创新领头雁的启示》

（以下为音频）

天富集团所属加马机械厂是本市的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今年为适应国内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加油站高速增长的需求，研发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潜油泵。之前国内加油站大多采用自吸式外挂输油泵，这种泵“吸程”低，在高温和高海拔条件下经常出现“气阻”，使车辆加油时造成堵塞。为此，国内一些高端加油站相继采用了美国“红牌”潜油泵。国产潜油泵的研发成功，将打破国内市场被国外产品垄断的局面，所以企业将之命名为“绿牌”，以示向世界著名品牌挑战的决心。说起其技术上的创新，加马机械厂厂长张悦敏说：

（录音：“我们的潜油泵最大特点在于改变了成品油的输送方式，将传统的‘自吸式’改进为‘推送式’，从而避免了‘气阻’等现象的发生，输送的扬程也大大提高，而且产品的售价仅是国际同品质产品的70%。”）

依靠过硬的质量，“绿牌”潜油泵在国产潜油泵领域第一个取得了由石油和化学工业电气产品防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颁发的防爆合格证，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了国际一流标准：不光使加油机配套设施大大减少，节约了大量电能，价格也比国际名牌降低了30%，还使车辆加油更加便捷。目前该产品已被全国主要加油机厂所使用，并在国内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数百个加油站进行了安装。天津大学自动化学院刘承榆教授评价说：

（录音：中小企业的确有能力开发新产品的，能够起到创新作用，企业要能够胜任就要靠有创新产品，他们这个产品完全可以替代进口产品，因为现在加油站不是用美国的吗，是个红牌和蓝牌，他们是绿牌嘛，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对的。）

加马机械厂依托科技创新，不断研发适销对路的高新产品开拓市场，从而实现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其成功经验主要表现为：

一是，以市场为导向，重视研发高附加值产品，形成核心竞争力。

在国内加油站市场长期被美国“红牌”所占据的情况下，企业依靠自己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找到“美国红”的短板——没有自主研发的电机产品、缺乏大功率潜油泵品种。他们立刻以己之长克彼之短，研发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绿牌潜油泵，一举打破了美国企业半个世纪的垄断。日前，在北京佳力佳仪器仪表厂生产线上对“美国红”和“中国绿”进行了对比试验，结果是刚过保修期的三台“美国红”连续烧毁，但“中国绿”却完好无损！

完美的设计、精湛的技术水平逐渐赢得了用户的信赖。目前，企业产品不仅已进军国内二十个省市自治区，并得到俄罗斯等多国制造商的认可，成功进入国际市场。由于企业的产品研发方向明确，坚定地选择技术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产品立项研发，迅速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以企业自主创新为主体，敢为大企业所不为，迅速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高扬程加油一直是潜油泵行业没有解决的难题，一家国内大公司连续十年向国外知名企业提出请求，共同研发这种潜油泵，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加马机械厂得知这一信息后，两个月就拿出了设计方案，并凭借他们立项专一的特点，运用企业自主创新实力，迅速解决了许多大企业没有解决的技术难题，实现了科技成果转化。市科委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马凤岭说：

（录音：我们通过调研发现，科技型中小企业比一般企业的创新活力不仅是强，技术人员密集等方面又比大企业突出，创新速度、效率也都是中小企业更高于大型企业。）

的确，并非这项技术不能为国有大企业所掌握，但因体制原因他们不能投入过多的财力和人力。而加马机械厂的技术人才,恰恰是从大企业招募而来，是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激活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企业的市场开发冲动，这样“中国绿”敢于挑战“美国红”去占领潜油泵市场，就不足为奇了。

三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率先制定潜油泵行业标准，建立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真正成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领头雁。加马机械厂虽为中小企业，却非常重视申请技术专利，积极保护自身知识产权。目前企业已申请四项中国发明专利，他们还通过建立专利等方式建立自主的知识产权体系，成功打破国外同类企业的技术封锁和贸易壁垒，取得了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过去企业申报的科研项目只是填补国内空白。这次他们申报的“大流量潜油泵”，通过国内外技术网“查新”表明，为国际领先新发明。通过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企业充分建立起了自信。与此同时，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通过支持企业技术创新也推动一大批处于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快速发展，马凤岭说：（录音：我们这儿有个技术研发部，我们创新基金支持了它很多的具体研发项目，企业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要做市场上创新性的产品，而不是用量大面广的传统产品去打市场。）

的确，由于加马机械厂的创新产品效果好，石油行业协会委托其尽快制定出中国潜油泵的行业标准，这对于一个中小型企业来说十分难得。由于现在美国还没有潜油泵的行业标准，这更使“中国绿”挑战“美国红”处于了有力的战略地位。

四是，“中国绿”挑战“美国红”的成功，进一步说明科技型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载体。

按照市政府颁发的《科技小巨人成长计划》，本市将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工程”，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重大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以电机行业为例，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微电机是中国生产的，天津的电机行业每年的产值也已高达10多亿，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天津的中小企业已逐渐成长为自主创新的生力军。因此，加快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天津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闻述评《中国绿挑战美国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或许还算不得精品。在报送中国新闻奖时，有评委认为，这篇作品背景重大，事例典型；但也有评委认为评论不够简练，有些拖沓，有的技术性内容表述得不够通俗，所以，该作品仅获得2010年度中国新闻奖的三等奖。应该说，上述的评价是中肯的、准确的，不过也说明广播的工业题材或经济题材评论，如何表述的既专业又通俗，确实是一个较大的难题。“路漫漫而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

下面两篇述评，都是对文化问题的探讨。老实说它们都不曾获得过大奖。但笔者并不认为，其比我们那些获大奖的作品缺乏思想厚度，就案头工作和采访所耗费的精力而言所做的甚至更多。因此判断一篇稿件的新闻价值，获奖与否并不是唯一的标准。新闻界有句话叫记者不能出“行活”，笔者之所以带着几位年轻记者调查和采访这样一个题材，就是想在列出某些相反案例的前提下，为天津的文化建设献计献策，从而写出有深度的报道来，而不是依靠自己的经验和笔力出“行活”。如果说消息强调实效，专稿注重时机的话，新闻述评又何尝不如此，我们正是抓住和平路最后一家书店——科技书店改为服装店这一时机来采写报道的。来看该报道是如何表述的：

播听众朋友：随着两天前天津科技书店改为品牌服装店，原来地处金街的新华书店和平路门市部、少儿书店等八家大型书店在短短几年中，全部退出了和平路。这样就使得天津这个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区的文化氛围和经济增长点大打了折扣。来听记者刘明泉、陈晨，实习记者朴燕宁发来的新闻述评《漫漫金街无书香——大中型书店纷纷退出金街调查》

（以下音频——天津早晨——名称：金街少书香——快检：0528）

在一些中老年的记忆里，新华书店是当年买书的唯一好去处。可眼下在长达2公里多的和平路200多个商业网点中，已找不到一家书店。即使在整个金街商圈的400多家商号中，也仅存滨江道上一家书店。漫漫金街无书香，消费者对此是如何反应的呢？在和平路上，记者采访了几位路人，他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录音：（A）滨江道上真没有了（B）原来和平路，百货大楼对面那儿不是有一个大新华书店吗？现在就改成卖衣服的了（C）原来有，现在就不清楚了，我觉得书店是文化和教育程度的象征，这么繁华的金街上，我觉得有必要保留一家书店。）

消费者既然有一定的购书需求，那么金街上的八家书店，为何全部退出金街呢？一位姓刘的业内人士分析说：

（录音：整个金街原来是8家书店，现在只剩下滨江道一家，一楼还是买衣服的。整个大环境造成书业不是太好干，现在提供的品种和市场的品味有一定差距，金街现在商业味儿很浓，书香味儿却很少。整个规划就没有把书店这块儿考虑的太周全。再加上有的书店经营确实越来越不好，效益也上不去，房子不如租出去省事儿，自己干维持起来很艰难。）

依照这位刘先生的说法，当时新华书店系统的八家门市部，之所以先后退出金街，是因为效益不大好，所以不如把房子租出去，赚俩房租钱。莫非淡淡的油墨香味，真的会给金街的整体效益带来利空效果吗。实际上金街的一些服装、鞋帽店，由于缺乏特点，同质化竞争经烈，经济效益也并不理想。

可与天津不同的是，北京的繁华地段如西单和王府井都有大型书店在经营，而且经济效益都不错。与新华书店和平路门市部类似的北京王府井书店，已由过去的一万平方米，扩展为十层，17000多平方米。它集图书、音像制品为一体，经济效益相当不错。读者成存的父亲是随着天津解放的隆隆炮声，进入新华书店工作的老同志。成存可以说是伴着书店的油墨香味一起长大的，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来往于京津之间，所以他对王府井书店与天津金街书店的经营状况差异非常关心：

（录音：我虽然对北京书店的内部结构不大了解，但看到他们的客流量一点儿也不低；尤其是节假日和黄金周，比其它商店的销售额一点儿也不少。咱们是文明古国，商业繁华地区有这么一个文化阵地，也显得相得益彰，这点天津是应该学习的。像和平路百货大楼对面的大书店，如果在经营模式和经营结构上改革的话，效益也不会差。）

或许我们不能将北京与天津的图书市场进行简单的类比，但它至少可以说明两地的金街上都该有书店的一席之地。2001年6月，天津金街重新开张，有关部门为其确定了服装、餐饮、文化和休闲的功能定位。和平路重新开街时，甚至还具体地确定从锦州道至多伦道一段为文教用品区。没想到几年后，整个金街其它职能具在，独独没有了书店的存身之地。马克思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失去了这个阶梯的金街又该如何为自己定位呢？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主任刘运峰表示：

（录音：书店和其它行业不太一样，它不仅需要追求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效益。很多顾客在逛街时会进书店看一看，那怕它不买书，那怕只停留十分钟，但是开卷有益吗，能够把书翻一番就是一种收获。如果我们社会都有这种氛围，提高市民的素质，提高市民的文化品位，改变市民精神面貌，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应该承认，眼下图书报刊的分销市场已不再是单一的主体，早已成了国有、民营、个体和外资多元化经营的天下。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天津市新华书店集团，就该在金街上无所作为呢？对此，刘运峰教授的看法是：

（录音：从图书来讲，不能考虑太多的功利性。它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可以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提高个人的文化修养。城市布局方面也可以有侧重，有交叉，商业街有文化成分，文化街有商业成分，人的消费精神很难分开。因此金街布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不能光是卖电器服装的，也应包括文化产品，比如高档的图书字画也可以去经营。在税收上、在租金方面对书店要有特殊政策，俄罗斯的图书经营就比较好，对好的图书产品是免税的。）

大家知道，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文化产业出现了逆势上扬的趋势。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普遍认为，文化产业靠的是智慧、创意，受原材料价格影响小，所以具有“反经济周期”调节的规律性。这场危机很可能促使人才与资本要素向文化产业转移，而且它对拉动内需作用也很大。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均高于15%，而我国还不到3%，所以大众的文化消费潜力不容忽视。

国有的天津新华书店集团，理应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利用自己原有的网点优势，改变漫漫金街少书香的尴尬。当然，这并不是说，简单地恢复旧有布局，原来的书店确有规模小，过于分散的弱点。有关部门能不能对原来的8家书店进行整合，集中建一家类似于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那样的集图书、音像制品为一体的图书音像制品销售中心。如果国有独立企业经营困难的话，可以将民营、个体作为经营伙伴吸引进来，以克服资金和体制的瓶颈，尽快作大作强。

眼下金街的日销售额达700多万，客流量为30多万人次，外地顾客已超过一半。目前周边的公交线路有30多条，随着地铁三号线的建成，金街的中心地位和对本市及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会越来越强，足以支撑起一个大书店来。

当然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不仅仅限于书店业，要使天津的“名片”金街书香漫溢，还必须打造完整的文化产业链，特别是要搭建电视、网络产业主题公园等文化衍生品的展示平台。至少目前出版发行部门可以依照原有的功能规划，打破行业壁垒，与金街上的新中国文具店、万达影城形成产业链。有关部门不但应在政策上予以扶持，还要在网点上予以增补或置换，以支持天津的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下面的作品，在说服技巧上或许还有欠缺，但它提出问题的角度还是很独得的，特别是文中叶嘉莹教授和一些企业界人士对汉语普通话价值的认识，更增加了文章的思想深度。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汉语的版图正以空前的规模在扩大，其与英语、西班牙语鼎足而三之势已形成，但在我们这里汉语的认知水平，还根本没有成为英语四、六级那样的入职标准。——笔者的那篇题为《年轻编辑记者对母语文化认知水平堪忧》的论文正是在采写完该稿件后形成的。有些年轻同仁常为写不出论文发愁，这篇稿件和这篇论文的相融相济，或许能为他们提供一些借鉴。来看这篇专稿是如何入题的：

播听众朋友：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普通话只能用于日常生活交际，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一些企业已开始认识到普通话可以消除不同地区间因方言造成的交际障碍，给自己的对外经营带来极大方便。于是天津的一些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纷纷把普通话作为录用人才的毕备条件之一，以便于积极开拓市场。来听记者刘明泉和实习生汤泽采写的新闻述评《普通话是市场经济中的语言绿色通道》

（以下为音频）

如果你经常光顾眼下的人才市场，就会发现一些企业，无论大小在招聘人才时，除了学历要求外，大多要求应聘者要拥有英语四、六级资质才可录用。英语作为一种国际性语言，在对外交往中的作用为大家所认同。问题是有些企事业单位的主要经济活动从未走出过国门，却对外语水平提出了过高的标准，忽略了对母语的最起码要求。在一段时间里，某些企业卖给国人的产品说明书，满纸的外文字母不见一句中文，以示自己产品的高贵；社会上的一些学校也适应某些畸形需求办起了方言补习班。这实际强化了企业在不同地区间业务往来的障碍，甚至损害了他们业务上的拓展。

天津蓝天集团是一家著名的股份制企业，眼下他们的产品也已销往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和国外市场。他们到南方的一些省份拓展业务时，发现这里有的地方一个县就有一种方言甚至几种方言，对于方言在拓展业务时形成的障碍，有着切身的感受。蓝天集团董事长梁玉树说，对于一个地域性很强、比较封闭的企业来说，普通话的作用可能不明显，但对蓝天集团来说，推广普通话却有着迫切的利益诉求：

（录音：讲普通话可以体现出我是一个开放型企业，不是说我就在天津的小范围内活动，我是面向全国、面向国际的。这样的话，一方面在业务的沟通上比较方便，不用方言避免产生误解。我们在招收一些新学员时要求：学历、经历、所学专业，普通话水平也在其中。所以我觉得国家推广普通话，对于文化、经济发展非常有利。现在是一个开放的年代，物流、人流越来越多，普通话会带来很大作用。）

同蓝天集团一样，眼下的一些企业，似乎都明白了这样一个本来并不深奥的道理：无论你是国有、民营还是外资企业，也无论你是在中国经商、打工还是学习，要在中国本土进行交流，要在中国市场上站稳脚跟，最便于交际的工具还是中国的通用语言——普通话。现代电子天津多媒体有限公司，是韩国现代集团在天津建立的独资企业，他们对普通话重要性的认识却远比一些国内企业要深。公司总理助理华晓刚说：

（录音：你要是一个外资企业，你普通话讲的不标准，我觉得对企业是有一定影响的，让人家觉得你连最起码的普通话也说不好，对企业形象会产生不大好的影响。我们是做高科技产品的，普通话好容易给客户留下一个好印象。方言比较重，让人感觉比较土气，不够现代。因为外界是从产品中了解一个企业，从与员工的沟通中了解一个企业。）

已届八十高龄的叶嘉莹女士是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曾受聘为国内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十分精深的研究。作为一个常期身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她对普通话的地位和作用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记者在其位于南开大学的家中采访时，她说，其实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是通过《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的，使用好它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与义务，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录音：我认为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是一个人天生就应该拥有的权利，如果你不好好地学习，就连这点权利都丧失了。在公共的场合，你不能用大家了解的语言表达你的思想感情，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其实不能用大家了解的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实际目的，岂止会造成某种遗憾，而且还会人为地制造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也会为自己的求职就业带来一些不应有的困难。谈起自己曾在南方就业求职的经历，南开大学毕业生贾佳说：

（录音：以前到南方找工作粤语还作为一个特长，慢慢地这种情况在改变。人们不再把你会说粤语当作令人羡慕的条件。比如你做公务员，要求你普通话拿到什么什么级，社会对人的要求在提高，不是社会适应人，而是人去积极地适应社会。）

叶嘉莹教授还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在西方中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这其中除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认同外，与中国的大多数求职者一样，更多的原因是（录音：现代的西方大学，在亚洲系、东亚系里汉语言班的人多得不得了。那些洋人都是来学普通话的，因为中国对外开放，他们很多人要到中国来，事业要开展到这边来。西方的，至少我所知道的美国和加拿大，这些西方人选修我们普通话的人非常多，亚洲系里面都是几百人..….）

诚如，叶嘉莹所言，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这样多的西方人士热衷于学习汉语普通话，说明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地位的提高，也说明这些西方人士不事浮华，对语言的交际作用认识非常理性。这使得汉语普通话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世人的高度认同和尊重。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有什么理由忽略学习和使用母语文化与语言的权力，从而削弱自己介入现代生活，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呢？毕竟我们的母语已走向了世界，普通话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语言绿色通道，其特殊地位是不该被我们所忽略的。

（本稿播发于2003年天津电台经济广播的“时代天津”节目）

最后这篇报道，是个谈话类的东西，因为其中有相关情况的介绍，也有对事件的评论，我们姑且把它归入新闻述评之列。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其新闻述评的特征体现的更为突出，而评述的内容——《中式快餐为什么难成气候》，对寻常百姓来说更具有贴近性，受众当然也会很关注。因为广播的新闻述评不同于平面媒体上的理论文章，选取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题材，回答他们关心的话题才是至关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的具体案例：

立华：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市场经济专列》节目，下面是我们的“经济记者谈经济”栏目时间。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天津早晨》节目组记者刘明泉。今天我们俩要和大家谈这样一个话题：《中式快餐为什么难成气候》。明泉你好，我们经常在报纸上见到你对中式快餐业发表的言论，希望中式快餐能快快发展起来，那我们在这里再和听众朋友们聊聊这事儿好吗？

明泉：好的，在谈“中式快餐为什么难成气候”之前，我们应先看一下现状，现在许多洋快餐，比如“肯德基”、“麦当劳”等这些洋快餐传入天津、或者传入中国其它大城市，时间并不长，但迅速便成了大气候。

立华：洋快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势凶猛，对传统快餐的冲击也比较大，很有一点气吞万里如虎之势，此情此景有人竟这样问，我们还有没有自己的快餐。

明泉：现在有人说洋快餐是洋人在圣人面前卖《百家姓》，而且是卖的那样潇洒。我们许多经营中式快餐的朋友感到很惶惑，感到很奇怪。但就口味而言，洋快餐中国人大多不太适应，价格也偏高，但它居然能够迅速火起来，也实在令人奇怪。

立华：这是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价值，一个是口味。

明泉：我们中国快餐并不乏优势，品种也比洋快餐丰富的多，不用细想便能数出来很多种。什么面条、包子、饺子、云吞、烧卖和大饼油条等。这么丰富，价格口味也比较合适的中式快餐，为什么就火不起来呢？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我想第一个问题便是经营意识落后。中式快餐的餐厅始终摆脱不了小作坊的模式，过去传统的“夫妻店”、“兄弟伙”，现在许多特有名的小吃也都是如此。过去不觉得什么，现在看就比较落后了。这种落后，另一个突出点，就是不卫生。尽管价格比较便宜口味上也还合适，但不卫生，这跟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质量不相称的。

立华：我想这是它的一个致命的缺点。

明泉：对，现在中式快餐的卫生条件，真的很难适应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立华：桌面上经常是汤汤水水，杯盘狼藉、甚至地面上都有粘糊糊的油渍。它倒是真能留住人，吃完了想走，迈步都困难。明泉：基本上也没什么服务。中式和洋快餐虽然一样都是自己去端，但它却没有洋快餐微笑的引导服务，没有统一着装、统一标志,良好的就餐环境更无从谈起，从这一点来说就缺乏吸引力。这大概也算得上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了。”这是他们经营意识的落后，经营上自然也很难成规模。

立华：这样面对洋快餐的挑战，许多中式快餐难敌对手，艰难度日，惨淡经营或是小打小闹就不足为怪了。

明泉：说的对，中式快餐和洋快餐的对垒，很像土枪土炮和洋枪洋炮在对垒。这又表现在生产意识上的落后，中式快餐随意性较大，一个师傅一个传授儿，放多少碱，放多少盐、放多少味精、多少酱油以及其它调料，完全根据师傅的经验，还要根据师傅的习惯，甚至他一天的心情甚至跟老婆吵架，跟老板斗气都会影响食品质量。您说这还有标准吗？

立华：也就是说，我们的人为的因素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明泉：是的，一个店的质量都难以稳定，何况像“麦当劳”之类的大规模连锁经营，对中式快餐来说就更难适应了。

立华：不妨让我们设想一下，像你刚才说的像面食中的放多少碱都凭经验，这个店这样、那个店那样。即便是同一个字号的，恐怕也是有多少店，就能做出多少个味道来。

明泉：是的,比如我们天津的“狗不理”，他在天津有许多分店，在东北、西北也有许多分店，这其中有相当一些是特许加盟的，有的是不合法的，你去转一下即使是合法的分店，口味也不大一样。管理方式就决定于他们绝不会一样。西式快餐如“麦当劳”等都设立中央厨房，由中央厨房统一进料、统一制作、统一配送，不论是在世界各地、中国各地，我们吃到的麦当劳口味都是一样的。洋快餐的那种工厂化的管理、企业化管理、集约化管理，保证了洋快餐的统一标准和辐射能力，我们作坊式的快餐很难做到这一点……

立华：所以,我们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保证产品质量。如你刚才所说的洋快餐有严格的要求，我们听朋友说过，不论在哪走进麦当劳或者肯德基，品尝到的都是一个味儿。人家在科学而严格的管理上，着实下了一定的功夫，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

明泉：我们与之相比，除了科学管理上的差异，再有就是思想观念上的差异,经营理念上的差异。现在我们的速冻饺子是工厂化生产了，质量上应该没问题了吧？但由于观念和经营意识上的制约，当他开拓市场时，也许饺子的质量口味还不错；一旦在市场占住了脚，质量就大大走样了，分量上也不那么实在了。只想着靠小聪明赚点小利，从来也不计长远。不想用高品位和稳健的质量，良好的服务，优美的环境及规范的企业形象去赢人，而是靠少投入来多赢利，来维持经营。我们的中式快餐，如果想与洋快餐一争高下，就必须从小作坊模式和思维中，走向工厂化、集约化生产的思维。还拿麦当劳来说，他们除了科学化的管理和经营外，还加大投入搞企业文化，搞公益事业，千方百计地在社会上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他们培育的其实是一种软实力。

立华：确实，人家注重的不仅是产品的质量。另外，包括托盘，座椅、门脸装饰，招牌等都很有讲究。这其实也是一种企业形象。

明泉：再有就是他的软服务，中式快餐也难以相比。洋快餐如麦当劳也有排队现象，这时总有服务生来引导，他提前发给你登记表询问你的具体需求，尽量减少银台收钱的时间。

立华：就是为了减少了您等候的时间，虽然总是顾客盈门却给人一种井然有序的印象。明泉：我们还回过头来说，中餐和洋快餐相比其实有许多优势，绝对的优势。用句军事术语，这叫本土作战。本土作战本来就有很大的优势。我们刚列举了我们传统中那么多的品种，如包子、饺子、面条、烧卖、云吞、豆腐脑等，但这些品种，这些优势，如果不导入现代化管理模式，现代化经营方式，就很难形成规模。

立华：具体谈到操作，正像你刚才说的一些洋快餐，在顾客排队的时候服务生、登记摸下底，及时通知操作间，什么东西、什么品种，应该及时的调配，增减。这方面学起来，从经验上来说并不难，但我们过的作法是，东西没了等到跟前，只是售货员大喊一声:包子没了，油条没了，驴打滚没了，顾客听起来不好听，挺伤感情的，也破坏商店的声誉。当然这里也有官商意识的问题。

明泉：我们过去有的人还说，你吃快餐干嘛还那么多讲究？应该让他们看一看世界上一些著名洋快餐的成功，认识到小食品也能作大文章。不论从传统口味，还是从经济水平上讲，我们对中式快餐接受起来都更容易些。对于餐饮企业来说，这里面自然也大有文章可做。

立华：我觉得如果我们中式快餐能保持住自己原来的传统风味、学习借鉴一下洋快餐的先进经营经验，在民族化、现代化、企业化、市场化方面进行探索，还是很有希望的。

明泉：是的，这几点足够我们有志于发展传统饮食的朋友去思考了。从我来说，我的嘴，我的胃，都更习惯于传统食品的口味。我们有那么好的基础，那么多的品种，何愁我们的中式快餐火不起来呢，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吧?立华：好，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

明泉：再见!

这篇评论所涉及的似乎并非重大话题，但民以食为天，故它所议论的又是天大的事儿。它采取小切口介入法，在比较中提出问题，并试图开出药方。因见解独到，获得1995年度天津市好新闻和广电学会一等奖。此后，“台北大圆碗”、“红高粱”、“食为天”等快餐店相继在天津进行了有益尝试，但它们或火爆一阵后悄然逝去；或不能做大且很难形成“连锁”并跨地域经营。这使得“中式快餐为什么难成气候”的难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