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的简单定义

第二节　国际传播学

国际传播的起源其实并不十分明确。加拿大学者英尼斯指出,11世纪时,当国与国之间开始交流之际,国际传播就已经存在了。国际传播也可追溯到罗马、希腊、埃及、巴比伦等古代帝国时期,因为这些帝国幅员广大,具有不同的政治、语言及文化实体,因而有必要发展出特定的方法来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英尼斯,1972)。

国际传播的简单定义是:超越各国国界的传播,即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进行的传播。人们有时也认为国际传播是跨越了国界和民族的传播,持此观点较多的是研究国际数据交流的经济学家。但是,此定义可能稍嫌粗略又过于狭隘。有传播学者从三个方面对国际传播的概念进行了更为立体化的描述:①它是集中于传播的某个领域的变量的研究;②它是分析问题的一种计量单位,涵盖的范围可以从个人到全球;③在大多数研究中,它通过基本的比较和解释,描绘了国家和文化的疆界。⁽²⁾

国际传播的特征主要呈现在六个方面。⁽³⁾

1.目的性

国际传播既可以是有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即传播既可能是有意地跨越国界,也可能是无意超越国界进行的。例如,美国之音或俄罗斯电台等以国外听众为目标的国际广播显然是有意的国际传播,而加拿大或墨西哥接收到的美国电台和电视台的溢波信号,或加勒比海地区接收到的美国国内通信卫星(domestic 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DOMSAT)的溢波信号,也属于国际传播。

图2-1　通信卫星工作原理图。

卫星通信系统是由空间部分——通信卫星和地面部分——和通信地面站两大部分构成的。在这一系统中,通信卫星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只要在它的覆盖以内,不论距离远近都可以通信,通过它转发和反射电报、电视、广播和数据等无线信号。

2.传播频道

国际传播既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私有的。显然,广播电视是公共传播。但是频道既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私人的。不过,目前通过私有频道(或为非公共使用而保留的频道,如某些需要特定的解码器或可以调谐特定频率的接收器的专用频道)进行的公共传播尚不具备广泛的用途。通过公共频道可以进行私有的国际传播,包括通过海底电缆或跨国通信卫星而收发电报和电话。但通常情况下,为了防止目标受众以外的人了解其内容,这种传播便需要经过加密处理。私人国际传播也可以通过私有频道进行。通过对私有频道的使用进行加密处理和限制,这种传播可以受到双重保护。

3.传输技术

在国际传播系统中,信息的传播渠道可以是无线电波、电线电缆或影碟、录音带和录像带。无线电波多用于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信号的传输,电线电缆等多用于电话、网络等点对点的传播,而企业和政府机构则可能利用船只或飞机运送录制的资料,以便在其他国家进行复制和再传播。

4.内容形式

国际传播可采用多种形式,包括娱乐、公共事务和由国际广播机构传播的新闻节目;由国际电讯机构如美联社或路透社传送的新闻原始稿;由国际数据处理和数据库公司提供的计算机数据和软件;由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等传送的声讯和电报业务;通过军事频率为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这种组织传送的加密信息;以及使馆之间交换的外交信息等。国际传播形式还包括需经过特殊收发设备和电子地址所进行的传真和电传业务。

5.文化影响

所有传播都是象征性的活动,因而必然会产生文化上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强国可以通过国际传播系统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包括新闻价值观、社会道德和政治经济理念)强加给比较落后的国家(Schiller,1971,1976,1989;Mattelart&Schmucler, 1985)。国家之间的争议在于有些国家试图保护其源远流长(或博大精深)的文化习俗及交流方式,而有些国家则认为这些习惯不利于跨文化的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阻碍了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交流。

“中法文化年”期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巴黎街头尽情展示,深受法国人民欢迎。这样一个由中法两国政府发起的、深入民间的文化交流形式,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也加深了对两国文化的了解。

6.政治本质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国际传播都带有政治色彩。即使某些特殊组织,如国际宗教广播电台,虽然通常不以针对政权为传播目的,但仍有其政治性。这是因为政治因素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不加控制的信息威胁到了知识垄断这一政权统治的基础(Innis,1951;Carey,1989)。传播可以公开政治性质,也可以隐含政治色彩,或者只是受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

公开的政治传播是显而易见的,如美国之音及前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节目,它们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其宗旨是以美国或前苏联的官方观点来发布观点或分析世界局势,即所谓的宣传(propaganda)。隐含的政治因素对联合国举办的各种活动和讨论产生的影响较多。尽管这些组织和委员表面上与政治无关,但其工作进程和议题却受到各种国际势力的影响。因此,如何综合考虑各国情况,使经济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国家的利益与经济和技术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利益相结合起来,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或许,最难定义的正是对国际传播构成冲击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国际传播施加影响:一方面,在广播电视领域对电子设备的进口实行限制;另一方面,在电讯往来上制定有利于国内或地区间往来而不利于远距离国际电讯往来的价格政策。

我们经常可以在相关期刊和参考资料中看到大量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从研究方法到意识形态假设无所不包。实际上,这个领域确实大到了没有哪本书可以涵盖其所有历史渊源和未来趋向的地步。但是,国际传播领域的核心中却有三个公认的主要议题,不仅如此,它们还是“通往下个世纪”的中心话题,它们是:国家发展和社会变迁、西方支配和新闻流动⁽⁴⁾。

传统的发展传播学的一个主要假设就是:大众媒介可以并且能够对那些需要快速进行社会变革的国家产生直接而广泛的影响。“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冷战的国际态势中为了与社会主义相抗衡,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从政治经济上进行控制,另一方面则尽力从文化思想上进行渗透,其间特别借助了大众媒介的强大影响。与此同时,以前的殖民地国家则纷纷独立建国,第三世界国家的自主意识逐渐加强,并与西方支配的意识发生激烈的碰撞。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形成了一大批世界性合作组织,如发展中国家的不结盟运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与西方发达国家展开文化与传播的竞争。

西方支配所讨论的议题,涵盖了全球传播的所有方面:新闻、大众文化和全球性语言的英语,还有传播科技(Hachten,1992;Merrill,1995)。同时,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全球文化的出现,尤其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地区——从悉尼到伦敦,从纽约到好莱坞,带来了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大讨论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

全球传播的另一大现象,就是新闻流动的失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就一直是发展中国家担忧的一个问题,因为西方的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俄塔社(前苏联的塔斯社)——控制着世界上的绝大部分的新闻流,每天出稿3000万字左右;其次的五家主要通讯社在20世纪90年代初每天仅占109万字(Frederick, 1993)。另外,还有国际新闻选择是否有“偏差”的争议。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传统上并未赋予国际新闻太多的空间,他们的国外新闻大多是关于其他较大的、邻近而富有的国家或在语言及文化上有联系的国家的新闻;而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新闻,通常只有在其持续发生危机事件,或某些事件威胁到“强权门”的经济、政策利益时,才有可能进入这些国家的新闻视野中。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曾发现,他们在新闻事件可能发生的全球版图中,往往处于经常性缺席或不受重视的地位(Gerbner& Marvanyi,1977;Womack,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