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边主义知识分子”

一、“费边主义知识分子”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这本书中，把知识分子定义为“理念人”。这个定义强调：“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知识分子在其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他们‘在一个社会内诱发、引导和塑造表达的倾向’”。“知识分子是从不满足于事物的现状，从不满足于求诸陈规陋习的人。他们以更高层次的普遍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问，针对注重实际的要求，他们以‘不实际的应然’相抗衡。他们自命为理性、正义和真理这些抽象观念的专门卫士，是往往不被生意场和权力庙堂放在眼里的道德标准的忠实捍卫者。”^[1]科塞在这本书中，详细分析了掌权者和理念人之间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分为以下几种形式：“知识分子可以像雅各宾和早期布尔什维克那样掌握权力；他们可以像费边主义者和罗斯福的‘智囊团’成员那样，试图为掌权者提供指导和建议；他们可以协助掌权者得到合法地位，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的辩护，拿破仑手下的理论家与歌穆尔卡领导下的波兰‘修正主义者’即为基本实例；他们可以像《旧约全书》的先知一样，成为权力的批评者；他们可以通过维护道德公正的绝对标准，使人们以妥协之风为耻，以此严厉批评政治家的错误做法，德雷福斯派和废奴主义者就扮演过这样的角色。最后，他们也可能对在国内发挥影响感到绝望，转向似乎更能体现其理想蓝图的国外政治制度。”^[2]那么，就《焦点访谈》所发挥的“为中央决策提供事实依据”、“为政府设置议事日程”的作用来看，中国电视媒介知识分子充当的就是科塞所谓的“费边主义者”的角色。在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教条思想受到质疑，新的社会改革理论纷纷出现，一个以渗透和改良现存政治体制为目标的、由一批中产阶级思想家组成的思想社团在英国产生，它就是“费边社”。“费边社”是由英国思想家弗兰克·波德莫尔(Frank Podmore)命名的。它在早期，是一个知识分子沙龙性质的组织，主要成员包括悉尼·韦伯、萧伯纳、格雷厄姆·华莱士以及西德尼·奥利维尔等人。参加“费边社”的知识分子大都受过严格的文官训练，他们既不相信当时英国思想家威廉·莫里斯的空想社会主义，又不愿追随马克思主义激进的社会变革思想。他们的社会主义定位于对严格的行政方法和经验主义的关注，他们继承了边沁和穆勒而不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遗产。他们笃信“费边社的工作历来就不是培养社会主义者，而是实现社会主义”。^[3]随着费边主义的慢慢发展，它的信条强调通过向国家决策者提供事实与理性证据，以渐进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费边主义者喜欢的词汇是“渗透”。萧伯纳写道：“渗透在用于议会时，是指从幕后操纵政府以便使社会主义议案获得通过，鼓动反对派力量，谴责政府对人民不满情绪的忽视。”^[4]科塞把这一类知识分子对权力者发挥影响力的方式形象地称为“内部穿孔”。他指出：“当革命的时机似乎还不明显，而知识分子感到必须让社会运动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他们也许会从自己掌权的企图转向劝告掌权者促其改变的任务上，于是他们努力成为掌权者的精神指导、良心主管或谋士。”而“费边主义者”就是借助于“谨慎的劝告和细心起草的文件，在世纪之交成功改变了英国的政治气候，把他们所绘制的福利国家蓝图中的大部分内容融入了英国政策。”^[5]我认为，“费边主义者”对政治权力的“渗透”和“内部穿孔”，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媒介知识分子为政府进行议程设置。两者都是通过一种隐蔽的方式参与政治权力的运作。

科塞认为，“即使作为掌权者顾问的角色经常能为影响政治事件进程的知识分子带来某些成功，他们与掌权者的关系通常还是极不稳定的。或迟或早，大多数知识分子会发现他们不得不作出选择：要么对掌权者唯唯诺诺，成为廷臣、专家或技术人员，要么回到自由、自主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地位上去。”“当不允许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课题，他只能按形势要求解决政策制定者提出的问题时，他的角色就逐渐与一个具备专门技能但必须执行政策制定者任何指示的公务员没有多大区别了。”^[6]这恰恰是中国电视传媒从业者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