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要讲“大道”

传播要讲“大道”

王存政

作者简介

王存政，1964年4月出生于新疆阿克苏市。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东南商报社总编辑，高级编辑。

执笔的通讯《万家诉讼》（1994年）、通讯《为有牺牲多壮志》（1996年）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通讯《绿化树》（1999年）获中国新闻奖三等奖；独著、合著出版《新闻写作潇洒些》、《新闻美文实践》、《论道新闻》等多部书籍。

先后获得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2000年）、浙江省模范新闻工作者（2009年）等荣誉称号。

《论语》里说到孔子曾经为自己的侄女选对象，他选的是学生南宫适，理由是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说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这个人总有官做；国家政治黑暗了，也能逃避迫害。这样的人很稳妥，把侄女交给他很踏实，很放心。看来，孔子这位道德先生，考虑儿女大事还是很实际的。

孔子还说过一句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干脆出国移民了。老先生够有性格的。

孔子的话里，有一个重复用的字：道。所谓“邦有道”、“邦无道”、“道不行”。何者为道？《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①道路，途径；②技术，技艺；③学术的思想体系。大家看，这个“道”，是有“学”、有“术”的。

那么，“道”是从何而来呢？文字上的综合提炼，来自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是一本难解的书，其关键在一个“道”字。《道德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认为，所谓“道”，可以用言语表述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用名称界定的，就不是恒久的“名”。“道”是万物的根源，代表“究竟真实”，最后、最终、真正唯一、绝对的，就是究竟。“名”则是人的理解能力。只有在准确理解“道”的基础上，慢慢体会，才能悟“道”。

孟子则强调：“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文明教化的目的，就是使人之道逐步转化为人的生命准绳，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孟子所说的人之道，即人之为人的生命准则，同时也是人的当然之则、不变之理。

“道”的概念代表两种性质：第一是“道”的内存性，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离开“道”而存在，世界离开“道”，任何事物都不会存在，更不要说维持了，因为“道生万物”；第二是“道”的超越性，万物再如何变化，或消失或增加，“道”永在而不变。

为人处世，也要讲“道”，也有“道”在其中的。

一

尽管大众媒体所传播的内容非常广泛，但归根结底，它是在传播文化——理念、思想、规范、秩序。只有格调健康的文化，才能赋予受众正确的理念、健康的思想。毋庸讳言，大众传播也长期存在着格调不高甚至庸俗、低俗、媚俗乃至于恶俗的问题，在一个时期里这类问题还很突出。例如2010年上半年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中，一位女青年直言“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一时间，这句话被广为传播。尽管复述者心态各异，但这句话，或者说这种“哭笑观”，多多少少影响了相当一些人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从很大的程度上说，媒体传播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而文化对人和社会具有塑造、引领作用。和人要走大道、正道一样，媒体应该崇尚大道、正道，具体到传播实践，理所当然地要讲“正道、大道”。

古人还有一种说法：“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时下市场挤走了道德，金钱侵占了思维，几乎可以说，我们正在进行的市场竞争使得伦理沦丧殆尽，几近没有什么底线和禁区。媒体自然不会超然物外。

当下，媒体文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化存在方式，以其特有的快捷、互动、信息量大、形式丰富、导向性强等优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变革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

媒体文化影响公众的价值观。比如，在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媒体文化为他们提供了现实世界的图景和各种人生理想的模型，青年人在对媒体文化的追逐中发展其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媒体文化的开放性左右着青年人的价值选择，大众化冲击着青少年的价值权威，多样化模糊了青少年的价值判断。形式和内容瞬息万变的媒体文化使得青少年总是在不断选择，却常常迷失在内容各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价值中。这就使得传统的价值评价标准在青少年的评价体系中逐渐模糊。价值评价的模糊性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传统价值评价的否定。

媒体文化打造公众的流行观。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流行现象、时尚现象不断出现，并且随时形成种种社会焦点。“社会流行”首先以某种思想和行为方式渗透于社会，同时通过这种渗透不断地变革着人们的价值判断过程。它的发生，常常有商业运作的背景，更少不了大众媒体的推动。媒体文化打造流行词语，引导、传播时尚，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内涵，冲破“阳春白雪”——“精英文化”和“下里巴人”——“大众文化”的界限。一方面，媒体文化凭借大众传媒的介质平台，尽其所能彰显自己的品格，充分利用不同的手段和途径扩张领地；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往往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以其强劲的制造舆论和传播信息功能，先声夺人而又深度介入社会话语中心，从而为媒体文化寻求广泛的受众基础，以其尚新求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对受众产生极大的诱惑力，快捷地提供许多可供模仿的“行为模特”。在媒体文化强大感染力的驱使下，公众不知不觉形成了自己对社会中流行及时尚事物的看法和观点，他们不断推崇和效仿，媒体文化所引导的流行时尚逐步固化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同样，媒体文化型塑公众的消费观、引领公众的娱乐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很容易随着媒体的导向而发生变化，可能对于以娱乐为目的的一个节目的不恰当判断，就会动摇维系已久的某个观念。表面上看，娱乐似乎是公众寻求快乐的一种方式，从深层意义上来看，其实是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媒体文化时代。

由上面所说再进一步，更令人不安的媒体现象同样罹患病害：比如“有偿新闻”屡禁不止、假新闻接连冒出、低俗新闻四处泛滥等，媒介道德滑坡现象日益严重。因此有专家呼吁重提“新闻专业主义”。一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有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客观、真实、独立、自由。客观是要你不带个人偏见来报道事实，但不是冷冰冰的客观，而是有责任感的客观；真实的细节、事件，以及必须竭力达到的整体的真实；尽管我们的独立性还十分有限，但起码要保持内心的独立判断，正视所面临的权力化的扭曲、压制和经济利益的收买；正如客观是负责任的客观一样，信息获取和表达的自由也是负责任的自由。

也有提出“客观、真实、公正、全面、服务”五个新闻专业主义的要件的。于1984年2月创刊的《南方周末》，最初是以《南方日报》星期六增刊的形式（对开四版）出现的。从办一份致力于丰富民众生活的娱乐性周报起步，其定位逐步演进：20世纪80年代后期喊出了“服务改革，激浊扬清”的口号；20世纪90年代末，启用“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2001至2002年间“深入成就深度”；2003至2006年间“记录时代进程”；2007年至今“在这里，读懂中国”。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现实的需要，转型为一份反映社会、服务改革、贴近生活、激浊扬清的有全国影响的报纸；到进一步发展为以舆论监督为特点，紧扣中国现实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彰显“正义、良知、爱心、理性”的综合性大报；到目前以更加成熟和理性的视角来记录和解释这个变动的时代，致力于向最优秀的严肃媒体迈进。《南方周末》打破了传统的报道模式，又摆脱了一般市民报的肤浅、平庸。尤其现在，社会发展已经进入需要利益协调、理性建设层面。比如近期宁波市民对镇海炼化扩建一体化项目所采取的一系列群体行动，主流媒体就应当以一种更负责任、更成熟的态度观照现实，作有力量、有锐度的呈现，并借此积极探索、思考媒体在这个时代中最可能做什么，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媒体，而不是机械地执行规定动作（当然，这中间的情况非常复杂，单单应付网民在网络上的情绪宣泄和满天飞的小道消息，有关方面已经加班加点增加了若干倍的劳动）。遗憾的是，我们的报道在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呈现和理性思考上，在帮助、引导读者的认识更全面、更理性，或者说，在体现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对推动社会进步作出应有贡献方面，是有明显不足的。

歌德有一句名言：“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所以，我们需要检讨对所从事的新闻工作爱的程度、爱的成色。用《易经》里的话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大儒孟子有一个中国政治史上最为进步的政治理念：“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里体现的就是他的基本的政治诉求——仁政王道。

二

中国记协新闻培训中心不久前对东、中、西部地区调查表明，这3个地区不同行业的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有效性评价均低于信息的接受率，其中56%的受众认为重复信息太多，63%的受众认为信息价值不大。

为什么？因为处于社会变革中的人们不仅希望知其然，而且希望知其所以然，并希望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知其未然。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就要肩负起使命和责任，担当起满足社会转型期广大受众对社会发展规律、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当前发生的热点难点事物的原因及趋势和解决办法的解说员，成为指引转弯处行车的路标。

现实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现在的记者采写新闻最大的局限在于太常规，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读者的需求。究其原因在于记者的知识结构单一、理论素养薄弱，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读者的阅读水平。对大多数记者来说，之前我们所认为的“凭一门手艺走天下”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新的社会环境则对记者的理论素养和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抓住老鼠，还要抓住肥的。此其一。

二、不迎合、不追随、不妥协。曾经我们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视为媒体人的最高境界，在信息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的现在，是否紧跟大流、言辞犀利、铁骨铮铮才是职业精神的体现？范长江曾经说过：“我想世界上很少有人像新闻记者这样有更多诱惑与压迫。”我们很容易理解制造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以及歪曲事实真相的媒体人一定是不合格的，但是，谬误的相反方向也未必就是真理。记者随大流走到农村就可以说完成走基层了吗？文章缩短就是改文风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只有建立在改学风和党风的基础上，胸怀大局地“走”才能有所收获。在新形势下，不追随也是职业精神的一部分。

我们搞建设、求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让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更加友好和谐地相处共生。既诗意又理性、又有尊严地栖居生存下去，正是人类的恒常之道。前几天读到一篇报道，说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大陆居民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焦虑、感觉压力最大的。诗意又理性、又有尊严地栖居生存，这其实应该是一种常道。但我们现在普遍地忧心忡忡，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还担心地里的，这已经是背道而行了。传播媒介应当有发现，有提醒，有建言，发挥守望常道的功能。

守望常道既是一种价值判断，也是一种审美判断，而这些判断的标准，是在人类发展进程中集腋成裘的。

我们常常犯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在经济建设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现在几乎泛滥到社会各个领域，干什么都想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回报，以至于“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这些最应坚守的真理，被贬损为“不开化”、“旧观念”、“死脑筋”、“落伍”、“呆板”的化身，甚至成为嘲笑、批判的对象，这就表明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失却了常道。日本一个现代企业家叫涩泽荣一，他著了一本书叫《〈论语〉与算盘》，主张“道德经济合一”的经营管理思想，以仁爱、诚信为根基，既打“算盘”，更讲“见利思义”。可惜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缺少这样的文化统领和精神照耀，其实昔日的甬商、晋商、徽商有许多就是这样的思想家，他们追求“义利合一”的“商道”。《论语》加“算盘”的思辨，也正是我们今天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应该借鉴的哲学思考。社会发展需要保持先进性和永久活力的“矫正器”。越讲文化发展，越要守住底线。问题是，我们在许多价值判断上还都处于一种懵懂状态。媒体人，最根本的义务是要从骨子里守望人类常道。持守恒常价值，也是打造标杆乃至于丰碑的根脉、基础。

还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公共事件发生后，媒体争相放狠话，似乎谁情绪宣泄得越彻底，谁赢得的掌声就越多。要赢得受众并不意味着一味迎合和进行情绪宣泄。不做社会情绪的“挑动者”，也不做“敌对者”，而是起到顺应、疏导的作用。这或许可以理解为职业精神的不迎合。

三、有新闻发现力。脚底板下出新闻，这话对了一半，因为，是大脑指挥脚底板。对于新闻事件价值的预判事后容易，身在其中却很难。必须用冷静的头脑仔细研判，否则就会错失良机。

具体到新闻实践中，如何才能快速发现真相、发现价值、发现素材，并找到好的表达方式？而且好新闻不是一成不变的。所有好新闻都是记者努力去发现、努力去创新的结果，归结起来就是需要有新闻发现力。新闻发现力是新闻工作者的核心素质，记者要时刻处于采访状态，有准备对事物进行追踪挖掘的职业精神，更应深刻了解社情民意，深刻了解新闻是什么。

《易经》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要求我们的认识不止步于具体的、有形的现象，更善于从现象生发出的抽象的、无形的原动力来思考。因为在矛盾凸显、热点焦点频发的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媒体的信息传递功能呈现出三种趋势：由“报”向“导”转变、由“新”向“深”拓展、由“已知”向“未知”演进。

比如社会发展中，时常会出现突发性经济事件。该如何引导舆论呢？

一是要提高预判能力。任何经济事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发生发展与周围事件相互联系，并与一些重要事件互为因果。培养对突发性经济事件的预判能力，就要认真研究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联系。例如，在国际金融危机表现为美国次贷危机的阶段，不少媒体在报道中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特别是对我国影响不大。但事实上由于一系列连锁反应，国际市场需求剧降，导致我国外贸出口大幅下滑，国内经济遭到严重冲击。与之相吻合的是，同期我国用电量大幅减少。如果有关报道从这个角度“顺藤摸瓜”，就能更准确地预判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二是要提高“上下”平衡能力。所谓“上下”平衡，是指新闻传播中“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平衡，即我们的新闻传播学中“喉舌”和“耳目”两种不同方向的新闻传播方式的平衡。在重大突发性经济事件发生后，受众想通过媒体知道“发生了什么”、“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发生”等一连串问题。这时的新闻媒体通常是在政府设置议程的框架下让受众了解真相。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阶段更注重“上情下达”。随着事件的发展，事件中的利益相关者会有各种反应、诉求等，这时就需要媒体及时做好“下情上达”工作。报道突发性事件所以会出现“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不平衡，主要是因为有的主流媒体片面化地只是当“喉舌”。其实，在发现问题、深入调研、反复论证等过程中，在对具体问题没有形成共识或出台正式政策、文件之前，需要方方面面的声音得到充分反映。这就需要主流媒体善于运用辩证思维，以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及时做好“下情上达”工作，让公众说话。

三

当年的贵州瓮安事件震惊中外，《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深入当地采访官员和群众，探寻那起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后当地治理生态的重建，写出了深度调查《曾让瓮安不安的小镇救赎之路》，忠实反映一个小镇反思中的自我救赎。没想到，报道刊发后网站转载时，标题被篡改成了《瓮安官员称黑社会是政府养大的》。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完全扭曲了文章的原意，报道通篇写的都是浴火重生后的变化，只是谈到当年黑恶势力形成时，当地一位官员反思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黑恶势力是我们政府养大的——没想到这句话被编辑割裂语境、无视文意地单拎了出来，加粗加黑做成了“惊人”标题。

在这个缺乏耐心、浮躁轻率的浅阅读时代，标题的误导下，很少有人再去细读报道原文，网民情绪轻易就被标题煽动起来，习惯性地将矛头指向了政府和官员，谩骂如暴风雨般涌向当地官员。于是，一篇反思瓮安事件、反映政府重建公信力的深度报道，在标题被网络编辑篡改后，沦为网络一次消费公众情绪、拉升点击率的机会。当然，这样的反应正是网编所期待的效果，可这是出乎记者意料的，更是接受采访的瓮安官方所始料不及的。

前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反思当下中国社会的极端主义，《中国青年报》一位评论员写了一篇评论呼应并延伸这一极富现实意义的话题，题目为《批判“极端主义”，也要反思现实土壤》。没想到一网站转载时，将题目改为《中青报驳某些媒体：极端是因权力被垄断》，并列的标题是《人民日报昨日发文：民众应摈弃狭隘极端主义客观看待腐败》——这样极具挑动性、起哄性的标题，是对两家报纸评论的双重扭曲，用政治斗争的思维看待不同观点和误导公众，篡改评论观点，刻意营造冲突，消费公众情绪。

这样的黄色标题，是当下新闻界的一颗毒瘤——它既制造着假新闻，误导公众，以饮鸩止渴的方式损害着网络媒体的公信力，更以“唯恐新闻不刺激，唯恐冲突不激烈”的嗜血偏好，加剧着社会的冲突。

说这种黄色标题是新闻毒瘤，一点也不夸张。其一，它制造着假新闻。标题党喜欢诡辩假标题不是假新闻，其实不然，标题是新闻的一部分，标题捏造了并不存在的信息，当然也是假新闻。而断章取义地夸大，则为假新闻的传播滋生了土壤。其二，误导着公众。不要辩称新闻原文没有变化，在只读标题的浮躁传播语境中，公众很容易被标题牵着鼻子走。其三，破坏着媒体与被采访对象的关系。政府部门本来就对记者小心翼翼，担心某句话被放大后引发误解，记者也小心地通过善意的报道修复这种不信任的裂痕，可网媒一个断章取义，足以毁掉纸媒无数的修复努力，更让官方对媒体充满防范。其四，破坏着网媒与纸媒的合作关系。本来，网媒与纸媒的良性合作优势互补可以助推舆论监督，纸媒发掘新闻，网媒扩大影响，纸媒继续跟进，可网媒为了点击率而扭曲纸媒报道，则使合作遇到了巨大障碍。最重要的是，网络黄色标题党的这种“唯恐冲突不激烈，篡改标题挑情绪”的起哄习惯，纯粹是在消费网络的民粹情绪和阶层冲突，利用公众的某种不满赢利。这样的标题只会向本就充满暴戾之气的社会输入更多的暴戾，更多的情绪化，更多的仇恨和对抗。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说道：“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把文化变成一个娱乐至死的舞台。”

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损不足以奉有余，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就是今天经济学家所讲的“马太效应”。

前几天有一个新闻，说南京培训新闻发言人，开课第一天，有19人没来。市委书记很生气，要求把这些缺课的人的名字刊登在报纸上。想起曾经和一名公务员聊突发、热点事件中的信息公开，这名听过舆论应对培训课的公务员说，讲课的媒体人教他们：政府部门遭遇质疑时，应该死扛着不回应，回应容易制造新的热点，而不回应，虽然会挨骂，可热点几天就过去了，再大的丑闻和疑点，媒体和公众也很快会遗忘。

媒体人这样上舆论应对和危机公关课，其实是教官员怎么对付记者和媒体，表面上是“站在政府一边”，实际上是害了政府。政府部门和官员如果学以致用，不仅回避不了追问，更会砸了官方公信力。

还听说过一件事，一次舆论应对课上，一名讲媒体应对的老师在台上讲：记者就是一条狗，饿了你就喂他，不听话了你就揍他，如果碰见想成名的你就拿名利诱惑他。话音未落，底下的官员使劲鼓掌。这样的媒体应对课，不是构建官方、媒体、公众良性互动的正能量，而带着“让媒体闭嘴”、“让热点自然降温”等心态去打交道，只会使官方与媒体陷入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中。

曾有一位评论员去应聘某地的网评员。考官问他，如果本地出现负面新闻，如何应对？答：实话实说。考官立刻说：那要你还有什么用？

跟媒体打交道确实有技巧，但如果本着想捂瞒、说谎、愚民、指鹿为马的心态去做，结果只会很糟。

什么是道的本质？道法自然，道的本质就是自然，或曰真实。尽管“人能弘道”，但是，再高明的舆论应对技巧也无法做到：明明是坏事，却在危机公关后变成好事；明明欺世盗名，舆论却能一片叫好；明明一派胡言和谎言，却能不借助强力而真正地平息舆论。民众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已不像过去那样容易集体被愚弄，新媒体方兴未艾，舆论一律也难以做到。别无他法，唯有坦诚地公开和沟通。

转回来看开头那个舆论应对“技巧”：出了事不回应，热点很快会过去——这确实抓住了媒体的一大局限和缺陷，即很容易健忘，很容易被此起彼伏的热点牵着鼻子走。再大的丑闻，三天后就被更大的丑闻淹没了。但请不要忘记另一个舆论传播规律，就是丑闻的记忆效应。在这个丑闻上没有回应，虽然躲过去了。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这一次放弃了澄清的机会之后，舆论会形成印象，以后其他地方发生类似丑闻后，这件丑闻会经常被反复提及。而且记忆还有累积效应，这件事上政府未作回应，公众就会形成印象，很多事累积在一起就会导致说谎成性的无赖形象。很多地方政府无论说什么，当地百姓都不信，正是一次次丑闻累积后造成的公信坍塌。这个可以认为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著作有《人间词话》的清末民国初文学家、浙江海宁人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禅宗悟道，也有三重境界：“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独自参禅，遍求不得。此第一境也。“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无我有我，犹有所待。此第二境也。“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即刻顿悟，物我一如。此第三境也。

但凡有真信仰者，其多具有以下三重特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人本情怀，忧患意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不息追求，终得信仰。

再回过头来说“道”。《道德经》这本书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道”，一个是“圣人”。老子所谓的“圣人”指的就是悟“道”者：体会“知”，能够“行”，以“道”作为立身处世原则的人，就可以成为“圣人”。有道而至“圣”，这期间就一定会树立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目标。作为以“问道、闻道、论道、传道”为己任的传播媒介和媒体人，是否应当不断要求自己正道直行、文以载道、取之有道、替天行道呢？

“大道无形”，“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也。”意思是说，上等智商的人听了我说的道，努力实践；中等智商的人听了我说的道，半信半疑；下等智商的人听了我说的道，哈哈大笑。但是，不被嘲笑，那就不是道了。

——老子就是老子，脑筋急转弯，快得很：看谁敢嘲笑！嘲笑我的道，你智商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