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媒介的功能演变

第一节　中国电视媒介的功能演变

中国电视媒介权力的出现与执政党地位的变化有根本的联系，或者说，执政党地位的改变为中国电视媒介权力的出场提供了背景和舞台。首先，分析电视媒介功能的变化。电视媒介的基本功能，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如下几个：信息传播、文化教育、游戏娱乐。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我国电视传媒的基本功能并没有改变，但在尊重和重新发现新闻规律的前提下，电视传媒的功能添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这种现象也可以联系到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变化来解读。目前党史研究的一个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已经从过去的革命党发展到现在的执政党。党的地位的转变，决定了我国传媒基本功能也相应地从单纯强调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变为兼具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信息传播、文化教育、游戏娱乐等功能的媒介。下面简单回顾一下这个变化过程。1921年，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通过的党章中，有关党的新闻事业的体制，是严格按照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的要求制定的。随着党的壮大和成熟，党的新闻事业体制扩展和固化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新闻事业体制，这种体制的内核在于高度的一元化结构，媒介所有权和经营权都属于国家所有，经费全部由政府拨款，不允许任何经营活动；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公共管理体制；电视台是广电行政管理部门的一部分，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事业实体，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由于我国还没有出台《新闻法》，因此对传媒性质和功能的界定主要体现在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中。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明确指出：“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阶级、党派和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1]1957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报纸与阶级斗争关系的论述：“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阶段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是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相同。在世界上存在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中国电视诞生于1958年，与报纸、广播和通讯社一样，自然从一诞生起就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初期的电视节目也体现出多样化的电视传播功能。1958 年4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北京电视台的任务是：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2]下面是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1958年5月1日19点第一天播出节目的内容：

19∶05　政治节目：工业先进生产者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召开庆祝五一座谈会；

19∶15　新闻纪录影片《到农村去》；

19∶25　诗朗诵《工厂里来了三个姑娘》、《大跃进的号角》；

19∶30　舞蹈《四个小天鹅》等；

19∶50　科教影片《电视》(莫斯科科学普及电影制片厂摄制)。

从这个节目表可以看出，政治新闻和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艺节目(诗朗诵)占了比较大的比重。但艺术和科教节目也有一席之地。然而，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占上风，电视的多种功能也逐渐被单一的宣传功能所取代，充斥屏幕的是政治灌输和说教。当时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1958年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广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手中用来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它的任务是教育和团结全国人民，揭露和打击敌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1960年北京电视台还对电视新闻的不足做过检讨，认为它八股化，千篇一律，^[4]但在当时的背景下，电视成为了极左政治的传声筒，因此，这种改革电视新闻的呼声显得既不合时宜又太微弱了。这样的状况持续了20年。这个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的角色发挥领导作用的过程。一般来说，革命党是以某个阶级为基础，它的任务和目的在于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贯穿的是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舆论一律，不容许多种声音出现。媒介承载了过于沉重的政治宣传使命，其信息传播、文化教育以及游戏娱乐的功能都被压抑和遮蔽了。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则强调阶级调和，阶级合作，通过社会合作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合作基础，比较重视民主、协商。那么，媒介也相应地承担了“活血化瘀”，化解社会矛盾；“解疑释惑”，协调社会关系；“上情下达，下情上递”，促进社会各个阶层的沟通和交流的使命。同时，电视媒介在业务方面的不断探索，也为自身功能的再发掘创造了条件，这主要体现在新闻改革上。对此，有论者以“三次跨越”来描述改革开放20年(1978~1998)中国的新闻改革。第一次跨越是“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第二次跨越是“引进信息概念”，第三次跨越是“重新认定新闻事业性质”。这位论者认为，“20年来，中国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是：新闻改革是由观念更新作为其直接推动力……中国的新闻改革是在现行的新闻体制内进行的；新闻改革虽然促使新闻体制作了微调，但基本框架未动。”^[5]总体来看，20年新闻改革的主题仍然局限在新闻的业务探讨上。但是，通过这些探讨，使新闻从业者和新闻管理者都对媒介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这为电视媒介权力的登场奠定了一定的观念基础。如今，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大众传媒作为一种外部力量，一方面发挥着支持、配合政治体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对政治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发挥着监督和制约作用。德国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托马斯·迈尔把现代社会中的大众传播媒介定位为社会观察自身的手段，认为大众媒体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把媒体的作用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作为社会问题的侦探，发现社会中存在哪些问题，哪些问题在扩展。第二，作为社会的检察官，检查这个社会中各种权力的使用是否得当，看看人们需要的服务是否得到了落实，出现了哪些问题，尽量使这些问题公开化，变得可以纠正，并且向应该负责的人和机构施加压力，使他们纠正错误。第三，作为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中利益能够得到一种均衡，观点能够得到一定的碰撞，并最终产生统一的意见，推进社会的团结整合过程。第四，作为一个发动机，通过引导社会舆论调动人们为社会做工作的积极性，因为谁都不愿意受到媒体的抨击。^[6]根据以上观察和分析，中国电视传媒已经初步具有这种功能和特征，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电视媒介具有某种相对于一元政治体制下所不同的媒介权力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在微观层面上，比如单一的电视文本的制造和电视从业者观念的变化、角色的转移，已经在局部悄悄发生变化。我们认为，中国电视媒介权力的出现时间应该在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焦点访谈》等栏目的出现可以作为它的标志。以下将分几个方面来进一步说明中国电视媒介权力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