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的策略与艺术

新闻评论的策略与艺术

张登贵

作者简介

张登贵，1943年8月出生。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原编委、高级编辑。

兼职与专职从事新闻工作50年。1988年调入宁波日报社后，主要从事评论的组织、编辑和撰写，在全国包括香港在内的几十种报刊发表新闻评论1500余篇，获省级以上新闻奖60余次，三度获中国新闻奖。在《新闻战线》等业务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已出版新闻评论《大题小作》5集，新闻、论文、散文、杂文、翻译小说等著作共10部。

一

中国的新闻媒体，都无一例外地承担着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谁要是忽视了这种责任，或者做得不到位，就将被视为失职失责。所以，新闻媒体上发表的所有新闻样式，甚至广告，都承担着舆论引导的任务。能否正确引导舆论，在引导社会舆论上作用发挥得怎么样，是评判一篇稿子、一家媒体及媒体老总水平的重要标准。

从发稿的数量上说，新闻评论在媒体中所占的比重不高，一般的报纸也就是开几个专栏，近几年流行办“时评版”，最多也就是一天一个专版，发五六篇、七八篇文章。电视、广播上评论的兴起，还是近几年的事，但所占的份额也不大，也就是有一两个专题节目。网络的评论比传统媒体要多一些，但从总体上说，与网络上海量级的新闻相比，还是很小的一个数量级。但若从引导社会舆论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衡量，新闻评论就不是一个很小的级别了。

新闻报道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传播信息的。传播信息也有一个导向的要求，但一般的信息传播只要控制住不引发负面效应就可以，只有重要的新闻报道，才负有重要的舆论引导责任。即使是重要的新闻报道，它们也是通过新闻事实来实现对舆论的影响。编辑部的思想、记者的意图，统统隐藏在新闻事实背后。编辑则通过编辑手段来体现思想倾向。就是说，新闻报道引导舆论的功能，是通过寓理于事这种间接的方式实现的。

二

新闻评论则不然。所有的新闻评论都负有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责任，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而且，不管是报纸、广播、电视还是网络上发表的新闻评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在何处、错在哪里，直接表达出来，评论作者或者媒体编辑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读者能够一目了然。就是说，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是直接的。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评论的功能逐渐拓展，反映社情民意已经成为媒体评论的一项重要任务。我把报纸、特别是机关报评论的职能归结为两项：一是上情下达，这主要由代表编辑部发言的评论承担，如本报评论员文章、社论、短评及编者按语等。另一类是下情上达，这主要由众多的专栏评论和署名评论承担。评论既能传达党委、政府的精神，又能反映群众的意见与要求，既要引导民众领会上级的思想与部署，又要引导党政部门了解民意，它的地位应该说更重要了。

评论的直接引导与新闻的间接引导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直接、明白。这种直接表达意见的文章，对读者就某种社会现象、某个重要事件的认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持有相同意见的读者，可能因此受到了支持和鼓励，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对于本来认识不是很清晰的读者，可能在评论的启发下，理清了看法；对于原来持有不那么正确看法的读者，被说服了的转而放弃原来看法，暂时没有被说服的，可能继续坚持原有的看法，但也了解了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或有威望的评论员的观点，对自己所持的观点自然也会做些思考。正因为新闻评论能对社会舆论有直接和深入的触动，所以有些重要的新闻报道，常常要配上评论，把隐藏在新闻背后的思想说出来，以弥补新闻报道在引导舆论上的不足。

三

新闻评论在舆论引导上能否发挥正面作用的关键，第一自然是你说的观点是否正确。错误的观点也能引导舆论，但它会把舆论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这种现象曾经发生过。现在，大规模的错误评论已很少出现，但零零碎碎的不那么准确的评论还时有所见。所以，对新闻评论的评判，观点正确是第一位的。

但是，仅有正确的观点，不一定就能起到正面作用。所以第二就是评论所说的道理，要能够被人接受。只有读者接受了你的道理，引导舆论的目标才能达到。你说的道理虽然很正确，但读者不接受，甚至反感，作用就可能微乎其微甚至是反面的。那种看上去观点非常正确，可是在时机选择、角度选择、语言选择、逻辑选择上都十分粗糙的评论，读者不能从中获得多少思想和知识；那种看上去观点非常正确，却以教育者自居，居高临下、无限上纲、以势压人、面目可憎的评论，不仅不能使人接受，还极有可能让读者产生逆反心理。

其实，承担舆论引导责任的，不仅仅只有中国的新闻媒体。我接待过一位复旦大学的博士后。她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回答完她提出的十几个问题后，我向她提了一个问题：日本的新闻媒体是怎么认识和实行舆论引导的？她回答说：日本也非常重视舆论引导。媒体在策划重要新闻时，如何体现他们的主流价值观这个问题，一直被放在重要位置。但是，他们的引导方法不像我们这样直露。我的理解，他们比我们更讲究引导的艺术。

这里所要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使读者能够接受新闻评论的思想观点，从而实现反映民意、引导舆论的最佳效果。也就是说，新闻评论工作者必须讲究策略和艺术，以提高评论在引导社会舆论上的效果。毛泽东有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新闻评论的创作和编辑上，策略和艺术也有如同生命一样的价值。

四

本人从事新闻评论撰写、编辑工作近三十年，其间曾担任过宁波日报社的理论评论部主任和分管评论工作的编委，其中的成败得失实在不少。现在把它们一一归纳整理出来，号称“三十六计”，并在研究中形成了一部书稿，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评论写作的题材五花八门，遇到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需要运用的策略和艺术何止36种！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些“计”可能退出评论写作领域，但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创造新“计”予以应对。

“三十六计”名称的确定，参考吸收了古代兵法的“三十六计”，有些计名都是一样的，如“声东击西”、“顺手牵羊”、“抛砖引玉”、“釜底抽薪”等。有的在它的基础上做了些改动，如兵法中的“指桑骂槐”，这里改成了“指桑说槐”。但多数是从评论写作的实践中总结的。三十六计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独立而又有互相联系的，有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了让有兴趣者读起来能体会作者的思路，每一“计”都附上了例文，少则一篇，多的有不同类型两三篇。所引文章绝大部分是本人作品。

“新闻评论三十六计”写作历时四年，多次修改，还得到了名家的指点，但限于水平，自感还不甚满意，算是抛砖引玉，企盼得到更多同行的批评和指正。

下面选择其中的几个“计”向同学们做个讲解：

第一计　攻其一点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带有贬义，这里是贬词褒用。

从篇幅上说，新闻评论目前通行的，有三种规格，一种是千字左右的，一种是五百字左右的，还有一种两三百字的。只有个别情况下有超过两千甚至达到四五千字的。这样的评论一家报社一年之内没有几篇，大多数评论都是第一、二类的。传统媒体一般开设两类专栏，一类是千字左右的专栏，如《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人民时评，《解放日报》的解放论坛、《宁波日报》的明州论坛等；一类是四五百字甚至二三百字的，如《人民日报》的“今日谈”，《宁波日报》的“甬城晨笔”等。近几年，一些传统媒体和都市类报纸开办了不少时评专版，一个版面开设多个专栏，同时发多篇评论，但篇幅最长的也不会超过2000字，最短的也有四五百字。

其实谁也没有发过文件做过规定，之所以评论的篇幅都会不约而同地控制在这样的规模，是它的性质使然。新闻评论是新闻的一种，它与消息、通讯一样，主要的读者对象既不是专家学者，也不是领导干部，而是最广大的普通读者。即使是专家学者、领导干部，他们看报纸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了解新闻事实和新鲜观点。这就决定了新闻的篇幅不能太长。中国记协评年度新闻奖，限定消息的字数不能超过1000字，评论不能超2000字，就是在新闻实践基础上做出的一种导向。

而评论文章所论的问题，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无足轻重的琐事，必须是大事要事，篇幅又有严格的限制，这就决定了评论的写作必须“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个新闻的内容可能很丰富很庞杂，尤其是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的报道，有的几乎可以写一本书。新闻报道已经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做了剪裁，取其最有特色、最能表达主题的部分予以披露，而评论者则要在记者筛选的基础上再次进行精选，找出其中最值得加以评论的那一个“点”。

找准攻其一点的那“一点”，决定文章的成败。新闻及社会现象反射出来的各个侧面，有的没有新鲜性，有的没有思想性，有的没有典型性。这些侧面都可以忽略不计。而评论要加以阐述的，则是一个事件、一个人物的内核、灵魂。把渗透在事件和事迹中的灵魂挖掘出来，加以阐发，才是评论的任务。

2005年，宁波市的新闻媒体集中宣传过海曙区残联副理事长王延勤。《宁波日报》先后用了七八个整版的篇幅，对王延勤的感人事迹做了全方位扫描式的报道，在宁波市、浙江省及全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作为撰写评论员文章的我，通过对新闻初稿的阅读和直接采访，认为王延勤为残疾人做了这么多好事的根本原因，是他对残疾人有感情。而当时的现实情况是，一些干部在工作中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原因也在于他们对群众没有感情。所以评论的主题就定在“感情”上，标题就是“关键在于情系群众”。

攻其一点的那个“点”，也可以不是新闻的“核心”和“灵魂”，而是它在当时当地更有针对性或者作者更有感触的那一“点”。下面所引的《吕祖善的“套话统计”》和《王蒙新词“忘年妒”》就属于这一类。时任浙江省省长的吕祖善在省政府全体会议上发言，内容非常重要也非常全面，至于批评干部发言中套话太多，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但那些政府工作方面的内容，如果要加以评论，那是浙江日报评论员的任务，作为一个评论作者，我以为省长具体批评干部说套话，更有评论价值。王蒙来宁波所做学术讲座，主题是“红楼梦中的政治”，内容也是十分丰富。而他把宝玉的奶妈、50岁的李嬷嬷嫉妒16岁丫头晴雯的怪事，称作“忘年妒”，是因为当时听到有些老人妒忌年轻干部有感而发的。

攻其一点，并非一篇文章里从头至尾只说一点，而不涉及其他。但是所有的“其他”，都是为了这“一点”：与一点有关的说，与一点无关的不说；与一点关系密切的，详细地说，与一点关系不大的，简要地说。总之只要把最关键的那一点说准确、说清楚、说明白、说透彻，最好还能说得生动、说得感人。当然，准确、明白是首要的。一篇评论如果文章拉杂，中心不突出，说了半天，总是说不到点子上，那么即使文字再生动、再漂亮，也是一篇失败的评论。

第八计　小题大做

“小题大做”常带贬义，比喻人们不恰当地把小事当作大事情来处理。

然而，小题大做却是评论与杂文写作的常用手法。它的基本做法是，抓住一件小事，然后分析论证，把这件小事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说清楚。因为小事就发生在人们身边，以小事为题材写评论，文章天生就具备了贴近性。又因为小事被赋予了大意义，所以又使读者受到意外的收益。所以小题大做是评论写作的一个好策略。

当然，并不是什么小事都可以拿来大做文章的。生活中的大多数小事，就那么一点点意义，一般人一眼就能看穿，就好比是一勺水。拿这种小事大做文章，一是做不出什么名堂，硬要做的话，还会让读者觉得你在故弄玄虚。有些小事的确包含大义，但是那些大义差不多已经是妇孺皆知了。拿这样的小事大做文章，也会让读者觉得你不了解民情，故作高深。也就是说，可以拿来大做的，应该是蕴含大义而又不被多数人所认知的小事。而生活中，如果用心观察，这样的小事还是不少的。

《一只鸡几个腿》的评论，事起于“肯德基”一位服务员的反问。

一个顾客要四个鸡腿，服务员建议他买两只鸡腿两只鸡翅膀，这本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可是在建议之后，那位服务员又反问了一句：“你说一只鸡几个腿？”这一句反问，一般人也不会当作大事，这位顾客不仅听从了服务员的建议，对这句反问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感。但是排在后面的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做文章的一件小事。因为，这一反问的潜台词是：一只鸡只有两只腿，你却要四只腿，那剩下的四只翅膀卖给谁呢？这种反问属于明知故问，带有教训的味道。

当时，服务业正在提倡微笑服务，有的地方还列出了服务员不能说的几十句禁语，但教训顾客不在此列。这是一。第二，这句反问的潜台词听起来有点道理，如果大家都只要鸡腿而不要鸡翅膀，剩余的与鸡腿同样数量的翅膀怎么办？这是这件小事包含着的第二个认识误区，就是人们只能接受既成的条件，而不能因为人类的需要去改造自然。当时还没有发现基因，所以我只是用瘦肉型猪这件事作论据，提出应该用人类的需要来改造自然包括物种。

这件事，符合小题大做的两个要求：一是小事；二是小事背后蕴含的道理一般人没有想到。稿子发出后，在杭州的浙江“肯德基”总部派出两位部门经理打电话约我谈谈。原来，在宁波的“肯德基”负责人把这篇文章传给了总部的总经理，总经理又把这篇文章复印下发到浙江的所有“肯德基”门店，要求那里的经理们把这篇文章作为培训员工的教材，同时派出两部门经理专程到宁波来向我表示感谢。可见，不仅我把此事当成了大事，“肯德基”的管理层也把它当成了大事。

我写于1997年的一篇短文《携、偕之别》，也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写这篇短文的灵感来自电视广告。时值春节，电视上出现了许多企业向观众拜年的广告。大多数广告词是“总经理携全体员工向观众拜年”，只有极个别的企业是“总经理偕全体员工向观众拜年”。其中的差别只是一个字“携”与“偕”，但意义大不相同。前者总经理有自以为高于员工的意味，员工们只是被“携”的对象，后者总经理至少认为自己与员工应该是平等的。我就此写了一篇小评论，说出两者的区别，在《宁波日报》上发表之后，一位在电视上做过拜年广告的熟悉的老总遇到我说，没想到一个字还有这么多意义。“没想到”说明把自己看得高于员工已经进入他的“下意识”。之后我又把这篇文章发到了《人民日报·华东新闻》版，《解放日报》从华东新闻版转载到它的内部刊物《办报参考》上，意在引起编辑、校对的注意。其实这与编辑校对无关，用“携”字也不是错别字，而是一种观念上的错位。

看多了新闻评论，也发现有一些文章属于“小题小做”。由头是简单的小事，本来不具备大做的条件，当然只能小做。由头若是有思想内涵，但作者没有发现它丰富的内涵，就事论事，就把一个好由头给浪费了。所以，能否小题大做，关键是作者的智慧：一是胸有大局，二是眼光深邃。

第九计　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十九计。原文如下：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兑下乾上之象。译成白话文为：两军对垒，不直接抗击它的锋芒，而是削弱它的气势，从根本上减削它的战斗力，用以柔克刚的办法制服它。

新闻评论中有一类评论，带有很强的辩驳性质，最终目的也就是要“制服”辩驳的对手。而有时候，对手比作者强大，是某方面的权威，在读者中有相当高的威望，而他的某一言论却是错误的。正因为他不是一般人物，他的错误言论就更容易产生误导作用。作为媒体的评论，就不能畏惧权威而不发一言，而是更应该起来批驳错误，引导舆论。而这种批驳性的评论，就得讲究策略，其中之一就是“釜底抽薪”。

发表于2007年7月的《何祚庥之说有三个逻辑错误》，就运用了“釜底抽薪”的策略。

何祚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反对伪科学斗士。但是他抓住电影明星陈晓旭坚持不开刀吃中药最后死于乳腺癌这件事，武断地下结论说“陈晓旭是被中医害死的”，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反对中医的不小风波。而要针锋相对地与何祚庥争论陈晓旭不是中医害死的，一来缺乏大量的医学资料，二来本人也不是中医界或医学界的权威。所以该文绕过这些与我不利的“锋芒”，直击何祚庥的软肋，从根本上驳倒何祚庥的言论。

仔细从网上查阅何祚庥的言论，包括他的博客，我发现他的说法有三个逻辑错误。

第一个逻辑错误是“以偏概全”，就是从个别的片面的论据出发，得出全面性的结论。何祚庥做出“陈晓旭是被中医害死的”这个结论的唯一论据，是陈晓旭患乳腺癌之后，拒绝手术，而去看中医，结果死了。这是一个个例。癌症的死亡率很高，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因为看了中医没有治愈，就说是中医害死的，那么，有更多的癌症病人因为看了西医，有的死在手术台上，有的死于化疗期间，是不是可以就此得出结论，这些病人是被西医害死的？

第二个逻辑错误是“虚假论据”。论据真实是做出结论的必要条件之一。何祚庥在做出“陈晓旭是被中医害死的”结论时，预设了一个论据，即陈晓旭当初如果去看西医，去做手术，就不会死。可是，何祚庥预设这个的论据是假的，不存在的。乳腺癌与其他癌症相比，五年存活率相对高一些。但是这有一个条件，就是癌症处于早期，如果是中晚期特别是晚期，存活率就很低。这只要问问任何一个肿瘤科大夫，都会说出能证明这个结论的大量数据。就是说，陈晓旭当初即使接受西医治疗，也不一定能挽回生命。用不确定的虚假论据而推理出来的结论，当然也只能是虚假的。

第三个逻辑错误是“轻率概括”，就是在没有积累起足够的材料可以据以概括之前，就做出结论。何院士在言论中，对中国的中医学有一个非常数据化的结论，即“90%是糟粕，10%是精华”。中医中有糟粕，西医中也有糟粕。至于糟粕占多大比例，精华又占多大比例，这是一个需要经过认真而严密的调查研究才可以得出的结论。何祚庥是研究粒子物理学的，对于中医学，他是门外汉，这从他的博客中大量出现外行话可以得到证明。当然，不懂中医学的，也不是不能对中医发表看法，但这必须借用专家的研究成果和生活中足够的实例。何祚庥既没有引用中国中医学几千年研究和实践的丰硕成果，又闭眼不看中医药在中国绵延几千年，而且已经得到越来越多欧美发达国家认可的大量事实，却做出貌似精确的结论，那只能是不能成立的轻率概括。

既然何祚庥关于“陈晓旭是中医害死的”说法存在三个逻辑错误，他的这一言论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

其实，除了对权威人士的错误言论，可以运用“釜底抽薪”之法把它击败，对于其他一切不正确的言论和行为，都可以运用这个有力有效的论证策略。这里的关键在于认清“薪”在何处。不明白“薪”在哪里，也就无法有效地把它抽掉。

第十五计　指桑说槐

《三十六计新编》中的第二十六计，称“指桑骂槐”，它的意思专指管理军队需要用“杀鸡儆猴，敲山震虎”的手段以树立威严。我这里只取其现代汉语字面上的意义，就是指着桑树说槐树，而且把其中的“骂”字改成了“说”字，这样更符合我国新闻评论的本质与功能。

照理说，新闻评论以“直”为上，该说谁就说谁，该说什么就说什么，用不着像《红楼梦》里的丫头媳妇那样“指桑说槐，暗相讥刺”的。但有一个现实性的矛盾，地方党报的评论工作者经常遇到。

我们的媒体评论，所遵循的最高是非标准，是理论路线、人民利益、法律法规、道德规范，判断是非曲直，或褒或贬，皆应以此为尺度。依此原则，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中有违理论路线、法律法规和人民群众利益的言论和行为，自然应该在评论的针砭范围之内。而我们的新闻界又有一条纪律，就是不能批评同级党委和政府，实践中似乎又理所当然地包括了这一级的领导干部个人。这就给地方媒体的评论工作者带来了一个两难的选择：当地领导干部有严重违背上述原则的言行，而且这些言行在群众中已经造成了恶劣影响，不加以批评、澄清，对工作不利，对党和政府取信于民不利，作为媒体，应当有态度有说法。然而，一旦这样做了，又违背了宣传纪律。就是说，不批评是失职，批评了是违纪。

面对这种两难选择，许多媒体选择了宁可失职也不能违纪这个对自己有利的做法，放弃了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良心。而我的选择是一个两全之计：既不违纪，又能尽责，这就是指桑说槐。实践证明，指桑说槐的效果不错，既使“桑树”觉察到了自己的错处，又能使“槐树”也感觉到，引起了他们对自己言行的反思。

2002年，全国房产价格疯涨，宁波也是一样，而且涨幅处于高位，人民群众对此很有意见。为了抑制房价继续上升，全国重要媒体、包括新华社发了不少报道和评论，《宁波日报》也接连发表了新华社关于抑制房价的文章，以期引起地方政府和房产商的注意，在控制房价过快增长上采取切实行动。这些报道受到了读者的充分肯定，但是遭到了少数房产商的抵制，有的房产商直接打电话到报社责问记者：“你们为什么要和我们过不去？”而与此同时，少数政府官员居然无视中央的调控信号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在各种场合说“宁波的房价涨幅是正常的”,市民对此颇有意见。针对这种现象，我就写了一篇题为《答房产商的诘问》的评论。看起来，评论说的是房产商的一些错误思想，其实主要还是想说服这些政府官员，让他们理解新闻媒体为何要大量发表控制房价大幅度上涨的报道与评论。据有关记者说，那些官员看了评论有所触动。

1999年，重庆綦江县彩虹桥坍塌40人殒命事件轰动全国。而其中当地领导封锁消息的做法受到了全国媒体的谴责。在当时，封锁负面新闻的做法，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民群众对此有意见，新闻媒体也左右为难。这些负面新闻，尤其是一些灾难性事故，媒体不报确实对不起读者，但上级有关领导以这些新闻会损害当地形象、影响投资环境为由，经常下达不准报道的死命令。这种封锁新闻的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央的精神和群众的要求。然而，直接批评上级主管部门的做法又不适宜。于是，我以解放日报主办的《报刊文摘》上的一篇文章为由头，提出了不能封锁新闻、实际上也封锁不了新闻、封锁新闻比公开新闻更不利于消除群众的疑虑等观点。文章看上去在说重庆綦江县的行为，实际上指向了所有封锁新闻的地方政府。文章发出后，就有读者和同行给我打电话肯定这篇文章。以后宁波市委的一位领导含蓄地对这篇文章表达了不同意见。这说明他也看懂了这篇文章。此后，上级先后出台了政府披露信息的有关规定，现在封锁新闻的现象少多了，信息公开正在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一大目标。

还有一种题材，地方媒体也只能“指桑说槐”。按惯例，凡国际问题，地方报纸只转发新华社的评论。可是，有些国际大事，无论与中国关系直接或是间接的，如以前的伊拉克战争，2011年的利比亚命运，2012年的叙利亚乱局，读者都非常关心，也有很多议论，其中不乏不同意见。作为地方报纸的评论员，也有话憋在心里，不吐不快。怎么办？那就“指桑说槐”。2012年下半年的钓鱼岛之争，也是属于想说话又不能直说的一种题材。有些大国依仗自己实力和称霸全球的野心，经常用各种手段干涉别国内政，甚至有意挑起其他国家内部或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从中渔利。针对这种现象，我写了《遇到邻居发生“家暴”怎么办》，以表达我和一部分人的意见，也是对另一部分看不透某些强国阴谋而盲目崇拜者的一种提醒。

有人说，评论的禁区太多，搞评论风险太大。我倒以为，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说的，就看你怎么说——没有不能说，只有不会说。

第二十四计　欲擒故纵

古人的“三十六计”中，第十六计就是“欲擒故纵”。原文为：“逼则反兵，走则减势，紧随勿迫，累其气力，消其斗志，散而后擒，兵不血刃。需，有孚，光。”翻译成白话文，应是：逼得敌人无路可走，他就会反扑，让他逃跑则可以减削敌人的气势。追击时，跟踪敌人不要过于逼迫他，以消耗他的体力，瓦解他的斗志，待敌人士气沮丧、溃不成军，再捕捉他，就可以避免流血。按照《易经·需》的卦的原理，待敌人心理上完全失败而信服我，就能赢得光明的战争结局。在此计中，无疑“擒”是目的，“纵”是手段。

当然，写评论不是打仗，这里只是借用一下而已。作为评论写作的一个技巧，“欲擒故纵”的意思是，先按照文章所要批评的观点逻辑进行推理论证，最后得出一个错误结论，使持有该错误观点者无话可说，心悦诚服。前一段的“推理论证”，就是“故纵”，最后让持有该观点者信服，就是擒获。这种论辩的方法，在逻辑学上还有一个说法，叫“归谬法”，通过分析论证，让所要辨识的错误观点按其自己的逻辑走入谬误，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

比如下面所附这篇短文，就是运用“欲擒故纵”法获得成功的一例。当时，不少地方有一个土政策，就是两个大专文凭可以抵一个本科文凭，在提干、评职称时，可以与本科生同等待遇。公开发文批评这个涉及不少人，其中还有我的一些朋友，也包括制定这个政策的组织人事部门，这不仅要有勇气，而且还得要有说服力，使这些部门和享受这类政策的朋友们能够心悦诚服，无话可说。所以文章在亮出这个政策之后，以“这条政策如果能够成立，那么别人完全有理由依此类推”的方式，进行了归谬推理：

两个高中可以抵一个大专，两个初中可以抵一个高中，两个小学可以抵一个初中，于是就会得出下面这样的等式：16个小学文凭=8个初中文凭=4个高中文凭=2个大专文凭=1个本科文凭=0．5个硕士文凭=0．25个博士文凭。于是全国无需中学、大学，只办小学并不断开考，给人们积累小学文凭去兑换，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就会应有尽有了。

当然，读者看到这里，一定会如我在文中所说的，感到这是“天大的笑话”。

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先后被《南方日报》和《杂文选刊》转载，我想与这段精彩的“故纵”是有关系的。当然，这篇文章也可以不来一段“故纵”，直接指出这项政策的谬误，但说服力就会打一个折扣，它的味道也会淡了许多。

第二十五计　剪草除根

理论只有彻底，才有说服力。评论也是如此。一篇评论如果只剪掉露在地面上的茎叶，却不触动深藏地底下的根，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评论要做到“剪草除根”，有多种途径。一是对自己发现的新闻进行评论，一定要把道理说透，不给其他人留有可以再评论的余地。二是对别人已经做过评论但没有把道理说到位的，进行再次评论。《干事的等次》就属于后一类。当时，在浙江等地，从省委书记开头，“一要干事，二要干净”一时流传甚广，大干部说，小干部说，新闻媒体也发了许多评论。但那些评论都是停留在肯定、赞扬“干事干净说”这样的层次上，于是就给我留下了可以继续评论的余地。比如说“干事”，你说人活在世上，大凡成人，谁不在干事，更不要说干部了。看看我们周围的干部，哪一个不是每天忙忙碌碌，即使干的是错事私事甚至是坏事，也是干事啊。所以只对干部提出“要干事”是远远不够的。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不干事”，而是不干好事、不干正事、不干党和群众需要的事。所以，我就写了《干事的等次》，明确指出，事有大小之别、高低之分、实虚之别、公私之别，要求干部们一定要把干大事、干实事、出色地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而不能专注小事、不负责任、华而不实、私心太重。

对于“小人”，几乎人人深恶痛绝，可是，中国几千年来“小人”却是绵延不绝，一直在危害着社会。所以，一般地谴责小人不能解决问题，而是要从社会环境、社会根源上把“小人”的产生机制弄清楚。《是谁造就了“小人”》一文，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中写定的。文章发表之后，受到读者肯定，当时的市委书记还通过总编辑要走了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一本书《小人研究》，估计他对此文也很认同。

纵观横观现下的评论，有思想深度的实在不多。大量的是想到就说，说的也就是第一层次的道理，好事叫好，坏事叫坏。至于好事为什么会发生，坏事为什么会出现，都不深究。这样的浅层次道理，凡是有点文化的关注政治时事的读者，也都能想到。而且，对坏事好事的评判，新闻报道中也已经显示了，有的通过标题有的通过版面语言，褒贬的态度已经有了。你再用几百字上千字说上一通，那不是废话吗？

评论要切切实实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首先要端正写评论的目的。写评论不是为了出一点小名赚一点小钱，而是为了发表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并采取措施去解决。作为媒体评论员，写评论自然还负有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动机端正了，态度正确了，才能对所评时事和新闻进行深入研究，做到文无深度不出手。

评论求深首先自己的思想要有深度。给人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所以，学习，对于评论员来说那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