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媒介文化人”

二、“新型媒介文化人”

伴随大众文化勃兴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知识分子，或者说本身就参与了大众文化生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其实两者是互为因果的)，被命名为新型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新型文化媒介人。迈克·费瑟斯通认为，“尽管新型中产阶级的定义经常包括管理者、雇主、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而我则更愿意用它来集中表示正在扩张的‘新型媒介文化人’群体。这些人从事符号产品的生产与服务工作。早些时候，这些工作被叫做市场销售，广告人，公共关系专家，广播和电视制片人，表演者，杂志记者，流行小说家及专门性服务工作(如社会工作者、婚姻顾问、性治疗专家、营养学家、游戏带领人等)”。^[7]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新型媒介文化人”并不单单是指从事传媒工作的记者、编辑。这里，媒介的意思是指广义的中介。而媒介文化人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从事以文化为媒介的社会工作的人。而且，在特定背景下，他们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布尔迪厄评论说，他们通过养成自己生活的方式，一种风格化的、表意性的生活，“使得几乎每一个人都拥有与众不同的位置，别具一格的游戏及其他个人财产的外在记号，这在以前，只是为知识分子所独有”。“他们积极地促进并传播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与知识分子一起，致力于使诸如体育运动、时尚、流行音乐、大众文化等成为合法而有效的知识分析领域”。“这些文化媒介人为消解横亘在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的旧的差异与符号等级，提供了有效的帮助”。^[8]应该说，“新型文化媒介人”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当然，不是任何高雅文化都是可以化约为通俗文化的。我个人认为，文化中总有一部分是不可能被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的，它们注定是经典的、高贵的、神圣的，也必然是属于少数人的。

我认为，“新型媒介文化人”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电视媒介从业人员的社会角色和文化功能。在电视台工作的记者、编导是“新型媒介文化人”中的一部分。他们的知识水平、文化积淀与职业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相比，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他们又比一般老百姓多一些文化和见识。他们填平了职业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文化差距。一方面，他们推动了高雅文化通俗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和包装了下层民众鲜活的文化趣味。他们的独特性在于，他们不仅拥有一定的文化资本，而且拥有电子文化符号制造和传播的权力。当他们掌握了电视这个信息、文化制造工具后，在当代社会中，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就获得了很大的文化命名的权力，从而使职业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和普通民众在这个命名权力的魔棒下感受到某种“点石成金”、“一鸣惊人”的命运嗟叹。当然，这种命名权力是需要借助于一些媒体以外的专家型知识分子共同行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