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媒介权力政治话语生产的策略

二、电视媒介权力政治话语生产的策略

电视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置换，使这两种权力共同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传播。这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话语的生产和传播。我认为，从电视文本的角度分析，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种电视媒介权力政治话语生产的策略：

1.“多元话语策略”

在展开论述之前，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定义的“多元”的“元”，不仅指的是话语主体的多样性，而且包括话语方式的多样性。首先，来看话语主体的“多元”。在改革开放以前，政治话语笼罩一切，传媒是不可能发出带有自己意志的声音的。而现在，传媒却可以在多元话语的夹缝中，巧妙地传递和发表自己的言论，暗示自己的立场。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袁正明同志在1999年中国电视节目交易会新闻评论研讨会上，回答记者关于评论节目走向的提问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电视评论节目要做的是“说话”的工作，即“谁说、说什么、怎么说?”在“怎么说”的问题上，他具体阐述了笔者称之为“五个说话”的原则。袁正明同志认为，第一要让事实说话，这是新闻的基本的共同的原则。第二要让过程说话，这是电视不同于其他媒体的独特表达方式。第三要让观众说话，他认为让观众说话“可能是我们这一类评论题材的电视节目获得轰动性影响的一个最本质的东西”。第四要让专家说话，“我们说让专家说话，就是让非常有权威的专家说话，可能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权威策略”。第五是要让官员说话，“让官员说话有两个好处，一个容易促进具体问题的解决，还有一个，就是在现有的环境下会有利于拓宽我们舆论表达的阵地。我想这可能既是一个技术需求，也是一个策略需求”。这种策略是一种既表达了媒介意见，又规避了话语风险的策略。通常，在舆论监督报道中，只要条件允许，记者都会请出被监督单位的主管领导对事件发表看法，即所谓的“定性”。在“五个说话”之后，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袁正明指出：“我们所考虑的一个中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观众的舆情市场，并形成我们的舆论影响。”^[10]事实上，《焦点访谈》以这种话语策略的娴熟运用，已经引领中国的媒介监督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在记者、编导们的节目采编和制作中，他们穿梭于多种话语的丛林，编织出自己独家的媒介立场，追求那种一举成名的媒介爆炸效果，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轰动效应，渐渐树立了《焦点访谈》的话语权威。2002年1月27日，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焦点访谈》向全国发布2001年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十大案件。《焦点访谈》为此专门制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特别节目《秩序·命脉》。这是一期典型的用多元主体的话语编织出来的特别节目。我们举其中的一个段落来说明。2001年8月初，湖南省株州市部分群众发生严重的因服用伪劣药品中毒的事件。其中一位受害者沈志芳被这种劣质药品害成了“植物人”，卧床不起，失去知觉。节目从事件发生说起，到这里暂时停顿。镜头转到演播室，主持人方宏进面对电视镜头，一脸沉痛，冲着想象中的制造假冒伪劣药品的不法分子发表评论说，“看到这样的悲剧，我们希望那些制售假冒伪劣药品的不法分子也能看到这期节目。你们应该摸摸心口窝问问，自己的良心在哪里。”这段简短的议论可以代表《焦点访谈》对此事件的立场，是电视媒介自己在说话。然后，方宏进转向请进演播室现场的受害者以及她们的家属，关切地询问了受害者目前的病情和此事件对他们工作、家庭生活带来的打击。此时，是电视媒介让受害人说话。节目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指责和揭露了制售假冒伪劣药品者的罪行。然后，主持人转向观众，请现场观众对事件发表看法，内容还是痛斥、指责事件的罪魁祸首利欲熏心，此时，是媒介让观众说话。接着，另一位主持人敬一丹出场，指出，“没有良心底线的人是可怕的。”节目随即进入另一个片段。解说词告诉观众，针对这起事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由广西半宙第三制药厂生产的“梅花K黄柏胶囊”采用违禁配方，在制药过程中，掺入变质的四环素，导致大批使用这种药物的患者中毒。参与制售这批劣质药品的有关责任人已经被依法惩处。接着，节目用一系列查处制售假冒伪劣药品的镜头告诉观众，“截止2001年10月底，全国共清查出过期失效药品15万多种，价值2．3亿元，查处制售假劣医疗器械案件2300多起……1000多名不法分子被公安部门拘留、审查或逮捕。”罗列出查办此类案件的成果后，镜头转回演播室，敬一丹评论说，看到这种场面，我们不能不为之动容，那么，在付出这样的代价以后，人们有理由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产生更多的期望，现在我们采访一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郑局长。此处，主持人借用民众态度和心理，把话题转向管理者——政府官员。请注意接下来主持人的问题。敬一丹说：“新的药品管理法从2001年12月开始实施，有了这样一个新法之后，我们打击假冒伪劣药品的力度是不是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复杂问句。它在提问的同时，已经预设了问题的结论。那就是不管怎样，新的药品管理法出台以后，必然加强对类似事件的查处力度。而正常的、客观的、平视的问话方式应该是这样两个问题：“新法有何新的内容?对查处此类事件有什么用处?”直接在问话中说“我们打击……的力度是不是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呢?”从话语逻辑上看，《焦点访谈》此刻明显是在替主管单位说话。而这种代表观众意见针对政府主管官员问话的方式，在这期节目中，十分普遍。常常是：“采取某某措施后，某某现象或某某问题是否得到进一步遏制、缓解或者好转?”从某种角度说，这种问话是没有置疑或质询立场的，它抹杀了媒介的独立话语，排空了舆论监督的内涵。它的问话前提，名义上代表观众，实际却站在非观众的立场。由此，接下来政府官员的回答就没有任何悬念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说：“新的药品管理法对假劣药品界定更明确，对假劣药品处罚力度加大，更能保护人民用药的安全有效。”他的话音一落，演播室现场马上传出观众热烈的掌声。此处，电视媒介既让官员说话，又导演了观众的回答。从以上简单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电视媒介在各种话语之间转换的技巧。应该说，电视媒介自己的话语是隐含其中的，它“借话说话”，“无话而话”。

其次，电视媒介表达自己意志的另一种多元话语方式是一种多文本的表达方式，即由制媒者在电视文本之外，用文字或其他方式表达电视文本中不能或没有表达的话语。这些话语主要集中在记者编导和主持人们的采编心得中。《焦点访谈》的记者郭峰到安徽采访花沟镇镇干部大搞形式主义、坑农伤农的事件，回北京后，对所采制节目的命运一直十分担心。幸运的是，顶住重重说情压力，节目在入库一个多月以后顺利播出了。但是，素材中相当一部分内容被剪掉弃用了。那么，剪掉的内容都是什么呢?“采访花沟镇的‘四万工程’时，看到打瞎眼睛者有之，抓进牢里者有之，扒了房子住在桥洞者有之。见了记者，他们如见救星，不是嚎啕大哭，就是跪地求助。当着记者的面与乡镇干部相见时，他们如见仇人，几十个农民大声斥责乡镇干部，声色俱厉。这些拍下来容易，回来还没法编。要是不用，于心不忍；要是用吧，不是太过激烈，就是哭哭啼啼，影响不好。此情此景，搞得再也没有了以前做这类节目时的乐趣”。^[11]从记者的这番独白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电视舆论监督有时面临的无奈，同时也看到了记者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另一种方式的舆论监督的心迹。如果我们把播出的电视文本和记者的采编心得参照阅读，会发现大量的类似例子。当记者们用影像之外的文字记录他们的真实感受，说出他们的真实话语时，这些话语汇集而成的其实就是媒介权力主体意志的一种表达。变换文本，诉说真相，是他们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话语策略。这是电视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文化权力对抗的方式之一。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自著名的报告文学家麦天枢的一封信。这封信是麦天枢先生在看过《新闻调查》的一期影响颇大的节目《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之后，写给当时的制片人夏骏的。在信中，麦天枢先生首先表达了对这期节目的赞美，抨击了节目中出现的一些不负责任的官员。接着又以作家的敏感，对片子的结尾提出了异议。“不过，这一有力量的《透视》乏力的结尾，却使我严重地感到另一种不安，当事实的披露已经将观众引往某个社会期望和指望的高地，当记者富于智慧地将责任人具体地拎向舆论台前的时候，人们难以相信，以主持人的口表达着的警戒之声，却是人们已经厌倦了的老生常谈：‘交学费’、‘不白交学费。’事实上，这里根本不是交不交学费的问题——缺乏经验的改革和试验面前的失误与主观动机明确的弄虚作假，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编辑在这里的含糊其词，反映出舆论机构自身的某种胆怯甚至是非不明”。^[12]进而，麦天枢先生不无担忧地指出这种报道方式所可能带来的弊病。“当不如意的事情和罪恶发生，行政和法律机器难以有效作出反应的时候，舆论工具对事实的‘公开’之所以富于特殊的力量和影响，它所依赖的，正是社会积岁月和文明之功，在大众心灵的田地上播种的总是生生不灭的道德良知的秧苗。这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这是人们在不公正面前渴望公正、在不道德面前信仰道德的根本原因所在。舆论通过社会反响发挥的作用，本质上是对这一来自‘民心’的社会资源的运用。但是，任何资源都只能合理运用而不能随意挥霍。如果我们一再地‘公开’而不能对‘公开’启动的社会要求给予满足，后果将会是怎样的呢?那将是公众道德情感的不断麻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不能提供公正结局和结论的‘公开’还不如不公开，因为它既损耗社会和民族的良知资源，又间接地损害了人们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回头想想我经常收看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的其他揭露性批评性节目，经常出现这样在责任面前避重就轻或虎头蛇尾的情况”。^[13]麦天枢先生情怀激烈，忧国忧民。他对于舆论监督节目常常出现的虎头蛇尾现象的解读，带有相当的深刻性。但或许麦先生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电视媒介权力在遭遇到政治权力的威压之后，必须选择的话语方式，它在结尾的妥协是为了保住过程的展示。对于转型期的传媒来说，这已经是他们能做到的极致了。真正清醒的观众，是不会介意这个结尾的。电视传媒监督的力量，目前还只能停留在对事实真相的揭示和对事实真相过程的叙述中。有意味的是，夏骏主动把这篇言辞犀利、不留情面的信件收录到记录《新闻调查》节目的书籍里，这也是一种话语策略。他借麦天枢先生之口，表达了电视媒介呼唤主体意志，呼唤自己的评论语言的声音。只不过，他所采用的方式更加隐蔽和曲折。

2.“用事实说话”策略

在《〈焦点访谈〉红皮书》中，梁建增先生用连续三章的篇幅，介绍了《焦点访谈》“用事实说话”的策略。从《焦点访谈》栏目的定位语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策略的成型轨迹。最早的《焦点访谈》定位语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从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一直沿用到2000年4月1日，这个定位语才改为“用事实说话”。这一天，是《焦点访谈》开播六周年纪念日。可以说，《焦点访谈》用六年时间，找到了自己在当下中国社会的舆论环境中说话的方式。

“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个曾经家喻户晓的定位语主要强调了《焦点访谈》的节目内容，并没有很清楚地说明节目的舆论监督方式和特征。然而“用事实说话”的出现，不仅是《焦点访谈》对电视新闻规律的尊重，而且是一种独特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策略。《焦点访谈》的管理者认为，这个策略的形成，首先是被共和国总理阐发和肯定的。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在视察《焦点访谈》时，仔细地点评了1998年9月17日播出的《收粮不能入私仓》一片，认为这期节目“最有影响的”是“为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立了一大功”，“因此我确实觉得这个报道表现手法还是很不错的，比较深入地采访了各种人，都是用事实来说话，没有概念，都是用事实”。“《焦点访谈》要坚持这个好的传统，就是用事实说话，用当事人说话。”^[14]

应该说，“用事实说话”是《焦点访谈》一直以来坚持的采访原则和编辑原则。但是，从采编原则上升到栏目定位，包含了《焦点访谈》人对这个说法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那么，“用事实说话”的内涵是什么呢?梁建增认为，“‘用事实说话’是舆论监督节目从业人员必须掌握的一个工作原则。记者调查的起点和终点都始终要有事实依据，所有结论都必须在节目中找到事实的支持，应该是在对事实的发现和了解过程中去形成媒介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不是我们在说话，也不是被肢解的事实在说话，而是我们通过事实来说话’。”“用事实说话，意味着要说‘事’话。……说‘事’话，就必须尊重事实，尊重事实的属性，意味着要按照客观规律去发现事实。”“用事实说话，意味着要说‘实’话。说‘实’话，就必须真实地反映事实的真相。报道社会中的‘真实材料’，而不是‘人造材料’。”^[15]

《焦点访谈》常见的结构模式是：

演播室主持人评论(一分钟左右)+新闻事实陈述及分析(10分钟左右)+演播室主持人评论(一分钟左右)

梁建增先生指出：“在新闻事实的陈述及分析部分，《焦点访谈》更多地采用调查式或披露式。这一过程完全按照事物本身的逻辑发展顺序，也就是说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揭示事实的真相。在报道事实的过程中，记者的观点甚至舆论监督的目的指向并不十分明朗，但是看完整个片子后，观众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评论的倾向及观点。也就是说，它用‘事实’的调查和解析完成了‘说话’的任务。”^[16]而在演播室的主持人点评部分，用词和语言越来越简练，越来越小心。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是节目制作者的一个特殊考虑，即规避法律风险。梁建增先生说，“目前一些传媒习惯于搞那种总结性的批评，用一篇稿子把被批评者的全部问题从头到尾揭露出来，同时加上分析和定性结论。这样引起纠纷的可能性大些。新闻报道是事实的报道，舆论监督也是用事实来说明问题，不要为了加强舆论监督的战斗性，对被批评者加上一些偏重词汇。用词时宁可用轻一点的，不用重一点的，或者根本不用结论性字眼。要相信观众是聪明的，一看就能知道这是什么问题。从实践来看，众多新闻纠纷都是指向那些结论性的字眼，而对事实本身却并没有提出多少异议。”^[17]应该说，这种评论方式，细致到解说词用语的程度，充分暗示出电视媒介在“用事实说话”时的谨小慎微。

在10分钟的新闻事实的陈述和分析中，《焦点访谈》的实践者贯穿了“事实的调查”、“事实的选择”和“事实的表现”三个过程。“事实的调查”是节目的前期工作，是“用事实说话”的起点。它的基本要求可以概括为：“记者以第三者的身份，用完整的、与事件真相同步发生的事实来展现事件从起因到结果的全过程。”在对“事实的选择”上，强调“记者在把握和选择事实时，一般会形成这样一个科学的‘证据链’：提出问题——一方当事人的讲述——其他人的旁证——物证——另一方当事人的解释——有无相关的证据——依据政策的界定或请权威人士作出判断，以负责的态度准确报道事实。”^[18]对“事实的表现”，其实就是裁剪和编辑事实的过程。在这个环节，要求记者要熟悉电视媒介的特性，即形象化的叙事手段。它体现为一种“电视表现意识”。梁建增认为，“电视表现意识”即“电视是以声画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媒介，它的主要传播方式也就是它有别于其他媒介的特征，在真真切切的现场纪实声画面前，记者、主持人用不着长篇大论地解说，略加引导即可让观众确信无疑，并独立自主地作出正确判断，留下深刻的印象，达到新闻舆论监督性电视评论节目的传播目的。”^[19]另外，在对事实的表现上，一个重要的叙事策略就是我们在前文讲过的“用过程说话”。其程式可以分解为：事实+过程=说话。梁建增指出：“对于事实的表现，《焦点访谈》更多地强调要用事实的过程说话，记者调查的起点和终点始终要有事实依据，所有结论都必须在节目中找到事实的支持，应该是在对事实的发现和了解过程中形成媒介的观点。”^[20]

对于一般性的是非分明的事件性报道，诸如扫黄打非、执法检查、制假贩假、贪污腐败等等现象，“用事实说话”是不会给人带来什么错觉的。但是，一旦这种策略运用到一些很难用单一价值观去判断的现象和问题时，诸如王海打假、信用社职工没有与抢劫歹徒搏斗因此却被单位开除等一些有争议的社会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用事实说话”就具有某种不一样的意味，事实的调查、选择和表现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媒介自身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企图。实际上，一些动态发展、难以定性又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现象和事件，《焦点访谈》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一般来说，它只在证据确凿、定性清楚的事情上做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干预生活、张扬媒介话语权力的能力。另外，在具体事实的选择和报道角度上，《焦点访谈》的制作者也有足够的空间加入媒介意图和倾向。因此，“用事实说话”并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报道方式，它所携带的媒介权力气息更隐蔽、更含蓄。

3.故事化策略

“故事化”的叙述策略得以大行其道，其深层背景在于电视媒介产业化的转型，引发从业者对传播学理论的借鉴和重视，进而总结出这样一种电视文本编辑策略。从这个策略中，也可以解读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电视媒介权力三方博弈的平衡点。

《焦点访谈》特别强调曝光对象要具体到人，监督事件要落实到点。而且，其报道选题都是个案。它把媒介权力集中到一个点上，在具体的叙事策略中，用故事化的方式编织出没有现实裂隙的文本，并在故事化叙述中，象征性地解决掉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在具体的节目编辑和制作中，不仅舆论监督题材的节目要追求情节编织、故事讲述和人物塑造，一些主旋律报道也纷纷以故事作为主题的支撑点，甚至是没有故事编故事，力求使节目好看、吸引人。2002年11月25日开始在CCTV-1套黄金时间播出的《焦点访谈》迎接十六大特别报道“执政兴国”是典型的主旋律报道。与此前的同类节目相比，这次系列报道确定了整体的结构，报道的手法和风格。结构上，每一期节目根据事先拟定的主题，用记者外出采访的素材结合演播室专家学者访谈贯穿全片。每一期节目都是“大主题，小切入”，“小处入手，大处落笔”。而且，每一期节目几乎都要先讲一个故事或者先介绍一个人物，在叙事策略上，笔者把它总结为“三化”，即“人物化、故事化和情节化”。在系列报道中，有一期是讲“一国两制，国家统一”这样的大题目。编导通过一位流落台湾40多年、重回故土寻访老母亲的刘老先生，形象地说明了海峡两岸走向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在刘老先生的几次返乡中，详细介绍了我国政府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我们再来看“故事化”。比如，系列报道中有一期反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就的节目，一开始编导就从一件小事说起。江苏省南通市某医学院一名女特困大学生，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位落款为“莫文隋”的好心人寄给她的100元汇款。这位女大学生通过当地媒体多方查找汇款人，却始终没有结果。此事在南通一时间传为美谈，“寻找莫文隋”最后演变成一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大讨论。节目从这件事情展开，引入《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和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等话题，然后由点到面逐一介绍我国近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措施和成果。最后请专家在演播室对这类现象发表评论，进一步点题。“情节化”是与“故事化”相关的。在寻找“莫文隋”的故事中，始终有悬念，一会儿说有线索，一会儿又断了。最后，从一个“莫文隋”升华为一群无名的“莫问谁”和南通市的“志愿者”队伍，节目始终有一根情节线穿着。有业内人士把这种叙事策略形象地称作“硬焦点，软着陆”。在具体的实践中，“故事化”的编辑策略作为一种主要的电视文本制造手段，已经被部分从业者上升为媒介特性，即电视媒介以直观表现见长，以过程讲述为优。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袁正明同志曾经撰文《让过程说话》，在业界反响颇大。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电视不同于其他媒体的一个重要传播特征是线性传播。因此，电视的魅力在于过程，过程是电视节目构成的一个主要方式。而且，对于观众来说，让过程说话，也是对他们智力的一种尊重。作者认为，一部片子中，一般包含三个过程：记者发现采访事实的过程，记者梳理展现事实的过程和观众认知读解事实的过程。“让过程说话”必然包含讲故事的成分。在实践中，这种叙述策略已经作为基本的编辑技能体现在对编导的业务要求中。《新闻调查》的制片人提出，节目应当“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加强说故事的能力，把事件细节化”。编导们总结经验，认为，“一个节目，尤其是正面报道，如果没有细节性故事性的设计，等于强行让观众接受。”^[21]笔者认为，用故事化的方式编织出的文本，弥合了现实裂隙，呈现高度封闭的叙事特征。因此，在故事化的叙述中，必然只能是象征性地解决掉现实中的种种矛盾。比如在《秩序·命脉》特别报道中，有一个打击制售“拼装车”的段落。编导煞费苦心，在演播室放置了一台拼装的北京吉普，并邀请清华大学的专家现场讲解拼装车的危害。节目详细介绍了被戏称为“中国三汽”的拼装车黑市，然后用一大堆数字配以关停、拆除违法的拼装车市场的画面作结。最后，解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至此，拼装车再也没有藏身之地。”随后，画面切回节目录制现场，程式化地出现观众热烈的掌声。根据笔者的从业经验，其实诸如此类的市场是极容易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的。但是，在观看这期节目时，我们很容易相信此事已经得到彻底解决。电视擅长制造影像的真实，而且，由于电视自身的制作逻辑，以及它对时效性的高度强调，这种真实只能是指向当下的，常常稍纵即逝。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所说，电视节目的编排，“其中有一种类似于技术惰性的规律，使得人们越是接近真实资料、‘直播’，越是用色彩、突出等手段来追踪事实，对世界真实的缺席随着技术的日臻完善就会越陷越深”。^[22]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的解决绝不像电视影像所呈现的那样简单、直白。当下的、暂时的、借助于影像片段的电视解决问题的方式必然是象征性的。这种象征性也体现在《焦点访谈》只是聚焦个案曝光上。而且，同类题材的事件只是抽取其中最富戏剧性、典型性的案例，通过对单独的、有操作性的(用《焦点访谈》选题的一个标准来说，就是问题能够解决的事情)个案剖析，以点带面，借助屏幕威力，实现对一个行业或一种现象的“规训与惩罚”。“故事化”也离不开煽情。总之，“故事化”叙事、电视媒介与生俱来的直观形象的情绪冲击力与文本中适量添加的煽情成分，三者相加，使《焦点访谈》每一期报道以全副武装的“情、理、趣”直取观众的注意力资源，俘获他们的身心。生存的困惑和焦虑就这样在影像的消费中轻轻化解掉了。

4.“度”的策略

“度”的策略是《焦点访谈》从业者在行使电视媒介舆论监督权力时，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与报纸杂志不同，由于电视媒介的影响力，特别是《焦点访谈》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它在使用这个策略时，总结了一整套成熟的经验。梁建增同志指出，“《焦点访谈》开播8年多，之所以取得成功，一言以蔽之，关键就是一个‘度’。‘度’为《焦点访谈》的核心，‘度’的把握贯穿于《焦点访谈》的整体运作之中。”^[23]从一般新闻规律的要求来看，要强调宣传报道的“度”，表现出中国传媒的特殊规定性。这是因为，在我国，新闻传媒首先是宣传工具，其次才是传播机构。电视媒介不能忽视和绕开政治形势的要求和需要，像西方商业电视那样，抢时效，发新闻。从理论角度来看，“度”的策略可以说是一种保持“舆论生态平衡”的策略。孙玉胜在《十年》这本书中这样写道：“电视新闻改革，特别是其中的舆论监督节目能发展到今天，其实就是‘平衡’的结果。我认为舆论生态平衡至少应该包括三层含义，这就是：‘结构中的平衡’、‘动态中的平衡’和‘选择中的平衡’。”所谓“结构中的平衡”是指“一种总量平衡——不同选题内容在播出总量上既无‘不及’也无‘过’，它是一种在调度中实现的控制的艺术”。据央视新闻评论部统计：《焦点访谈》在批评监督类节目最多的年份和季节，其比例也没有超过播出节目总量的22%。所谓“动态中的平衡”，是指“我们的舆论监督应该是渐进的而不是急躁的。新闻改革不能逾越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与进度”。所谓“选择中的平衡”，指的是“节目对事实的选择，以及这些事实与观点之间的关系，是‘述’与‘评’的平衡关系”。对于这一点，孙玉胜说：“在《焦点访谈》创办的初期，我就提出要‘多报道、少评论’，其实这就是一种选择中的平衡。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中国电视新闻还只是处于报道阶段。分析与评论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应该说，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一个观点，传递出央视地位颇高的制媒者对中国电视媒介权力现实状态的清醒洞察。

以《焦点访谈》为例，“度”的策略不仅是它的采访策略、文本策略、播出策略，而且是它的生存策略。它在和政治权力的拉锯中，主动作出让步，找到了自身生存和政治许可的平衡点。梁建增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博弈过程：“随着《焦点访谈》影响的日益扩大，当初所没有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典型宣传，已经成为现在栏目的一个重要报道内容。这种现象的出现，也许会或多或少地削弱《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栏目个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许是《焦点访谈》最大的一个成功所在。……在舆论监督方面独树一帜，在正面宣传方面权威独到，两手都要，两手都硬，这始终是中国新闻媒体追求的最高境界，无疑《焦点访谈》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24]其实，这是电视媒介权力和政治权力在无数次的碰撞和共谋中，必须作出的选择。孙玉胜说：“我们深知，《焦点访谈》已经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电视栏目。一方面，它肩负着沉甸甸的舆论导向使命，它要符合政治和政策导向的要求；另一方面，它承载着厚重的观众期待和观众对媒体的正义寄托，它要完成自己的社会职能，同时还有作为一个电视新闻栏目所定义的属性，它要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和电视表现规律，它还要在这些规律的约束中参与同类和不同类栏目的竞争，要运用这些规律形成自己的表达风格从而形成稳定收视……这些内容就是决定这个栏目生存的决定性因素，《焦点访谈》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和生长，它必须熟练掌握一整套符合自己生存发展意愿的原则，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政治遴选、社会遴选和受众遴选。”应该说，这三个遴选既是《焦点访谈》的选题标准，同时也是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媒介权力必须平衡的三种权力关系。

对于《焦点访谈》来说，把握到这个“度”，其代价是舆论监督的锋芒有所收敛，其收获是先后得到两任总理的命名。政治权力最终决定着媒介权力的使用范围和使用强度。

《焦点访谈》的从业者归纳了以下五种“度”，即“定位的‘度’”、“分寸的‘度’”、“角色的‘度’”、“时机的‘度’”和“法律的‘度’”。下面用图表来加以说明。

“度”的策略表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度”和强调“时效”是两种不同的新闻观。前者要求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进行报道，后者要考虑时机和方式；前者以传者和政治宣传为中心，兼顾受众的需要，后者以受众为中心，某些时候带有颠覆性的内容。总之，对“度”的强调，实际上是对电视媒介权力如何配合政治权力的强调。在“度”的策略中，很多具体要求都体现出这一点。例如：

“突出政府在解决问题中的态度和作用，绝不能把政府作为对立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的责任，就说到哪里，不能动辄就‘拔高’到体制的层次”。^[25]

“《焦点访谈》认为，批评人要给‘梯子’，即给犯错误的部门和人员留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又让观众看到舆论监督的正面效应，对解决问题充满希望”。^[26]

“舆论监督具有强烈的指向性，这种指向与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舆论批评的目的在于帮助被批评者及时发现自己的问题，改进工作，这应该是政府求之不得的事情”。^[27]

“对于地方政府已经处理完了的事情，要把地方的处理交代清楚，力求做到把地方利益同全局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批评某一级领导干部的报道，一般不涉及对上一级领导的采访，留有余地，为地方领导着想，不使地方领导被动”。^[28]

总之，这些具体的要求反映出《焦点访谈》作为一个新闻栏目，它所承担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职能远远大于单纯的一个传播媒介所应该承担的东西，换句话说，它严重“超载”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转变为辅助政治权力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管理的工具。总之，策略不仅仅是策略，它还体现了某种权力关系。

综合以上四种策略，我们可以在《焦点访谈》的特别节目中，轻易地读出电视媒介在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的夹缝中生存的技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电视媒介权力和政治权力自如转换的奥秘。1998年4月1日播出的《焦点访谈》五周年特别节目，被时任制片人的梁建增先生冠之以“大型场景式进行性报道”的美誉。这期特别节目的结构采用演播室和外采相结合的方式，重播了《焦点访谈》五年间制作的一批精品，并对有关报道进行了追踪反馈；表现了《焦点访谈》记者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进程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提出了《焦点访谈》下一步工作的目标和方向。它既是《焦点访谈》的一次大型工作总结和汇报，又是《焦点访谈》媒介权力的集中展示。请进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演播室的有以下几种人：某一反响巨大的报道的当事人和采访记者；当事人中特别请到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和作为舆论监督对象的相关责任人；关注《焦点访谈》的嘉宾；观众代表。这台节目在著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崔永元的开场白中开始。从结构安排来看，显然第一部分着重讲述的是《焦点访谈》记者的采访经历。我记得崔永元指着演播室台子上的一堆烧成灰状的东西，向观众发问：“哪位观众朋友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在观众们必然找不到答案的回答结束后，崔永元结束了这个悬念，告诉在场的观众说这是一台被烧成灰烬、已经报废的摄像机。这是一个带有象征意味的东西。它似乎暗示着《焦点访谈》记者在形形色色的舆论监督报道中出生入死的经历。果然，在下面的报道中，记者刘波等人从山西采访归来途中遭遇了车祸。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编导出事后最关心的是素材，而摄像师醒来后首先问的一句话是“摄像机怎么样?”敬业至此，也足够令人唏嘘感佩了。与这样的意外相比，记者喻晓轩等人的经历更令人后怕。他们赴东北某地采访，不仅人被围困搜身，而且脱险之后所乘坐的出租车车胎也被对方扎破，如不是被司机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作为行使媒介权力的主体，他们的遭遇其实反映出了媒介权力和地方势力交火时可能出现的结局。表面上看来，记者占了上风。在一个又一个落马官员的忏悔声中，在一个又一个干扰阻挠采访的当事人被处理的消息里，《焦点访谈》的记者权威得到了一次极大的张扬。但是，这种与各种地方势力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在我看来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快感。具体在某一个被曝光的事件上，他们是赢了，并借助于中央电视台荧屏的轰炸效应把这种胜利放大到一般媒体不可企及的高度，但是从另一个被遮蔽和忽略的侧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些记者在采访中的无奈和节目被“枪毙”的沮丧。这种无奈和沮丧的情绪不仅记录在诸如《空谈》、《实话》等采编人员的经历中，这种灰暗情绪的调节术竟然也记录在《焦点访谈》通过国际ISO9001： 2000条款要求的《工作手册》中。在“如果你心爱的节目被毙”的条目下，《工作手册》是这样安慰和劝服记者的：“感觉悲愤、无奈还是委屈?下面是我们推荐的处理程序：洗一个热水澡，然后决定活下去；想一想只有活着，理想才有实现的一天；忘记把素材卖向市场的想法；先假设自己是错的，然后试着证明之；总结经验，确定下次的应对策略；给你的制片人打电话，问有什么选题可以马上做。”^[29]《焦点访谈》的出现，给中国的记者群带来了一个新名词“焦点记者”，它几乎可以作为媒介权力的代名词。其实，在监督和被监督，在焦点记者和被曝光的地方势力之间，除了我们常常见到的冲突和矛盾，也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在这台特别节目进入到焦点反馈的段落时，当看到现场出现了号称评论节目经典的《罚要依法》的主要当事人时，我感到十分吃惊。这位已经被撤职查办的前交警队官员，面无表情地回答着主持人的提问，尴尬地出现在镜头前面，不仅再也没有昔日的风采，而且已经失去了一个正常人拒绝接受采访、拒绝回答问题的权利。我们可以想象他是承受着怎样的精神压力出现在这个演播室的。在经历了被中国最强势的媒体曝光之后，是谁又一次把他推到了媒体和观众面前?对这种方式的出现他会心甘情愿吗?他曾经以自己的权威羞辱过《焦点访谈》的记者，现在他却反过来被媒介权力狠狠地“报复”了一回。当然，这种“报复”是以群众和舆论监督的名义进行的。从这个级别很低的官员的遭遇，我们再一次感受到电视媒介暴力无声的枪响。如果依照正常的行政处罚程序，违规官员没有必要出现在媒体面前，多遭受一层精神的打击。然而，作为电视媒介权力杀一儆百的代表，这位官员从此走到了自己仕途的尽头。在随后的节目中，展现的是《焦点访谈》对整顿后的307公路的暗访。结果自然是司机叫好，官员满意，观众也获得了某种腐败现象铲除后的想象性快感。有意思的是，在主持人随后的访问中，给了当地官员一个很好的重新树立形象的机会。在官员面对镜头的慷慨陈词中，发现了这个堪称经典的电视文本非常巧妙的缝合功能：它在利用媒介权力给予地方势力有力的打击之后，又赋予了地方势力某种重新改过的机会。这其实是两种权力博弈之后的平衡。《焦点访谈》对被曝光的地方政府的安抚和妥协，毋宁说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安抚和妥协。其中贯穿的正是宣传管理部门强调的“聚焦不散光”、“帮忙不添乱”、“小骂大帮忙”的意思。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电视媒介人已经能够十分从容、十分娴熟地操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方式，其中，多元话语的运用、用事实说话、故事化的叙事策略以及“度”的把握已经十分巧妙地缝合在电视文本中，从实际的传播效果来看，这期节目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在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叫好声中，《焦点访谈》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用周年特别节目的方式给自己举行了成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