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媒介权力的资本构成

第六节　电视媒介权力的资本构成

资本是权力的重要基础。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了“资本”的概念。他认为，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由于资本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形成和积累，而其一旦形成后又具有产生新的利润的潜力，它就使得社会生活超越了简单的碰运气的游戏或“轮盘赌”的状态，从而建立起较为稳定的秩序和规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实际上就是一部资本积累的历史。在每一个社会中，成员都可以按照占有资本的数量而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或者等级，因此，每个占有资本的团体或个人总是在竭力保持和扩大自己的资本。资本的积累产生了权力，而那些“通过既存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获得特权地位”的人，即统治阶级，他们从不满足于赤裸裸地通过对经济资本的占有来行使其特权，而是通过将经济资本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资本，即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并将后者定义为“非经济的”和“非功利的”，来巧妙地掩蔽统治阶级对社会生活实质上的垄断和统治。^[46]

一般认为，除了政治资本以外，资本还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1)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2)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3)社会资本。^[47]

电视媒介的资本构成包括：电视媒介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电视媒介的政治资本是指其长期积累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权威性。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这两个栏目拥有非常大的受众群和影响力。《焦点访谈》曾经被两任总理先后命名，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中，这也是一种政治资本。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开设了《焦点访谈》督查情况反馈机制，就中央领导每一次对《焦点访谈》的批示，以国办的名义正式行文，要求对批示后的督查情况进行反馈。这是《焦点访谈》独家拥有的政治资本。可以肯定地说，类似这些政治资本造就了《焦点访谈》巨大的媒介影响力。

电视媒介的经济资本主要是指电视媒介的资金积累。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平均是各省级电视台的十倍以上。以1997年为例，全国电视广告收入114亿元，仅中央电视台就占去其中的36．6%，31个省级电视台占去其中的38．8%。^[48]中央电视台财大气粗，资本雄厚，拥有先进的采编装备，国内没有什么电视台能够和它抗衡。与一些国外大型传媒机构相比，中央电视台虽然排名还比较靠后，但资本增长潜力十分巨大。

需要指出的是，在转型期，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中国电视媒介的政治资本能够和经济资本进行顺利的转化，从而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政治影响力。有学者认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中国传媒肩负两种角色，即舆论引导者和经济创收者。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传媒的双重角色基本上是政治角色占有压倒性的地位，经济角色是隐性存在。改革开放以后，传媒的经济角色越来越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传媒的经济角色已经发展到要与传媒的政治角色平起平坐的地步，所以传媒界才会提出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车轮一起转的思路。这个思路的实质是，既不淡化或者削弱传媒的政治舆论导向，又可以让传媒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其良性循环的关系是这样的：用传媒雄厚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传媒的政治角色，同时寄希望于传媒的政治权威能给它带来滚滚财源。^[49]那么，在实践中，如何把传媒的政治资本顺利地转化为经济资本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单位的部分政治优势被取消，但依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主要体现在采访权力上。高一级的媒体一般比低一级的媒体享有更多的采访优先权，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上，拥有更全面更独家的新闻素材。这种优势反过来又为电视台带来很高的收视率，赚取更多的广告费。成功的例子如《焦点访谈》，由于它是国家级媒体的新闻栏目，就享有一般媒体根本不具备的权威。而且，两位总理的命名，又使它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大大增强。《焦点访谈》的政治优势体现在，它可以设置议题，如反对法轮功的报道；它还可以获得独家新闻素材，如法轮功练习者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录像资料。这其实也是一种采访垄断。《焦点访谈》前的广告时间是中央电视台最贵的广告时段。可以说，《焦点访谈》的高收视率为中央电视台带来了很高的经济回报。反过来，雄厚的资金实力又帮助政治权力更好地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总之，中国电视传媒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国有企业，一方面它可以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不用交那么多企业税；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开展正常的企业经营，有些媒体还拥有自己的上市公司，这些使它有别于普通的事业单位。在两种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中国电视传媒脚踩两只船，哪个体制对自己有利就靠近哪个体制，两种体制的好处一家独享。这实际上构成了电视传媒的垄断经营。

电视媒介不仅包含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而且包含着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1)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3)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50]电视媒介是一个机构和一个组织，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如果参照布尔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定义，可以看出，电视媒介的文化资本主要是指一家电视机构所创造的文化产品(以各种类型的节目为载体，即文化资本客观的状态)、所累积的文化影响力(即文化资本体制的状态)和汇聚的文化精英人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化精英包括主持人，包括一些电视栏目相对固定的的嘉宾，包括一些参与电视节目制作的专家学者。我之所以把这些文化精英也算做电视媒介机构的文化资本，是因为他们事实上是电视台的人力资本。他们个人的名气通过电视机构得到保护和放大，他们实际构成了电视媒介文化资本的“具体的状态”。电视机构通过这些人的聚合形成自身的文化资本的具体状态。换句话说，这些人的总和构成了电视媒介机构的人格特征和文化习性。电视媒介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通过电视媒介所生产的精神—文化、信息产品也可以相互转化。布尔迪厄认为，“文化商品既可以呈现出物质性的一面，又可以象征性地呈现出来，在物质方面，文化商品预先假定了经济资本，而在象征性方面，文化商品则预先假定了文化资本。”^[51]可以说，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的转化，构成我们下文将要论述的主要议题。

社会资本是一个非常复杂、充满争议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J．科尔曼认为，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52]布尔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也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它(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53]中国学者边燕杰、丘海雄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这里指的稀缺资源包括权力、地位、财富、资金、学识、机会、信息等”。^[54]

根据以上社会资本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媒体的社会资本是指媒体通过一种合法的特殊的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而获益的能力的集合。这里的稀缺资源包括：资金、公信力、人才、纸质媒体的纸张、广告、好的新闻线索、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好的合作伙伴等。这里的能力的集合是强调媒体的社会资本存在于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中”。^[55]

我们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资本其实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源。占有某种社会关系，就意味着拥有某种特殊的便利和权力。在重视“关系学”的我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社会资本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以人为例，如果一个人认识某个领导、熟悉某个工商界精英，他就能抬高自己的身价，提供办事的方便。社会资本雄厚的人，身边会编织出一张很大的关系网，布满丰富的信息神经元，一有什么事情，他们立刻会得到消息。这些人大都路路皆通，神通广大，穿梭周旋于各个政府部门之间，游刃有余。

具体到电视媒介的社会资本来说，在与其他社会机构和组织的关系上，它包括纵向的和横向的两种关系。纵向的关系是指它与主管党政机构的关系、其他党政机关的关系以及群众的关系。主管党政机构包括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这些是电视媒介管理机构。它们制定和发布媒介经营和管理的法规，部署媒介宣传工作的重点，对媒介进行监督和指导。其他各级党政机关是电视媒介主要的信息来源。另外，电视媒介一个重要的社会资本是大量的收视群众。他们不仅为电视媒介提供采访线索和新闻，而且是电视资本与其他资本进行转换的重要基础。没有观众的电视台是不可想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观众是电视媒介最大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之一。电视媒介与其他组织和机构的横向联系，包括媒体与媒体之间的联系，媒体与其他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等等。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文字记者在采访，图片记者在一边拍照，而这一切又被即将进行采访的电视记者摄入镜头，其他期刊可能以这个场景作为某个重大事件的封面。一个重要新闻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各大报刊杂志、广播电视节目中。媒体与媒体之间的联系，伴随它们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紧密。媒介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比如与公司、企业之间保持密切的社会关系，从某种角度看，是一种生存策略，因为媒介的广告客户就存在于这些社会关系中。在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中，赢得优质广告客户，是媒介做大做强的一个重要基础。

总之，电视媒介的社会资本积累得越丰厚，其摄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越强，所发挥的社会影响力就越大，其媒介权力也就越明显。比如说，中央电视台(CCTV，简称央视)和国家各大部委之间保持着良好的相互关系，因此，它有条件获得最新的、一手的重要新闻，从而建立了自身在中国传媒界独有的权威。又比如，在创办具体栏目时，CCTV的旗号一举，应者云集。笔者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件事。某地方电视台的编导，创办了一个以演艺界明星为主要访谈对象的谈话栏目，开播以后，每每苦于节目录制前邀请明星大腕的不易。有一次，见到央视《影视俱乐部》的编导，非常羡慕地说，“你们每期节目坐在人堆里的明星匀给我们一两个，就够做一期节目了。”^[56]可以说，央视的影响力，使其拥有了相当强大的感召力和广泛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栏目的知名度和收视率。以精英对话为栏目定位的CCTV-2的《对话》，从创办之初，就坚定了邀请嘉宾的标准，非世界级，至少也是国家级的商界精英。这些人常常是前脚走入中南海，后脚跨入演播室。我们简单罗列一下它所邀请的人物名单：首期节目的主角是被誉为“数字世界之王”的美国思科系统有限公司总裁兼CEO约翰·钱伯斯。其他如摩托罗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夫·高尔文以及电脑界巨人英特尔公司的总裁克瑞格·贝瑞特、娱乐界大鳄维亚康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萨姆·雷石东等等，每一个人的名字无不是如雷贯耳，举足轻重。国内的大企业家如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中远集团总公司总裁魏家福等等也都是业界一言九鼎、翻云覆雨的人物。可以说，把这样的人物请进演播室，本身就是新闻。而创办这样的栏目，地方电视台即使想得到，也没有能力做得到。但在CCTV，只需要区区十几个人，就可以把它运作起来。这些精英的到来，迅速提高了《对话》栏目的知名度，大大增加了央视的社会资本积累，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央视在工商界的影响力。

【注释】

[1]陈犀禾编著：《当代美国电视·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2004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第47页。

[3]转引自刘勇：《大追寻：美国媒体前沿报告》，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

[4]《论语·尧曰》。

[5]《孟子·梁惠王》。

[6]《威德》。

[7][美]丹尼斯·朗：《权力论·引言》，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8]转引自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9]转引自[美]丹尼斯·朗：《权力论·引言》，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10]以上观点转引自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1][美]丹尼斯·朗：《权力论·引言》，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2]同上。

[13]王怡红：《认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的历史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2期。

[14]宋林飞：《社会传播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5][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16]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陈卫星：《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18][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刘江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19]同上，第23页。

[20]同上，第25页。

[21][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页。

[22]胡守钧：《走向共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23]胡守钧：《走向共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24]图见胡守钧：《走向共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25]胡守钧：《走向共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26][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27][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28]图见《权力论》，第29页。

[29][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30][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31]同上，第37页。

[32]同上，第33页。

[33]同上，第35页。

[34]转引自[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35][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36][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37]同上，第58页。

[38]同上，第59页。

[39][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40]同上，第63页。

[41][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42][法]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43]同上，第30页。

[44][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45][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46]赵延东：《“社会资本”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47][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页。

[48]转引自陆地：《中国电视产业的危机与转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49]刘宏：《中国传媒的市场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50][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193页。

[51][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页。

[52]赵延东：《“社会资本”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53][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页。

[54]转引自向梦龙：《媒体的社会资本与经营》，《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2期。

[55]向梦龙：《媒体的社会资本与经营》，《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2期。

[56]张海潮主编：《电视中国》，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