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节目制作与编辑类论文

第三章　广播节目制作与编辑类论文

“津卫拾趣”得失谈

刘明泉

我们电台经济台的直播板块《天津早晨》节目，除了“新闻联播”、“海河晨光”和“观象台”等新闻和言论类栏目外，其它栏目总是适时地调整和更换。“津卫拾趣”栏目，正是在1989年9月的一次较大节目调整之后，增设的一个新栏目。这个栏目从开播至今已有36期，尽管播出的时间不算太长，却仍然赢得了不少的听众和不俗的反响。温故而知新，我愿意把编辑“津卫拾趣”栏目和撰写稿件的甘苦与得失归纳总结，倘若能得到听众、读者与同行的指点与匡正，则属幸甚。

一、这个栏目开办之初，原想设计一个“异地采风”与之交替播出，但笔者考虑到以一个节目组的实力实难真的到全国各地采风。倘若如此，办这样一个栏目则无异于拾人牙慧，而且这种交替播出形式，势必会造成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于是经与频道和节目组领导商议，决定集中精力办好“津卫拾趣”栏目，以避虚就实。

这样实际上也就为“津卫拾趣”确立了一个栏目宗旨：即将其办成一个融乡土味、民俗味、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注意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新栏目。

这样一个栏目既具有较强的爱国主义张力，又无可回避地要说到天津近些年来的巨大变化，但却不会限于干巴巴的说教；它不同于某些报刊杂志的栏目，也不同于某些考据地方史的文章；它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占有大量史料，并力求准确，但又要软化它，竭力把枯燥的历史资料变成老少皆能入耳、通俗易懂的活性材料，这也是广播的特性所决定的。

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们特聘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影视表演艺术家路希先生作为我们这个栏目的播讲人。他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也很有韵味，又不时带出点儿天津乡音来，加上文字稿本来就具有的幽默风格，说得又都是老天津卫的身边事儿，所以很快就赢得了不少听众。

路希先生是河北沧州人，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在天津搞地下工作期间从事过多种行业，所以对天津的掌故风情非常熟悉，他的主持常常会丰富原稿的内容，自然而然地赋予“津卫拾趣”一些鲜活的东西，使这个栏目更加生动活泼，更加多姿多彩。尽管这个栏目每周只播出一次，第一期播出后，笔者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多位听众打来的电话，纷纷询问是否有现成的书籍或录音带，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销售？以后，听众仍然不断打来电话或写来信函，对这个栏目表示了很大的兴趣。这其中除了天津的人外，还有来自河北、山东的热心听众。有的听众还不顾路途遥远来到电台索取书籍或请求录制音频资料，这其中竟然还有八、九岁的小学生。

天津市政协、统战部、文史馆、对台办、旅游局和总工会等部门，也对这个节目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纷纷索取录音带或为本地年轻人，或为旅行社导游，或为外国来津人员讲说天津做辅导材料。市政协还两次邀请天津的一流民俗专家，来为“津卫拾趣”会诊，并努力谋求和电台合办这个栏目。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在去年国庆期间来天津视察时，曾对《天津早晨》节目负责人说：“路希主持的“津卫拾趣”，说天津的路、说天津的水，说天津的桥，办得很好。”天津市领导如杨竞衡、房凤友等同志也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津卫拾趣”为发扬民族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做了一件好事。

二、笔者以为“津卫拾趣”，之所以在短时期内就赢得不少听众，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内容的贴近性，因为跟天津人说自己的身边事儿本身就有一种亲近感。但老年人的记忆已经淡漠，中年人对故乡的人情掌故似是而非，青年人对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更缺乏了解。笔者在写作“津卫拾趣”演播稿时，力图紧紧抓住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听众的心，撩拨起他们对家乡的丝丝依恋;一条大河与一座城市的关联，一座桥梁的建造历史，一条道路的名称演变，一座建筑的成因与风格，如果处理的巧妙，便可以拨动老天津卫人的心曲，引起新天津卫人的兴趣。比如在讲到老天津城时，笔者是这样写的：“老天津城市东西长，南北短，还真像个大算盘，故此天津城又叫‘算盘城’。据说庚子年建八国联军攻打天津时，集中了24门野炮轰城，也没有打开缺口。后来出了叫郑殿芳的奸细潜入天津守军的兵营，探听到南城墙曾有一段倒塌过，后来马马虎虎地补上了。郑殿芳这小子，回去就把这事儿向日本领事馆告了密，日军很快就用炸药把这段城墙炸塌了，天津城就这样被攻破了。”

庚子风云已经渐渐散去，但天津近百年来的屈辱史，让人听来心碎：大沽炮台的失陷，老龙头火车站的变迁，壬子事变乱兵抢当铺，日据时代的红帽衙门，用路希先生的生动话语一说一聊，不由你不去重翻那过去的一页，亲眼目睹眼下天津发生的巨大变化，所有这一切都难以您忘怀。

一个城市的发展史总会伴随着一些神话传说，因为这其中常常寄寓着老百姓的美好理想。比如老天津卫们传说，这里曾是托塔天王李靖和脚踏风活轮的哪咤三太子的故乡。关于这段传说，我是这样处理的：“说到这儿，我到想起来了，神话里那位闹海斗龙王的哪咤三太子住家就在三岔河口一带，您啦要问他家的门牌号码，我可就不知道了，您说咱谁也没跟他处过邻居是吧……”这样调侃一下，不但增加了文章的幽默感，而且还明确地告诉听众，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

上文笔者说过，广播的特点决定了，在这个栏目里既要讲述历史，又不能干巴巴地做考据文章。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的建设成就举世公认，我们肯定要有所反映，但刻板地说教，枯燥的数字最难入耳，碰到这样情况笔者是这样处理的：“说到这儿，我得告诉您几个天津立交桥之‘最’天津建设最早的是河东十一经路立交桥，天津立交桥中占地面积最大的是八里台立交桥，最长的是东兴立交桥，最宽的是是盐坨立交桥，最漂亮的是碟式立交桥。说到最后，我还得告诉您天津市内共有桥梁106座，各式地道25个，不信您可以绕着咱们天津卫数一数，错了您找我……”

说到天津早先的臭水河变成了现代化地铁，笔者这样写道：“路下面还有四通八达的地下铁路，你要是从铁路西站下火车去繁华的小白楼，花一毛五分钱乘上地铁，打个哈欠的功夫就到了，就是小说《封神榜》里那位会土遁的土行孙也没这个麻利劲儿……。在已播出的30集中，笔者说到天津城市的形成，天津人的起源，天津话的特点，天津的水、天津的路、天津的桥，天津的街道与胡同，天津的学校、医院、饭店与商铺。这些老百姓寻常见到的东西，一入“津卫拾趣”栏目之中，笔者都力图让它活起来，赋予它一定的历史内涵“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些立体的史料，有许多书本上找不到的东西，也容易把广播的优势发挥出来。

三、上文我们说到了“津卫拾趣”怎样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的问题，也许只有处理好这层关系，才能赢得更多的、不同阶层的听众。

以前，笔者也提到怎样把“津卫拾趣”栏目办成一个融乡土味、民俗味、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节目。这似乎是老生常谈。对于笔者融合这些特性的做法，路希先生在处理稿件时经常与笔者进行研讨，他以自己的知识和阅历告诫笔者，怎样才不是媚俗，怎样才不是欺世。

语言通俗易懂是广播语言最起码的要求。“津卫拾趣”作为一个地方性很强的栏目，语言必须更加通俗化、口语化，更加富于地域色彩，同时又要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范。为此，路希先生建议，我们虽然办的是“津卫拾趣”，但演播时还是应该以普通话为主，而不要以天津话为主，到了情节需要时再逗几句豪爽痛快的天津话，以便唤起大家的乡情，增加幽默感。

电视和报纸的冲击及车载收音机的大量出现，使人们收听广播时具有了很大的随意性和流动性，重要新闻所具有的时效性和时政特点，像“津卫拾趣”这样的栏目望尘莫及。这样一来，“津卫拾趣”的讲述语言是否抓人，有无幽默感，就成了其争取听众的重要手段。比如“津卫拾趣”第3回在讲到天津的解放桥和金刚桥时，笔者是这样写的：“这么多的桥，最数解放桥和金刚桥有福，多少家电影制片厂，多少个电视台，拍电影和电视剧时都拿它们做背景。赶明个儿，‘金鸡’、“‘百花’和‘飞天’要是设立‘背景奖’的话，没准它俩还能捧个奖杯回来。不过您啦放心，就是拿了奖杯，出了名儿，解放桥和金刚桥也不会走穴捞钞票去。它们要是站起来去走穴，那可就真成了‘变形金刚’了。”此类语言，虽属调侃，但语涉某些社会丑陋现象，让人听来不觉哑然失笑。

再比如“津卫拾趣”第16回在讲到天津学校的历史时，话头一转：“不过，您啦得听明白，不论是书院还是私塾，那早晚都不设校内小卖部，也不开发校园经济。您想啊，要是老师停了课，去摊煎饼果子卖冰棍儿，咱孩子学的那点玩意儿还不都跟着冰棍儿一块花在肚子里了。”此时，一些大中小学校的校园经济畸形发展，令人不免有误人子弟之忧，这样的讥讽一点也不为过。

语言是广播节目的载体，只有语言准确生动了才能把广播的特性发挥出来；乡土味、民俗味、知识性和趣味性，也只能通过准确生动的语言来体现的。

“津卫拾趣”在讲到天津的小吃和天津历史上的大饭店时，力求把近现代的风云变幻揉进来一起说。例如在讲到天津的“国民饭店”时，作者把曾在这里住过的杨三姐、吉鸿昌、罗章龙、刘仁与之联系起来；在讲到天津“惠中饭店”时又把它与曹禺先生的话剧《日出》联系起来，这样天津的这些古老建筑也就活了起来。人们听起来，很可能就要回味与之相关的历史，这无疑时有一定意义的。

“津卫拾趣”在说到天津的小吃时，着重落笔于那些乡土味、民俗味浓重的店家。天津小吃“三绝”的兴起、衰落和解放后的发展；煎饼果子的今昔变化及在全国许多地方的推广；卖茶汤的摊主如何使用津味十足的龙嘴大铜壶招徕顾客等等，其乡土味、民俗味都用有特色的语言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此外，栏目专门请来了天津社科院的著名民俗专家李世瑜先生，来模拟津门的叫卖声，那已经远去的市声播出后，不知唤起了多少老市民的美好记忆。不少老年人给笔者来信述说，自己听完这些叫卖声所撩起的丝丝情愫和难忘记忆；也有一些年轻人来信说,他们听了这些市声，也觉得新鲜有趣而又充满文化内涵。当然节目也有一些遗憾，比如播出几期后，就有多个民国名人的后裔和知情者来与笔者商议，是否可以跟节目组联合召开研讨会，以便深入挖掘与之有关的珍贵史料，但由于个人能力所限，上述事情都没有促成。这对节目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遗憾。此外，天津的工艺品也有“四绝”：杨柳青的年画比较兴旺发达，“泥人张”的泥人则相对冷落，“风筝魏”的风筝也缺乏应有的活力，而“刻砖刘”的刻砖更是后继乏人。天津这几年的文化建设发展较为迅速，但对这些民间工艺品的挖掘和继承似乎还嫌不够，所有这些在节目中，虽多有涉及，但就继承和推广而言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天津设卫筑城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天津退海成陆并形成人群部落还可以追溯的更远，特别是在近代，天津的历史更是波澜壮阔，丰富多彩。因此“津卫拾趣”要办下去，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怎样充分利用广播的优势，怎样使“津卫拾趣”办的让老百姓更乐于接受，怎样形成自己独特的播出风格，以后还有许多工作要继续做。此外，由于“津卫拾趣”基本是由笔者一个人撰稿，故在写作能力和资料占有等方面都还有待提高，且这个栏目又是笔者所兼管，所以在史料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方面也一定会有不少欠缺。这是因为笔者才疏而力拙又要去跑新闻，所以是很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我想“津卫拾趣”要办的更好，就必须由众人来共同“拾趣”，这样不但资料的占有会更加丰富，整体水平也会有效地提高。

（该文发表于1990年江西省广播局出版的《声屏世界》杂志上，收入本书时，笔者在文字上略有改动。

文中提到的“津卫拾趣”的播讲者，全国著名导演、影视表演艺术家路希先生已于2012年春节刚过，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笔者（刘明泉）发在全国诸多报刊和广播电视上的各种体裁的文章、专题片和新闻稿件及学术论文都曾在事前事后，得到过他的谆谆教诲和热心支持，遂结成忘年交，并使这种友谊保持了20多年。

笔者将上述论文录入本书，除了用来与年轻同仁就社交类专题节目的风格及特点进行交流外，也表达了对路希先生的缅怀之情。他那渊博的学识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他为人的胸怀坦荡和处事的朴实无华，都令我受益匪浅且铭记终身。）

广播电视栏目名称与节目分众化的对应性研究

刘明泉

设立专题讨论广播电视栏目的名称问题，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有些多余，因为在他们看来，节目好听不好听，好看不好看，节目收听率的高与低，只取决于节目内容的好坏，似乎与名称无关。但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却说，凡事：“必先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可见依据这样的认识论，作为形式的“名”具有决定事情成败的作用。孔子在这里，实际上涉及了内容与形式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广播电视栏目名称与节目分众化对应性研究，实际上涉及的也是这个问题。

其实在西方兴起的《现象学》的知觉意义里，也同样认为“形式”（morphe）是在知觉中被给予的事物，而被视为“内容”（质料，hyle）的东西，则要依具特定情况而定，所有这些正是本文研究广播电视栏目名称与节目分众化对应性的哲学基础。

传播学的实践也同时表明，大众媒介的“直线式”传递信息方式，容易对受众形成冲击力和持久力，因此一个节目名称是定位准确、简单直白、具有平民化的特点；还是定位模糊、文字抽象迷离、标题缺乏贴近性，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节目的内容安排和具体走向，甚至会一定程度影响节目收听率的高低和节目寿命的长短。因此可以说，广播电视栏目名称与节目分众化的对应性问题，更多地表现在我们开办节目的实践之中，这也恰恰是本文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希望本文的观点能够对年轻同仁能有所帮助和借鉴。

一、广播电视的分众化与节目名称的日趋平民化

随着频道的专业化和节目的专业化，眼下无论是广播和电视都在提倡节目的分众化与对象性，这是因为过去那种放一个电视剧就会万人空巷；办一个节目就会赢来万众倾听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时受众获取信息渠道和形式的增多，也打破了某些媒体的垄断地位，使得广播电视节目不得不追求广播内容的分众化和对象性，不得不认真培育自己独有的、忠实的受众群体——目标听众。

由于成为广播电视受众远比成为报刊的读者门坎低，而节目主持人的素质、音质、语气和传播内容结合起来，又常常会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和魅力，以吸引忠实的受众，故广播电视与纸质媒体相比，与受众有着天然的贴近性，自然也就需要为自己的节目取一个直白而平民化的，具有分众化特点的名称。

某些节目经常为自己的收听率低而倍感焦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不准确。他们总是把目标听众定性位为：“普通大众”、“理性市民”、“本市各阶层民众”，甚至连证券类节目也把目标听众定位为“大众”，不切实际地奢求自己的节目听众，能够“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实际上是忽视了节目的个性要求，只能取得南辕北辙的结果。记得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没有节制就不可能有艺术家”，同理节目的定位没有节制，成天希冀他们的节目能够搜罗尽“各阶层民众”，节目名称必然追求“唯大唯美”，追求节目名称在文字上的诗意化和抽象性，以显示自己文化品位的不同凡响。这样节目也就先在外在形式上，失去了贴近性和个性化特点和先机。

个性化对节目成功与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没有个性的节目只会在时间和空间的长河中湮没无闻，悄然逝去，而有个性的节目一定会为听众所依赖，从而创造出新的广播节目品牌来。犹如产品市场中的“专买店”、“量贩店”竞争力往往高于“百货大楼”，因为广播毕竟不同于报纸和杂志，如果我们的电台和电视台节目办成了“经济日报”、“经济参考”那样的专业报纸，这也不算是一种成功，因为它因此失去了自己与生俱来的贴近性。因为广播电视的受众与报纸的读者有着一定的文化差异，专业术语太多，“文化”味太足，反而会失去自己应有的目标听众，所谓曲高和寡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可以说，太过泛化、太过抽象婉约的栏目名称，不但不会受到广大受众的欢迎，反而还会使自己的节目失去应有的目标听众，使节目失去其可信度和权威性。比如天津电台某频道有一档叫作《广播大视野》的节目，意在为津郊农民开办一档杂志类节目，为听众提供更多的知识与信息。其用心无疑是好的，但听众从节目名称中根本无法了解节目到底要说是什么。其实岂止是听众，就是节目的经办人也无法根据这个毫无个性的名称，来安排内容，体现个性。他们只能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地去搜罗。也许节目的设计者会说，他们本意是想办一档杂志类节目，但其有所不知，眼下即使是杂志自身也在追求个性化。那种包罗万象的综合性杂志，在百姓普遍文化水平较低，信息渠道偏少的情况下或许还能为读者所欢迎，在人们获取信息渠道越来越广阔，越丰富的年代，自然会很快失去自己的生存空间。

还有《都市新生活》在栏目设计方面也犯了外延过大、内容大包大揽的毛病。就像上世纪30年代，蒋委员长开展的“新生活运动”一样，从女人的发式、穿着到男人饮茶、喝酒、吸烟，甚至娶妻纳妾等私生活，都无不订立标准，进行干涉。“新生活运动”推行的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无疾而终。举这样的例子绝非掉书袋，而是因为《都市新生活》作为后起的节目（在此之前叫《直播天津》，口气亦很大），会因自己的外延过大，抢占了同频道《聚焦房地产》、《今日证券》、《理财百事通》、《丽人风尚》的行进车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交通拥堵”。

其它如《渤海金项链》、《人文新主张》、《空中彩桥》之类的节目名称，听众根本不知其所云何物，至于汪洋恣肆于广播、电视，以“阳光”命名的节目名称，更完全泯灭了自己的个性，一旦脱去漂亮的时髦外衣，最后只好让市场的弓箭来个“羿射九日”，否则“阳光”过剩让受众听着、看着都晃眼，都闹心。

相比之下，作为强势媒体的央视，其节目名称却坚持大俗大雅的贴近性风格，如关于职场的节目《找工作》；以主持人与企业家、经济学家交流为主要内容的《对话》；还有天津电视台播出、曹启泰主持的《上班这点事》；天津经济广播文摘形式的节目《观点》等等，都因名称的直白和平民化，内容适应分众化的特点而大受欢迎。

《找工作》顾名思义，说的就是职场中蓝领和白领寻找就业岗位这点事儿，办节目的人会因为名称指向性明确，容易组织资源，而使节目的内容充实，观众（听众）一看一听，就知道这个节目说的是跟自己相关的事儿，自然也就有了一种不知不觉的亲近感。

《上班这点事儿》则更是很直白地告诉，节目说的就是“上班这点事”它虽然无关宏旨，却与百姓的利益攸联：打工族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败，员工与老板，员工与员工之间的摩擦与融合，打工族难以回避的工资、奖金、福利、休假等诸多事情，都无疑会引起受众的关注。如果艺术作品是距离产生美的话，那么广播电视节目与寻常百姓的近距离、零距离同样可以产生美。

《小丫跑两会》，顾名思义就是王小丫到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去“跑”报道。两会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可难得的是央视的同行们，竟然取了一个如此朴实的，令老百姓听来很亲切的名字。它一下子拉近了寻常百姓的距离。更为可贵的是，这个节目的朴实与名副其实，因为“小丫跑两会”并不刻意采访所谓的高端人物，关注的正是百姓要求代表和委员们反映的身边事儿。既然如此“小丫跑两会”回来，老百姓自然就像关注家事一样，关注她所描述的所见所闻和采访结果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

天津经济广播《观点》节目名称移植于《南方周末》等报刊的同名栏目，但这也并不妨碍节目名称所具有的直白特点。《观点》说白了就是为听众办一档集纳全国各大报刊“观点”的节目。“观点也是信息，观点也是财富”正是基于这一点，它才在天津及周边地区形成了具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受众群体。

具有同一特点的节目名称还有，央视的《开心词典》《超市大赢家》；《实话实说》；天津电台交通广播的《打开晚报》、《小说时间》、《新闻早班车》、《笑一笑十年少》；天津电台经济广播的《歌曲正流行》、《天天美食》；区县联盟的《乡村药匣子》《缤纷地方戏》；以及音乐广播的《老歌听不完》、文艺广播的《每日相声》等，皆因名称的直白、内容的丰富且符合分众化的特点，赢得了不俗的收听率和美誉度。

一、直白而平民化的节目名称有利于与内容的对接

西方的一位著名文艺批评家说：“组织得好的石头能成为建筑，组织得好的社会规则能成为法律，组织得好的词汇能成为漂亮文章。”

同样的道理，一个设置较好的栏目名称，一个直白和平民化的节目，事关节目内容朝着哪个方向性铺展，可以避免资源配置上的浪费与失衡，帮助我们办好这个节目。换句话说，节目名称的设立要有利于与内容的对接，而那些冠之以“大世界”、“大视野”、“金项链”、“阳光广场”之类的节目名称，就像一个完全敞开的竹筐或篮子，最后只能是剜到篮子就是菜，能不能适合受众的口味，有没有受众忌口的东西就完全顾不上了。因此可以说，那些雾里看花式的节目名称与节目内容实际上很难实现对接，或者在节目设计之初就没有想到与内容对接，只是想取一个诗意化、朦胧化的名字，来显摆一下自己的学问，说明自己有创意罢了。

一个节目名称的设立，除了需要导向正确，与时俱进以外，还应有措施保证其有足够的节目源。比如电台某频道有一档叫作《丽人风尚》的节目，由于节目名称过于空泛也不够直白，故节目源也就无法得到保证，从而也就影响了节目的影响力和收听率。查《现代汉语词典》丽人的意思为：“美貌的女子”；风尚的意思为：“在一定时期中社会上流行的风气和习惯”。顾名思义《丽人风尚》节目的核心内容，应是时尚女人在一定时期中流行的风气和习惯。可她们每天的节目，几乎所有栏目涉及的内容，都不是丽人所专有的，因此也就无法满足节目名称的规定要求。如在节目“丽人课堂”这个栏目中，他们请来葡萄酒方面的相关专家，介绍红酒的历史文化和饮用红酒的好处，虽然人们能够从节目中获取相关的文化知识，但却很难说这就是“丽人风尚”。一般来说老人和男人比“丽人”更喜欢喝酒，这是不言自明的浅显道理。再比如在“时尚动态”栏目中，经常介绍的是：“某某博览会开幕”；“当代人怎样防止电脑病”；以及电影大片即将上映的信息。这些大片又大多是功夫片、警匪片，灾难片，悬疑片和惊悚片，而这些影片的内容大多与丽人无关，甚至会让丽人看了惊诧无比，更说不上是丽人的专利。如果非要说其与丽人有关，那就只能说影片中，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大多是丽人，但这绝对不能算是“丽人风尚”，否则就太搞笑了。

因此这个节目要做到“名副其实”，实现节目名称和节目内容的对接，不如将节目名称改为《时尚生活》可能会更好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这类“时尚”节目在广播中并不好办，因为信息渠道的不通畅“时尚”一词常被国人所误读，所以无论是“丽人风尚”还是“时尚生活”其实都很难把握。比如在国外威士忌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老头子酒，而在中国却成了年轻人“派对”的时尚饮料；再比如哈根达斯冰淇淋在中国是小资们追崇的时尚神物，一句“爱我，就带我去吃哈根达斯”，不知表达了多少小资的心声，但在其发源地美国，却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冷食品牌，售价竟低于国内两倍，根本没有自己的专卖店，只配在超市和售货机上销售，自然也谈不到“时尚”。此外还有在世界各地都只卖一欧元的“依云水”，到了中国竟也成了“奢侈水”。可见节目名称的贴近性与平民化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节目的收听率和媒体形象，而且还负有避免对公众进行消费误导的责任。换句话说，一味地追求节目名称的时尚化和非平民化，只会赢得节目内容难以为继和误导听众的双败效果。

二、直白而平民化的节目名称，可保证节目资源不枯竭

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同理广播电视栏目也该是节目内容“存在的家园”。我们说，直白而平民化的节目名称，有利于保证节目资源不枯竭，实际上就是为节目内容伸请它的生存权，并保证其生生不息。

比如：几年前，天津电视台要办一档普法谈话类节目，节目经办人要笔者给节目取个名字。据说，此前他们曾取了多个节目名称，诸如“法制天地”、“法制大世界”、“法律大视野”、“法制你我他”之类，但都觉得太空太泛化，而且按照这样的节目名称来铺展节目内容，常让节目经办人无所适从。笔者经过深思熟虑，却为他们取了一个直白而简单的名字：《说理说法》。笔者之所以取这样一个名字，实际上是为节目经办人界定了节目的具体内容：本节目既可以说理，又可以说法，因为一个节目如果光解释法律，会很干瘪也没味道，而只说理说情又不符合普法节目的要求，失去了办节目的方向。

有时候一些事儿合理却不合法，合法的老百姓又认为不合情理，情理与法理交叉会产生很多说辞，很多故事。节目中理与法交叉，自然而然就会既说理又说法，很容易实现名称与内容的对接，重要的是节目内容也会因此变得很丰富，很好听。以后的播出的事实证明，这个“既说理又说法”的谈话类节目，确实赢得了很好的收听率和听众缘。因此可以说，节目的名称，犹如驳船上的舵，舵手把小船拨向何方，小船就像什么方向走，而我们的一些节目名称，犹如没有舵的驳船，它们总是随风飘荡，最后只能跟着感觉走。这样的节目能够有较高的收听率和较长的寿命，反而让人难以理解了。

记得英国文豪大莎士比亚曾说过：“读书人总是这样舍近求远，当他一心研究怎样可以达到他的志愿的时候，却把眼前应该干的事给忘了！”这其实也是笔者最后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愿我们的节目制作人不要忘了莎翁的忠告，我们的节目名称设置应力求避免“唯美唯大”的审美趋向，不要“舍近求远“，尽量了解那些是我们“眼前应该干的事”，努力做到节目名称和内容的简单直白、平民化和贴近性，更不要忘了我们办节目的宗旨是什么。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在一项调查中证实，大众媒体具有一种选择并突出报道某些问题，从而使这些问题引起大众重视的功能，这种功能也是大众媒体最重要的社会效果之一。包括栏目名称在内的议题设置，即是一种有关传播效果的专题研究，又反映了大众媒体的一种特有功能，所以其又被称为议题设置功能。我们强调议题设置的功能，正是为了体现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及其对媒体与信息的选择性，这正是我们主张广播电视节目名称应向直白与平民化方向发展的理论依据。

（该论文曾获2008年度天津广播电视学会论文评比二等奖，并发表于同年的《天津广播电视》第4期上。）

广播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后编辑的作用

刘明泉

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广播事业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其传输和存储技术容量的迅速增加，传输质量的有效提高，使得声音的传输变得更加清晰圆润，赏心悦耳。从市场化的角度出发，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率先实现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为天津及周边地区受众传送高清晰、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提供了保障。那么广播实现数字化和网络化以后编辑的作用，是应该削弱和加强呢？这正是本文要深入探讨的一个话题：

一、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后导播台前由谁来值守

2001年9月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各专业台，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数字化和网络化，随着其传输和存储技术容量的迅速增加，传输质量的有效提高，导播台前由谁来值守的问题，也就即刻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有人主张，由传音和其他技术人员来值守。笔者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一种新技术的输入，一种新设备的使用，必先培训一批能够掌握这种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人员，新的导播台由他们来值守或监控，以保障新设备的正常运转，以保证电脑编组节目的正常调入调出，以确保播出安全，可谓用当其人，适得其所。

现在的问题是，导播台前除了传音和其他技术人员来值守外，是否还需要编辑人员来值守？有人甚至主张，编辑人员要服从改革的大局，克服惯性，既然导播台前已有传音和其他技术人员来值守了，编辑人员就应该逐步从导播台前退下来，把这里的工作让给技术人员。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实在有失偏颇，应该缓行，或者说其根本不可行。笔者这样认为，但并不是说，传音和其他技术人员，在导播台前不能尽职尽责，而事实上通过几个月的设施运转，天津广播台的技术人员还是相当敬业尽职的。可他们再尽职，所能提供的也不过是技术上的支持——保障数字化设备的安全运行和播出。可编辑工作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工作，广播稿件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毕竟不是技术设备可以替代的；而且编辑人员也需要有别于技术人员的文化和新闻专业素质，这不是其他行业人员在短期内可以获取的。古人所说的，术业有专攻，就是这个道理。

数字和网络技术可能会给人们的职业和生活，带来革命性变化——一些行业兴旺了，一些行业衰弱了，一些行业消亡了，但这种革命性变化，却无法改变“术业有专攻”这样一个千古命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数字化和网络化只是广播技术领域上的一个革命，但它却不会改变广播传播内容的性质。更何况广播还有自己的党性和人民性原则，还有它应该发挥的喉舌作用，而这些原则和作用都是通过广播节目内容来体现的。这不是技术设施可以替代的，也不是技术人员可以完成的。如果我们把这种“体现”和“作用”强加于值守在导播台前的传音员，并进而转化他们的职能，则未免张冠李戴了。]

恰恰相反，操控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基本技能，却是年轻编辑记者在短期内可以掌握的，因此，即使是实现了网络化和数字化，直播间的导播台前依然以编辑记者值守最为相宜。故此，所谓导播台前应有传音和其他技术人员来值守，编辑应该逐步从导播台前退下来说法，很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恰恰应该迅速提高编辑记者的相关技能，以帮助他们适应原有岗位的新变化，而技术部门只需认真发挥自己的监控和巡视作用，保障技术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技术方面的播出安全就可以了。

二、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后，导播台前由编辑值守有利于节目内容的合理调整和质量的提高及安全播出。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各专业台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后，声音更加清晰悦耳了，传输质量有效提高了，这只能要求我们把节目办得更好，使稿件内容更加生动丰富。否则良好的传输设施，却传播出劣质的内容是很不应该的，而要办出高质量的节目，直播台前编辑的最后筛选和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要办好一档节目，首先要有好的策划，好的选题，记者要有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力，要有深入细致的采访和一定的文字功力；编辑则要有驾驭题材，删繁就简，提炼主题，谋局成篇的能力。但导播台前由编辑值守监听，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既是编辑的份内工作，又是提高节目质量的重要一环：因为编辑只有坚守在播出第一线，才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听众的信息反馈，第一时间了解自己节目内容的优劣，也才能了解自己的节目如何办才能赢得更多的受众。他们也才能了解广播实现窄波化后，目标听众如何定位，节目怎样办才能更加贴近百姓，贴近生活，并与时俱进地做好节目的宣传和营销。

另外安全播出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安全播出既有技术方面的问题，也有播出内容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技术上的保障需要技术人员来支持的话，那么播出内容方面的安全问题也就离不开编辑人员的及时察觉了。这并不是一个深奥的理论问题。

这样说，可能有人觉得有点偏颇，莫非报纸的编辑在编完稿子，画完版面后，还要跟到印刷厂去吗？且不说有的报社编辑本来就是这样做的。退一步说，及时人家不这样做，广播节目的编辑工作也应该延伸到在导播台前，因为眼下大多数广播电台的节目大都是直接对空播出的，编辑送到直播间的稿子并不是最终产品，主持人还要进行二度创作，从而完成节目的最后播出。这期间绝对不能缺少编辑的直接参与甚至临场指挥。这就好像拍电影和电视剧一样，怎么可能设想剧本确定了，拍摄时导演不在现场调度指挥呢？这虽然有以小比大之嫌，但是我们的节目是直接对空播出，而且还要加强节目互动，反馈最新鲜的听众信息，保障节目内容播出安全，所有这些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我们怎么能交给技术人员来完成呢？我记得一个名人曾说过“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这样的话，对于成天关注自己节目收听率，关注与报纸、电视、网络竞争众的编辑人员来说，是应该认真考虑的。因为吃别人嚼过的馍不但没味道，而且还会造成营养不良——是你逐渐疏远了你的节目，淡忘了自己办节目的原始目标，变得随心所欲起来。一个富有责任心而且关心广播未来走向和生存空间的编辑人员，怎么可以失去信息反馈的“第一落点”（足球比赛语言）而不是去跃起争顶，射门得分呢？

三、关于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后导播台前由谁来值守的几点建议

毋容置疑广播电台的编辑工作是繁忙的，由于有些节目实行采编合一，编辑常常兼职监制、记者于一身，他们的工作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或许这种集监制、编辑和记者于一身的做法本身就很值得探讨）。基于这一点，让他们一年365天，天天值守在导播台前也许是不现实的。那么可不可以把新闻、经济和文化休闲等不同内容的节目，分成几个时段，以大组联防的形式让编辑值守在导播台前，并依次轮流上岗，监听节目。这种依次上岗的办法不但适用于老编辑老记者，也同样适用于新编辑新记者，以便让他们尽快了解广播电台的工作流程。比如天津日报社就曾让年轻编辑记者，轮流值夜班编辑岗，恐怕目的也在于此。

这种大组联防的值守形式有如下好处：一是，可以迅速有效地帮助编辑记者掌握节目运行状况，及时获取受众反馈的各种信息，适时地调整节目目标，使节目更加贴近听众，贴近时代；二是，帮助编辑记者及时发现节目中的问题，并在解决问题中锉掉毛刺儿，以提高节目的播出质量，并保证节目的安全播出。同时还要尽快完成技术人员、编辑记者与主持人的磨合；三是，可以裁减一些外聘的导播人员，节省播出费用，并用来它来吸引高素质且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和确有创收能力的广告业务人员加盟我们的队伍。

当然，如果将来真有一天，我们全面恢复录播了，导播台前或许真的不用编辑值守了，这个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了。但那样做会极大地增加节目的制作成本，带来浩繁的难以胜计的工作量，加上大家知道的诸多原因，在眼前要恢复那样的工作平台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广播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后编辑的作用不但不该被削弱，还应该被加强。那种以改革创新为名，主张编辑人员要克服惯性，应该逐步从导播台前退下来，把导播台前的工作让渡给技术人员的说法，对于播出安全和节目质量的提高都是豪无益处的。

（该论文曾被评为2001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论文评比三等奖，并发表于2002年《天津广播电视》第一期。）

试论经济类节目的前瞻性与通俗化

刘明泉

从1986年全国第一家经济广播电台诞生起至今，“珠江模式”的广播经济台已经走过了14年的历程。当年珠江经济台在建台之初，大约承担着如下的使命：一是，在播出内容和播出形式上独树一帜，以拓展服务经济建设，贴近百姓经济生活的新领域；二是，率先为中国广播的全面改革先行先试，并积累经验。以后各地相继出现的经济广播电台包括天津经济广播电台在内，几乎无疑例外地努力承担起了这样两个使命。

人们注意到这些在80年代诞生的经济电台，大多在改革探索方面做的比较好，而在突出经济特色方面做的不够好。这是因为当时各地出现的经济台不过是以经济台为名，努力要办的却是别种风格的综合台。这还因为，当时的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生活，也没有向我们提出创办专业台的要求。进入90年代，大众传媒的改革全面展开并逐步深化，经济台作为改革开放的样板已经风光不再，故此一些地方的经济台正进行或酝酿进行第二次改革，一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百姓经济生活日益丰富的大趋势，努力使经济台名副其实，以便在多个系列台的竞争中突出特色，奋力争先。但这也同时提出了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经济台在注重经济个性的同时，是偏重于经济改革的前瞻性，还是偏重于经济台原有的大众性和内容的通俗化特点。本文将在后面的阐述中逐一说明自己的观点：

一、经济台在经济报道和节目设置中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笔者认为经济台的编辑记者在制作经济类节目时，应该敢于得风气之先，使自己所办的节目具有一定得前瞻性。这就要求我们的编辑记者深刻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深刻理解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新观点，做到对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改革实践有敏锐的感染力，并能做出前瞻性的评述与分析。

这种前瞻性具体表现在经济节目的设置和节目内容的铺展上。以天津经济台为例，几年来大约设置了股市金融、房地产和市场生活等栏目。这其中除市场生活节目开办的比较早外，股市金融节目的出现，晚于金融证券市场若干年；至于房地产节目则今年才开始创办，而这时天津“五到七年危陋平房改造工程”已接近尾声。当街头巷尾说股市，平头百姓说房改时，我们的这类节目才“千呼万唤始出来”，这种经济节目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确实值得我们反思。

这是因为经济节目与报道，应能发现和预测社会经济生活的发生和发展。如果，我们的节目策划者能够对处于萌芽状态的经济事务加以深入的观察和分析，并适时地推出新面孔的经济类节目，这样不但会深受听众的欢迎，还可能会赢得较高的收听率。故此笔者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应从生产资料要素市场、金融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全方位地设置经济板块节目。且这样设置的节目应力求细化，力求有很强的针对性，不应奢望一类节目拥有全范围的听众。比如股市节目、劳动力人才市场节目都应以“专卖店”为宜，不宜办成：“百货大楼”，因为节目也需要个性，没有个性的节目只会淹没无闻，悄然逝去，而有个性的节目一定会被听众所依赖，一定会创造出新的品牌栏目来。

在经济类节目的铺展上，同样需要前瞻性的眼光否则就会落入老生常谈的俗套，更很难有较高的收听率。我们国家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最重要的动因是我们在支付了昂贵的学费之后，实行了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的改革开放政策，但我们的这类节目却相对滞后。不过，天津经济台房地产节目虽然开办的比较晚，但却比较注重节目的前瞻性，节目编辑的理论准备不足，就聘请专家走进直播间来阐释住宅市场理论：为什么商品房市场严重积压，价格居高不下呢？许多人都在配套费用高方面找原因。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住宅资源迟迟不能实现基本由市场来配置，一方面配置住宅市场的住宅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层，致使商品房相对过剩价格偏高；另一方面福利分房派送的住宅资源仍在或明或暗地进行着。有些地方虽然明确宣布取消福利分房，但坚挺的集团购买，反而使实际的福利分房奋勇飙升，当然也就刺激了住宅价格的不断上扬。这才是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的深层次原因。专家的分析有理论，有案例听众听了非常解渴，也使大家对住宅市场改革的水深，有了较为深刻的触及。

当某些城市不适当地提出“人各有其房”观点时，我们马上聘请专家对这种提法进行了评说，并同时在相关报道中阐述了我们的观点，说明这是一种大跃进式的住宅过热现象。实际上，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欧美、日本也没有实现“让所有城里人都居有自己的住宅”的理想。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就会排斥住宅市场的调节作用，用行政命令迫使住宅价格降低，这样也就会重回福利分房的制度上去。在社会财富比较充盈的今天，我们明或许还拿的起这些钱，把“安得广厦千万间”变成一定程度的现实，但它却会使我们在资源配置上严重失衡，从而酿成东南亚国家那样的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动荡。

可在人们生活日渐富裕的今天，又不能坐视某些城里人无房或居住困难，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在扩大商品房内需的同时，迅速建立一定规模的住宅租赁市场。建立住宅租赁市场，不但能较大范围地解决城市中、下层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特殊住房需求。

我们的这些具有前瞻性的报道和直播节目，或许真的会给某些说法降了温，但其真正意义还是使听众也即住房消费者明白，购买商品房并不是城里人谋求住宅的唯一途径，这样的导向作用，无论对于理顺百姓情绪，促进社会安定，还是对于厘清住宅市场的结构构成，都是不无裨益的。

二、经济台在经济报道和节目中，应更多地关注大众性和通俗化问题

如上所述各地经济台在开办之初就形成了集服务、娱乐、信息为一体的大众性综合台。于是这种立足于服务的大众风格，在与其它播出风格节目的比较中，一鸣惊人、独领风骚若干年。现在，我们在突出节目的经济特色使其名副其实的同时，似乎也不应该丢掉其贴近百姓，提倡听众参与互动的好传统，或者说应该在突出经济特色和通俗化方面下同样的功夫。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寻常百姓已逐渐改变了他们经济生活的关注焦点：从几十年前的烟囱、炉子、冬煤、大白菜到现在的炒股、买车、进超市、购买商品房及自己的下海经历，使得他们有了一定的经验和阅历来介入我们的经济报道和节目中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坚持自己的贴近性和通俗化方向。广播不同于报纸，假如我们的经济台节目办成了《经济日报》和《经济参考》也不算是一种成功。毕竟广播的听众与报纸的读者有着一定的文化差异，专业术语太多，文化韵味太足，就会失去一部分听众，所谓曲高和寡就是这个道理。

这几年人们对医疗热线颇多微词，如果这种批评是指这类热线既多且滥且其中有许多名不副实的商品，那么这种批评是完全对的，但如果这种批评是指热线本身，就有“恨和尚恨及袈裟”之嫌了。大家知道，广播是一种现代化的大众媒体，其转播迅速及时，形式活泼，但它也存在着不能长期保存的弱点，所以自1979年广播广告恢复以来，一直停留在品牌广告这种单一形式上。而“直播热线”广告的出现，采用多方位、多渠道的传播形式，充分体现了双向交流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广播的弱点，使广播广告的传媒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或许，这正是其虽有许多缺点，但却有较强的生命力的原因吧。

以天津经济台为例，这种热线形式最初（1989年）是用于时政报道和一些经济类报道的，但现在这两类报道的直播热线却没有医疗热线坚持的好，假如我们把医疗热线也看作一种经济节目的话，那么它实际上是把广播通俗化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比如，1999年7月，天津经济电台联播了四次“直播热线”广告，推销中国的是真丝材质的文化精品《论语》。用“直播热线”的形式推销这样的“产品”，恐怕在“文化品位”和社会效益方面不会受到多少非议，但生产厂家却担心这种价格不菲的产品能不能尽快销出去？谁想由于我们充分发挥了热线时效快，参与性强的特点，并尽量对这个产品进行通俗性解读，使得500本真丝《论语》在几天内便迅速告罄了。厂家原定六次的广告节目，不得不取消两次就打道回府了，可见广播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魅力之大。此消彼长，也许这正是过去某些经济类节目逐渐失去魅力的原因之一吧？因此今后经济台设置经济类节目，应该尽力“复兴”自己的原有优势，让听众更多地介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受益最广泛的是老百姓，因此听众的介入会使我们的节目充满活力。

提倡经济台在经济报道和节目设置中，关注大众化和通俗化，实际上是对经济台十几年改革成果的一种承认与继承，这与它的前瞻性并不矛盾。例如广播电视大学利用广播这种媒介传播知识，谁也不怀疑这种知识所具有的前瞻性，但也都认同这种传播形式大家都应该能听得懂，否则就不可能有效地传播知识。开设经济特色的专题节目的道理也在于此——应努力做到节目的贴近化和权威性的和谐与统一。

当然提倡经济报道的大众化和通俗性既有形式问题，更有内容问题，但要因此赢得尽可能多的听众，就必须按市场需求，按市场的运作规律来设置节目。市场最公正，它不欢迎长官意志，也不欢迎节目策划者的想当然。一个节目在市场上、公众中站住了脚，收听率上去了，它所追求的大众化和通俗化才算成功，而节目的前瞻性则是保证收听率常胜不衰的主要法宝。

以上是笔者对经济台节目前瞻性和通俗化融合的一些认知，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使广播经济类节目和报道能够不断地与时俱进，以适合经济发展和各阶层受众的新需求。

（该论文发于1999年《天津广播电视》杂志第6期上，故对经济台的称谓一如既往，不改旧貌，已尽力保持本文的“原生态”。）

试论“社会写真”类节目的定位与走向

刘明泉

天津电台经济频道《天津早晨》节目开办的“社会写真”栏目已一年了。一年来这个栏目已播出160期。由于这个栏目着力于“社会写真”，且涉及面广，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针砭时弊，捕捉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个人，所以为整个节目赢得了不少听众。但这个栏目也有选题过于庞杂、切入点不够集中，议论过于泛泛的缺点。下文笔者将就“社会写真”类栏目的定位和走向，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社会写真”类栏目应该尽量发挥广播传播迅速的特点，并着力于“写真”“社会写真”类栏目与电视节目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类栏目不同，而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在模式上则比较相近。虽然《天津早晨》节目在天津地区及周边省份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广播具有“稍纵即逝，不易保留”的先天不足，如果不发挥自己传播迅速，同步报道社会热点问题的优势，则很难与电视、报纸的访谈类节目竞争。过去《天津早晨》节目多次走出直播间，开办涉及百姓生活难题的现场直播节目，而且请听众来参与，所以在各阶层人士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节目之所以赢得这样的效果，除了听众对这种形式感觉很新鲜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现场直播节目都选择了听众关心的话题，利用广播所具有的优势，及时报道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且有效地发挥了新闻监督作用所致。

在《天津早晨》节目播出的160期“社会写真”稿件中，虽然不乏力作，如周滨、包仲川的《马路岂能变为仓库》、李文光的《关于名牌战略的思考》、刘明泉的《商品房咏叹调！》、黄德懿的《下岗女工出路何在？》等等，都及时反映了老百姓的呼声，报道了一个时期内的热点或焦点问题。如果说“社会写真”类栏目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的话，是因为一些报道走入了一个误区：它们没有着意于“写真”，而把它变成了综合报道和综述类东西，议论过于泛泛，内容过于超脱，更缺少与受众的互动与交流，给受众造成了一种隔靴挠痒的感觉，回避了自己的长处、优势和特点。这是非常可惜的。正如西方新闻评论家科恩所说：“报业在告诉人们在想什么上往往难以奏效，但在告诉人们该考虑什么的时候却会惊人地成功。”这或许正是新闻理论所说的“劝服”效果。一些“社会写真”稿件的“劝服”效果之所以不佳，既有记者（包括笔者自己）采访不够深入，典型事例捕捉不够及时，对“写真”含义的理解不够准确的个性原因外，也有客观条件的约束与限制：比如采访焦点、热点问题时尺度难以把握、各类忌讳较多记者存在着后顾之忧，一些单位对舆论监督有较强的抵触情绪，记者在一线采访得不到有力支持往往无功而返等等。所有这些正是电台“写真”类稿件节目，不能扬长避短，不能在受众引起更大社会反响的主要原因。二、“社会写真”类稿件需要由一个具体的切入点和单一的主题为了克服“写真”类稿件议论过于泛泛，内容过于超脱的“贵族化”倾向，避免此类栏目异化成综述和综合性报道，“社会写真”类栏目最好有一个单一的切入点和单一的主题。如中央电视台关于“黑龙江五大连池市粮食部门向农民打白条”的报道；关于“广西某地先取商行”的报道；关于“天津四青年抵制‘日资企业’生产的《提督的决断》游戏盘“的报道，都是抓住了一个具体的事件由点及面，深入挖掘，终于揭露了事件的真相，从而被公众所认可。

反观我们《天津早晨》的一些“写真”类报道，却有不少期是从大处着手，高屋建瓴，议论空泛。比如营养液问题，广告对儿童的影响问题，美容业的管理问题，寻呼台的管理问题等等，大多早就有人涉及，我们报道时不但缺乏新闻事实，而且也缺乏新鲜观点。总之，不少“写真”类报道，“写真”的东西太少，有的甚至没有什么具体的案例，成了诠释和解读某项新政策、新法规的东西。这显然有悖于新闻报道：“要针对受众的信息需求和心理特点进行劝服”，“传播者和受众应具有某些亲近性”的理论。

由于这类“写真”类报道，一开始就从大处着手，切入点不够集中，一下子拉大了与听众的距离，听众听到的不是某一具体事件的“写真”，而且也听不到多少有个性的评论，使人听来没有什么味道。不能说这些报道没有抓住关键，对准焦点，有些问题甚至抓的还比较准，但由于没有具体的案例，没有如实“写真”的报道，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发议论，谈感想，因此也就失去了“写真”类栏目应有的舆论监督功能，当然也就失去了受众的信赖感。这是因为听众（或观众）之所以爱听、爱看“写真”类栏目，主要是因为它所具有的新闻监督功能，而不是为了欣赏某个主持人的语言艺术或是某个编辑记者的理论分析。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电视可以不讲究画面语言；广播可以不讲究录音素材的典型性、主持人语言的生动流畅性和稿件的理论水平，但受众最愿意听到或看到的是某个热点问题得以解决，某个社会弊端得以匡正，这正是内容为王的道理。哪怕这个问题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联，他们也要关心，也要议论，也要拍手称快或是愤怒谴责，这是利益的趋同，也是情感的共鸣，更是对“写真”类栏目正视现实，针砭时弊的真诚回报。

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西方新闻学中的“劝服”效果理论等同于我们所说的社会反响，但是借鉴西方传媒通过信息传递来说服受众的理论还是很有益的。例如美国传播学者卡特莱特就美国20世纪40年代宣传购买暂时公债问题的探讨。他认为要让“劝服”成功，首要的任务就是使信息进入受众的感觉范围，抓住受众的注意力。其次，信息及时为人所注意，但有可能被接受，也可能被拒绝，所以要让信息按受众的认识结构输入，才能被接受。如果被拒绝，就在信息的主要性上做文章，让人们考虑改变原有的信念和价值观。

当然，《天津早晨》的“社会写真”栏目中劝服效果好，赢得较大的社会反响的稿件也不乏其例。比如，李文刚的《名牌战略的思考》,就是从天津食品名店“起士林”被外商买断这一焦点问题切入，深刻反映中国或地方名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弱化和蜕变。虽然这一主题与寻常百姓没有直接关系，但由于“起士林”在天津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和其品牌特有的历史渊源，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心理共鸣，唤起了经济界人士乃至普通市民对中国或地方名牌的忧患意识。

再如，周滨的《急救中心120》从一个普通患者呼叫120救护车这个小事儿切入，进而展开对医疗急救这一特殊行业的现状进行报道和探讨，并从中找出了存在的问题，借以说明医疗急救行业目前所遭遇的生存危机，并试图找出解决的办法，自然也就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这样的例子还有李文刚的《王海状告伊势丹》、刘明泉、陈建强的《从板凳、厕所和标签说起》、苏维茗的《我要种下一棵树》、王栋的《书报的困惑》、孙立君的《廉政纪实报道》等等。从以上正反面的事例说明，能否选好一个不大但准确的切入点，能否提炼好一个鲜明生动的主题，是搞好“写真”类报道的关键。说到底，这是一个议题设置问题，它是传播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之一。它既是有关转播社会效果的专题研究，又反映了大众传播的特有功能。强调议题设置功能，并不因此否定受众在传播构成的地位及对媒介信息的选择性。恰恰相反，正是这种选择性的存在，才决定了我们必须要有好的议题设置，有好的切入点，这正是写出好报道，防止“关机”效应的必要手段。

三、经济台的“写真”应该对经济生活有所侧重

眼下，关于“焦点”、“写真”、“追踪”类栏目遍布各类媒体之中。作为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的“社会写真”栏目要办出自己的特色，还必须性向经济内容倾斜。但这种倾斜并不是要办成经济类谈话节目，而应强调新闻实效，找好新闻切入点，及时切入老百姓的经济生活来搞好报道，适应《天津早晨》节目目标听众的收听欲求。在这方面，刘明泉、陈建强采写的新闻专稿《从板凳、厕所和标签说起》就比较有特色。这篇报道从百姓购物逛商场所遇到的小问题说起，入情入理地反映了消费者的合理要求。这里所说的板凳，是消费者买鞋时的垫脚物，厕所则是商场必不可少的配套设施，可却被眼下的一些商场所忽略，这种忽略恰恰表现了某些大商场还未退尽的官商意识。而出售的商品不列标签或列出的标签不够规范，不合法规，则表现了某些大商场对消费者权益的蔑视，这又恰恰是我们一些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的症结所在。这篇报道，从细微之处找出体制方面的原因，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此外，李文刚的《孩子们被广告围剿》、周滨的《国营商店能不能砍价？》等报道也都是从小处入手，以新闻事实来反映经济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来说明其对百姓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应该说这些经济类的“写真”，内容的贴近性还是比较强的，主题开掘的也是比较深的。

当然经济类的“写真”稿件，并非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同样也可以涉及较重大的题材。在这方面李文刚的《亚细亚风波的启示》、刘明泉的《商品房咏叹调》等所涉及的题材都比较大，但只要方法对头，切入点准确，又有充实的新闻事实，同样会赢得受众的欢迎。因此，可以说，题材无论大小，都应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和认识价值，它也是衡量经济类栏目能否为受众所接受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对“社会写真”栏目一种新形式的探讨

目前，《天津早晨》的“社会写真”栏目，基本采用的是记者访谈和新闻评述的方法。这种方法如果选材准确，评述恰当还是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的。这一点可以从一年来“社会写真”栏目的播出效果得到证明。但是，由于“社会写真”栏目从选题安排、限期采访、编辑制作到实际播出，周期比较长，再加上《天津早晨》组人手比较紧张，上面提到诸多不尽如人意也就在所难免了。

为此，笔者建议在保留现有播出模式的前提下，再开发一种全新的“社会写真”模式：即充分利用电台的热线直播电话，征求听众对公共服务部门行风建设及处理问题的看法，再把收集到的听众意见及刻反映给相关部门，查询群众反映的问题是否真实，征询有关部门对此事的看法，并请他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给予一些解释和回应。咨询的重要线索，主要依据各窗口单位和政府职能部门向社会提供的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编辑根据这些热线电话号码，在节目播出过程中打到相关部门，即使他们对百姓的反应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或是所谓的24小时“热线电话”根本没人接听，也未尝不是某些办事部门的一种工作“写真”和客观反映。

具体的播出模式为：指派一个编辑在节目播出时，认真接听听众的电话，弄清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所涉及的单位，再把这些电话打到相关单位进行沟通。电话查询期间，可插播间隔乐或广告。由于这种播出形式很容易在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应，所以广告效益也自然会相得益彰。

当然，值班编辑也应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及时对听众打来的电话进行筛选，以期使这种模式能够赢得听众的欢迎和领导的支持，（其形式类似于天津“今晚报”的“夜间记者站”）以便打出广播新闻监督准确快捷，参与性强的特色来。

笔者认为，这是时下广播处于低迷状态，非常需要的一种社会新闻报道形式。因为新闻价值和受众的关注度，本身就是衡量某一事实能否成为新闻的尺度，它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传播效果，也即受众对新闻的选择和社会实践对新闻的检验。而这种选择正残酷地摆在我们面前，广播所具有的稍纵即逝，不易保留的弱点，迫使我们必须尽力发挥自己传播迅速的固有优势，以保证自己在与报纸、电视的竞争中三分天下有其一，而不能坐视别人汲取自己的优势而全然不顾。这种危机意识既是“社会写真”类栏目生存所必需的，也是广播争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所必需的。

（该论文发于1997年第5期《天津广播电视》杂志上，故文中对“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的称谓一如既往，不改原貌，已尽力保持本文的“原生态”。）

都市广播节目贴近性和权威性的比对分析

刘明泉、吴妍妍、于乐

目前，天津电台经济广播正力图塑造自己的都市广播形象与特性，都市广播的目标受众自然是城市中的普通百姓，所以强调节目的贴近性是非常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节目就不需要自己的权威性。贴近性要求节目应努力适应听众的接受心理，尽可能多地增加事关百姓生活的节目内容，它主要解决的是节目和报道中的平民化问题；而权威性主要来自政府部门和专家的权威发布，而不能来自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这样才能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赢得受众的真正信任。

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普曼在他的新闻论著《自由与新闻》中提出了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的概念。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活动范围、经历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相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经验性的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大众传媒去了解。这样，人的行为已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映，而是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映。

所谓“拟态环境”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环境信息，也即经过传播媒介选择和加工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只有具有充分的贴近性和权威性，才能赢得尽可能多的受众，同时两者又不是对立的，它们的互补性很强。这是因为随着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观念的植入，各级政府部门越来越关注民生，他们出台的许多政策十分关注和贴近百姓生活；传播媒介自然也会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加工，将信息节目的权威性与贴近性融为一体，以赢得广大受众的青睐。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叫：“现象比规律更丰富。”依据这样的说法，下面我们将以天津经济广播2010年节目单列出的16个节目为样本，进行简单的分类和对比分析，希望能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一、贴近性和服务性是节目立足的根本

依据序言中的分类方法，可以看出天津经济广播的“天天美食”、“枫叶正红”、“开心旅游”和“理财百事通”等节目具有较强的贴近性、服务性特点，而“天天美食”节目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天天美食”顾名思义，是一档向大众介绍厨艺，帮助大家制作家庭美食的节目。节目中打造的“常大厨掌勺”、“每日招牌菜”、“欢乐厨房”、“健康元素站”等栏目都具有很强的服务性、贴近性。主持人常炜、雷艺的主持风格也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节目中的“互动”部分特别生动出彩儿。他们跟李大妈聊家常菜的制作，跟王大哥说招牌菜的烹制，就像在跟街坊邻居们在聊家常。听众生病了，在饮食上有哪些禁忌；某个节气到了告诉听众，天津人在吃喝上有哪些讲究；季节更换了，提醒听众该进补些什么东西，主持人用自己自然活泼的语言准确送达，非常有亲和力。即使是与嘉宾刘道时共同探讨中医药膳养生的话题，请营养专家赵萍来聊“如何掌握饮食的酸碱平衡”的话题，主持人的语言依然是那样的自然而自信、默契流畅而有魅力，给人的感觉非常好，特别吸引家庭主妇们的关注。

“常大厨”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似乎已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百姓中的一员，如此的贴近性应该说是进入了一种境界。日本著名企业家吉田忠雄曾有一句名言：“不为别人的利益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中国饮食界历来有把顾客当作自己衣食父母的传统，这个节目的两位编辑、主持人可能正是秉承这样的传统，放下身段认真地替“别人的利益着想”，才赢得了“自己的繁荣”。这恐怕也是该节目，能够赢得听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节目的贴近性而言，《百姓嗜好》也做得比较到位。比如最近的一期“百姓嗜好”节目，在这方面就很有特色：这一天节目的前半部分，播出的是“白话收藏”系列讲座。节目中请来了古钱币专家王仲发，讲解古钱币和艺术品的合理投资。他从货币的来历讲起，说到钱币与货币的区分，乃至货与币的区分，让人听了颇受教益。后半部分的栏目，叫“娱乐园”。今天节目请来了专家韩伟，讲解家庭如何饲养好“观赏鱼”。两位嘉宾都用典雅的天津话娓娓道来，听众反应很不错，互动效果自然也很好，这样无论是节目内容和语言形式，就都变得很有嚼头了。

听了这档节目，笔者不由引发联想并提出建议：电台是否可以开设一档用典雅的天津话来主持的节目，以求得节目形式上的创新。当年天津，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如张伯苓、马千里用的就是这种语言，表达上非常有魅力，而且天津独特的语言资源也应该有人来开发。这其实也是一种贴近性，占住了这样的概念，会使节目的影响力大大增强的。

另一类贴近性，则表现在该节目的片花方面：如“有提笼的，有架鸟的，蛐蛐蝈蝈都养的好；爱宠物，爱收藏，养花唱戏也都在行——百姓嗜好。”再如：“工作上玩创意；生活上玩情趣；穿着上玩格调；旅游上玩自助，和您一起自由自在地玩，潇潇洒洒地玩。不过可得提醒您，别玩过了头儿，别玩出了格儿，别玩出了毛病，这怎一个‘玩’字了得。选择一种乐趣为信念，或者选择一种信念为乐趣——百姓嗜好。”当然节目中其它几个片花，也都语言俏皮生动，导向性和贴近性自然也都不错。

总之，上述两个节目之所以办得好，都因为能够放下了自己的身段，贴近了百姓。诚如中国古代哲人老子所言：“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之下，故能为百谷王。”其意是说江河湖海之所以能成其大，是因为他们往往处于地势低洼的地方，这样才能百水汇流于此，称为“百谷王”。贴近性强的节目编辑，因为肯于俯下身来做事，也会取得这样的收获的。

二、权威性和专业性是节目拓张的主要动力

依据序言中的分类方法，天津经济广播的“天津早晨”、“今日证券”、“安居置业”、“就业先锋”等节目，应该更侧重于内容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那么我们在强调节目贴近性的同时，为什么也要关注节目的权威性呢？这是鉴于某些频道的娱乐节目，甚至新闻性节目在贴近性的口号下，无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内容方面都有些不大靠譜儿。

娱乐节目乃至新闻节目，注重形式和内容的贴近性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应该记住上世纪一位伟人的话：必须警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因此作为主流媒体的各类节目，绝不该忽略自己应有的权威性。比如有一档旅游节目，主持人在播报西班牙某杂志评出的包括美国“世贸大厦”、德国“柏林墙”和中国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内的十个“黑色旅游”景点时，十分轻松地评论说黑色旅游值得一游，但大家“玩”一次就够了。这种说法，够贴近也够娱乐的了，但对于这些给人类造成极大痛苦的灾难，何谓“玩”一次就够了呢？我们不能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鲁迅语）也不能把“屠夫凶残”的证据和结果，统统化为一“玩”！笔者不赞成把任何事情都搞得太过沉重、太过悲情，但也不赞成把任何事情都用来娱乐化，都用来一玩一笑！否则人类的良知何在？

以《天津早晨》节目为例：2009年下半年根据频道民生广播的整体定位，节目主打民生，这就使非常专业的经济内容，有了一个接近百姓生活的支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贴近性。同时，也使得听众对经济报道不再感到枯燥，更缩短了与都市百姓的距离。

作为天津电台唯一的一档主打民生新闻的早间新闻节目，《天津早晨》固然应强调贴近性。但笔者认为，有些时候贴近性只是节目的外在属性，而在内容方面则更应强调它的权威性。比如今年年初，《天津早晨》节目曾邀请本市9个行政执法部门的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解读《天津市城市管理规定》。这个规定中的许多内容无疑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贴近性也是很强的，但我们请行政执法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来解读“规定”的相关细则，首先就是为了保障它的权威性。没有这样的权威性，听众是很难在早晨的黄金时间里，来听你聊闲天的。

由于重视了节目的权威性，节目开播后，导播每天都要接到20多个听众反映问题、提供建议的热线电话。听众之所以如此热心参与节目，主要就是想知道这个“规定”赋予自己哪些权利和义务？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又怎样得到保护？比如，市容园林管理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时，听众想听的大多是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和路灯照明等管理责任的解释；公安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听众咨询最多的自然是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等方面的问题。针对眼下各类经济活动比较频繁的现象，有的听众甚至打来电话询问如何识别各种形式的非法集资，“自己被集资”后，如何有效地维护合法权益，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等等。听众在这里最希望听到的，自然是最具权威性的政策解释，希望有关部门能给自己支个招儿，给个说法。所有这些，是会对提升百姓生活质量和生存安全，大有裨益的。

经济广播的《安居置业》节目，在体现节目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方面也是比较典型的。这个节目的“国土房管直通车”栏目，经常请来政府职能部门走进直播间，就本市出台的房产新政进行发布或解读。广大市民关心的住房保障政策、房屋维修基金的使用、公产房置换的程序等等都是在《安居置业》节目，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的。比如，从今年3月1号起，本市将市内六区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中的重残或双残家庭，纳入了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的保障范围。针对这一问题，节目编辑及时邀请市房管局负责人，走进直播间与听众进行沟通，从热线和短信的反映来看，听众特别是特定的弱势群体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因为他们从中听到了比较权威的政策解答，而这样的解答有时候是能够帮助百姓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的。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业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民生大问题，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更是许多家庭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为了促就业、保民生，国家各部委很快跟进出台了相关政策。这些政策，自然也需要通过媒体来进行权威的解读。恰好在这一年的7月份，经济广播创办了《就业先锋》节目。这个节目不但经常请来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及专业人士来解读相关的就业政策，并发挥媒体的职责监督和促成这些政策的尽快落实。真正起到了为就业群体，特别是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的作用。

老实说，现在社会上就业的中介机构很多，听众之所以信任我们，正是看中了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这也正是我们自己赖以生存的资本，必须倍加珍惜。正如这个节目的监制林媛媛所言：作为主流媒体，应该肩负起引导社会舆论、顺应就业形势和稳定民心的社会责任，而且这个责任是必须严肃对待的。

三、权威性和贴近性在节目中的相容相济

我们在前面依据内容和形式，将经济广播的节目进行了简单的分类：有的节目更侧重于贴近性，有的节目更侧重于权威性，但它们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很多情况下节目中的贴近性和权威性是可以相容相济的。

仍以《天津早晨》节目为例，它是北方电台在改革之初，诞生的第一个主持人直播新闻板块节目。其实早在其诞生之日起，就以贴近百姓生活的内容和亲切自然的播音风格，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曾为节目题词：“天津早晨好，声情系万家”。我理解“天津早晨好”好就好在形式的贴近性上，但是这种贴近性也必须以内容的权威性来保证，它是“声情系万家”的基础。道理很简单：没有节目风格的贴近性，你就很难进入千家万户，没有节目内容的权威性，即使进入了千家万户，也难长期被大家所接受，更很难扎下根来。2009年改版后的《天津早晨》节目，也证明了这一点。改版后的该节目前半时段主要是新闻·资讯板块，后半时段是财经·服务板块。主要栏目有民生新闻、今日视点、今日证券早间快报、民生热线等。近年来，在天津重大的经济项目、民心工程和许多居民社区中，都闪现着《天津早晨》记者的身影。他们深入采访和报道各种经济、民生新闻，社会影响力在不断扩大，节目内容自然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但这样的播出内容与后边的栏目有点前后脱节，这使得几位年轻主持人在播音风格上很难像成统一的风格，换句话说就是节目的贴近性和权威性很难融合的好，这是亟需节目编播人员认真探讨的问题。

再比如经济广播的《安居置业》节目是天津电台目前唯一一档专业类房地产节目，为了使节目名称更符合经济广播的频道定位，《安居置业》节目无论从主打栏目的设置，还是节目内容的安排都充分体现了节目权威性、专业性和贴近性的相容相济：《房产快报》及时抓住最新的市场动态；并就重点的房产政策和新闻事件，连线专家进行分析点评，使听众第一时间迅速了解了政策的意义和新闻事件的影响。《房产律师热线》请专业律师为听众提供相关的法律建议，《房产交易热线》和《房产评估热线》为听众搭建了二手房买卖租赁和房产评估的服务平台。这个节目开办以来，听众短信、热线参与在“经济广播”始终排名首位。特别是短信量的支撑明显高出其它节目，凸显了这个节目权威性、专业性和贴近性相容相济的特点。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时间是衡量工作的尺度，这和钱是衡量商品的尺度一样。”依据这样的说法，一个节目只要坚持不断地将权威性和贴近性相融合，就一定会赢得较高的收听率和社会影响力，而这一切只能用时间来考量，因为时间是衡量工作质量优劣的永恒尺度。这一点对于广播人和他们制作播出的节目来说，特别的重要。

（该论文发表于《天津广播电视》2010年第3期）

试论广播节目的创新与坚持

刘明泉、于乐

“常变常新”是很多广播人的宗旨与口号。确实，对于广播节目来说，只有不断地变革与创新，不断地给听众带来新鲜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听众，扩大节目影响力，并赢得较高的收听率。有人甚至说，创新是永恒的主题，变则立，不变则废；但也有人认为：变与不变是相对的，即广播的内在规律是不变的，而变则是在遵循内在规律基础上的创造与发展，整天变来变去是没有找到规律和不成熟的表现，很难保证节目的延续性，培养忠实听众。笔者认为，对于广播节目而言，坚持与创新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因此在每年推出新版节目时，如何把握好坚持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三、创新：使广播节目重获生机和活力

大家知道，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广播的新闻节目一直充当着报纸有声版的尴尬角色。在当代，广播又越来越受到来自电视和其它媒体的冲击，市场份额在不断萎缩，因此不断创新观念和节目形式，会使广播节目重获生机与活力。回顾中国广播发展的历程，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创新阶段：

第一次，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视的快速发展给广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广播人第一次有了危机感，这种危机感首先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转化成了改革的动力：1986年12月15日，广东创办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第一家经济电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并率先采用了以大板块、热线电话、主持人直播为主要特征的全新播出模式——“珠江模式”。

天津在继广东、上海和辽宁之后，也于1989年1月1日开办了自己的经济台，其中“天津早晨”、“千家万户”和“海河夜话”都是主持人直播板块节目。日后，这些节目在编播人员的坚持下，都办成了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节目，但至今硕果仅存的只有“天津早晨”节目。

第二次，1992年，上海东方电台首次采用全天24小时的直播形式，同时每个节目都加强了热线电话的运用，借此了解百姓的疾苦，进行上的情感沟通。同时，通过室外活动办‘活’的广播：举办各种大型演出、听众联谊、社会公益活动，实现了广播节目与社会性活动的内外联动，树立了“看得见的广播”新形象。此外，他们还以品牌主持人来推动品牌栏目，以品牌栏目来打造著名主持人，这就是所谓的“东广模式”。此后这种创新模式也为全国广播同行所效仿，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第三次，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北京广播电台专业频道开播为代表的“音乐/交通广播模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汽车进入家庭，车载收音机的大量出现，给广播带来了巨大的生机。此后各地广播电台努力扬长避短，调整发展方向，大批城市交通和音乐电台应运而生。天津人民电台始终紧跟时代步伐，锐意改革，基本实现了以“频率专业化”为目标的媒体产业的成功转型。

可以说三次大的创新，改变了旧有广播节目的制作模式，为广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使得广播在与电视、报纸、网络的竞争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二、坚持：为广播节目赢得品牌效益与权威性

“电台里都广播了，这事肯定是真的。”这是天津老百姓经常挂在嘴边儿的一句话，说明了人们对于广播的高度信任，当然也来自于广播自身品牌与权威性的树立；而品牌与权威性的树立，又往往依赖于节目对于自身风格与品质的坚持。这就好比商业的老字号，如：天津的“狗不理”和北京的“全聚德”，店铺的牌匾几乎一百年也没有改变，至今反而越来越顾客盈门了。试想如果“狗不理”和“全聚德”总是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店名，即使厨师的手艺和产品的投料没有多大变化，效益也肯定会严重下滑。其实“文革”中曾出现过这样的改名冲动，结果是破坏了这些百年老字号的商业文化传统和经营风格，它所造成的内伤是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的。

假如跨行业的比喻，还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话，那么创办于1950年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则更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论据和标准的样本。该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地位最高的名牌节目，每天固定听众数以亿计，在全国听众和整个新闻界都享有崇高的声誉。长期以来，节目形成了集政治性、权威性、新闻性和广阔性为一体的特色，在中国广播界乃至新闻界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这种品牌的树立，离不开节目编播人员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这个节目的名称最早叫《首都报纸摘要》，随着节目视野的扩大，1967年更名为《新闻和报纸摘要》，并一直沿用至今。不难看出该节目的更名，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是节目名称因内容改变而改变，但只对其进行微调，以尊重听众的收听习惯；二是，坚持旧瓶装新酒，播出内容和制作方式不断变化和创新，但在节目编排和主持风格方面，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同时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从1961年11月6日起首播时间一直固定在每天早晨的6：30至7：00，更为重要的是这档节目始终坚持政治导向第一，忠实发挥党和人民喉舌的作用，及时完成了政策政令的权威发布，及时报道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一句话，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坚持不懈地唱响主旋律，是这个节目历久弥新的关键。

三、老牌节目需要不断创新，新创节目需要不懈坚持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老牌节目，由于长期以来在听众中形成了固有的品牌与模式，因此在创新过程中更应强调创新与坚持相协调，在确保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的同时，融入新鲜的元素，以获得持久的收听率。仍拿前面提过的商业老品牌为例，具有百年历史的天津“狗不理”包子总店，不变的只是那个金子招牌，近年来不光它的经营品种在变：由原来只有一种传统包，到现在已具有三鲜包、野菜包、韭菜大虾包等十多个品种的系列包，还对其它食品乃至酒类进行了开发与外卖；就餐环境在变：他们以装修朴素的连锁店面对大众，以装修豪华的直销店面对高端；经营模式也在变：近百年来，其经历了从个体到私营到国营，再到多种所有制参股的现代企业制度，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其实广播的一些老品牌节目同一些商业老品牌一样，在不断地创新中，同样感到了曲高和寡的惶惑，同样也十分希冀找到突破这个发展瓶颈的良方：

首先，老牌广播节目如果忽视坚持，盲目创新，有可能丧失原有的品牌优势，失去了自己的忠实听众，同时也无法达到创新广播观念的设计效果。因为一档广播节目，一旦成为品牌节目，就会在听众心目中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一旦改动过大，就有可能伤害自己的品牌形象，甚至可能陷入老听众不想再听，新听众又听不进去的两难境地。

其次，老牌节目在不变中求变，才能在充分利用其品牌价值的前提下，发挥创新带来的优势。比如：天津文艺广播的《曲艺外传》节目，前不久借助《曲苑大观》节目开办十五周年的契机，恢复了旧名称，并成功举办了《曲苑大观》十五周年的庆典演出。同时利用新的节目制作理念，通过征集老听众保存的节目随录等手段，使得这样一档老牌节目重新获得了生机。

第三，老牌广播节目的创新，并不一定是要在原有节目中扩充进新的内容。应在原有宽泛选材的基础上，进行更加专业化的筛选，在坚持节目原有风貌的前提下，使得节目内容更集中、更专业，目的性更强。比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与社会》节目，是一档老名牌节目，也是中国首批新闻名专栏，曾被业界喻为“官民对话的桥梁，公众意见的论坛”。但该节目主创，上海台首席节目主持人秦畅，在谈到节目创新时说，以往的《市民与社会》选题较为宽泛，而现在她的目光则更多地集中于民生话题，其它方面的话题则较少涉及和选取。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坚持中的创新，因为这种内容的专一也许更能打动听众的情感，使他们渐进为节目的忠实受众。

相对于广播老品牌节目而言，新创节目则需要一丝不苟地坚持。比如，几年前，天津电台某频道曾开办了一档叫作《林太太购物时间》的节目。这个节目在开办前，还曾请来其他媒体专家多方讨论策划，财力上也给予了不小的投入，连节目具体的播出时间（下午3：30分）和名称，都是请来相关专家特意敲定的。应该说这个节目的名称不但有个性、有创新，还有一定的亲和力，而且当初对节目的定位也是很准确的。可是节目开播后，编辑没有任何兴趣坚持既定的风格，对节目内容更缺少专业化的筛选，因此造成了选题过度宽泛：以《林太太购物时间》为名的节目，竟然请来嘉宾非常随意地谈教育、谈体育，谈文化，而且常常是节目就要开播了还不知要请来何方神圣，生生把节目办成了一个非驴非马驴鹿非狍子的“四不像”，使当初非常可贵的创新设计和大量投入付之东流。有鉴于此，笔者很想套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把这句话稍加改动，用在节目新创上，那就是：“好的节目设计确定之后，编播人员不懈地坚持就是决定的因素。”

另外，笔者还想指出的是，千万不要把节目创新，简单的理解为改变栏目名称，更不要对栏目的名称进行孤芳自赏式的设计。比如电台曾经开办或正在开办的《直播天津》、《广播大视野》、《七色漂流瓶》、《深深蓝，样样红》等节目名称，设计的就不太理想。恕笔者直言：这样的节目设计，或陷入了追求唯大唯美的怪圈，或名称过分诗意化和抽象迷离，首先在外在形式上就失去了贴近性特点。要知道广播不是高端学术论坛，也不是小资喝下午茶的地方，更不是在搞文字有奖猜谜，一个好的广播栏目最好一听就让人明白。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讲究休闲娱乐的今天，受众没有时间在听节目之前，先来猜测节目名称的具体含义。你的节目名称设计如果成心让听众来猜谜，那你的目标听众就会很快丢失。

相比之下，作为强势媒体的央视，其节目名称却很好地坚持了大俗大雅的贴近性风格，如关于职场类的节目《找工作》、关于知识类的节目《开心词典》和娱乐类的节目《非常6+1》等都能让人一听而了然于胸；还有天津电视台播出、曹启泰主持的《上班这点事》；天津新闻广播开办的文摘形式的节目《观点》等，都因名称的直白和平民化，内容的分众化特点而广受欢迎。一句话，一个令听众扑朔迷离连自己也整不明白的节目名称，很难赢得受众的欢心并坚持把节目办下去；坚持了也很难有较高的收听率，只能空耗资源。

总而言之，广播节目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的节目设计更需要不懈地坚持来实现。离开创新，坚持会变得墨守成规，了无生气；而没有坚持的创新设计，也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编辑和主持人的活力与冲动也会流星般地转瞬即逝。据此，笔者认为广播节目应在创新与坚持的对立统一中，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这样才能有利于广播品牌节目的可持续发展。

（该论文发表于《天津广播电视》杂志2010年第5期）

老名牌更需要策划和创新——兼论《枫叶正红》节目的未来走向

陈　沛　刘明泉

《枫叶正红》作为一档老年节目开播已经16年，先后获得过全国优秀节目奖、天津广播电视局局名牌等多个荣誉称号，对于这样一档深受老年听众欢迎，节目运作趋于成熟的老牌节目来说，是否就不需要策划和创新了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天津已经进入老龄化城市的行列。市统计局截至2008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本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62.99万，占总人口的16.82%，比2007年增加了6万名，老年人口剧增的态势在几年前就已形成。但《枫叶正红》却在几年前出现过低谷，收听率一度滑落到近100名。为什么老年人口剧增，而作为老年节目的《枫叶正红》收听率却反而下滑呢？笔者在接办节目之后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尝试，经过不断努力，近两年《枫叶正红》节目收听率已稳居全台前三十名，并占据同时段收听率的第一位。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枫叶正红》节目迅速焕发出新的活力呢？

这就是策划与创新的作用。应该说，由于老牌节目很容易进入固定的编播模式、使节目僵化、老化，这就更需要对节目内容、选题的策划以及形式进行创新。本文主要想就老年听众近年来在经济、心理、知识结构、价值取向等方面，从简单需求到复杂需求的根本性变化进行一些探讨,同时老年群体的结构变化也督促《枫叶正红》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根本性创新。为了节省笔墨，笔者将在以下四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和思考，以就教于专家和同仁：

一、从老年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入手，设计节目的形式与内容

《枫叶正红》创办之初的1994年，60岁以上老人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解放前度过的，即使经过解放后的扫盲，文化水平也普遍较低，知识老人可谓凤毛麟角。时至今日，同龄段的老年人，即便是农村老人也少有文盲了。特别是50到60岁的准老人，现在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和精英，因此，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不断地创新和升级，以适应他们不但变化的收听欲求。

在这方面，笔者进行了很多有益的编播尝试，如:在十几年前，老年大学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老人们很难涉足其间；而现在的老年大学已远远不能满足众多老年人享受终身教育的需求。

2001年国家教育部公布了一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新举措，即取消考生“未婚、年龄不超过25岁”的限制，这也是为了满足不同年龄段群体的求知欲求而应运而生的。获取这一信息后，笔者立刻开始关注本市老年考生的动态。特别是对本市塘沽仝正国老人的跟踪报道，更是从她到塘沽一中从高一开始旁听，到三年后参加高考、成功考上昆明的一所高校，继而又跟踪报道了她由于不适应昆明的生活，转年再次报考本市大学并被录取的情况。这虽然不是什么大新闻，但它却对倡导“积极老龄化”有很好的示范意义和导向作用。反应这一题材的社教类节目《60.70.80夕阳风光无限》由于符合节目定位，播出后，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并获得了天津广播电视学会新闻二等奖。

由此，笔者在《枫叶正红》的编播实践中，一直把有关“老年教育”作为节目的重要内容。如开设《开心外语》、《老年学堂》等栏目；定期介绍各种终身教育的信息，以满足老年听众的知识需求和享受终身教育的愿望。

除了设置相关的栏目和内容，笔者还策划了很多活动与之互动，既贴近听众，又扩大了影响、延伸了节目的生存空间。如：在2009年3月5日“学雷锋日”特别启动了“享受科技晚年——万名老年人免费学电脑”活动，在老年听众中引起极大反响。与此同步《枫叶正红》新设《我爱上网》栏目，定期介绍老年人的网上生活，让大家领略到科技晚年的丰富多彩和文化生活的现代化。

这次编播实践不仅倡导了“积极老龄化”的节目宗旨，还为老年听众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扩大了节目影响、增强了节目的美誉度，受到了老年听众、社会学者以及老龄部门的一致好评，全国老龄办副主任阎青春对节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二、从新旧观念的更替入手，探索老年人的各种需求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老年人思想观念比较传统，大多过着“子女本位”的生活，脱离了社会、失去了自我。如今的老人深刻领悟了大文豪肖伯纳的名言：“60岁以后才是真正的人生。”他们不仅希望自己融合于家庭，更希望能融合于社会，他们不仅要领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尊重和关心，他们还要享受自由独立的生活方式。

为此，笔者在《枫叶正红》中适时推出“新新老人”系列专题、“创新老人”评选、“银发志愿者”系列报道等内容，倡导了积极的老龄观，节目收听率也因此得以提升。

当然，节目最关注的还是养老方面的话题，其中涉及到的养老方式有：①“社会养老”：相对于家庭养老模式，采取社会化养老来解决家庭负担和空巢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而到养老机构去养老就是社会养老的最典型方式。为此《枫叶正红》节目于2008年4月设立了“关爱养老院中的老人——走访民办养老院”系列专题节目，报道了本市20家各具特色的民办养老机构、探索民办养老院生存发展之路，为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安度晚年提供了切实的帮助。同时节目还举办了市养老机构见面会，让养老机构更好的了解老年人的切实需求，指导老年人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当天就有几千名老年人到场咨询及参观，引起广泛的社会好评。②“居家养老”：是指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形式。节目与本市民政局、老龄委、社科院等单位联合组织了一系列专题节目，介绍居家养老在各个社区开展的情况，为居家养老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除此之外，《枫叶正红》还设置了各种形式的专题节目或采写了大量报道，介绍了“异地养老”、“以房养老”、“换房养老”、“互助养老”、“搭伴养老”、“社家养老”等多种新型养老模式，由于节目内容具体实在，所以在听众中引起很大反响。在以上的编播实践中也涌现了很多好作品，如：《完善为老服务体系，“日托”养老模式受欢迎》曾荣获天津广播电视学会社教类节目一等奖、《让晚年生活充满阳光》荣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一等奖。

三、从老年群体经济水平的提升入手，积极反映其利益诉求：

过去，很多老年人是低收入人群甚至是无收入人群，要靠子女赡养和政府帮扶才能生活。而今，不少老年人经济水平大幅增加，他们不仅在服装、旅游等方面的消费大幅度增长，有人还具有自购商品房的能力，甚至还能出钱贴补子女的生活。

在这方面，节目独辟蹊径，如：对老年人渴望进行消费却被往往被忽略的某些领域进行分析：银行不给65岁以上的老人办理贷记卡，哪怕老人有着丰厚的退休金；国内保险机构把高龄老人拒之门外而在国外高龄老人成了保险公司的优质客户等；并在节目中呼吁有关部门重视老龄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和特殊需求，引起了众多老年听众的共鸣，也促进了部分银行取消年龄界限、部分保险公司特别推出针对高龄老人的保险等措施的出台。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专稿《消费的大门请不要对我们关闭——老年人消费遭遇歧视现象透析》，于2008年荣获天津广播电视学会社教类节目二等奖。

四、从老年人日益提升的文化需求入手，关注老年群体的文化养老：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到高依次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情感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样的划分当然不会排除成熟的老年人。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要使社会上的大多数老人过上完整意义上幸福生活，亟待研究解决的，除了衣、食、住、行、医等维系生存的大事外，其它的许许多多事项也须一一列入社会日程，可谓任重事繁，急缓巨细，无不包容。高龄老人除了日常生活和身体需要照顾外，在精神生活方面也需要得到不断的填充，更渴望得到经常的感情交流。他们有对往事的不连贯回忆，也有对社会新事物的不入时评价；还有社会人际交往的要求和对新事物的求知欲望。日暮人老，它们更需要得到家庭的关爱、亲近和社会的重视、关顾。

萧伯纳曾精辟地分析说：“真正的闲暇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能够自由地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办节目的过程中，我们体会这一论点对于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因此，节目在关注老年群体精神和文化养老方面，不仅在内容设置上涵盖了这一需求，更为老年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进而将节目与“文化养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围绕“让老年人走出来、动起来、学起来、乐起来”的老龄工作要求，除了在节目中安排老年人关心关注的播出内容外，还坚持与老年人互动、走到他们身边，让老年人“学有阵地，乐有载体”。比如：从《枫叶正红》创办之初起，就连续举办的“重阳节大型庆祝活动”，每次活动都能吸引几万名老年听众到场参与，且每年的重阳活动都各具特色，同时也发挥了广播的贴近性优势。

如2007年重阳节，恰逢奥运会倒计时300天，节目将活动的地点搬到了天津市体育馆，主题是：《健康迎奥运、欢乐度重阳》，现场的所有节目，反映的都是与奥运和健康相关的话题，同时穿插着老年人趣味运动会，充分展示了老年人参与奥运的热情和乐观年轻的精神风貌。

2009年，由《枫叶正红》节目组承办了由天津电台与市文化局、红桥区人民政府、今晚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天津第四届老年文化艺术节，同时开展第四届天津市十佳文化老人的评选活动等。目前已有全市18个区县的1万3千多名老年人和近千个老年艺术团体参加，各项比赛已经拉开帷幕，这次艺术节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推动了本市中老年文化事业的发展，当然也大大提升了节目的影响力。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荻森曾说过：“生活就像一项不停传递的掷球活动，你的两只手必须将工作、家庭、健康、朋友和精神生活，轮番接替，如杂技演员一样，不能让任何一个球落地。”笔者认为要想让老品牌《枫叶正红》重放异彩，就要不断更新观念、大胆改革，更加注重节目的实用性和可听性，以便不让老年人生活的“任何一个球落地”，只有这样才能时刻与老年听众的心理牢牢相扣、与时代的步伐紧紧相随，引领老龄生活的走向与发展，让节目成为老年听众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追随的时尚，这样节目才能获得不断上升的收听率和满意率。

（该论文曾获得2010年度天津广播电视学会论文评比二等奖，并发表于转年的《天津广播电视》杂志上。）

试论多台联动直播的集群效应

刘明泉　陈　沛

2009年9月22日，第七届国际园林花卉艺术博览会在山东济南隆重开幕。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内容最丰富的园林花卉盛会，共有23个国家和地区、90个城市参展，总计108个室外展园，参展城市、展园数量、建设水平均为历届园博会之最。来自海内外包括报纸、电视、广播在内的30多家国家级及地方媒体，纷纷到场报道。而在现场的新闻单位中，数全国十家经济广播联合报道园博会盛况的直播活动最为抢眼。

笔者作为天津经济广播的代表亲身参与了这次联动直播活动的策划，并深深体会到这种联动直播所产生的集群效应，将是广播从弱势走向强势的有效手段。

一、多台联动直播的平台设置

随着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兴起和制作手段的不断更新，广播越来越趋于弱势，那么广播业如何抵抗其它媒体的冲击，寻觅到自己的发展机遇和生存空间呢？全国各地的经济广播作为最早开设的系列广播，有着先天的优势，随着大家对经济、民生内容的关注，这个老资格的系列频道也在焕发着新的生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是全国经济广播联盟的成立以及各地经济广播联动的集群效应，它为广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提供了新的发展途径。

联合是现代媒体发展的大势所趋，在信息社会里，随着媒介的不断发展，单一媒体变得越来越孤掌难鸣，“合”成为中国广播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需求。与其它媒体相比，广播的“联合”优势和作用特别突出，跨地域合作更是其弥补其产业缺陷、寻求自身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广播业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突破的现实选择。

同时，技术进步和文化创新，也为广播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合作空间。从成立全国广播奥运报道联盟到大冬会全国广播联盟的成功运作，中国广播通过联盟的方式，有效整合了全国广播资源，共同提升了中国广播的影响力和拓展空间，为广播的长远合作与发展探索了一个新模式。

二、多台联动直播的有机组合——全国十家经济广播联合直播第七届国际园博会

9月22日，山东广播经济频道联合天津经济广播、上海第一财经和安徽、甘肃、贵州、江苏、陕西、湖北、长春等十家经济台在山东济南共同直播了“第七届国际园林花卉艺术博览会”。

由于联合直播造成的集群效应，主办方特地将十省市联播的直播台摆放在主席台对面的醒目位置，形成了直播台与开幕式主席台遥相辉映的地形优势。这也将电视台转播车以及其它媒体记者隔离在最佳报道方位之外。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广播最快传递出去的；最精彩的画面和瞬间是广播最先捕捉到并及时发到网络上去的；最具有新闻价值的采访对象是广播人最先追寻到的。这使得广播在这次新闻大战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赢家。

最抢眼的是，全国十家经济电台的主持人盛装出席，并呈扇形围坐在台上，首先大家用颇具特色的各地方言向全国听众问好，向全国听众呈现了各台联播的语言优势。整个直播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对现场开幕式精彩节目的介绍，又有各地方台介绍本省市参加这次园博会的具体情况，及其它省市展园的情况。直播期间还穿插了记者的现场连线、现场采访和插播开幕式花絮等内容，具有极强的新闻性和可听性。主持人联袂主持，妙语连珠、内涵丰富，洋溢着浓浓的人文情怀，很好地展示了广播开放、进取的良好形象，形成了轰动效应。在开幕式现场，中外嘉宾纷纷侧耳倾听、驻足观看、留影照相，骆绎不绝，纷纷盛赞多省市广播直播为本届园博会增添了一大亮点。电视、报纸、网络等友邻媒体的记者亦纷纷前来采访报道电台的直播活动。比如，天津“今晚报”的摄影记者就特地赶到直播台前，为天津经济广播的主持人拍照，并及时传播到了网络上。

本次联播形式的思路为：高起点、新创意、大手笔、大联合，由当地主持人介绍本省参展的情况，就能更有针对性地对展园进行生动、详尽的报道，而且报道的角度和形式也各具特色，充分显示出了各地联动的优势，震撼力和感染力都极为强烈。同时，通过各地方台联合直播或实况转播，使得济南“园博会”形成了强大的播出效应，将“园博会”开幕的精彩盛况和美丽场景通过电波，及时地传递到了全国各地。

多家广播联合直播的成功案例还有很多，充分展示了多台联动直播的优势……

安徽经济广播联合全国十家电台的直播活动

2006年9月15日安徽经济广播联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上海第一财经等全国十家电台，赴淮南现场直播“第十三届中国豆腐文化节开幕式暨文艺演出”，并将此次大型直播活动命名为——“融入长三角”，使得整个直播节目既主题鲜明又内容丰富，浑然而成一体。本次直播，体现了广播业界“共同合作、共谋发展”的新趋势及改进广播大型直播活动的探索精神。

七家海内外权威华语广播联合直播“2007和谐中华大祭祖”活动

2007年4月5号农历清明节9点整，气势恢弘的版头音乐分别从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福建东南广播公司、香港中文电台、美国华语电台、德国之声中文台、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等7家海内外权威华语广播同时传出。

丁亥年黄陵祭祖是近年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盛典，其场面恢宏壮大，气氛神圣庄严。7家海内外权威媒体联合播出，运用开放的理念和全新的技术，成为陕西专业广播媒体通过动态策划有效传播重大新闻事件的典范。本次活动也是全球华语广播打破时空界限、合作报道重大活动的一次全新尝试，更成为了扩大陕西省在海内外知名度、展示对外开放新形象的有效途径。

11家电台联合直播葡萄酒节暨果蔬会，获得圆满成功

2007年9月23日上午，烟台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及天津、上海、重庆、辽宁、福建、山东等国内十家电台，进行烟台国际葡萄酒节暨第九届国际果蔬食品博览会开幕式的现场直播，获得了圆满成功。本次直播充分利用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覆盖40多个国家地区的海外宣传优势，及十家电台在各自所在省市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在海内外很好地展示了烟台国际葡萄酒节暨第九届果蔬食品博览会的状况，有效地提升了烟台城市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十家电台联合直播第九届山东寿光菜博会活动2008年4月20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山东经济频道和天津经济频道等全国十家电台在山东寿光成功报道了第九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盛况。

这次直播活动精心策划了不同内容的六场现场直播，十家电台的主持人从不同视角挖掘了“菜博会”新、奇、大、好的特点，并结合各地的经验一起探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其实，自2001年起山东经济广播就开始直播寿光“菜博会”，从最初的只有8平方米的直播棚，到现在固定设立在园区内的50平方米的亮眼直播间，已经将多家电台联合直播形式，打造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品牌。

全国73家交通广播联合直播抗震救灾

2008年5月22日，全国73家交通广播联合直播关于四川汶川抗震救灾的大型特别报道——“我们心连心”，同一个声音划破长空，回荡在中华大地。

这次抗震救灾大型直播特别节目由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频率发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交通宣传委员会组织，全国73家交通广播共同参与，为全国人民的抗震救灾行动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持。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灾区道路、通讯中断，这样收音机就成了灾区人民了解外界信息的重要渠道。四川交通广播也成为全省公安、交通、红十字会等抗震救灾相关部门的信息传递平台，每天要接受、播放和转发各类信息上万条，也因此促成了这次大型直播活动的成功。

三、多台联动直播的有益探讨

1、多台联动直播，实现广播的优势互补

由于各省市的区域经济发展、地方政策法规、风土民情等的不尽相同，各地广播事业发展的程度也不一样。面对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多媒体的高度竞争，近两年开放办广播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以全国奥运广播联盟为起点的全国广播的大规模合作，打破了广播过去单打独斗、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140多家各级广播电台共同组成的全国奥运广播联盟，实现了全国广播“同唱一首奥运之歌”的壮举。通过联盟合作，以强势台带动相对弱势台的发展，各兄弟台在这种合作中进行对象化、差异化的有效对接，从而形成多点互动，优势互补。

2、多台联动直播，实现广播的效益最大化

从广播的行业整体来看，已进入了转型升级、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可以说，大广播氛围和广播的大文化正在形成。但同时，各地广播力量发展不均衡，经营模式基本雷同，目前还没有形成产业开发的整体优势。在广播整体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要破解这些难题，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搭建合作的平台，做大广播市场，做强广播品牌，以便在与其它媒体的竞争中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并进一步加强资源优化配置，进行深度整合，实现广播资源的高度共享以及效益的最大化，促进广播事业和产业的快速发展。

第24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期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共同承办，全国29个省级广播电台、15个副省级广播电台共同参加的“大冬会”全国广播联盟，以开放的、公益性的方式，率先突破区域壁垒，进行内容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的整合共享，实现了传播效益的最大化。

在相关直播信号共享的同时，“大冬会”全国广播联盟网络新闻资源共享平台的开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报道的资源共享、音响素材共享、公益包装共享……这个平台还以多媒体形式，为联盟台在第一时间上传、下载、共享大冬会报道资源奠定了技术基础，提供了安全保障。在“大冬会”的赛事报道中，各联盟台发挥独特优势，制作了大量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受众群体的节目。利用这个技术平台，46家联盟台还迅速上传各自的文字、音频稿件，所有联盟成员都根据权限，及时使用了共享平台上的新闻信息资源。从而降低了生产信息产品的成本，实现了一次采集、生产，多次发布、增值的效果，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增强了新闻的时效性和市场竞争力。

3、多台联动直播，提升广播的整体实力

对国内广播媒体来说，要发展，就必须集合国内广播媒体整体资源，融合全国广播媒体的力量，整体提高广播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事实上，在新的技术手段解决之后，广播的合作在所有媒体中是最便捷的，效果也是最直接的。全国奥运广播联盟合作本身也许是特殊时期的个案，但这起码表明了一种方向，能够使广播人看到广播未来几年的走势。联合一定是广播的前瞻性命题，关键是怎么做战略性的思考：单打独斗，广播无法与电视、报纸比拼；没有合作，广播会淹没在众多强势媒体中。因此，全国广播的联盟合作不仅是相互间的优势互补，也是冲破地域藩篱，进行资源共享的具有实质性的、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能够获得多方共赢，实现资源不断增值，创造更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此推动和放大广播优势，提高广播媒体的整体实力。

联合直播通过多省市联动的形式及广播衍生媒体的出现（如广播自办的网站和纸媒），已经将广播变成了看得见的广播、可移动的广播，突显的是广播的地位，传递的是做大做强的思考。

（该论文曾获得2010年度天津广播电视学会论文评比三等奖，并发表于同年的《天津广播电视》杂志上。）

县级台节目主持人要学会“合作”静海广播电视局

边洪苓　李　明

随着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及电视传播所具有的直观性、现场性的特点，主持人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所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为一个节目的代表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一举一动直接关系到人们对整个节目的印象。主持人，因其承载着节目制作群体的心血，故而担负着“系全身于一发”的重任。与此同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手段、制作观念的不断进步也对主持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处在最基层的县级台主持人来说，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这些新要求，就必须具有合作意识，学会在合作中发挥自己的核心作用。

一、选择合作是广播电视发展和县级台实际情况的需要

作为一级媒体，县级台同样要置身于广播电视改革发展的浪潮之中，但作为最基层的一级媒体，县级台在资金、设备、人才等方面又和省级台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县级台要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手段。就县级台主持人来说，既要适应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要求，又要符合县级台的发展实际。

首先，从整个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来讲，各级媒体都要求主持人从传声筒中走出来。现代传播学的研究证明：传播者的威望、受众对他们的信任、亲近、熟悉的程度，在很大意义上决定着传播的效果。对于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来讲，主持人都不能照本宣科，而是应该融入到新闻事件中来，成为新闻现场的直接目击者和见证人；不是机械呆板地照念别人的稿子，而是应表达出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来。这就会大大增加观众对传播内容的真实感、认同感和亲和力，拉近了观众与主持人的心理距离。这充分说明曾长期存在的“传声筒”式的主持，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和受众需求，受众期待主持人满怀情感，真诚地传递信息，诉说情感，服务百姓，所有这些都要求主持人能参与到节目中来。

另一方面来讲，大部分县级台都存在着主持人严重不足的问题，常常是一个人负责几个节目的主持工作，甚至有些播音员、主持人常常是广播、电视节目都要上。正因为如此，县级台主持人不可能像许多省市台主持人那样，专业化、单一化地主持一个特定栏目，而是承担着“采编播一体”的全方位角色，因为县级台主持人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去那样做。他们最应该也只能够选择的就是“合作”，也就是在各自栏目编辑记者为主导的前提下，主持人主动把自己的节目制作意识，提供给编辑记者，共同搞好合作，通过合作来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

二、县级台主持人在合作中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合作”的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现实生活中有着各种形式的合作。同其它形式的合作一样，主持人与节目编辑记者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1+1”，而应全方位参与节目构思，同编导一起完成节目的创造。节目主持人对录播中的各种细节要进行深入地了解，因为细节往往最能打动人，最能使人产生共鸣。主持人只有具备了自己的独特感受和深刻理解，才能在后期的串场中运用自如。一般来说，主持人应该从三个方面参与节目构思：一要为节目创意出点子；二是要给节目搭架子建结构；三是在节目表现形式上加以创新。要实现这样的合作，主持人需要具备如下的从业素质。

1、拥有真诚的合作态度

与省市台主持人相比，县级台主持人生活的地域较小，而同时主持多个不同的节目又让他们有着很高的出镜率，这就使得主持人能很快在其特定的区域内成为“名人”，而名人的头衔又往往会冲昏个别主持人的头脑。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认为，自己对于一个节目的贡献最大，因此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很容易与幕后的编辑记者产生分歧。因此，县级台主持人要实现和编辑记者的合作，必须有一个真诚的态度，必须具备团队意识，尊重团队中每一个人的劳动。

2、具备过硬的基本功

由于地域条件、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等因素制约，县级广播电视台缺少吸引力，很少能招到播音主持专业的毕业生。播音员、主持人大多是转行或从社会上招聘而来，录用这些播音员、主持人时往往过多看重年龄、形象、声音和表达等外在素质，而忽视其思想和文化内涵。他们中不少人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新闻纪律，新闻业务了解不多，再加上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知识水平上下不一，以及阅历不足等原因造成了他们自身播音主持的功力不深，统筹驾驭整体节目的能力更是有限，所以县级台主持人要想参与到节目的采访和编辑过程中，还需要一个成长过程。这不仅需要苦练播音专业的基本功，而且更要注意丰富和提高播音以外的一些东西。

首先，要增强政治敏锐性。中央和省、市的政策大多是指导性和宏观性的，而县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都是在这种宏观指导下做出的具体决定，对群众来讲更直接、更实际、更受关注。同样，中央和省、市级媒体的宣传一般是从宏观角度出发，而县级台往往需要及时宣传县委、县政府的具体决策部署。这就要求县级台主持人一定要在了解国家大政方针的基础上，更深更细地吃透县委、县政府的决策，保持政治敏感性，围绕县委中心工作及时为百姓解读政策。在宣传工作中还要做到准确、无误，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否则就可能产生歧义，甚至会让老百姓产生误解，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编导的意图。

其次，掌握一定的采访技巧。对县级台来讲，没有单一的外采出镜记者，一般都是由节目主持人兼任，所以，县级台主持人一定要有记者意识，掌握一定的采访技巧。采访是新闻报道过程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环节，而正确把握采访对象的心理，不仅是确保采访成功的关键，也关系到新闻报道的内容和质量。主持人在与不同对象打交道时，应该从心底里尊重采访对象，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缩短与采访对象的距离，让采访成为心与心的交流。力求用客观、平实的眼光去探求和挖掘采访对象最本质的东西，真实、客观地反映其现状、表达出他们对某一事件的一些想法和看法，让圆满的采访为整体节目锦上添花。

再有，就是具备一定的后期编辑能力。后期编辑合成，是节目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作为主持人，应该明白后期编辑中需要：画面、文字、现场效果、主持人串联，同期声采访等多种元素，所以主持人要力争做到能够按照节目的特点，掌握一些后期编辑技巧，培养选择和处理稿件的能力，从而在前期采访和录制过程中，运用各种手段更好地串联和驾驭节目，进而为后期编辑提供充足的素材，避免他们陷入“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

3、保持充分的主持意识

意识是主持人对一个节目把握能力的表现。如果主持人对节目本身把握不透彻，那么他就无法主持这档节目，因此，“主持人意识”就要求主持人对自己节目的特点和节目目标受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说，主持人和节目采编人员进行合作时并不是简单的参与，也不是编辑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更不是把自己定位为记者或是编辑，而是要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主持人，时刻保持自己的主持人意识。

一是要通过合作，力争对事件真相的来龙去脉及背景等了然于胸，以便在主持节目时比较准确地表达事件的本质，语言和感情的运用也更加准确自如。从而使各个传播环节紧密协调起来，最终实现节目整体水平的提高。

二是在合作过程中始终不忘节目的传播意图，时刻把握节目的制作进程与内容选择，通过对节目的不断参与，寻找到吸引受众、满足受众的最佳内容和切入点，以使自己与节目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进而增强节目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三是通过合作，对内容精心的组合和衔接转换，把不同的内容精心巧妙地连接起来，实现各单元之间的自然过渡，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总之，作为一个县级台主持人，有理由不独立担当一个节目的记者和编辑，但却没有理由不去和编辑记者搞好合作，参与到节目的采访和编辑过程中去。这是因为，只有深入理解节目的内容和传播意图，并将其消化、理解、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通过自己对节目创意的再次演绎和对观众的兴趣调动，把大家合作的成果最大化，从而使主持人的核心和灵魂作用得到更好地阐释和发挥。

（本篇论文的第一作者系天津市静海县电台主任编辑、第二作者系静海县电台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