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传播学

第三节　发展传播学

发展传播学理论将大众传播视为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有力的工具,认为媒介能有效地传播关于现代性的信息,并有助于将民主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及实践传送到世界上经济落后的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经济学一样,发展传播学理论的出现也是“应决策人的需要,因为他们要建议政府如何行事,以使自己的国家摆脱长期的贫困”(Meier&Seers,1984)。⁽⁵⁾

这种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冷战期间兴起的思想与研究。“二战”结束后,美国和前苏联成了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大国。两国都试图利用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包括传播)实力来达到实现其国家利益的目的。在发展传播学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若干理论流派,有关发展传播学的文献主要介绍了三种发展模式,这三种模式对“二战”以来该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学者们分别称之为:主导模式(或是现代化模式)、依赖模式(或是依赖性批判)以及交互模式(或是参与性模式)(Singhal&Sthapitanonda,1996)。

“二战”结束后,有两种思潮在关于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话题上一争高下:借助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还是借助共产主义实现现代化。这两种思潮的对立对国际社会内部发展传播学的实践产生了影响。不过,超级大国间的紧张局势并没有阻碍发展传播学的发展,相反,它反而有助于强化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现代化理论的理论家们认为,通过引进新思维和新做法,可以加速现代化社会的进程,而现代化代表了进步。有影响的现代化学者如丹尼尔·雷纳(Daniel Lerner)、威尔伯·施拉姆和罗杰斯都强调了传播在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而大众媒介特别是广播则被看做是加速行为和结构变革的重要手段。

大众媒介对国家发展的贡献有几种形式。它能够促使许多新兴科技与社会创新得到传播并被广泛采纳,而这些正是“现代化”的基础(Rogers,1962,1967;Rogers& Shoemaker,1973)。大众媒介能够激励“心智状态”,使之偏好现代性,尤其是想像其他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即所谓的移情能力)。雷纳将西方式的媒介描述成“变动性的扩大器”(mobility multipliers),更是“心理移动性”(即移情)的“魔术扩散者”。另外,大众媒介还被认为是新兴国家(从前的殖民地)促进国家统一(Pye,1963)及民主政治参与的基础,尤其是通过选举的方式。

大众媒介成为发展机制的主要方式可以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种:⁽⁶⁾

●传播科技知识的窍门;

●激发个人的变迁与流动;

●散播民主(等同于选举);

●刺激消费需求;

●促进识字率、教育水平、卫生水、人口控制的提高。

到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的方式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既有行动上的,又有意识形态上的。对现代化的批判来源于两大知识群体:“其一根植于新马克思主义,又称结构主义;其二是拉丁美洲地区对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所推广的发展项目所进行的广泛辩论。”(Servaes&Malikhao,1994)依赖性批判理论家们指出,现有的国际经济关系模式——也就是由工业化所主导的模式,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局面,而发展中国家内部用来推动现代化的广播和其他大众媒介系统,实际上又破坏了建立平等发展格局的可能性。人们认识到,总体来看,与大众传播所能达到的程度相比,地方权力结构、传统价值观与经济限制的影响力更大。在发展中国家,媒介仍然是实现变迁的一个主要工具,但是由于它对社会内部结构的严重依赖以及庞大的成本,它的发展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此外,随着大众传播的全球化,媒介的发展还与“文化帝国主义”以及“依附”等负面字眼相联系。到20世纪70年代后,人们对国际传播不平等状况的忧虑恰好与对全球经济体系不平等的忧虑不谋而合。

批判性理论也受到了批评,因为它只对现代化模式进行了批判,却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法。不过该类理论提出的问题对当代发展传播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它将重点放在基层研究的一些成功实践上,促使大家注意到了在发展传播进程中缺乏民众真正的参与。

最近30年,发展传播学中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新策略,其中主要运用的策略包括提高大众意识、普及知识、社区动员、利用民间媒体、社会营销、娱乐教育以及倡议等等。一些策略已经被一些社区团体、国家政府、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所采用,以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各种发展问题,如推进、支持和维持农业、教育、环境、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性别平等、营养以及公共卫生等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