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理论的回顾

一、相关理论的回顾

1956年，美国学者赛伯特、施拉姆等人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把世界上各国政府对报刊的控制模式分为集权主义模式、自由主义模式、社会责任模式和苏联共产主义模式。作者认为：集权主义控制模式的历史最古老，它以政府控制新闻所有权、对新闻内容实行严格的审查甚至是事前审查为基本特征。与集权主义模式相对立的，是自由主义模式。它的核心内容在于保护绝对的言论自由，以媒体限制政府的权力，使媒体拥有独立于政府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社会责任模式是在自由主义模式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主张这一模式的学者批评了在传播自由主义思想下市场控制的弊端以及对新闻自由的损害，指出现代新闻自由的观念不再仅仅是免于干涉的自由(Freedom from)，还应包含积极的自由观，即新闻自由应该做什么(Freedomfor)。在此基础上，这一理论重新强调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即“政府不能只允许自由，它还必须促进自由。”^[22]在该书中，苏联共产主义控制模式被描绘成集权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报刊是“作为统治力量的工具进行活动的”；“系国家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谋求利润的动机消除了，一个积极的自由概念代替了消极自由概念”。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人的自由与政府的控制是互相对立的，“控制”被定义为“政治”。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了传播理论的批判学派。其代表人物之一是记者出身的著名传播学者赫伯特·阿特休尔。他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把世界上的媒介体系划分为三类：一是“市场经济世界”，大致包括发达或次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二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大致指以苏联为代表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三是“进步中世界”，大致等同于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23]他比较了三种模式^[24]关于新闻自由的不同观点。

阿特休尔在其批判模式中，指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新闻媒介都没有展现出独立行动的图景，而是为那些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提供服务。在他看来，媒介在任何领域都成为政治、经济或社会权力的代言人。为此，他作了新闻学的七项归纳： “(1)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因此，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它们只是潜在地发挥独立作用。(2)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3)所有新闻体系无不以信仰自由为基础，但是各自解释言论自由的方法不一。(4)所有的新闻体系都赞同社会责任理论，宣称他们为了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并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5)在所有三种新闻模式中，彼此认为对方模式为离经叛道。(6)新闻院系传播该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最终无不帮助当政者维持他们对新闻媒介的控制。(7)新闻实践往往背离新闻理论。”^[25]阿特休尔的研究戳穿了社会责任论的虚伪，他认为“社会责任”一词语义含混，各种社会的人都可以对它作出自己的解释。阿特休尔专门从语义学的角度探讨了“责任”一词在现代英语中的各种歧义，指出它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阿特休尔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媒介面临的尴尬悖论，即它所声称的社会责任和实际操纵它的力量之间永远无法调和。媒介追逐利润的本性和为公众提供公益服务是一对解不开的疙瘩。阿特休尔说，“新闻发展的历史证明，报纸以及形形色色更现代化的新闻媒介已日趋满足掌握新闻媒介经济命脉者的个人利益的需要，同时又通过服务于新闻消费者的利益来确保新闻媒介的形象。期望新闻媒介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并对其经济命脉操纵者的愿望嗤之以鼻，无异于一种最狂热的乌托邦式的痴心妄想。”^[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