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语言特性及采访语言技巧类论文

第一章　广播语言特性及采访语言技巧类论文

年轻编辑记者对母语文化认知水平堪忧

刘明泉

近日,一项由1770名受访者参与的网络调查显示:67.7%的受访者认为,国内存在着“外语热,母语冷”的现象,汉语未得到应有重视；同时有83.6%的人认为，现在人们的汉语应用水平正在下降。与此类情况相近似，眼下一些广播新闻从业人员特别是年轻从业人员，对母语文化的认同感变的越来越模糊了，应用水平严重下降了。曾几何时，人们把电台播音员对汉语字词的读音，当作一种公认的校订标准，但恕我直言，眼下这种标准的美誉度和公信力都在下降，其曾经担当的传播母语文化的重任自然也就明显地退化了。

上述种种，自然与中、小学乃至大学，对母语文化教育的严重缺失密切相关。曾有人说，在21世纪只有懂英语、会电脑、能开车者才不算是新文盲。基于这样的理念，一些大专院校的某些规定，也就顺理成章了：他们把能否通过英语四、六级，当作能否毕业、能否获得学位，甚至能否入党的一项硬性指标。这样的理念和做法，客观上是把对母语文化的认知，明显地排除在正常的知识考核范围之外，更不会使汉语像英语那样成为影响学生毕业、获取学位和求职的一项硬性规定。所有这些都成为一种强劲推力，让年轻学子丧失了认知母语文化的动力，进而也造成了媒体年轻从业人员母语文化元素的缺失或弱化。

眼下“软实力”这个概念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它区别于GDP增长水平和军队装备水平等“硬实力”，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形态方面，是一种文化的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从业人员母语文化的缺失或弱化，将使自己无法具备“软实力”，更无法创造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新闻作品来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来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和民族形象。这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

一、什么是母语文化

要弄清什么是母语文化，当然先要弄清什么是文化。现在“文化”一词已被无限制地泛化，几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能与“文化”观念黏合在一起。比如汽车文化、官场文化、饮食文化、厕所文化等等，那么如何给人们成天挂在嘴边的“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呢？笔者以为，还是文化人类学的鼻祖、英国人泰勒的定义比较准确，他说：“所谓文化，就是人类生存系统的总和。”

依据这个定义，中国的母语文化，自然就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生存系统的总和。在几千年的生存发展中，我们中华民族曾以其繁荣的政治经济、灿烂的文化艺术和发达的科学技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行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作为生存系统总和的母语文化当然不仅仅是语言交流的工具，更是民族传统、文化观念、道德水准和思维模式的共同载体。

其实，语言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从根本上说，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赖以构建和传承的重要手段和形式。它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积淀和映像。

龙应台是台湾地区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识分子，她精通多国语言，但在与同胞交流或演讲时，从不挟外来语以显尊贵。用她的话说，在国内行文写作和对众演讲，中国的语言词汇足够用了，用不着拿外语来补充。与其相同的还有陈寅恪、钱钟书和季羡林诸先生，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的演讲，笔者没有聆听过，但他们的大作笔者却看过一些，决无故意卖弄英语、显摆高贵的语句，而是充满了对母语文化的高度认同和与外来文化融会贯通的睿智，所以他们的演讲才精彩纷呈，他们的著作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竞争力。

已届八十高龄的叶嘉莹女士是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也是一个学养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作为一个曾经长期身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她对祖国的母语文化有着准确的认知。不久前，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族群，都把不能在公共场合用母语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当作人生的最大遗憾。”或许正因为此，丁肇中先生才在诺贝尔颁奖大会上，不顾某些存有偏见的西方人士的阻挠，坚持用自己的母语发表获奖感言。在经济发达、科技领先、文化多元的美国，同样把母语的运用和表达，作为衡量当今青年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据一份叫做大学学习评估（CLA）的报告称，美国大学的管理者期望学生毕业后具有如下的能力：第一，批判性思维，第二，复杂的推理能力，第三，合格的书面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要掌握这样的能力，虽然也可通过数理化课程进行训练，但离开完整严格的文史哲课程学习和母语文化教育，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所以美国诸如耶鲁、哈佛、斯坦福等名校，多以文史哲专业为主。说到麻省理工大学，国人一定以为是与清华相似的单一理工大学，事实并非如此。它共有58个专业，除24个属数理化外，其余34个都是文史哲专业。而且美国大学制度还规定，一二年级作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须修满数理化文史哲各科课程，才可进入专业。更有很多院校要求，以理工为主专业的学生必须附加一个文史哲副专业，方可毕业。因为美国大学管理者认为，胸无造福世界的人文理想，很难造就杰出的科技人材。

虽然眼下我们的一些理工大学纷纷升格为综合大学，并因之增设了文史哲，经济、新闻、法律、动漫、影视或戏剧表演专业，但它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把学校的规模搞大，便于多圈地、多招生，多收学费而已，并没有着眼于学生母语文化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也根本没有制定相关的制度建设和教育措施。这大概也是“钱学森之问”所探讨的问题。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提倡有效提升广播从业人员，特别是年轻从业人员对母语文化的认知水平，并不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而是保持文化多样性，促进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前提下的一种思维创新，或者说是一种母语文化的补课。我们要创造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新闻产品来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提升自己的母语文化认知水平和人文学养，是不可或缺的实力支持。

二、广播年轻从业人员母语文化缺失令人堪忧

据相关部门的统计结果证实：全中国有四亿多人在学英语，约占中国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在大、中、小学学习英语的人数已超过一亿人。有专家预测，再过几年，中国学英语的人数将超过英语国家的总人口。眼下学生在学校学习英语所用的时间，小学是四分之一，中学是三分之一，大学生则为二分之一，甚至有时还更多。人才招聘时，它更成了“伯乐”们选拔各类人才最重要的标准化武器，英语四、六级证书的含金量甚至超过了大学的毕业证书——人们对英语的认知被推上一个从来没有的高度。据教研和语言教育培训机构估计，在全国4亿多接受过英语教育的人群中，能够用英语进行交流的人数不超过2000万。这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学英语没派上用场——英语教育造成了巨大的资源和财力浪费。

在新时期，英语作为通用程度很高的国际性语言，大家确实该好好学习，认真掌握。掌握了它，可以让我们更快更多地去了解外部世界，它在对外交往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更是不容置疑，但若因此成为忽略对青少年进行母语文化教育的理由，就有失偏颇了。眼下的中、小学，在升学指挥棒的指挥下，历史、地理、常识、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形同虚设，它们基本成了应试教育主课程的陪衬。孩子们对自身赖以生存的土地上的民族传统、文化观念、思维模式的理解和学习，基本是在一种自然的非理性的状态下完成的。

在大专院校，由于学生的英语学习占去了课业的大半时间，所以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对自己母语文化的认知水平都很难令人恭维。笔者带过的实习生有不少人来自全国名校，但他们对汉语语法的学习理解，远远低于英语语法，有的写篇短文连汉语的基本结构都闹不清，文章中不仅文理不通病句多，错别字也多，其文史知识的匮乏更是令人咋舌：学社会学的分不清鲁迅与武训；学中文的竟然会把成都武侯（诸葛亮）区误读为午后区，当然也就不知武侯诸葛亮是何许人也了；新闻系的研究生不知道包括天津在内的几个中国大城市，旧租界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成因，他们甚至不知道各省的省会城市在哪儿；学中文的毕业生缺乏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码了解：分不清楚“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发生时间谁先谁后和它们之间的演进关系。更有央视的年轻主持人，把内蒙的锡林浩特盟说成锡林浩特自治区，当然也不会知道中国有多少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了。当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设立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有其深刻的历史成因、文化背景和政策依据，这样缺乏起码人文常识的脱口秀，竟发生在政策影响如此巨大的主流媒体，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再比如，电台某频道主持人在讲到一个古代爱国故事时，主题相当不错，举例也较典型，但在稿子中，却出现了“维护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的奇怪说法。中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的团结非常必要，但我们却不能说要“维护”各民族的“统一”，因为这样说不利于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存留和文化多样性的传承，同时也不符合党的民族政策和宪法精神。遗憾地是，当笔者向该主持人指出这种说法的失误时，她竟然反驳说，她觉得“团结和统一”在意思上没啥区别，这样的说法也没啥问题。她显然对母语文化中的民族问题和语法知识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再如，某台在今年春节后，适时开办了一档解析中国人过年习俗的节目，轻松自然有趣，娱乐性也很强，但节目中年轻编播人员对俗信的理解却有失偏颇。他们在节目中说，正月里不剃头，有督促人在腊月春节前搞好个人卫生的作用；正月初五包饺子剁小人，表现了民间的是非观，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随后他们对正月里不买鞋、不说亲也都做了同样的“美好”解析。这其实是对母语文化传统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虽然近年来主流文化和社会舆论对俗信的认识日渐宽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那些糟粕性的俗信乃至迷信的东西，值得我们在主流媒体的节目中去大力提倡、大加赞美。

对于俗信这类东西，我还是相信鲁迅先生“带病的遗产”的说法，而且它有时也很难与迷信截然分开。本来俗信只要无益无害，在个人的私生活里，我们不妨姑妄听之，但在主流媒体，如上的提法似乎就显的不大得体且有失水准和风范了。如果说，正月里不剃头、不买鞋还算无伤大雅的话，那么正月初五剁小人的诅咒，往大马路上倒中药渣子，希望别人把病带走；门窗上挂个小镜子，希望把晦气反射给别人的俗信和迷信，就显得很不善良了。这种陋习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向往”可言，有时甚至还会造成邻里之间的恶语相向，拳脚相加甚至造成血案，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

当然，对母语文化认知的缺失也不仅是媒体中的年轻人。前些日子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一名来自陕西的歌手在素质考评中，竟然把英国与澳大利亚国旗误认为中国与日本国旗；一个“山西省会在哪里？”的常识题，同样难倒了参加上海著名高校自主考试的诸多优秀学子。当网上对优秀学子和明星歌手的表现发出责难时，一些学生家长，竟以这样的常识不值得记，临时背诵一下就可以了，为之辩护。问题是我们的国旗是什么样，首都乃至省会城市在哪儿，本是中小学课本里的内容，或是每天看看电视里的“新闻连播’和“天气预报”节目，就可以了解的，根本用不着特意去记——娱乐明星和学习尖子对母语文化的常识如此茫然无知，不管怎样解释也是说不通的，更是令人悲哀的。

公道地说，这些常识性的东西，作为文科学生在学校里不可能没学过，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只是把它当作应试的考题来背诵，而没有当作母语文化的有机内涵来认知。背诵完后，应试过关，一切都丢在了脑后，致使一些即将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在用母语进行书面表达上语句不顺、用词不当、错别字多，有的学生甚至连实验报告和开会通知，都得让老师改上好几遍，才能让人看得懂。写至此，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为祖国服务，还是为他国服务？我们的广播电视，是办给中国人听（看），还是外国人听（看）？若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那么为什么学生毕业或职业招聘考试时对英语等级有要求，却对汉语无起码的要求？难怪有学者称“汉语危机会带来文化危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可以说母语文化的荒漠化既有学校和社会的责任，也有学生和家长的个性原因，这也从另一层面说明了我们母语文化教育缺失的严重性。所有这些越来越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他们担心如果真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不光母语文化会受到冷落，恐怕连学生意识中的必要人文素质也丢失了。这样的学生，走进广播、电视等媒体从业，成天又面对使用汉语的亿万同胞，极有可能产生对母语文化的隔膜和职业上的障碍——这同样是令人担忧的。

我们这样说，一些年轻人可能觉得是杞人无事忧天倾。他们会说，自己成天游走于网络之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什么样的信息不是一上网，就能迅速掠取？什么样的“常识”不是一点鼠标，就能立马搜寻？到时候一“点”即用，还补母语教育的“常识课”干什么？但恕我直言“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同样的道理获取“常识”工具的先进，不能代替人文“常识”的有效获取，更不能代替自身人文素养的提高。正是因为有了上述认识上的障碍，才使得一些年轻新闻从业人员对这些涉及母语文化的常识，缺乏了必要的了解，才造成了他们对母语语法词汇的疏离感，才会出现读稿不顺、说话生硬和长时间停顿、断句、吃栗子等现象的发生，才出现了他们对某些有文化底蕴稿件的生硬理解——这不是临阵磨枪式的备稿可以解决的问题。

三、广播年轻从业人员应该及时补上母语文化教育这一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些年轻的播音员和主持人，之所以一碰到有些思想深度或有些文化背景的稿子就不断地吃栗子，就把生动的语句当作一个个的单字来读，并不仅仅是因为播音前备稿不充分造成的，而是由于一定程度上缺失母语文化素养造成的。因此，我们认为新闻从业人员特别是年轻新闻从业人员，都应该尽快地补上母语文化教育这一课。诚如著名文化学者、词学家叶嘉莹女士所说：“我认为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是一个人天生就应该有的权利，如果你不好好地学习母语文化，你就连这点权利都丧失了。你在公共场合，不能用大家了解的语言去表达你的思想感情，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如果真是这样，也是广播电视从业人员的遗憾。

我们注意到随着经济生活的日益丰富和人们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加，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认识到普通话作为中国的通用语言，可以消除中国不同地区间的交际障碍，给企业的经营和生产带来极大的方便；甚至一些外资和合资企业也开始认识到，他们要在中国拓展业务，汉语普通话作为中国国家通用语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是一些国有、民营乃至外资企业都把普通话水平如何，作为录用人才尤其是营销业务人才的毕备条件之一。虽然一些中外企业这样做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但他们对中国的母语文化所表示出的尊重，并能真正意识到了学习汉语的必要性,理应让我们的文化教育部门感到汗颜。上述的一项对1770名受访者的网络调查，也体现了人们对这一观点和做法的认同：有50.6%的受访者认为要让汉语成为人才招聘的参考依据，公务员和一些事业单位的人才录用和培训等工作应率先这样做。

如此看来，作为以语言为主要传播手段的广播、电视从业人员，无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业务需求，还是从服务经济建设和受众来考量，都应该尽快补上母语文化教育这一课。毕竟我们的主流媒体主要是使用自己的母语来进行社会交流的，毕竟我们演绎的是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观念、道德水准、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母语文化是支持我们节目的内容和形式，站立和行走的最主要的、不可替代的支点。包括笔者在内的媒体从业人员，都应该意识到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汉语可以说是自己的立身之本。它是母语文化的载体和传承工具,很多民族文化就储存在汉语这个载体之中，因此提升母语文化的认知水平，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及今后的人生走向，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然，要补上母语文化教育这一课，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母语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我们的母语文化博大精深，所以对它的学习必须持之以恒，不断深化。仅就语言的学习来说也并非易事，在谈到学习母语时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汉语掌握到一定程度，想进一步，比学习外语还难。只有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汉语水平才能提高，别字、病句才能减少。”

“汉语掌握到一定程度，想进一步，比学习外语还难。”这样的话，从季羡林这样的文化大师口中说出或许更有说服力。他说这样的话，绝不会被别人误会成吃不着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因为季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不光精通英语、德语，连少有人知的许多小语种掌握的都很娴熟。他这样说，实际是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告诫人们，应重视母语文化学习的长期性和重要性。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任务，日前国家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可以这样说文化发展战略已成为国家基础性和主导性战略，今后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将赢得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从业人员，无论你是播音员、主持人，还是编辑、记者，对于母语文化中学养深厚的文章、对于母语文化中生动形象的语言，都应该具有敏锐的嗅觉去感知它的魅力，都应该具有正常的情感去感知它的震撼。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和近、现代典范的白话文，都极为深刻和极为精辟，值得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地攻读领会、不断地加深理解，从而变成自己的东西。最后笔者想说的是，深入地了解我们母语文化的丰富内涵，不仅会有效提升我们的文化和业务素质，还会大大提升我们的政治思想素质，帮助我们重建新的荣耻道德架构，因为热爱祖国，还是损害祖国利益，正是“八荣八耻”道德体系中，同样也是母语文化体系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内容。

（该论文发表于《天津广播电视》2007年第一期，并获同年天津广播电视学会论文评比二等奖，录入本书时在内容上有所增删和修改）

暧昧性语言对节目主持人播出风格的影响

刘明泉、刘越藩

一、暧昧性语言的定义

暧昧性语言亦称暖昧（nuanmei）性语言。查《现代汉语》词典，有关暧昧的词条共有两个：一，态度、用意含糊，不明白；二，行为不光明；不可告人。暧昧性语言，特别是广播电视中的暧昧性语言，当然没有不可告人的东西，但却具有用意含糊的特征，在一定语境下的暧昧性语言，确有舒缓语气，调整语调，营造轻松氛围的特点，但由于暧昧性语言用意含糊，所以有时也容易产生某种歧义或误会——这就是笔者对暧昧性语言所下的定义。

暧昧性语言虽然用语含糊不清，但它却并不同于模糊语言。早在1957年，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琼斯，就开始觉察到语言的模糊性质并给予了合理的解释：“我们大家说话和写作时常常使用不精确的、含糊的、难以下定义的术语和原则……通常人们尽管使用不精确的表达和难以下定义的术语，但仍能相互理解。”中国语言学家刘宓庆则更明确指出：“所谓模糊语言，并不是指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只能使人产生误解的语言。恰恰相反，他利用语义的模糊性，准确地反映出生活中的模糊概念。”比如你到湖南张家界旅游，回来后你未必能具体说出山脉的具体高度和景区的具体面积，但你却可能利用语义的模糊性来描绘那里青山的挺拔、绿水的清澈和民风的淳朴，这并不会使人产生任何误解。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暧昧性语言与模糊语言不是一个源头，也不具有一致的特性。暧昧性语言主要是受外来语影响、并以南风北渐的方式形成的。这里所说的外来语主要是指日语；而南风北渐的源头则主要是指流行于福建、台湾地区的闽南方言和流行于港澳粤地区的粤方言。

比如眼下的一些年轻主持人，在节目中非常频繁地使用“是的”，“没错”等词语，但在他们哪里“是的”不一定表肯定；“没错”也不一定表赞成，这也就具有了我们所说的语言的暧昧或暖昧（nuanmei）风格——它大概就源于日语如中的：“はい（嗨依）。”

“はい”在日语中有时表示肯定，但有时却只是一种暧昧的回应，意思是说我听着呢。其实中国人乃至欧美人，并不以日本人这种暧昧的语言方式为然，有时甚至感到很恼火，因为它常常会产生某种歧义——被理解为对方已同意了自己的意见或建议，以至在双方的贸易谈判中引起某些误会。对比之下，您会发现眼下一些年轻主持人在对话时，常挂在嘴边的“是的”、“没错”及其它一些口头语，已具有了日本语言的暧昧特点，联系到“脱亚入欧”以前的日本文化语言主要受中国的影响，而近代以后中国的时新语言词汇主要来自日本的现实，那么这些暧昧性语言具有了日语中的一些暖昧（nuanmei）特性就不足怪了。

日语中的这种暧昧或暖昧（nuanmei）性词汇，其实还有很多，比如またこんど，意思是说下次出去你一定叫着我。假如一个美丽的女性没有告诉你下次约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这其实只是一种暧昧的拒绝，可它却会给在其它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人造成一定的误解。假如你真的据此去安排下次约会或是在那干等，不是被晾干就是被冻死——因为根本就没有下次。还有すみません，意思是说对不起，打扰了，麻烦您了。其实，很多时候人家根本就没有打扰您，这样说只是一种暧昧的客气。在日本人的口语中，暧昧性或曰暖昧性（nuanmei）交流几乎成了一种语言习惯，以至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比之一些公共办事部门的“冷硬顶”和“文革”式的战斗语言，给人带来的痛击、尴尬和不快当然要好的多，故在当今强调社会和谐的语境下得以迅速通行，但也极易给人造成不应有的曲解和误会。

眼下，南风北渐似乎已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使得北方人的饮食、服饰乃至各类经济活动等都悄然发生着改变，所有这些都反映到语言中来，并进而演进成了各地的前卫性语言，比如“埋单、搞掂”、“生猛海鲜”等来自粤语；“哇塞、爽歪歪”等来自闽南语，近来都在广播电视中被某些主持人所使用。

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语言风格的形成，自有其存在的道理，我们不能随意评说其优劣，但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别国语言或别的方言区中的暧昧风格，生吞活剥地移植到汉语普通话中来，就难免要闹出一些笑话了。

二、广播语言中汉语虚词的暧昧化

我们前面说过，眼下一些年轻主持人常把“是的”、“对的”、“没错”、“好啦”、“可能是”“不好意思”等挂在嘴边。但在他们哪里“是的”不一定表肯定；“没错”不一定表赞成；“可能”也不表示对某种事物的判断，说“不好意思”也只是一种日式的客气，它表示的只是一种委婉的拒绝，在这里本来含义明确的词汇就完全被暧昧化了。

笔者曾统计过，有位主持人在30秒中的对话里，说了十多个“没错”，另一主持人在同样的时间里说了十多个“是的”。这些暧昧化的语言，有时确实起到了软化语境的作用，但在很多情况下给人造成了词义上的曲解和语言上的拖沓。

“那”本是代词，但在包括央视在内的一些主持人嘴里，却演变成了助词亦称发语词，类似于古汉语得“夫”，用在句首，表示要发议论，如：“夫，战勇气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如果说，古汉语中的“夫”用在句首有加强语气的作用，那么当下主持人嘴里的“那”则有减弱语气的作用，但无论是加强还是减弱语气，只能在句首偶尔用之，到处滥用并形成口头语就要搞笑了。

眼下一些年轻主持人，无论说啥话前边都要加一个前缀“那”，如：“那，我们的节目从现在开始？”；“那，昨天凌晨5点钟节目刚开始呢，下起了雨”；“那，这也是天津市的特点，小吃比较丰富”；“那，最近许多名人呢，都在写书。”；“那那，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那那，我们今天呢有一场演出。”公道地说，有时一句话前加上一个“那”，确有舒缓语气的作用，女声在说话前加一“那”字，还可以给人以暖昧（nuanmei）的感觉，可一些粗声大嗓的男主持，一张口也“那那”连声，则暖昧（nuanmei）的让人浑身发冷，难免想起曹禺话剧《日出》中的胡四先生。

“那”虽是助词，用错了地方也会产生歧义，比如“那，我们的节目从现在开始？”，好像我们的节目没有一个预定的时间表，而是让主持人临近了再跟听众商量：节目是马上开始，还是歇一会儿再开始，这岂非笑话？

眼下在一些年轻主持人嘴里，语气词“呢”的使用频率也相当高，无论是在句首还是句中，总是随处插播：“这一段的新闻早班车的内容呢，就介绍到这儿”，“其实呢，这种商业促销的时间不长”，“白天呢，是多云”，“昨天呢，是中考的第一天”。主持人在读每句话时，还非常强调这个“呢”，它除了给人一种暧昧的感觉外，另一个感觉就是在听小学生在奶声奶气地读课文。

余秋里是新中国的开国中将，也是第二任石油部长。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立下不小的功勋，但在“文革”中却惨遭迫害，后虽复出协助周恩来总理领导全国经济工作，但仍遭受“四人帮”的打击和冷落。眼下五十岁上下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文革”中每有大的活动需要播报长长的出席者名单时，最后一句准是“还有余秋里”。“四人帮”一伙是想用“还有”把余秋里与正式名单隔开，暗示此人问题严重，现在只是利用他的管理经验来戴罪立功。在“文革”那个荒谬的年代里，“还有余秋里”的使用频率之高，已成为一个十分荒诞的语言标本。

举这样一个例子，无非是想从一个角度说明虚词有时并不虚，有时意思还挺实。“还有”的“有”是动词，加上副词“还”相当于连词的“及”、“以及”，它们在连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时，意思上却有偏正之分。可它在某些年轻主持人的嘴里却毫无此意，完全被暧昧成了随处乱用的口头语，这样也就难免伤及别人。比如，有的年轻主持人在现场直播中，一开始时总爱说：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假如我们真的把听众当作上帝的话，就不该把他们置于“还有”的地位。再比如我们的一些谈话类节目，每次所请专家不过两三个，可主持人在介绍来宾时仍然要说“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有xxx、xxx，还有xxx。”由于我们的一些主持人在说到“还有”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拉长声调，因此也就常常给“还有”后边的专家带来某种不快。一位年轻主持人就曾告诉我，一次她在节目中用“还有”介绍第三位专家，节目后这位专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表示了自己被“还有”，被轻慢的不快：“还有，还有，看来我是多余的，不该来的。”其实，在这里她完全可以用连词“和”来代替“还有”，这样就不会伤害嘉宾的感情了。

更有位年轻主持人将“还有”用的十分奇怪，她在一档谈话类节目中是这样介绍嘉宾的：“今天我们请到了‘天津电台感动津城十佳市民’候选人，还有三八红旗手获得者，南开区中营小学的优秀老师王芳。”笔者在监听节目时，一直等待着王芳以外另外俩人的出现。可直到节目结束，我才明白所谓的“十佳市民候选人”、“三八红旗手”还有“中营小学的优秀老师”敢情是一个人，所以产生这样的歧义都是“还有”惹的祸。

其实，这样的说法在眼下的一些年轻主持人中并不少见。问起他们为什么这样使用“还有”时？他们说，自己只是有嘴无心地往外闲溜达，并无什么特定的含义。可语言是用来交流的，作为媒体的主持人怎么可以把语言如此地暧昧化，从而产生不应有的歧意或误会呢？

如果大家留心，就会发现眼下在一些记者主持人口中，“不但、而且、然后，并且”这样一些转折性或并列性连词，用的既多且滥，完全成了一种口头语，而且用意非常朦胧暧昧。他们有时将其放在句首，作为一句话的开头；有时放在句中，却没有任何转折或并列之意。比如央视2012年8月4日中午的新闻节目中，一位中年女主持人这样播报道：“受双台风‘苏拉’和‘达维’的共同影响，山东青州发生大暴雨，道路被冲毁，并且没有发生人员伤亡。”这里的“并且”用的毫无道理，因为“没有发生人员伤亡”根本不能和“发生大暴雨，道路被冲毁”相并列，它们是一种转折的关系。这样的用法，让人觉得“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反而使这位主持人产生了些许的遗憾。这岂非咄咄怪事？

有这样的话垫底，再看着台风肆虐的凄惨画面，听着主持人和前方记者的解说，就更别扭了。女主持人：“好！我们请前方记者报道一下山东那边的情况。”前方记者：“好！我现在是在山东青州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我身后的一个小桥中间已经断裂，车辆已经无法通行，村里72间房屋被冲毁……”这样一种状况一点也不好。主持人完全可以把前置的发语词“好”,改成“现在”，前方记者把“好”改成“主持人”这样的实词，以防止虚词的暧昧化，给公众特别是灾民造成情感上的伤害，因为他们每次说到“好”时，都特意强调且声音很大，让受众听了很扎耳朵。

我们这样说绝不是吹毛求疵，语言学家胡欲树先生曾说过：“语言这个工具是以语音为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体系。”一些年轻主持人的这种暧昧化表达方式，是滥用了词汇这个“建筑材料”，搅乱了语法的结构规律，只是用语音外壳来表达一种被曲解的暧昧风格，以致他们说出的话词不达意，词达它意，甚至表达出完全相反的意思，当然也就失去了一个公众媒体代言人的应有作用。

三、广播语言中汉语实词的暧昧化

如果说，关于广播语言中汉语虚词的暧昧化，有时确实起到了软化语境的作用，让人听起来比较温暖的话，那么实词的暧昧化则更多地给人们造成了误会和歧义。我们先举两个实例来说明：第一个实例来自央视。那天央视一挡新闻节目主持人，在预报节目时说：最近在北京郊区惊现一个违法建设的垃圾处理场，氨气和硫化物超标达到64倍。然后，她马上接着就说：更多精彩还在后面，请您继续收看。后面的“更多的精彩”是啥？莫非是氨气和硫化物超标128倍，256倍？要知道这些东西严重超标不但会形成甲烷气体，厌氧环境，还有可能发生爆炸事故。真那样了，这后边的“更多的精彩”岂不太吓人了！我真担心，那天她预报的是马家爵或药家鑫的杀人事件，要真那样，这“更多精彩还在后面”，岂不更令人头皮发炸，毛骨悚然。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曾有人在《今晚报》上发表文章，对一些电视节目在播报地震消息后，滥播“更多精彩”等程式化语言，表示愤怒并发出质问：数以万计的同胞在灾难中死去，何言“更多精彩”，你们难道没有一点恻隐之心？我猜我们的一些年轻同行对死难的同胞并不仇视，甚至对他们还很同情很怜悯，之所以让人家产生这样的误会，都是滥用这种程式化暧昧语言惹的祸。可见，无论是虚词还是实词的暧昧化，用不好都是很伤人的，切望年轻的新闻从业人员，不可等闲视之。节目负责人，也应在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时，及时清理这些不着四六的暧昧性串联词，以免对公众造成情感上的伤害，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第二个实例来自天津电台的一挡时尚节目，主持人几乎每个晚上节目开始时总要说：“在这如水的夜晚…….”；另一挡娱乐性节目的开篇语则是：“在每个月亮如水的夜晚…….”而且是不管刮风下雨绝不爽约，到时准来这么一句，好像加上它节目就上了档次，有了品味。我们猜这样的话，可能来自成语“月光如水”，人家这样写是极言“月光”妩媚流溢的姿态，可他们在大雨倾盆的时候仍然温柔地播报“在这月光如水的夜晚”，堪称搞笑专家。以上两例，是广播语言中典型的汉语实词暧昧化。在这里一个词，甚至一句话，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符号或是程式化的片花、串联词或口头语。

同样是在那档时尚节目里，主持人在播报新闻时说：“几百年来，苦味矿泉水一直被欧洲贵族所锺爱，成为高端群体的宠物饮料。”这让人听了感到十分模糊暧昧，不知这饮料是给欧洲贵族喝的，还是给贵族宠物喝的？此外，还有“五个补妆的秘诀让你的妆容令人惊艳与轻薄。”查《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轻薄”一词解释为：言语举动带有轻佻和玩弄意味。因此，说女性轻薄，实际上就是说她作风轻浮，行为不检点，难道在时尚的语言里“轻薄”真的被暧昧成了一个好字眼儿了吗？

这样的例子你可以从广播、电视中随手拈来：“侵蚀大腿的方法”（给大腿减肥）“收购我的美丽”（指出嫁结婚）“运势一样一往无前”（运气非常好）。至于“博客过了25岁的女人要争取的生活”，则暧昧的连笔者都无法译出其准确的含义来。

假如上面的那些暧昧性语言，有的还能给人些许的朦胧美感的话，那么眼下充斥于媒体的暧昧广告，则让看到了策划者并不暧昧的目的：一个性感女郎风骚地在电视中说：“等着你来包”，包什么呢？原来是乘包广告位置；“想知道清嘴的滋味吗？”如果想知道，就来买口香糖吧；对此广告策划者们解释说：“这是真实的事情，艺术地告诉大家”，但这种暧昧的玩意儿，带给人们特别是孩子的只是不洁语言的误导，而并无任何的艺术感觉？

至于眼下一些年轻主持人，无论男女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哇塞，这衣服真漂亮啊！”，“哇塞，你太有才了！”这其中的“哇塞”来自闽南方言，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在台湾流行，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在南方沿海地区并渐行于北方各地。可假如俊男靓女们知道了这个词儿的来历，再“哇塞”时你一定会感到很羞愧，因为它相当于北方方言中男性做爱后的一句脏话，不要说流行，它甚至都不该走出自家的卧室。

“爽歪歪”一词同样来自闽南土语，在台湾“爽歪歪”也是人人皆知的脏话，用这种词汇来命名产品已经不妥，甚尔还让几个天真的娃娃在荧屏上一边喝冰冻的饮料，一边大喊“爽歪歪”，这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这些语言在普通话中的最初使用者——一些明星和主持人并非不知道它在方言中的原义，他们利用不同方言的差异性来刻意传播，使这些脏话暧昧成了一些年轻人的“前卫语言”，这实在是对祖国语言的一种亵渎。每当我们在屏幕上看到天真的孩子大喊“爽歪歪”时，每当我们听到俊男靓女主持人在话筒前大喊“哇塞”时，真得很替他们难为情！

西方的一位文化批评家说：“人类正面临着渴望更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价值观念的尺度已完全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年轻主持人试图用一种新的语言方式去表达客观事物，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但这种“试图”不应只是停留在肤浅的模仿和刻意的追风方面。用新的语言方式去表达客观事物，与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是并不相悖的，因为语言的规范化并不是要消灭个性与创新。正如语言学家胡欲树先生所说：“规范化只是把语言中没有用处的东西和混乱的现象淘汰掉。一切有差别的语言形式，不论是在词汇方面还是在语法方面，无论是在基本意义方面还是在修辞色彩方面，都必须保持下来。”（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第11页）。对此笔者予以认同，因为这才是对于某些年轻主持人暧昧性语言风格应采取的科学态度。

（本文曾获得2007年度天津广播电视学会论文评比二等奖，并发表在同年的《天津广播电视》第5期上；文中第二作者系自由撰稿人，曾有十多篇文章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其与第一作者合作的广播史稿《大宋往事》和由其担任日文翻译的《日本侵华阴谋与中华四名将之死——揭七七事变之谜》均已出版，《试析暧昧性语言对节目主持人的影响》中的日文翻译及相关内容阐述皆由其完成。）

广播新闻常用语“去广播化”现象堪忧

阎世雄

广播人无论撰写还是编辑新闻稿，都有一套条件反射式的职业习惯——“全部”改“全都”；“×日”改“×号”；“×时”改“×点”等等。这样做是来自广播稿播讲的特殊要求，即可听性和可读性，同时避免给受众造成词义上的误会。为了便于表述，我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广播化”。“全部”改“全都”，体现的是可听性。因为就怕后面跟的是“合格”、“满意”之类的褒义词。“全bù合格”、“全bù满意”乍听乍像“全不合格”、“全不满意”，意思满拧。

“×日”改“×号”，体现的是可读性。因为“一日”、“二日”、“三日”尚无不可，“四日”、“十日”、“十四日”念起来就成了绕口令。

“×时”改“×点”则是兼顾可听性和可读性。因为“×时”与“×十”同音，不仅听着费解，而且一旦遇上“十时”，播音员念起来就非常拗口。

实际上，这还仅仅是最初级的雕虫小技，能够把“广播化”渗透到通篇稿件的每一个字才是最高境界。这也正是每篇广播稿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在这个层面上，老广播人中不乏高手。“广播化”三个字已经融化到他们的血液里，人家调理出来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广播稿，播音员念之朗朗上口，听众听之自晓畅易懂。然而令人堪忧的是，如今盛行的某些语言模式正在与“广播化”渐行渐远，大有“去广播化”之势。

一、“去广播化”示例“去广播化”也是笔者为了便于表述，临时概括出来的词，用以指代既存在于广播之中，又与“广播化”相悖的语言表达方式。其范例如下：

过去说“第一届”、“第一名”、“第一位”、“第一枚”、“第一条”、“第一支”、“第一次”、“第一趟”、“第一批”、“第一期”、“第一宗”……如今一律改为“首届”、“首名”、“首位”、“首枚”、“首条”、“首支”、“首次”、“首趟”、“首批”、“首期”、“首宗”……。如：“7月28号，是首个世界肝炎日”、“刘长春是中国首位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首批外地司机首月上岗”、“警方称，这是顺德10年来首宗小孩被抢案”。“我国首套列车自动控制系统投入运营”、“福建首套无人值守北斗星自动气象站落户”、“国内企业彻底失去制造‘首台首套’的机会。”

过去说“这次”，现在一律改为“此次”，得说“此次大会”、“此次活动”、“此次调查”、“此次调整”。

比如：“此次地震为什么学生很少受伤？”、“请评价一下此次政策的可操作性……”

过去说“没有”，现在一律改为“未”，得说“未成功”、“未审批”、“未达标”和“未取得”。比如：“王濛未按规定时间归队……”。“肯德基回应,从未宣传过是现磨豆浆……”、“直至本台发稿止，记者仍未接到对方的回复。……”

一叶落而知秋。上述范例就是秋风中飘落的树叶。它昭示了一个事实：广播稿中的“广播化”正被日趋弱化，与之相悖的“去广播化”反而逐渐成为了一种时尚。

二．“去广播化”看着不错听着雷人

在广播人看来，世界上的新闻稿只有广播稿和非广播稿之分。所不同的是前者必须具有可听性和可读性，后者则不用。因此，同一个字放在非广播稿里可能蛮好，放在广播稿里则不是拗口就是费解。有的甚至听起来很雷人。

“首”就是“第一”、“首个”就是“第一个”、“首位”就是“第一位”、“首名”就是“第一名”。孰优孰劣？在非广播稿里，“首”与“第一”除了字数不同之外，词义几乎完全相同。“首名”、“首月”、“首位”、“首套”……都没有什么不妥。而在广播稿里除了“首次”已经约定俗成以外，“首名”、“首月”、“首位”、“首套”……乍听都感到很费解。去年初，一条关于提高第二套房贷利率的消息里，居然一口气出现了五次“首套住房”。“首套”与“手套”同音，怎么听都像“手套”和“住房”的杂交品种。不仅费解，而且雷人。

“此次”就是“这次”。孰优孰劣？在非广播稿里，一般情况下，二者似可通用。（即便非广播稿，如果写成老张说：“此次出差去南八里台，我很高兴……”“此次买了手电筒，我很激动……”也让人听了鸡皮疙瘩掉一地。）然而在广播稿里，“此次”不仅拿腔做调而且太拗口。如果写了稿子让别人念，用上“此次”还可以理解为“不留神”，最可气的是，记者连线报道，自己写稿自己念，居然也无一例外地非说“此次”不可。念如此拗口的词儿，吃开口饭的专业播音人员尚且很费劲，何况众多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记者们呢？这不是自讨苦吃嘛，但他们却觉得很时髦。

“未”就是“没有”。孰优孰劣？举两个典型例子吧。“警方解释死者为何未携枪支……”、“桑兰当年受伤的真正内幕是什么？为何未披露真实情况”。在非广播稿里，“未”与“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一看就懂，出现在同一句话里，也没有什么不妥。而在广播稿里则不然。“未”与“为”同音，莫说它倆同时出现，即便只蹦出一个“未”，听起来也够绕脖子的。比如：“王濛未按规定时间归队……”。“肯德基回应，从未宣传过是现磨豆浆……”、“截止本台发稿止，记者仍未接到对方的回复。……”

推而广之，“未”的近亲“尚未”也屡见不鲜。比如：“叶利钦尚未与戈尔巴乔夫发生正面冲突……”看着没问题，听着却是笑话。听众不禁疑惑——说错了吧？老叶这么大岁数，怎么才混了个“上尉”呀，就这儿还敢跟总统戈尔巴乔夫叫板？胆子不小呀！

此外“去广播化”语言无一例外都是半文不白，即便没有念着拗口听着费解的毛病，也难免导致稿件整体风格的不伦不类。通篇都是正常的白话，不时蹦出“首”、“此次”、“未”、“尚未”之类半文不白的词儿来，就如古装电视剧的背景却是同满眼的塑料花盆、普通话的语调里满嘴的都是天津味的词儿，以及山村路边儿刮满尘土的台球桌……让人看了听了想不乐都不行！

俗话说，干什么的吆喝什么。干广播的当然应该追求稿件的尽量“广播化”。如今则是恰恰相反：广播稿里频频出现“去广播化”语言。试问：这样的稿件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广播稿吗？三．“去广播化”之探源领袖著作、政府文件以及中央领导讲话都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说“中国共产党首次全国代表大会”；都说“这次大会是成功的大会……”，不说“此次大会是成功的大会……”；都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不说“未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都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说“未调查研究就未发言权”。就连学贯中西的季羡林大师平时写的说的也都是“第一”、“这次”、“没有”，而不是“首”、“此次”、“未”。

而在现实生活中，不仅老张不说“此次出差去南八里台……”“此次买手电筒，我非常兴奋……”就连小学生也不会说“此次考试获得了首名。一道题未错，只是成绩单尚未颁发下来……”。您有何必“雅”的让人浑身发冷呢？

显然“去广播化”与雅与俗都没啥关系。不过，据笔者推测，它是受到了相邻媒体——电视和报纸的推动和影响。

笔者做电视音频编辑多年，这一点体会颇深。“第一”、“这次”、“没有”之类语言，在电视新闻里不是濒临灭绝，而是已经彻底绝迹！那里是“首”、“此次”、“未”、“尚未”的一统天下，在每档新闻里这样的词儿不绝于耳。（电视新闻的导语、解说词、口播以及记者连线都不打字幕，其实与广播无异。我经常想——就说你是强势媒体吧，也不至于自负到可以不考虑可听性和可读性的地步吧？）毋庸讳言，尽管如今干广播的不一定听广播，可电视还是每天要看的。久而久之，能不受强势媒体的感染和影响吗？

再说报纸。人家发表的本来就是非广播稿，无需考虑“广播化”，人家喜用“首”、“此次”、“未”、“尚未”之类的词儿，本来就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不过，报纸上的稿件却是广播新闻的重要来源之一，想不受其影响都难。于是在广播中出现“一王姓男子不幸身亡”、“下周或将有雨”之类的纯报纸式语言就再所难免了，问题是我们的编辑记者太“低碳”了，把它变成广播稿却不消耗自己的一点能源。

再说深一点，报纸的语言习惯对电视的影响也同样不小。笔者做电视音频编辑时就惊异地发现，上述纯报纸式的语言在电视新闻里也并不鲜见，采取的自然是一字不改的拿来主义。据分析，屏幕里直接使用报纸稿的原因，也不乏电视人行文时东施效颦的可能。刚才说过，广播语言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电视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我们的“去广播化”一定程度上是在“效东施之颦”。

四．“去广播化”之成因

按理说，广播稿的语言应该尽可能“广播化”才对，为什么却反而盛行“去广播化”呢。任何看似异常而又客观存在的现象，必然有其存在的内在原因，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下面试分析之。

其一，思维定势作祟。这就如同装修房子，城市居民十之八九会把厨房挪到阳台去。过去住房紧张，把厨房挪到阳台去，可以腾出空间来支张床睡人，所以早先许多家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久而久之阳台改厨房竟然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到如今，许多家庭住上了一百平米甚至更大的房子，装修时仍义无反顾地将阳台改厨房，全然不顾因此造成的诸多不便。（比如：在阳台做饭冬天冷夏天热，同时还导致只有一个阳台的家庭没地方晾衣服。）如同阳台改厨房一样，“第一”改“首”、“这次”改“此次”、“没有”改“未”也成了广播新闻的思维定势，仿佛不如此就能不成其为新闻，就不够档次没文化。

其次，广播界从业人员的迅速年轻化，缩短、甚至弱化了前辈对后辈的传帮带过程。年轻一代行文时，脑子里没有绷紧“广播化”这根弦，误以为只需“日”改“号”、“时”改“点”、“全部”改“全都”即可，其余文字完全效法电视或者报纸风格亦无妨。

再次，如前所述如今的广播新闻不仅在语言上受到电视和报纸的影响，而且报纸稿和电视音频还是其稿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理说，非广播稿用于广播应该有个“广播化”的加工过程，然而无奈，现实却是每档新闻都像“小笼包子一屉顶一屉”，留给编辑的时间从不宽裕。一开始是萝卜快了不洗泥，以后就是时间宽裕了也不再洗泥，这似乎也成了一种思维和行为定式。来不及“广播化”的报纸稿和电视音频，只好以“原生态”示人，好在萝卜上的泥也吃不死人。五．“广播化”是硬道理行文至此不禁想到一件文坛轶事。1938年11月的一天，艺术家钟灵被派去在延安城墙上写“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的巨幅标语。为了好看，他把“工人”两字写成了“工字转两个弯，人字上加三撇”的形状。四年后，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演讲中提到了这条标语，批评他是存心不要老百姓看。前文所述的“去广播化”的这种表现，岂不是与“工字转两个弯，人字上加三撇”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存心不要咱老百姓听。

总而言之，纵有万般道理，干什么的就得吆喝什么。广播人把自己的稿子写得尽可能“广播化”而不是相反，这才是硬道理。向相邻媒体学习，应该是以我为主、去芜取菁而不应该东施效颦，甚至是“效东施之颦”。

有句古语仿佛就是留给我们广播人的——叫做“高僧擅说家常话”。对广播人而言，我们的“家常话”不就是“广播化”吗？所以“非广播化”可以休矣。

（作者系天津新闻广播主任记者，该文录入本书时，笔者对其内容做了一些增删和修改，题目名称亦为笔者所取。）

从经济专题节目的开办看广播语言的与时俱进

刘明泉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随着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丰富和各类媒体竞争的激烈，那种千家万户抱着“半导体”争着收听“独家新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有传播学者把眼下的时代称为多媒体时代，是很有道理的。在这个多媒体时代，几乎各地经济广播电台都认识到传播内容的专业化改革是自己再发展的出路所在：为此他们纷纷开辟了一些宣传生产要素、金融和商品市场的专题节目，以适应受众的新需求。这样，许多外来词和专业性词汇也就自然而然地涌入这类经济专题节目中来。因为这类词汇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通俗化和口语化的特点，这就使广播语言的通俗化原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解释经济专题节目中的这一特殊现象呢？这正是本文所要阐述的主题：从经济专题节目的开办，看广播语言的与时俱进。

一、经济专题节目语言的与时俱进

传播内容的专业化改革，使得经济专题节目不得不追求广播内容的窄波化和对象性，不得不认真培育自己独特的受众群体即目标听众。但笔者认为，既然这些经济专题节目是为适应经济发展而设立的，那么它就会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某些专业性新词汇，以适应受众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的新需求。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专题节目的与时俱进，不仅是内容上的也是语言上的。这些节目的传播语言，当然也需要口语化和通俗化，但不合时宜的口语化和通俗化，不但不会受到广大受众的欢迎，反而还会使自己的节目失去应有的目标听众，使节目失去它的可信度和权威性。

笔者曾对天津经济广播电台所办的经济专题节目，所使用的时新词汇进行了收集分类。虽然，这种收集分类还是不完全的，但人们还是会发现这些专业性的新词汇是极富表现力的，是那些陈旧的民间俗语所不能替代的。下面试举几例，以兹说明：

比如，天津经济广播电台每天8：30和13：00分开设的《金融节目》在“专家股评”和播报股市信息时，就出现了许多并不通俗的词汇：开盘、收盘、斩仓、建仓、下跌、飙升、涨停板、跌停板、换手率、支撑位、止损位、绩优股、垃圾股等等。有意思的是，后边的两个词儿，已被泛化到其它生活或政治经济领域，为更多的人们所认同。

再比如节目中在说到一些企业的性质，除了人们常说的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外，还可以细化为：家族企业、个人独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组合、可储蓄产业和非储蓄产业等并不通俗的社会经济名称。

还比如，在说到一些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状况时又有存量、变量、增量、盘活存量、资源整合、市场整合、资本积累、资源配置、弹性需求、需求增长、供求模式、边际效益、市场占有率、资产、净资产、不良资产、优势互补、信用基础。行业准入与市场准入、产权明细化、混业经营、多元化经营、财商、国家智商、证言广告、恩格尔系数等新鲜词汇迅速涌入了人们的头脑。

至于说到一些新兴的社会职业时又有：打工皇帝（指高级打工仔）、职业经理人（CEO）、市场工（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员工和国有企业的临时工）和政府工（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许多十分形象的说法。

或许是笔者孤陋寡闻，才疏学浅，我至今还找不到一种把这些极富表现力的新词汇，进行口语化、通俗化改造的方法。那么，这样的词汇受众能听的懂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百姓对经济问题的介入之深是史无前例的——他们分外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已经习惯用经济眼光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当然也就对经济专题节目要产生新的求知欲求了。

在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儿的现象，一些下岗女工甚至六、七十岁的离退休老人，可能对其它社会问题不甚了了，可一旦投身股市，却能对股市行情和一些很“专业”的股市术语如数家珍，倒背如流。细想起来，这也不足怪，是利益的趋动，迫使他们必须尽快地掌握这些股市术语，否则不敬业或者不够“专业”，就无法跟“股友”们进行交流，他们的股市收益就可能直接受损。这其中还有个强迫记忆的问题，它即是一个心理学现象，又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所以某些经济专题节目虽然用词不够通俗，但对特定的受众群体——目标受众来说，并无多大的语言交流障碍。

对于这一点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准确的论述：“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它的发展速度和社会的发展速度密切相关。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会反映到词汇中来，由于社会的进步而引起的思维的发展推动了语法和词汇的发展。”（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作为一种语言来说，语法是相对稳定，词汇却是相当活跃的，不断变化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经济生活变化节奏越快，经济生活越丰富，新词汇就会愈加迅速地随着新学科、新产业的产生而不断涌现出来。

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在谈到相声语言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时，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些老相声演员，要在舞台上再现某一场景时，总爱用“呈应、呈应”这样的词儿。意思是说，把以前发生的事件重新表演一下，重新“秀”一下。也有一些老相声演员把“包袱”叫作“哇站”；把火柴叫“取灯”、“洋取灯”。讽刺算卦的话说的不对要收回来，叫“抽撤连环”，算卦时套别人的话，叫“要簧”，此外还有“拍簧”、“咋簧”等等。这样的词儿俗是够俗的了，但时至今日，不但普通百姓完全听不懂，就连中青年相声或其他曲艺演员也很难听得懂了。

再比如昆曲的道白、唱腔和古汉语中的一些词汇，当初可能是非常口语化的市井俚语，可今天却演变成了语言学家毕生研究的对象——寻常人自然也就很难听得懂。这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来通俗的东西常常会变的不再通俗，甚至会变的非常晦涩难懂；可见语言的俗与雅，贴近与不贴近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完全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量变和质变。据此我们可以说，广播语言的通俗化原则不应固步自封，而应与时俱进，并因阶层与群体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这是一种趋势，一种潮流，广播从业人员单凭过去的一些经验和技巧去应对它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广播从业人员一下子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而是希望大家能够迅速掌握和熟悉一些现代科技和知识经济的常识，从而使我们在编播这类节目时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以便自己能够在语言的自由王国里遨游。

二、经济专题节目播出风格的与时俱进

经济专题节目中专业词语的增多，既要求编辑记者对经济领域的事情有较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播音员和主持人提出了更高的认知要求。恕我直言，笔者常听一些播音员和主持人像打电报似的把这些专业性词语当作一个汉字、一个汉字来读，而不是作为一个词或一个词组来读。这样的读法只能说明他们对这些词语的不理解，因为语言的表达只是一种表象，但是它所显现的却是表达者知识的极度贫乏。所以我们才能作此立论：经济专题节目在播出风格上也应与时俱进。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些播音员和主持人并不认同传播内容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对国家日益丰富的经济生活也缺乏应有的关心和了解，而过分陶醉于经济广播综合模式昔日的辉煌。在播音风格上则表现为乱用气声，乱加语气词，乱加问候语，或者故意拖长句子以表示亲切和蔼，表示与听众的贴近。那风格极象眼下的某些通俗歌曲，刚听时还觉的亲切贴近，听多了却觉得它成了很廉价的矫情。

我们这里所说的与时俱进，与鲁迅先生曾讥讽过的“西崽”的食洋不化是有着原则区别的。笔者只是希望，播音员和主持人在主持经济专题节目时能够把专业的眼光和通俗化的解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主持人既不能一说话就洋味十足，乱加欧美人的语气词，或者行业术语连篇，节奏快的不加任何解释性语言，从而忽略广播稍纵即逝的弱点和广播受众的特殊性。同时，也不能固守某些传统，过分强调口语化和通俗化，使经济专题节目变的琐碎，拖沓，婆婆妈妈，直至让人听了很费解。

笔者以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的一些编辑、记者、主持人忽略了受众的求新需求。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知识水平往往落后于受众，不能与时俱进。比如有位主持人，在处理一份房地产节目的稿件时，一定要把某置换中心提供的旧房调出价格，改为转让价格，理由是怕说“调出价格”这个词组受众听不懂，而“转让价格”则让人听来比较通俗。其实这完全是杞人无事忧天倾，股市术语这样专业一些炒股的老人尚且听得懂，“调出价格”这样的词语有什么听不懂？而且，这样的改动也有点想当然，因为调入价与调出价相对而言，是商业部门的一种买进卖出行为，某些商业部门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调入调出的差价，才得以生存。但“转让”似乎表现的只是一对一的交易行为，而非规模性的调入调出，两者是近义词而非同义词，随便替代是不可以的。

无独有偶，以后我还常听到一些主持人武断地用自己的所谓通俗化理解来替代稿件中的专业性语言，这样的替代让人听了感觉有些非驴非马，哭笑不得。笔者以为这正是经济专题节目之大忌——节目会因此变的平谈无味，无的放矢而且还了无新意，自然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知识性、专业性和权威性，这才是最令人忧虑的。口语化和通俗化的原则不应过分地被强调，这是因为“真理再前进一步便是谬误”（列宁语）。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广播语言的通俗原则，面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丰富和受众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应该有新的解释。这种新解释，用最准确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与时俱进。

同时为了保证经济专题节目在播出风格上能够与时俱进，还可以借用外脑——聘请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走进直播间来共同办好我们的经济专题节目。以中央电视台2套的经济专题和报道为例，大家都为它内容的深入浅出、风格的新颖生动而叹服，但这高水平的经济内容和新颖生动的风格并不只是央视的编辑记者主持人营造的，大多是因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作为主要支撑点来共同完成的。

三、专业性词汇的使用和规范

我们强调合理使用某些专业性的词汇，以适应受众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的需求，但要使用这些东西的确也有一个规范化的问题。

目前，专业性词汇使用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在词语的滥用和汉语与外语语法的混用方面。比如某经济专题节目有一则卖房广告，吹嘘某小区具有“欧洲的典雅，亚洲的温柔。”亚洲的特点是温柔吗？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吗？没有！我记的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歌的名字，恰恰就叫《亚洲雄风》，难道雄风就等于温柔吗？当然不是，而是词义恰恰相反的两个词汇。还有本来是不大点儿的经济行为一定要虚夸为“打造航母”、本来是极正常的经济信息发布偏要说是“惊世揭密”。此外在一些房地产节目中，还有根本就见不着多少花的“XX花园”，根本不可能在阳光下进行的“洗浴广场”，及所谓的“欧陆风情”和“北美风格”的各类小镇（住宅区）；至于什么“超值的空间”、“超凡的理念”、“贵族般的享受”等等更是典型的词语滥用。让人一听，它好像不是在做售房广告，而是专门兜售华丽而蹩脚的辞藻，但要规范这类华而不实、故弄玄虚的广告语言又不是仅靠媒体一家可以解决的，但它们却是借助媒体而得以滥觞的。

再比如股市金融节目和期货市场节目的专业性词汇大多为舶来品，故它使用的词汇大多来自英语的音译或意译。这种现象有点像“五四运动”时期，那时也有大量外来语的涌入。比如音译词“德莫克拉西”、“赛因斯”、“德律风”、“梵陀铃”，一听就透着一股洋味儿，但这类婉约而暖昧的语言令人很费解，所以后来逐渐被“民主”、“科学”、“电话”和“小提琴”等意译词所代替。当然那些富有表现力的音译词，如：“吉普”、“沙发”、“咖啡”、“一磅”、“一打”等，还是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故此，作为经济专题节目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应该顺应语言发展规律，尽力使外来语融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认真为日益丰富的社会经济生活服务，而不是总是故作高深，故弄玄虚，故作惊人之语，因为这样的语言，虽然貌似华丽却非常缺乏表现力。作为一种语言来说，词汇是相当活跃且不断变化的，但语法则是相对稳定的，而现在一些经济专题节目语言的不规范，却很多表现在语法方面：什么叫“XX行为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先河？”什么叫“用强力造它一个势。”还有那些新人类、新新人类的语言，比如“我正在这里‘洗耳朵’（听音乐）”、“你别见怪，他是‘超级恐龙’（反映迟钝）”“我今天真的很‘跌股’（没面子）”等等。上面所举的那些例子有的是汉语和外语语法的混用，有的是一种极为晦涩难懂的网络新人类隐语，当然不应为广播这样的主流媒体所随意采用。

如果说，我们应该对这种词汇的滥用进行规范的话，那么规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规范化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从这些专业性语言和作为泊来品的时新词汇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合理成分，以丰富我们的词汇，支持我们的准确表达，从而使经济专题节目的语言变的更富有表现力。同时，主持人在必需使用这类词汇时，应放慢节奏，必要时还要辅之以解释性词汇，以克服广播稍纵即逝的缺点。

以上是我对经济专题节目广播语言与时俱进的一点看法，其中的一些观点可能有些偏颇，表述的也未必准确，故在这里抛砖引玉以便使大家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更加准确更加深刻的认识。

（本论文曾获得2002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论文评比三等奖和天津广播电视学会论文评比优秀奖。）

简析民生新闻中时新词语的导入和使用

刘明泉、陈晨

关键词：民生新闻、串联词、

概述：近年来，民生新闻渐趋主导，一些富有时代特色的软性词汇和习惯用语也越来越多地被广播电视主持人所使用。这些新生词汇为新闻的可看性、可听性增添了新的因素，但不加选择地盲目使用时新词语则可能使活色生香的新闻大打折扣。本文试图从近年来出现在新闻节目中的时新词语的梳理入手，简要地分析新闻中时新词语的导入和使用，希望能探寻出新词汇的介入规律。随着民生新闻概念的提出，随着新闻贴近性原则被大家所认同，一些具有时代特点的新鲜词语、串联性词组和习惯用语已被广播电视主持人所广泛使用。美国政治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墨顿在阐述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时曾说过：“大众传播拥有社会地位赋予的功能。任何一种问题、意见、商品乃至人物、组织或社会活动，只要得到大众传媒的广泛报道，都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所以作为担任传播过程中的媒介一职，选择什么去报道、怎样去报道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这种媒介的选择，当然也包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发挥现代传媒社会所赋予的功能。大家知道作为一种语言来说，语法是相对稳定的，而词汇却是相当活跃和不断变化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经济生活内容越丰富，节奏变化越快，新词汇越会迅速地随着新学科、新产业、新事物的产生而涌现出来。对于这一现象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准确的论述：“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它的发展速度和社会的发展速度密切相关。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反映到词汇中来，由于社会的进步而引起的思维的发展，则推动了语法和词汇的发展。”新词语的逐渐增多，既要求主持人和编辑记者对之有较深入的了解，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认知要求，同时也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某些播音员和主持人逮着某几个时髦词汇就频繁地使用，给人产生口头语过多，语言毛刺过多的感觉；而对另一些文化含量、科技含量较高的词语却相当生疏，遇到这样的词语，他们只能一个汉字、一个汉字的来读，而不是作为一个词或一个词组来读，颇像过去年代的人们在口述电报内容。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语言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事，它是一个广电从业人员综合能力的体现，主持人和编辑记者素质的高低，主要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套一句俗话说，就是“行家有没有，就看一张口”。主持人和编辑记者只要一张口，就可以很快折射出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文化底蕴；同时因为主持人的语言内容、形式和色彩，对于节目的整体形象十分重要的，也直接影响着节目的收听率和美誉度。

这样，广播电视从业人员特别是主持人的语言，也就成为提高节目质量的关键因素。基于上面的一些原因，本文将对民生新闻中一些新鲜词汇的引入进行简单的分析和研究，以期对年轻播音员和主持人及编辑记者，在节目中使用这些时新词汇时，能够提供有一些有意义的参考。

一、广播电视语言中时新词语的使用

常识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来说，词汇是相当活跃不断变化的，但语法则相对稳定，所以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进步，许多新鲜词汇也就应运而生。这些新鲜词汇表现力极强，在眼下的广播电视中使用频率极高。如动词和动词性词组：分享、策划、拼车、跟进、需求增长、供求模式、驴友混居；名词和名词性词组：智商、情商、财商、粉丝、阳光、案例、人气、人脉、草根、晒客、零距离、第一时间、生存空间、国家智商、证言广告等等。值得赞扬的是，近年来一些港台节目经常使用的文言句式，也被内地的一些广播电视主持人所采用，这些文言句式既简洁又生动，或许它算不上新鲜词语，但这样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对于当今的一些年轻或不怎么年轻的人们来说还是很新鲜的。

问题是有些语言，比如那些新人类、新新人类的语言则从字的读音到遣词造句，从语言内容到语言形式，都很难说得上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范，如：“我正在这里‘洗耳朵’（听音乐）”“你别见怪，他是‘超级恐龙’（反映迟钝）”“我今天真的很‘跌股’（没面子）”等等。上面所举的那些例子既是汉语和外语语法的混用，又是一种极为晦涩难懂的新人类隐语，有时这些不规范的语言也表现在语法方面，如：“XX的行为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先河”、“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使用强力造了一个势”。这样的语言方式，这样的新人类隐语本不该为广播电视所采用，但遗憾地是在一些年轻人主持的谈话类节目、音乐文艺类节目中却不时地出现。

还有一些主持人的言语不但语气很夸张，用词也非常不准确，比如“你说得非常非常好啦！”、“我好好好喜欢呀！”、“好好好高兴哇！”、“你说得非常非常到位啦！”这些副词的廉价使用，貌似高度评价，其实言过其实、矫揉造作，造成了语言的严重“贬值”，再加上“哇唾”、“最最最”这类词汇的频繁使用，不但格调显得很低下，让人听了也感到很矫情，听众听了一定以为该主持人不是在主持节目，而是在哄孩子或是胡聊天。

随着港台“阳光卫视”和“非常男女”这类电视栏目名称的出现，受趋同和求异双向社会心理的影响，一些广播电视栏目，也刮起了“阳光”、“非常”和“总动员”旋风——内地的一些媒体对之竞相克隆模仿。如：“阳光广场”、“阳光天地“阳光俱乐部”；“非常主持”、“非常资讯”、“非常6十1”、“全家总动员”、“欢乐总动员”、“故事总动员”可谓铺天盖地，不一而足。这种趋同和求异心理从积极层面上讲，加速了新潮语言的流行；从消极层面上讲，则说明了一些节目创办人思维和语言的极度贫乏。

二、广播电视语言中串联词的应用

串联词不属于现代汉语中实词和虚词中的任何一种词类，串联词是“说新闻”形式下，或其他文艺或非文艺类节目演进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语言，它的作用类似于片花，而比片花更简短。串联词好比排球比赛中的串联技术。这种小技术串联的好，可以使进攻快速有效，防守忙而不乱，比赛精彩纷呈。广播电视语言中串联词的出现，则使过去播报新闻的刻板形式和过分沉重的内容变得活泼起来。比如近来出现于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中的串联词，就朴素、自然而又颇具贴近性，比如下面的例子：“更多新闻还在后面，请您继续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还在继续，欢迎您关注”；“好了，广告之后，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这样的串联词，有的让人听来很轻松，有的让人听来很温暖，无论是轻松，还是温暖都使节目不再那么刻板生硬、也就更加贴近百姓了。

刚才我们把串联词比作排球比赛中的串联技术，其实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串联技术不像进攻那样，打的好马上就得分；也不像防守那样，打的不好马上就丢分，但它绝对会影响比赛的攻守平衡从而造成间接丢分。广播、电视、网络新闻中的串联词也是一样，它的作用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并在忽略中产生许多不应有的歧义来。请看下面的事例：第一个实例来自网络和一些地方的电视、广播。众所周知，这些媒体，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方位地跟进报道，使全国受众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取了大量的相关信息，并焕发出了人们的极大爱心，吸引了大批善款，但后面的串联词却让听了看了很不舒服。他们在播报完一段地震的进展情况后，总免不了要说“请继续关注下面的内容，还有许多精彩画面”；“请看下面的精彩镜头”；“请点击更多精彩，更多好看的画面”等。无论是从地震给我们的同胞带来的巨大灾难来说，还是人们亲眼目睹的救援镜头来说，都只能用“惊心动魄”、“触目惊心”、“催人泪下”来描述，却唯独不能用“精彩”一词来形容。

朋友之间引起纠纷，亲人之间激发矛盾，是误会还是另有隐情,请关注XX节目，为您揭露真相——所有的节目预告或者片花都用类似的结构来引人入胜，但用的过分频繁就会让人感到牵强，因为这段话的后面其实没啥隐情，揭露的所谓“真相”不过是家长里短、招猫逗狗的那点事儿。这样的语言表述方式跟评书艺人所渲染的：“只听‘蹬蹬蹬’从楼下上来一个人，各路英雄是枪在手、刀出壳。等那人上来一看，你猜是谁？原来是跑堂的送水来了”是一样的玩法，绝对算不上创新思维。

出现这样的现象，公道地说，无论是这些媒体的编辑记者，还是播音员、主持人，都只是在随意地使用这些串联词，而非恶意的诅咒或搞笑，但让受众听来却常常是相反的效果，因此人们可以原谅一个酒鬼的胡言乱语，却难以原谅一个媒体从业者用语言给人们造成的情感伤害，尽管这种伤害只是下意识的自然流露，而非主观故意，但效果却是一样的，所以在广播电视语言中使用串联词，应该特别当心！

三、对于广播电视语言中时新词汇和串联词的态度笔者对于广播电视语言中时新词汇和串联词的出现，首先是表示认同的，因为随着这些时新词汇和串联词的出现，民生新闻才变的名副其实起来，过去那种刻板的教师爷般的语言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对于那些不够规范的语言应该剔除，对这种词汇的滥用现象当然也要进行规范，那么规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能泼脏水把孩子一起泼掉，笔者以为规范化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从那些新词汇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从而使我们的民生新闻的语言变的更为缜密准确、更加富于表现力，当然也就更加贴近百姓，贴近民生。

当然对这类语言进行规范，除发挥学校和媒体的作用外，还应该将其放到法制的轨道去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于2001起施行。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是我国语文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开始走上法治的轨道。必须承认，语言文字应用的现状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某些滞后现象，但自从人类有了语言，它便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不断发展，历史每前进一步，都会在语言的实践中体现出来，新的规范也会在语言实践中逐渐明确。换句话说，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发展就意味着突破原有的规范，这是必然的，既然新的规范是在实践中产生，那么规范的时间滞后也是必然的。

故此，笔者认为，在新的规范出台之前，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既应该勇于创新思维，也应该尽力使自己的广播用语符合语法规范：“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鲁迅先生语）道理很简单，我们是广播电视，是大众媒介，不是在电波中自言自语，自我陶醉，更不能胡言乱语，无视和蔑视受众的正常审美需求。

跟区县台记者谈广播新闻语言的锤炼

杨国静、张启娟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广播新闻的语体和形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闻报道上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而广播新闻语言中，原本存在的陈旧老套、干巴枯燥、呆板僵化等语言，显然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为制约广播新闻节目质量提升的顽疾。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在上世纪40年代批评的那样：“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对此，听众不满意，播出效果自然也不会好。新闻语言果真不能生动活泼，难以丰富多彩吗？新闻语言的锤炼过程给予了否定的回答。新闻语言完全可以做到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这是因为：“新闻语言，随近代新闻事业的出现而产生，随长期的新闻实践而发展，从中反映了多种语言的痕迹。新闻语言的构成，是以事务语言的精炼、准确、严谨为基础，又从文学语言和评论语言中适当撷取富有感情和哲理的成分，特别是从既通俗又生动的群众语言中吸取营养。经融合多种语言成分，而相对独立的新闻语言，质朴无华而有丰富的表现力，它与新闻的广泛传播相适应，为现代社会所通用”。（1）在具备了事物语言、文学语言、评论语言和群众语言的基础上，广播新闻语言又具有自己的传播特色，既不同于书面语言，又有别于口头语言，“是经过加工的、简明生动的文学语言的口语形式”。（2）它的特点是既有书面语言的规范准确、逻辑性强，又吸收了日常口语的通俗生动、简洁流畅和句式短小、上口入耳等优点，是听众喜闻乐听的语体。目前，区县台记者的新闻语言表达现状，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语言表层型的。其表征是：能写基本标准的普通话，但偶尔会出现不规范的词语。通常有层次不清、语义不明的词句。二是语言实质型的。其表征是：能写标准的普通话，能够准确传达节目意图，重点也很明确，但语言干瘪不丰富、缺乏味道，更没有美感而言。三是语言品位型的。其表征是：能写规范的语言，不但可以准确地传达语义，还能进行高品位的词语选择，高水平的语句编排，高层次的语言表达，语言生动优美、文化气息浓厚，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从目前来看，只有为数很少的记者，能够达到这样的层次，大部分记者还仅仅停留在前两种层次上。因此可以说，区县台的记者提高广播新闻语言的驾驭能力，迫在眉睫。笔者认为，为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强化：一、广播新闻语言的口语化广播新闻语言的口语，不是把日常的自然口语，原封不动地照搬到节目中来，而是对日常口语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加工雕琢，使之更适合广播语言口语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的规范性

广播新闻语言是规范的口语，既吸收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优点，又摈弃了两者的弱点，是一种通俗、生动、简洁，语句灵活的特殊语体。它要求说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顺畅悦耳，同时更要求语音、词汇和语法修辞的规范化。

1．语音的规范性。（1）语音要规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广播电影电视部早在1987年4月1日制定的《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明确指出：“广播、电影、电视使用普通话要合乎规范，应避免读音差错。”我们的记者在连线的节目中，经常有读音的差错如，迄今为止，说成“起”今为止等等。（2）语音要响亮。在新闻稿件中尽量用声音响亮的字词，比如，把具有文言特点的连词“与”改成“和”等，就听起来比较入耳，播起来也比较响亮。

2．词汇的规范性。如，把书面语的“上书”写成“上面写道”，“曾”写成“曾经”等等。

3．语法的规范性。（1）要注重逗号、句号的时代性。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主持人的播报方式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由过去的念重点字、词、句到现在的念段意，突出主题，反映中心内容；播音语式也已由过去的多停少连变成今天的少停多连。这就意味着记者在写新闻稿件的时候，多用逗号，少用句号。（2）结构要规范。广播新闻语言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读音、字词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上，而且还要求每说出的一句话，都要符合语法规范的要求，在语义上挑不出任何毛病。新闻稿件在语法上的错误也是形形色色的。下面举一个“结构混乱”的例子加以说明：“我们看到这里兴建了这么多雄伟壮丽的高楼大厦，心情非常激动是难以形容的”。“心情激动”和“是难以形容的”被机械地“焊接”在一起，语法上显然是不通的，听起来也很别扭。应改成“……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心情”。或“心情非常激动，简直难以形容”才好。

（二）语言的通俗性。新闻语言的通俗化，对于新闻写作，对于整个新闻传播事业都至关重要。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载体，面对千百万听众，以通俗的语言传播信息，才能被农民听众所接受，并产生应有的传播效果。

1，民通俗，即充满“乡土气”的语言。区县联盟广播作为本市唯一的一家对农广播，“乡土气”是其优势所在。广播作品《菜头、鱼头、蟹头》堪称使用农民语言的典范。

“天撒冷了，农民们都在忙着拨拉算盘珠子，秋后算账。大洼县西安镇冒出了一个‘成吓人’的消息：几个村的村民揣钱揣翻了兜。这事传的风快，把许多人给弄楞了，这是咋的了”。这样从群众中来的语言，非常富于表现力，农民非常喜欢，乐于接受。新闻载体是大众传播的工具，新闻作品只有在群众语言中提炼捕捉，才能抓到受众喜闻乐听的新鲜语言。所以说，语言的通俗性，也是广播新闻语言的一大特色。

2，雅通俗。就是用听众熟悉的喜闻乐听的语言，用深入浅出的方法，把文化底蕴较深的事情和道理，说得浅显明白，使听众一听就懂、一听就明白。中央电视台的《话说长江》节目，在介绍洞庭湖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长江流域有许多湖泊，打个比方说，如果长江是一条长长的藤，那么这众多的湖泊就是这长藤上一个又一个的瓜。由西往东数，这是第一个瓜——洞庭湖”。

在这里，记者把长江和流域内的湖泊比喻成长藤上结的瓜，十分通俗形象，让人一听就明白，一听就记住了，并产生了鲜明的形象。话语看似平常却处处漾出新意，贴切的比喻，富有情趣的叙述，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审美享受。一个小比方，完全抵得上一篇大文章。

(三)语言的简洁性。简洁即言简意赅。它要求记者在使用、组织语言的过程中，不讲浮语、不说陈言，语言精练、意义完备。下面以本台《新闻二十分》的一篇消息的标题和导语为例，试作分析。原稿标题：自己动手解决话动经费团员青年搞养猪获收入1200元。原稿导语：东丽区赤土镇赤土村第二团支部，为丰富和活跃团员青年的文化生活，他们不伸手向上级组织要钱，自己动手解决经费来源，组织团员青年发展养猪，日前向国家交售两头肥猪，收入1200元。这条消息说的是东丽区赤土镇赤土村第二团支部，自己动手解决活动经费的事儿，主题可以概括为：自力更生，不向上级伸手要钱。稿件的内容有一定的教育意义，问题在于这样一件简单的小事，标题长达25个字，导语中叙述和空泛的议论较多，笔墨用得不够节俭。根据广播新闻语言简洁的要求，编辑对这篇稿件试做了如下的删改。标题：养猪卖了钱经费有来源导语：东丽区赤土村第二团支部自己动手，用养猪的办法解决了活动经费。日前，向国家交售了两头肥猪，收入1200元。删改后，标题由25个宇缩短到10个字，导语由79个字缩短到46个字。删改后的文字，既增加了消息的含金量，又体现了新闻语言精练的特点。所以记者在组织语言时，必须时刻记住，自己是在写话，而不是在写文章，该说什么就写什么，力争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写完至少要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词、段删去毫不可惜。”另外在句子的结构上，要强调简洁直叙，少曲折迂回，尤其忌讳语言杂质，不要让复杂的结构和修辞手段、过分委婉的语言淹没新闻事实。不少新闻的语言繁琐，空话、废话连篇。如“在……的推动下”、“在……的基础上”，一连串令人厌烦的老套长句式，不清理这些陈词滥调，语言就无法简练准确。

(四)句式是短小的。短小的句式，简单的句子成份是广播新闻语言口语化的主要标志。著名作家、语言大师老舍先生在谈到语句的规范时指出：“我的作品里也没有太长的句子，总是把长句分成一些短句。长句子往往会把作者搞糊涂，读者就更难明白了。”本文作者采写的新闻专稿《守望生命的母亲——王美兰》，由于短小句式运用的恰到好处，使文章显得朴实自然，极富人情味，也因此得到评委的肯定，获得了市记协、市学会新闻作品评比一等奖。比如：“几次走进王美兰8平米的小屋，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两张床，一张饭桌，饭桌上放着一罐咸菜，就是这样的家当，也不属于王美兰”。

二、语言的文学色彩

古人云：“语不惊人死不休。”说的是做诗写文章要勤于炼字炼句，才能写出传世华章。其实，广播新闻语言同样需要精于修辞，增加文学色彩，给人以美的感受。在传播媒体多样化的今天，听众对新闻稿件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需求使得记者在撰写新闻稿件时，加入文学元素变得更有必要。

1，在新闻作品中借鉴诗歌、散文等写作手法，可以增强新闻作品的表现力、感染力。比如笔者在2008年春天到东丽湖采访所写的一篇稿件，是这样开头的：

听众朋友，今天是2001年6月20日的上午10点，此时我站在迷人的东丽湖畔，不禁联想到了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对洞庭湖的描写：“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也是对我们身边的洞庭湖-----东丽湖的准确描写。东丽湖占地面积····此篇稿件播出后受到听众和市台老师的广泛好评。

2，广播新闻语言同样需要精于修辞。不同的表达方式会给听众不同的感受，会让新闻稿件增色不少。根据笔者对区县台记者近五年的观察，发现大部分语言都是流于平淡的概述，干巴而空洞，不能吸引听众的兴趣。而修辞手法的多样性为广播新闻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比如，运用设问可以调动听众的听觉兴趣；运用对比则造成巨大的反差，形成“听觉势能”，有助于突出重点；排比在文学作品中具有增强气势的作用；叙述无生命事物时用拟人的手法，则使得语言更具有情感色彩，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动听众。比如1988年11月20日，中国女排获得第四届世界杯排球赛冠军，中国体育报的记者是这样报道的：

今晚，国际排联主席阿科斯塔把世界女排赛的奖杯，重新授予了中国女排。郎平悄声说：“奖杯终于跑回来了。”

3，用拟人的手法陈述夺冠这一事实，而且从侧面反应了女排姑娘们获得冠军后的喜悦之情，一个“跑”字让人觉得某个“动作”的简洁轻快，比一般的呆板的语言更具可听性。再例举一个运用排比句写出的精彩导语：85秒！拳皇泰森击败挑战者。85秒！历史上最短的拳皇卫冕战。85秒！1300万美元进入腰包。

4，导语紧扣“85”这个不同寻常的要素，用排比的手法，连续三个“85”，给人以一种连续的推动力，就像拳击手的出拳一样，用这种方式将新闻要素表现出来，让人有画面感，能很快调动听众的听觉细胞，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中央电视台一个30分钟的节目《走出贫困》（曾获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一等奖）在描绘宁夏西海固地区缺水时，是这样描写的，很值得我们学习：“母亲嘴里含着一口水，朝孩子脸上一喷，孩子两只小手上下一呼拉，小脸就算洗完了。”

5，一口水、一喷、一呼拉，“三个一”表现了这个天底下最难找的洗脸方式，概括了西海固地区严重的缺水状况。同时，也使人物行为展现的非常形象真实。

综上所述，广播新闻语言要想达到色彩斑斓、极具魅力的高度，就必需按照广播新闻语言发展的特点，善思考、苦钻研、勤积累、巧锤炼、下苦功夫磨练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为我们自己的语言艺术生命奋力前行，做广播新闻语言发展的实践者，促进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注释：（1）2007年2月《梁衡谈新闻写作》一书；

（2）选自丛林的2000-------2002《广播精品探析》一书第72页；

（3）选自红谦、王锦的《新闻写作》一书

（4）选自曼红的《细节在导语写作中的运用》

（5）高天：《2000个话题的回顾与思考》，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4期。

（本文第一作者为天津东丽电台一级播音员，第二作者为主任播音员，该文录入本书时笔者对内容有所增删和修改，文章题目亦有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