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报道和系列报道的采访与写作

第七章：连续报道和系列报道的采访与写作

连续报道和系列报道，是两个常见的大型新闻报道样式。所谓连续报道，就是对持续发生的一个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在一段时间内的多次报道，也是对其发生、发展及最终结果连续进行的整体报道。

它既有连续的录音新闻，又有连续的录音专稿、新闻评论，还有连续的录音特写、人物、事件专访，甚至还有连续的现场直播。它既有录播状态的，也有直播状态的。

连续报道在写作上，应做到如下两点：录播状态的顺序要严格依照新闻事件自身的连续性进行，不能随意篡改；连续报道虽表现的是一个新闻事件，但每篇报道都应有自己关注的新闻点，而这些新闻点应是递进式的，以便让新闻事实在报道中得以逐步展开，主题得以不断深化。

系列报道与连续报道的区别在于，虽然报道的主题相同，但新闻事实有所变化。它常常是围绕着同一个新闻主题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做多次、成组的报道。它多用于专题性的报道，时效性一般都不太强。

记者在采写系列报道时，既要注重每个稿件的质量，也应使个体与整体报道相呼应、相融合，以呈现视野广阔、内容丰富的新闻事实。

下边这组连续报道是经济广播记者王栋和实习记者田晓曦采写的，题目为：《低价常用药究竟哪儿去了？》。笔者认为对一个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在一段时间内进行多次报道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拷问它是否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没有新闻价值或新闻价值不大的报道，出一篇都不应该，自然更不该“连续”。为了挣稿费而发的“连续”报道，除了令人生厌，还会帮助节目把收听率迅速降下去。但下面这组连续报道关注的是，寻常百姓最关心的话题：“市场为何难觅低价药”，自然也会赢得受众。长期以来药品价格奇高，有关部门下了多次文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降低药价，但是却常常出现“降价死”的现象，也就是说药品价格一下降，低价药很快就会从一些药店和其它渠道消失了。既然，这组连续报道所追问的是这样一个事关民生的问题，因此也就具备了“连续”的资格。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大型的连续报道，前期应该事先向频道甚至更高的部门报选题，并进行一定的策划，做到该出手才出手，不能贸然出击，后继乏力，致使虎头蛇尾。

连续报道的一个明显优势，就是通过“连续”造成一种气势，以引起公众对探究焦点问题的热情和有关部门的关注，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下面来看这组连续报道的具体内容：

播听众朋友，国家发改委今年12月1号出台措施，抑制企业通过改换剂型包装变相涨价。不过，记者在本市一些医院采访时却发现，7毛钱10片的正痛片、1毛8一支的硫酸庆大霉素等很多低价常用药都很难买到，药店等其它销售渠道也难觅低价药的身影。人们不禁会问：低价常用药究竟哪儿去了？这些常用药的替代品又身价多少？记者王栋、实习生田晓曦对此进行了调查。请听连续报道《低价常用药究竟哪儿去了？》第一篇：《市场为何难觅低价药》。

（以下为音频）

现如今百姓就医，社区医院已经成为多数人的首选，记者昨天从河东、河西等区的一些社区医院采访时了解到，以前患者使用较多的低价常用药，目前基本都处于断供状况。据了解，社区医院的药品采购执行的是《天津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用药目录》，简称为537目录。不过，目录中一些价格低的常用药品却在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网上被告知断货，使医院无法进行采购，甚至有些例如安痛定等常用低价药在目录中已经消失。记者调查后发现，目前，低价常用药缺失的问题，在本市各级各类医院都非常普遍。一家医院药剂科的杜明会医生掰着手指列举了最近一段时间退出市场的低价药品：

（录音：有时候糖尿病的病人特别喜欢用维生素B1，，过去就一块多一瓶，现在就不在目录。比如说门冬洛美原来是十块多一支，现在降价降到4块5毛多一只，索性也没有了，采购不到。像硫酸庆大霉素，一毛八一支，今年四月份还有了，但后来就买不到了。）

高血压患者史秀阁说起低价药退市问题，有着一肚子的苦水，最主要的问题是加重了自己的经济负担：

（录音：原来复方降压片，那个便宜，现在没有了，1盒才1块多钱，现在这个是7片就30多块钱。1天六、七块钱，1个月就得200多，以前有三四块钱1个月就解决了。）

在采访中还有患者向记者抱怨：以前人们发烧时经常用的退烧药安痛定，现在只能用赖氨比林进行替代，但售价8块多钱的赖氨比林要比安痛定贵上将近40倍，并且不在医保范围内。另外，庆大霉素、白霉素、红霉素、土霉素等数十种常用的低价药，也都基本或完全退出市场。一些了解药品市场情况的患者私下向记者透露，有些药品就是改一改包装和名称，药品其实还是原来的药品，而药价却不知翻涨了多少倍。

常用低价药在医院里不好找，在药店里也不是很容易就能买得到。记者走访多家药店发现，售价3块多钱能缓解胃部不适的颠茄片、售价1块多钱改善微循环的心脑血管常用药维生素B1等药品，并不是在所有药店中都有销售。在采访中，和平药店的张经理就道出了药店不愿销售低价药的原因：

（录音：最便宜的像泻立停2块5一瓶；呼吸道这方面，最便宜的伤风胶囊才7毛钱，就是一两块钱的药品，利润少，药店来讲他就不经营这些品种了。）

记者昨天几经周折采访到一位在业内摸爬滚打多年的药厂负责人，当被问起低价药退市的原因时，他首先选择了回避，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他才谨慎地道出了个中原因。记者对他的谈话录音进行了技术处理：

（录音：这完全是体制造成的。药厂至少得有个底线，这就是市场规律，太便宜的药，没有利润了，自然而然就不做了，药厂也没有亏钱为社会做贡献的动力。再有医院是盈利性的，它能用廉价药吗？医生也不愿意用。商家是趋利性的，不能让药店亏钱在那儿卖。）

低价常用药退出市场流通透露出哪些深层矛盾和问题？这一问题究竟对患者产生怎样影响？记者将继续追踪报道，敬请关注。

连续报道之二：小药品为何失去社区医疗大市场？

播听众朋友，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了“市场为何难觅低价药”的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社区医院离百姓最近，政府也一直提倡人们“大病进医院小病在社区”，但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低价常用药缺失，无法确保这关乎百姓健康的社区医院的运转，而且对社区患者会带来潜在影响。下面请继续收听本台记者王栋、实习生田晓曦对低价常用药退出市场问题所做的连续报道：《小药品为何失去社区医疗大市场》。

目前全市已经建成7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星罗棋布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点，承担起服务全市1290多万常住人口的重任。刘志淇院长是本市河东区一家社区医疗单位的负责人，20多年的从业经历中，他经历了医院的许多次更迭变化，在他的记忆中，低价常用药市场的萎缩最令他头疼。据了解，近年来仅从这家社区医院退出销售的低价常用药就多达五六十种。这位社区医院的掌门人毫不隐晦地向记者介绍说：

（录音：现在有些低价药在招标之前卖得挺好，招标以后就不见了，你去网上采购，这药就没有。药品集中采购这一块怎么能与小医院的实际能接轨，应该在方便老百姓用药这一块有一个规范。）

刘院长结合具体采购情况分析说，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发文要求抗生素降价，之后，社区医院就再也采购不到销路一直很好的诸如替硝唑、洛美沙星等既便宜效果又好的药品了，临床用药只能靠一些价格高的药品填补空缺。记者在这家社区医院的药房看到，药品货架上有很多低价常用药长期处于断货状态，有的药品货签上已经蒙上了一层尘土。到社区医院就医的患者讲述了自己的烦恼：

（录音：老年人一般常用的心血管药，有的地方药不全，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这种药。）

（现场音……压混）

郝大夫是一家社区医院的全科医生，从医10多年来深受社区患者欢迎。昨天，她一个上午接诊了60多名患者。由于经常接触社区患者，郝大夫最了解百姓的用药习惯，她说：社区患者看的都是普通常见病，用的药品也应该是价格低疗效好的常用药，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尽如人意：

（录音：那些说经济有效的，比如说颠茄，像胃复安口服的，虽然常用有副作用，但是我们小计量的用，偶尔病人用三天两天的都没问题，这药都不再有了，像芦丁，第帕措，这类改善脑血管循环的我们现在没有，就改同类的呗，确实价格也高很多。）

杜医生在一家社区医院的药房工作。据她反映，社区里老年病号多，社区医院必须准备一些急救药品，关键时刻小药品能发挥大威力，可以为危在旦夕的突发急病患者争取宝贵的时间，但实际情况是，网上采购不到，医生只好找门路托关系才能勉强买到一些急救药品:

（录音：比如说西地兰，在门诊不是用量很大，但是医院必须得有。急救病人来了，碰上心衰病人就得使，可是现在就没有了。我们现在去医药公司买那个议价的，原来是1块4毛3一支，现在2块4毛3，我们自己掏现钱去买。你在网上采购就没有，根本就采不来。）

近些年本市社区医院对患者的吸引力在明显增强，这其中既有硬件设施建设投入逐年加大的原因，也有三甲医院医生到社区医院坐诊，以及将社区医院医保报销比例提高到75%、药品零差率销售等因素的作用。但是对管理部门来说，低价常用药缺失对社区医院的影响也必须引起足够重视，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网上采购机制，对于患者使用率高的低价常用药要确保供应，尤其是社区医院的供应；另外在政策层面，对于药品主管部门应在力保药品推陈出新的同时，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力挺传统的低价常用药长期有售。

本台记者采制的低价药退市的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事药品临床研究和开发的专家以及药品流通领域的人士，对此又有着怎样的反映？明天我们将继续追踪报道。

连续报道之三：低价药退市，药品企业怎样面对市场大考？

播听众朋友，最近几天，本节目一直关注低价常用药频频退市的问题。药品退市，其中有无形的市场发挥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有错综复杂的深层次问题。专家指出，药品企业，应当看到药品研发的巨大投入，还有靠品牌和质量培育的市场，对于低价药退市应慎重做出选择。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记者王栋、实习生田晓曦采写的连续报道：《低价药退市，药品企业怎样面对市场大考？》。

低价常用药退市看似小事，其实它背后折射出了资源浪费的深层次问题。记者从南开大学药学院了解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药品已经从原来的仿制药转向了专利药的研发和生产上来。目前一些新药从立项到真正走向市场，要历经十年到十二年时间，投入数十亿元的研发经费。其间要经过大量基础研究，以及复杂的药品不良反应试验过程，以确保药品安全有效。在南开大学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月明看来，药品退市，无论对研发者还是普通患者，都带来了无法弥合的损失和影响，所以药品生产企业应当慎重选择药品退市这条路。

如今，低价常用药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包装花哨价格扶摇直上的药品。南开大学药学院李月明教授对此分析，这主要是经济杠杆在发挥作用。专家认为，国内药厂和政府部门应当合力遏制低价常用药加速退市问题。

首先，对国内药品生产企业来说，对于部分畅销的低价常用药品种，可以仿效国外药厂的公益化路线，李月明教授列举了国际大牌药厂的做法：

（录音：其实在国外有些大的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专做公益，比如诺华在新加坡就有一个热带疾病研究机构，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它以做研究为主，不以盈利为目的，作为我们中国的制药企业，也不妨参照国外一些大型企业的例子，拿出一部分资金或人力、物力，做一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事情。）

其次，对政府部门来说，加大财政投入，也是解决低价常用药有需求没人生产的良方。李月明教授以低价常用药阿司匹林为例介绍说：

（录音：比如像阿司匹林，大家都知道，它除了退烧，对其它病症也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它的盈利空间是非常小的，以前一分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它是亏损的，单单地靠企业承担的话，我个人觉得对企业也是很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门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就不会导致企业亏损，企业的积极性就会高一些。）

对于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低价常用药少之又少的深层原因，记者暗访了一家颇具知名度的医药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他用了三个“那么多”来回答记者的提问，话语中仍然没有脱离开“利益”二字，记者对他的录音进行了技术处理：

（录音：那么多的药商，那么多的批发，那么多的药厂，他使什么生存呢？）

很显然，追求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为药品流通领域的一大通病。低价药无利可图，这也成为它快速退市的一大诱因。

从医院方面来说，医生开据的处方大多是好药贵药，而对低价常用药敬而远之。企业不愿生产，医生不给开处方，低价药退市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与低价药退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患者就医负担明显增加。一位患者说：

（录音：你得一个感冒恨不得给你拍一个CT，过度诊治，过度治疗，我们口袋的钱就被搜刮走了。）

对于低价常用药退出市场问题，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因为不良反应退市的说法”，记者昨天专门致电天津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宋立刚，对此他坚决予以否认。对于这一问题，南开大学药学院李月明教授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录音：因为我们现在对食品药品安全性认识越来越深刻，相应的审批程序也越来越苛刻，只有那些满足国家药监部门要求的又有疗效，尽量低毒副作用的药才能进入市场。）

低价药，是退出市场还是担当大任，药品企业正面对着市场的大考。应当看到，每年政府部门都会出台若干项缓解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政策措施，因为用药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对于低价常用药难寻，加重百姓就医负担的问题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财政部门、药品生产企业和医院等多家联动。当前，政府部门应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给予生产低价基础药的厂商相应的鼓励和补贴，让他们有积极性去生产这些药品；而在药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对于低价常用药来说，每一道程序都可以适当地少取一些利润，多做一些便民利民的事。医疗单位也不应将低价药排斥在外，在医改不断推进的进程中，多予少取服务患者，还医院的公立属性是题中之义。各方只有多从百姓的用药实际需要出发，才能够减少普通患者的用药负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看病贵的难题。

（这篇连续报道获得2011年度天津广电学会新闻二等奖）

下面这组以“辉煌六十年我的亲历”为主题的系列报道，是经济广播记者于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采写的。报道中所呈现的都是凡人小事，却折射出了解放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百姓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组系列报道共有10篇，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只选取了其中的三篇，以便为大家提供参考：

播听众朋友，今年82岁的年景林是商业战线的一面旗帜，他曾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从1958年参加工作到2004年退休，年景林一直在天津中原公司担任售货员。在近半个世纪的商业服务中，他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老百姓购物过程的巨大变化。今天的“辉煌六十年我的亲历”系列报道，来听经济广播记者刘明泉和实习记者常笛的报道：《六十年商业变迁：当年“人抢货”，如今“货抢人”》

（以下为音频）

年景林老人告诉记者，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极度紧缺，买啥东西都要票，买粮食要粮票、买衣服要布票，各式各样的票证都是按人分配，严格控制数量。那时候，要买到自己生活必需品，不光要有钱，还得攒足各种票证。那时年轻人结婚用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是百姓消费的最高梦想。

（录音：这时候搞商业就忙了，为什么显着忙，凭票，买晚了剩的不好的，于是大家就抢着买。到了过年过节显得可繁华热闹了。你像买我的缝纫机，得四百张工业券。全家攒吧，不攒不行，有的说攒一年都不好攒。哎呀那个场合了不得，深刻，到现在也忘不了。缝纫机有挨着排队三天三宿，自发的划号。你比方咱们你一号我二号，有时候几十个人，有的队伍很长一二百人，这一宿，就轮流，老爷爷替老太太，为了孩子结婚，这么个情况。）

1978年到1986年，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促使物资供应逐渐增多，票证也慢慢地取消，但市场经济初期的商品虽比计划经济时代多，但供给仍然不太充足。一些时髦商品，比如出口转内销商品上柜台时，还是有人抢货的现象发生。

（录音：七十年代就是人抢货。不愁卖，愁货源。我们那时候卖呢子大衣，不敢在这一个柜台卖，分开，分十个柜台，一百件分十个，为嘛呢，怕挤坏了柜台，挤坏了人。物资相比之下它是多，只能是比少的时候多，还是抢。）

年景林老人说，为了适应市场的新变化，到上世纪80年代末，劝业场、百货大楼和中原公司三家大型综合商场，逐渐变身为业态众多、商品门类齐全的大型综合性商场。比如中原百货，过去的服装品种、花色和款式都非常少，只有男装、女装、军装三大类；款式包括列宁服、中山服、制服等；面料不超过十种，颜色也非常单调。如今，老百姓再也不会为买不到“大件商品”而烦恼，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他们的选择越来越多，人们边逛边挑自己喜爱的商品，商场反而需要通过增加商品种类，比拼服务质量和翻新促销手段，才能使商品尽早卖出去。年景林说，当年正是他的大胆尝试、最早创造了售后服务等便民措施，才为中原公司扩大了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也吸引了大量的客源：

（录音：现在这第三个阶段，不是抢货源，而是现在我总结是抢客源。售货实践当中我就总结出来，推销商品首先就是推销自己，就是推销你的服务便民措施，介绍给顾客，给他留下好印象。）

如果说由年景林老人首创的售后服务措施，见证了一代商业人的奉献精神的话，那么从“人抢货”到“货抢人”，则不但见证了百姓生活的日益富足，更见证了天津商贸活动的日益繁荣：2008年，天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已突破2000亿元，比1950年增长了456.7倍，年均增幅达11.1%。消费结构也随之不断升级，汽车、通讯等商品成为消费热点，服务性消费大幅提升，占居民消费总量比重达到了30%。商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已从1980年的6.9%上升到2008年的12%，成为全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让整个华北地区向往的劝业场、百货大楼和中原公司等三大商场，早已融汇于遍布城乡的商贸服务网络之中，繁华热闹的特色商业街区，鳞次栉比的现代商业设施，以及人气鼎盛、商气凝聚、财气汇集的各类商贸活动，构成了天津商贸流通业一个个新亮点，而居民消费更是步入了休闲、享受的高品位阶段，这正是共和国六十年变迁，百姓从自己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中找到的切实答案。

主持人：听众朋友，从一家5口挤在5平方米的窝棚里，到如今住上100平方米的商品房，家住南开区的市民郝凤和两次买房、八次搬迁的经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天津百姓居住水平的巨大变化。今天的“辉煌六十年我的亲历”系列报道请听经济广播记者刘明泉和实习记者常笛采写的报道：《天津老居民郝凤和的房子奋斗史》

（以下为音频）

对于68岁的郝凤和来说，小时候一家五口挤在一间5、6平方米的窝棚里的苦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录音：一开始是个小卧铺，很小，也就五六平米，父亲母亲加我和妹妹，拿席棚子搭的。中间还能站起人来，边上就站不起来了。1949年，天津解放，就在同福庄，卧铺变成平房了，就是砖房。可夏天下雨就漏，下雨外面大下，里面小下。这样就得用篷布接雨，拿盆儿来接雨，你想那阵子心情嘛样儿。）

进入上世纪70年代，这种住房状况不但没有多大改变，而且随着大批知青返城，各家的住房反而更加紧张了。许多家庭三代甚至四代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郝凤和家的许多邻居，不得不把厨房改造成子女的婚房，这样院子里的临时建筑也就越来越多。连这都办不到的，就求千方百计地去借房子结婚，可那时能借到房子的人其实很少：

（录音：到我结婚的时候，我老娘两个妹妹，还住一间平房，1968年我结婚，没办法，我老娘只能住厨房。我这还算不错了，还能有地界结婚了。还真有的，没房子结婚想借房，人家那房子哪怕放着破烂，也不敢借。房子特别少，我借完你，你住完了不走了怎么办，要不回来了怎么办。）

千难万难中郝风和终于结了婚，不久又有了孩子，这中间虽也搬了几次家，但房子依然很狭小。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家四口仍挤在一间小平房里，长大的儿子躺在床上连腿都伸不直。想起儿子当年受过的委屈，郝风和的老伴高玉珍到今天还忍不住掉泪：

（录音：儿子说，我一米七的个儿，成天睡觉伸不开腿，我要是罗锅怨了就怨父母没本事。哎呀，我一听我这心里头特难受。以后砸锅卖铁怎么存钱咱也得买间房。从牙齿上刮也得攒钱。）

儿子的话，让郝家两口子下决心，一定要靠自己的奋斗住上大房子，但他们的奋斗却总是难有结果。是改革开放，让郝风和改善住房的梦想变成了现实：1993年单位合作建房，他家买下了一套70平方米的偏单。这几年，郝家改善住房的脚步越来越快：2003年，他们又在南开区买了一套100平方米商品房，一双儿女也都拥有了自己的住房。郝风和说，忙活了几十年，买了2次房，搬了8次家，房子由平房到楼房，由小到大，越住越宽敞，越住越舒心。

（录音：过去想都不敢想，三级跳坑，什么时候熬到住高楼啊，一迈迈到多少层上来，现在变化确实大。240老邻居见面，过去说你吃了吗，现在不说了，现在都问你搬哪儿去了，你住哪儿了，你住嘛房子？你住几楼？现在都说这个了，所以现在这个心情变化。确实是人民生活，一个反映家庭收入，一个就是住房。）

如今郝风和的儿女们都成家了，老两口也退休了，百十平方米的房子并没有让他满足，郝风和说，他还得为下一个住房梦去努力：

（录音：从解放到现在六十年，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的畅想当中，孩子们现在都离得远，将来有条件的话，我们想着再买个更大的单元，大伙都住在一起，天天欢欢乐乐，使我们生活更和谐更美满。）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天津市市民住房经历了窝棚、三级跳坑、临建棚、危房改造、保障性住房、节能房的建造等不同阶段。或许眼下，天津百姓感触最深的就是住房水平质与量的不断提升：天津解放之初，本市的人均住房面积仅为3平方米，到2009年初已达了人均28.5平方米，60年来增长了9倍多，城市居民住房水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郝风和两次买房、八次搬迁的经历，不过是天津数百万家庭住房水平极大改善的一个缩影。

播主持人：听众朋友，今年79岁的杨文惠老人有个与众不同的爱好，就是收集城市住房改造拆卸下来的门牌号码。如今老人已经收集了老门牌、老路牌1000多块。这些东西记录了天津的历史，也让人们感受着城市的变迁。今天的“辉煌六十年我的亲历”系列报道，来听经济广播记者刘明泉、齐丽和实习记者朴燕宁采写的报道《保留门牌，感受城市的历史变迁》。

（以下为音频）

在和平区一个普通居民小区，见到杨文惠老人时。她立刻请我们帮忙搬出已收集了满满6大箱的老门牌，老路牌，如数家珍地告诉记者说：（录音：每一个老胡同都有自己的故事。比如红桥区三条石博物馆旁边的张公馆胡同，解放前曾是天津地下党一个支部的所在地，和平区唐山道46号，曾是天津地下党的一个出版社……压混）杨文惠老人是从十年前开始收集路牌、门牌的。1988年，她看了一本关于保护老城的书，觉得挺受启发，于是就开始骑着自行车，带上照相机到各个拆迁点去拍照，目的是为了留下老胡同、老房子最后的记忆。2000年，位于河西区的北洋纱厂工房即将改造，这个有着半个世纪历史的工人居住区，对于天津这座老工商业城市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当得知这里即将拆迁的消息后，曾经在这里做过街道工作的杨文惠，开始了对老门牌的“寻宝”历程：

（录音：2000年年底，听广播里说杨庄子北洋工房那儿要拆迁，我就说得去看看。于是我就带着相机把那里的十几条胡同都拍下来了。我就说这老门牌不就是实物吗，不是也能留点念想吗？打这儿开始，只要一听广播电视里说哪儿拆迁，我就到哪儿去……压混）

十多年来，居住在和平区新兴街的杨文惠老人，踏遍了市内6个区的各个危陋平房改造点，她总是先用相机拍下老胡同、老街区的最后一幕。这些影像加上老人收集来的1000多块老门牌、老路牌，就拼成了一部形象的城市建设历史图册：

（录音：分区统计的一共是1049块。解放路、大沽北路这一代拆迁和建设的特别快，所以那里的牌牌也就保留的比较多……压混）

老人收集的老门牌、老路牌，拍下的老胡同、老房子的照片，成了天津城市历史变迁的立体见证。比如河西区谦德庄是当年天津危陋平房改造的难点大片，老人那几大箱的门牌里，就有好多块这个地区的路牌和门牌。现在谦德庄的危陋平房早已变了成片的高楼大厦，老街旧邻们也早已喜迁新居。一位当年的谦德庄老居民告诉记者：

（录音：真是赶上好时候了。我原来三间房子都挺破旧的，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墙皮、顶棚什么的都掉了，还经常的灌水漏雨。过去是年年修，年年漏。这次是彻底解决了，我就说啊，天天住宾馆了！）

随着天津城市建设的加速推进，如今的谦德庄、老南市、西广开、中山门、老城厢等老城区，已逐渐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覆盖，人们在享受着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现代化大都市的气息，而杨文惠老人的“寻宝”历程还在继续。

这篇系列报道曾获得2008年天津广电学会新闻三等奖，但其实它也有不少遗憾。老门牌、老路牌留存，所折射出的城市发展和百姓生活的巨大变化，是谁都不应该否认的事实，但报道却对如何留下城市记忆的问题没有涉及。诚然天津曾较好地保留了一些具有文物价值的老街道、老建筑，如五大道、意式风情街和火车西站等。（笔者曾多次做过这方面的报道）但在这方面也还留下了一些遗憾。

在力争将天津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的过程中，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等对天津的定位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城市。天津文物遗存的重点在近代，它虽然也有少量像独乐寺这样的古建筑，但更多的则是像五大道、估衣街、老城里、老火车站、解放北路和意式风情街等具有近代色彩的街区和建筑（包括名人故居）。它们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和工商业发展的立体标本。但这些立体标本的留存与保护，与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称谓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还需要通过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来克制开发商和有关部门的利益冲动，本着对过去和未来负责的精神，把这些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更好。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在这一章中，我们对连续报道和系列报道只各举了一个案例。或许年轻记者最关心的是如何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如何选择内容，以便写好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

前边咱们说过连续报道一般时效性比较强，而系列报道则时效性相对较弱，所以必须择机而发。由于连续报道的所具有的特性，若有必要，它可以一天之内在不同的新闻栏目里播发多篇，以发挥广播时效性强的优势，从而扩大广播的影响和声势，促进问题的尽快解决；而系列报道一般是在同一栏目里，每天播出一篇，以便形成系列。

至于什么样的新闻素材才能写成连续报道和系列报道，并无硬性规定，完全取决于它们的新闻价值。没有新闻价值的东西，不管是连续的，还是系列的，甚至是单篇的都不该播发，如果为挣工分而搞成连续或系列的，那才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把相关节目的收听率降下来，发挥不了别的作用。

一般说来连续报道的主题和内容都是单一的，如记者王栋和实习记者田晓曦采写的连续报道《低价常用药究竟哪儿去了？》虽然连续发了几篇报道，但其实追究的是一个问题，即“低价常用药究竟哪儿去了？”只不过通过对不同阶层人士、不同利益群体的采访，通过层层递进的拷问，使问题更加深入，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

系列报道，一般在大标题下，又总是设立不同的小标题，从而表现不同的人物命运和不同的事件发展。下面这组报道，虽然没有设立这样的小标题，但同样取得了这样的效果，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系列，是因为他们所展现的大主题是一致的，只不过是用不同的人物故事来阐述它罢了。

2005年是"九一八事变"74周年。事前我发现，时光老人将这一年的"九一八"和中秋佳节重叠在了一起。记者由此引发联想，假如我们能以此为新闻由头，并找到经历过"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人士，一定会写出令人感动的故事来。这样我们就走近了曾亲历那惨痛日子的老人张文阁；走近了抗日名将宋哲元的外甥女、抗战史专家李惠兰；走近了抗战爆发后天津为国捐躯的第一个新闻人刘髯公之孙刘岩和刘玉，并由此写出了连续报道《特别"九一八"的特别故事》。这个连续报道一共是三篇，下面记者将依次为您介绍：

(以下为音频)

如今已90岁的张文阁老人面色红潤，记忆力惊人，说起那远去的往事，思路依然清晰。她是曾任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三女儿，又是战时吉林政府代主席诚允的儿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她只有16岁，当时父亲正在锦州老家给祖父办丧事，家中已没有可应付急难之事的成年男子。

日寇攻占沈阳后马上又在吉林省境内挑起战端，令位于吉林市的主席府陷入一片惊恐之中。后来一家十几口人，在父亲属下一个处长崔小峰的救护下，逃离主席府躲到了崔家。张文阁说，当年的那个"九一八"自己还是个孩子，残暴的日寇几次端着刺刀到崔家寻衅滋事，留给自己的是永远抹不去的惊恐记忆，自己的头疼病至今不愈就是那时落下的。那年的的中秋也是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的，根本无心茶饭，更不要说赏月观菊吃月饼了：

（录音：现在我一听到半导体里讲抗日，就想起那时的事儿。"九一八"事变那个中秋节吉林被日本人占了，我虽然小也懂啊！中秋团圆大伙都高兴吧。你看我家乡被日本占了，父母又都在远处，这个心情能好吗？这一生我活到90多岁，那个中秋是最难过的了。）

那时她和弟妹们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尽快找到父母，一家人能够马上团圆。于是一个月后他们化装出行，在忠勇的崔小峰的帮助下，开始了从吉林到天津的惊险大逃亡：

（录音：那天晚上不撤是不行了。从吉林到长春再到沈阳，一点点地倒车，就是那种木头板座儿的车，可人挤人的，那有地方坐啊！到沈阳就更厉害了，人多的远去了，在路上看见日本兵打人，用枪刺挑人，要不到现在我还老是害怕呢。你说那枪刺说冲谁挑就挑，从那路过谁不害怕？说起当年的日本鬼子，我恨透它了！）

据张文阁回忆，她们家的十几个口人再加上在沈阳的几个兄弟，先后逃到锦州，并于当年十月底到达了天津。由于事发突然，张作相在沈阳、吉林两处的财产都被日寇强行扣留。为了拉拢他，日军后来曾派人将张家两处的箱柜钱物送往锦州张宅，交给他的亲戚。张作相闻讯后，立即告诫家属子女，不许到锦州挪用那些东西，更不许与日寇有任何往来。这样张家来到天津后，几十口人的生活就陷入了难堪之中。少帅张学良听说后，马上送来生活费接济，这才帮助他们在天津安顿下来。此后，日寇多次派伪满洲国财政次长洪维国，到天津利诱张作相，让他出任伪满洲国高级官职，被他严辞拒绝。张作相始终保持了民族气节，直至1949年因病逝世。

张文阁说，作为一个在松花江边长大的东北人，每年的"九·一八"都会想起当年四处飘零，有家难归的隐痛。动乱年月，中秋月圆时，反倒凭添了家人离散的忧愁，令人分为牵肠挂肚：她的二哥张文枢，作为东北军的一个师长常年在外抗日征战；二哥的盟兄、同为东北军师长的黄显声，则因抗日获罪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里。

弹指一挥间，曾在北京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就读的张文阁，曾亲历过74年前"九·一八"事变的张文阁，如今已是90高龄的耄耋老人，虽然父母和兄弟姐妹大多已作古，但往事并不如烟--想起当年日寇在东北、在华北、在全中国的暴行，依然心绪难平。如今听力尚可的老人，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右翼势力拒不认罪的信息，更是义愤填膺：

（录音：这不，我在半导体里天天听新闻吗，你要说咱们国家现在科学、经济也发展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好过了，咱不也成了大国强国了吗？所以说国家还是得强啊，你不强老百姓不受气还怎么着？我90岁了，就更盼着国家更强大，不能再让小鬼子欺负咱了…..）

播主持人：老话说，月到中秋分外明。但今年"中秋"与"九.一八"的难得重叠，却加重了人们对往事的追忆和对亲人的思念。在这特殊时刻，记者走访了抗日名将宋哲元的外甥女、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惠兰，听她讲述了宋哲元血雨腥风的抗战往事：

（以下为音频）

李惠兰教授是宋哲元将军妹妹的女儿。她研究抗战史已有20多个年头了。她告诉记者，舅舅宋哲元是山东乐陵人，自幼家贫。他13岁从军，后加入冯玉祥部队，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后来又升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29军被张学良调到冷口、喜峰口一线布防。当时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有30多万，分别来自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和晋军等多个山头。武器装备以徐廷瑶的中央军最好，西北的29军最差，但喜峰口抗战29军官兵却以大刀和手榴弹歼敌5000多。那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镔铁大刀，不光为宋哲元赢得了抗日英雄的盛名，《大刀进行曲》更因此唱响全中国……

作为抗战史专家，李惠兰认为宋哲元的主导思想是爱国、亲共、抗日，但"九.一八"后他所处的环境非常险恶：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翻云覆雨，使他对蒋和中央军心存疑忌，这个心理影响了他以后很多的战略决策。两年的风风雨雨更让这个性格直爽的山东汉子，厌倦了与日本人无休止的交涉与周旋，身心倍感疲惫。不得已，宋哲元只得以退为进，回乡扫墓。

"七七事变"爆发时，宋哲元带着从家乡新招募的800子弟兵重回天津抗战。这时，李惠兰已经5岁了，来到天津与大舅住在一起。李惠兰说，由于事发突然，宋哲元只得把母亲、妻子、妹妹、儿女留在了天津。谁想这一年的中秋节，宋母离开了人世；同时这也成了宋哲元与众多亲人诀别的日子……

（录音："七七事变"后，宋哲元离开天津、北京去抗日了。这时候日本人就迫害我们家庭，四次进行抄家搜查，最后还在我们家门口挂上了"大日本军管理"的牌子，后来索性把我们全家都轰出去了。我们颠沛流离，东躲西藏，那敢想团圆吃月饼啊，生活都很难坚持下去了。我们就这样度过了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

而宋哲元在"七七事变"后，心情一直非常沉重，后来因得了严重的肝病，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到后方去休养。李惠兰说，即便是在后方养病期间，他仍梦想着重返沙场去与敌厮杀。1940年4月5日宋哲元病逝，并长眠于四川绵阳富乐山下，逝世时只有54岁。

当年长城抗战时，一个位叫候万山的老班长，曾把自己的双胞胎儿子托付给了宋哲元。后来侯万山在战斗中英勇战死，宋哲元和夫人常淑清就收养了这对烈士遗孤，并在颠沛流离中把他们养大。从此，这对候氏兄弟改名宋景武、宋景烈。宋哲元病逝后，他们随常淑清去了台湾。长大成人的候氏兄弟，最大的愿望就是去长江边上的绵阳为义父扫墓。谁想由于台海阻隔，这个愿望在50多年以后才得以实现：

（录音：这两个孩子都在台湾，眼下他们已经70多岁了，早就盼望着回来给宋将军去上坟，当时因为两岸没有实现"三通"，这个愿望迟迟没有实现。2002年他们已退役5年了，这才批准他们给义父来上坟。到了绵阳，去上坟的时候，双胞胎中的弟弟因打仗腿受过伤，可仍然坚持要给宋将军行三叩九拜礼，人们都架不起来他了，这个场面非常感人！）

播主持人：刘髯公曾是天津的著名报人，更是一个英勇的抗战斗士。"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报纸上强烈抨击日寇侵略罪行，招来日军嫉恨。"七.七事变"爆发后即被日寇所杀害，成为抗战后津门为国捐躯的第一位新闻人。在"九一八事变"74周年和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记者采访了刘髯公之孙刘岩、刘玉，听他们讲述了一个新闻人与强敌抗争的悲壮历史……

（以下为音频）

刘髯公、刘孟扬、刘霁岚是上世纪30年代享誉津门的"报界三刘"，巧的是三人又同是回族兄弟。刘氏兄弟回忆说，刘髯公是天津武清人，早年曾为法阻界工部局侦探长，后主动放弃这个收入丰厚的职业，一心要办一张为百姓服务，替百姓说话的报纸，于是他就同友人一起创办了《新天津报》和《新天津晚报》等报刊。"九一八"后，他以一个新闻人的良知，多次著文揭露日寇发动侵略战争，残害中国百姓的事实。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一天，他从意租界到法租界途经万国桥，也就是今天的解放桥时，遭到了日寇的无理劫持。

卞慧新是近代津门八大家之一--乡祠卞家的后人，今年已93岁了。他长期从事天津地方史和抗战史研究，回忆起68年前从北平回到天津的惊险历程，仿佛就在眼前：

（录音："七.七事变"时我还在清华上学，当时北平很乱。8月的一天，我从北平匆匆往天津赶。火车早上9点发车，几乎站站停，为的是给日本军车让路，直到晚上8点多才到天津。车站上日本兵对中国人骂声不断，乱踢乱打。当有人告发我是清华学生时，就被带到了大中银行货栈院内的宪兵队。也就在这儿我见到了一个遍体鳞伤的人。狱友师潜叔告诉我，他叫刘髯公。）刘髯公在遭受酷刑后，仍鼓励卞慧新和《益世报》秘书师潜叔等不要忘了今天大家在狱中的磨难，你们将来若能出去要努力为国家做点事，并以写好"华北沦陷之惨痛史"激励难友。他说，我们经历了今天的磨难，必须把国家遭受的凌辱，人民遭受的涂炭写成"信史"留给后人。后来，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碍于刘髯公的巨大社会影响，日寇不得不释放了他，但刘岩却说，由于在狱中遭受了严刑拷打，爷爷的身体已变得很坏了：

（录音：从宪兵队抱出来后，我爷爷还有70多斤的体重，原来他130多斤，而且被打的遍体鳞伤，断了7根肋骨，左膝盖被打碎了，左胳膊被打折了，内脏也被打坏了，已经没办法治了。但临死时，他还大声告诉家人：你们看着，小日本一定会被赶出中国去的。）

刘髯公出狱后，仅一个月就悲怆地辞世了。一个新闻人在国家危难之时，利用舆论鞭笞敌寇，力图挽救民族危亡，惨遭日寇杀害。他也因此成为"七.七事变"后，天津为国捐躯的第一个新闻人，在当时和后来都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缅怀。刘玉告诉记者：

（录音：祖父故去的时候，天津各界人士，在铁蹄践踏的那种形势下，都来祭奠他并为他送行，来的人非常多，这也代表了天津人坚决抗日的人心。）

刘岩、刘玉还说，祖父自"九一八事变"起便与日寇结怨，到"七.七事变"后被残害致死，我们一家人也因此倍受煎熬，到解放前刘家的生活日益艰难，真是月亮圆时家难圆啊！

幸好，不久天津就解放了，在刘髯公掩护过的中共地下党员、全国供销总社主任于树德的帮助下，追回了当年变卖的部分房产和财物，刘家的日子才渐有起色。改革开放后，刘氏兄弟更是得到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刘岩曾是天津市和平区两界政协委员，现为"占士灯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说，眼下的中秋节，月亮圆时家已圆，刘氏后人的事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上述三篇报道在人物塑造和叙述水平上并不很出色，但在题材和人物选择上却表现了一定的眼力和文化积累。因为一个记者要在短时间内将"遵命文学"变成自主选题，很难找到好的新闻线索和人物，但我们却凭借着两辆破自行车,跑遍天津大街小巷找到了。其中，张文阁和卞慧新老人都已90多岁了，因此采访也就具有了对历史当事人的史料抢救价值。更为难得是我们还记叙了天津或许也是全国第一个在抗战中英雄牺牲的新闻人的悲壮历史，这是很令我们自豪的。

我们的办法很笨，却因此写出了一个个悲苍曲折的故事，并由此与李惠兰教授结成往年交。工作之余，在她的带领下完成了史书《日本侵华阴谋与中华四名将之死--揭七七事变之谜》的撰写。顺便说一下，上述报道的另一作者是济南广播电台记者郭慧，当时她作为新闻专业研究生正由我带领在天津电台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