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力视野中对中国电视媒介性质的重新定义

第二章　在权力视野中对中国电视媒介性质的重新定义

在展开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之前，先来回顾和总结一下现存电视体制对电视媒介性质的规定。不同的电视体制，决定电视承担的社会功能和电视媒介的性质也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世界上通行三种电视体制，第一种是欧洲以英国为代表的电视体制，即公有公营电视体制。它的内容是把电视作为一种公共舆论的载体，电视机构是社会公器，发挥着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功能，同时也是民众意见的讲坛，体现了公众言论自由的民主权利。第二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电视体制，即私有商营电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电视机构是可以掌握在私人大企业主手中的，因此，它带有追逐利润的性质。电视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制作受公众欢迎和认可的电视节目，为公众提供信息消费和文化娱乐的商品。第三种是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电视体制，即国有国营电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媒介收归国有，作为执政党的舆论宣传工具，发挥宣传政治观点、引导社会舆论、动员人民群众、教化普通百姓的作用。

电视制度比较表^[1]

从广播电视领域来看，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技术进步席卷欧美各国，有线电视技术与卫星电视技术的发展，使频道有限性这一政府干预的重要理由失去根据，同时也让更多的投资者看到广播电视领域巨大的商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撒切尔夫人、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取代了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理论，其核心在于让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反对福利社会的种种措施，主张给私营经济更多的自由。在市场化理论的倡导者看来，深受政府控制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效率低下，机构臃肿，缺乏创新，失去越来越多的观众。他们认为只有商业广播电视在追逐利润的市场竞争中，才能推动广播电视新技术的改造，开拓服务内容，进一步满足公众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社会的广播电视掀起了市场化的浪潮，其实质是市场因素在与政府控制之间的角逐中占了上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原有的在广播电视内容方面的大部分限制性法规不断被取消，用以限制传媒公司集中的措施或被取消，或被放宽。1996年新的传播法通过以后，市场化达到高潮，一批全球性超级传媒王国随后出现。经过市场化的洗礼，原来以公共服务广播为主体的欧洲国家，纷纷引入商业电视网，形成二者并存的局面。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市场化。从中国电视媒介的经费来源看，在不同的时期采用了不同的体制。1979年以前，类似于NHK和BBC，电视台不播放商业广告，政府全额拨款。1979年到2002年，类似于法国公共广播电视媒体、德国公共地面电视媒体、西班牙广播电视台、意大利广播公司、俄罗斯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和加拿大广播公司。这些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媒介有两种经费来源，一种是政府拨款，另一种是广告收入。中国电视媒介机构的财政来源呈现出广告收入快速超过政府拨款的状况。少数规模较大的电视机构已经实现100%自给并逐年向有关管理部门增加上缴金额。有研究者认为，2002年以后，按照全国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精神，中国电视媒介机构要完全实现自收自支。但在媒介性质上又不是商业台，仍旧是公共电视台。因此，中国电视体制将是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模式；国有国营，执行公共电视台的职责，采用商业电视台的运营方式。^[2]中国电视体制的这种混合状态，为我们重新解读中国电视的媒介性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那么，在权力视野中，我们该怎样理解电视媒介的性质呢?以下，尝试运用一些文化研究和法国思想家福柯的权力理论来重新界定中国电视媒介的性质。这是展开本书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基础。

美国传播学学者理查德·戴恩斯特提出了“电视，我们时代的机器”的观点。戴氏认为：“尽管几乎不能将电视误认为是一块完全未经商业染指的纯美学领域，然而也不可能将其降低到粗俗的商业套语的地位。价值的电视视觉形态同时在好几个区域运作，在图像转播的动态过程中，就交叉于金钱、政权、文化利益等一长串力的链环之中。……因此，我在此提供一幅地图，将可能受电视操纵的经济用两个概念轴加以规范，这两个概念轴以高度凝练的简略表达，即‘机器’和‘形象’。任何对电视的具体分析都必须处理名为‘机器’和‘形象’的问题。”^[3]可以说，电视作为一种形象制造机器，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相比之下，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社会环境，决定了我国的电视传媒呈现出与西方电视媒介不同的特征。但是，在探究电视媒介与其他权力形式的关系时，我们可以借鉴一些西方传播和文化理论，来参照、比较我们自己电视文化的研究，以期获得某种启发。下面，我尝试从三个方面，解读中国电视传媒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的关系，并从这个角度重新定义电视媒介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