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展传播理论的历史回顾

二、世界发展传播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现代化理论的产生

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独立和解放的发展中国家,急需改变自己经济上贫穷落后的状况,缩短和消除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时,西方的许多学者和政治家纷纷为这些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各种建议和方案,发表各种理论与观点,现代化理论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1951年6月,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的学术刊物《文化变迁》杂志编辑部在芝加哥大学举行学术会议,与会者感到使用“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比较合适的,“现代化”这个术语从此开始被学者们广泛使用。1958年丹尼尔·莱勒发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提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系统：一种是传统社会;一种是现代社会。“现代化”则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发展中国家通过这样的社会变化获得了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现代化”一词,西方学者罗吉斯(Rogers,1969)、德区(Deutch,1961)、伦纳(Lerner,1974)、芮斯曼(Riesman,1950)、卡尔(Kahl,1966)认为从个人的层次来看,“现代化”就是个人脱离传统生活方式,逐渐具有现代性的过程。从制度或社会系统来看,华特(Ward and Rustow)认为,“现代化”是指长期的文化和社会变迁,能为社会成员所接受,而且视之为有益的、不可避免的、可欲的。爱森斯德(Esenstadt,1966,1970)则宣称“现代化是引起诸多社会抗议的一种持续社会变迁过程”,是一种“社会演化”。综合以上种种观点,除去对“现代化”价值判断部分,现代化就是文化的和社会的变迁。^[4]1960年国际第一次系统地讨论现代化的学术会议在日本箱根举行。会议提出现代化社会所具有的八项一般特征：1.人口高度集中于城市,整个社会日益以城市为中心组织起来;2.使用非生命能源的程度比较高,商品广泛流通和服务设施发达;3.社会成员大范围的相互交流以及这些成员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4.村社和世袭性集团的普遍瓦解,导致个人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和更加多样化的个人活动领域;5.文化知识的广泛普及,个人对环境越来越采取世俗化和科学化的态度;6.具有广泛渗透性的大众交流网络;7.政府、商业、工业等大规模社会机构的存在以及这些机构中日益增多的多层化组织;8.大量人口在(国家)单一控制之下不断趋向统一,各国之间(国际关系)的相互影响日益增长。^[5]罗荣渠认为,现代化广义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指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家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6]

此后,各领域的社会科学家为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理论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的学术思潮,这些以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为线索来探讨社会变化的理论统称为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是将历史的发展简约为两种社会类型：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并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一个全球性的、系统的渐进变迁过程,一个不可逆转的进步进程,它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世俗化和社会理性化等。

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之中,由于现代化选择是从外部强加于传统社会的,而不是传统社会自然而然的发展和延续,因此它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和断裂。现代化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同时存在,电气化的大工厂与原始的刀耕火种并行,富人与穷人生活的天壤之别,民主与专制、文明与愚昧奇妙的混合,形成一幅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这种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社会结构的断裂和分化,被称为社会的二元化结构,即指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的二元化。它包括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部门与采用先进技术的现代经济部门的对立;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对立;新旧价值观念的对立;现代文明与传统风俗习惯的对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人治与法制的对立,等等。

西方工业革命之后,新闻传播作为现代性的合理性实践的一部分,逐渐植根于人们普遍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需要之中,并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传播媒介已被人们视为社会变迁的工具,“现代性”这个词也常伴随着发展传播的理论频频出现。

“二战”后的国际社会,经济发展成为当务之急,追求经济成长俨然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目标。但经济成长有赖于社会条件配合,大众传播媒介便是其一。1958年,联合国大会呼吁各国重视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工具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1962年才委托施拉姆作研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鼓吹下,西方新兴国家纷纷大力发展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子传播媒介,期望它能促进国家发展。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播学始主施拉姆(Schramm,1964)出版了《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一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本书的出版前言中,充分表达了当时各国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殷切期望：“施拉姆在本书中检视了大众媒介促进国家发展的角色——咸盼他的研究能有助于学术界了解此一殊少研讨的题目,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际运用这些知识,为民众谋求福祉。”(Schramm,1964,viii)^[7]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关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的理论还有伦纳(Lerner,1958)的《传统社会的消失》、白鲁恂(Pye,1963)编著的《传播与政治发展》、罗氏(Rao,1966)的《传播与发展》、贝罗(Berlo,1968)编著的《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罗吉斯(Rogers,1969)的《农民的现代化》等著作。这段时间的发展传播理论认为媒介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应该包括三项内容：“一、媒介可以提供有关国家发展的‘资讯’;二、媒介的报道和回馈功能,使民众有机会参与‘决策过程’;三、媒介能教导‘必需的技术’。”^[8]

这些学者的理论只是单一的认知大众媒介在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构想西方现代化经验单方面地向发展中国家移植,而忽略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关系、文化结构,结果没有发挥传播理论预期的发展功能。发展中国家的传媒受制于发达国家媒体利益的强大压力,不仅在国际范围内丧失了话语权,而且使本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力也受制于西方强势媒体。

(二)依附理论及世界体系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和拉丁美洲学者开始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发展的问题,提出了诠释国家权利关系的“依附理论”。著名代表人物有德国的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西的西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埃及的萨米尔·阿明等。这个理论的思维逻辑是：市场关系的不平等导致不平等交换,不平等交换导致不平等发展;经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中心”,经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是“边缘”。世界经济结构就是“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所谓的“中心”和“外围”,是指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一种格局,拥有先进技术的工业化国家是“中心”,而以原料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为主、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联系的第三世界国家则是“外围”。由于“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外围”受到“中心”的剥削,按照“中心”的需要组织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中心”。

理论认为,“中心”国家勾结“边缘”国家的资产阶级为同谋,从“边缘”榨取经济利润,掠夺原料,进一步垄断资本与市场,进而使国际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资金与技术,形成“边缘”对“中心”的依附关系。

发展经济学家则进一步深入研究了现代化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指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不仅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还有阻碍他们发展的消极作用,这就是传播效应与回波效应。

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产品需求的增加和技术知识的普及,使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加快,同发达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这种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扩展和同化被称为“传播”效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是现存国际经济关系的特征。他把核心国(中心)的工业生产增长看作外围国(边缘)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认为是核心国的发展带动了外围国的发展。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通过技术、知识、文化等方面的扩散,推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向前发展。他认为,由于地理资源条件不同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别,各外围国对核心国的挑战反映在不同的方面：有的通过模仿或者通过贸易,实现了工业化;而大多数国家则没能抓住历史的机遇,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其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生产率没有得到提高,国际贸易条件也没有得到改善。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提出了“循环因果累积论”的假说,用“回波”效应来说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异扩大的原因。他认为,“发达地区由于对劳动力需求的上升而引起工资提高,工资的提高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才流向发达地区,并导致需求的扩大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资本也和劳动力一样向收益高的地区流动,从而使发达地区的交通、通讯、教育、卫生事业得到改善,进一步增加了竞争的优势和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流入又促进了对产品和生产要素的需求,导致发达地区的更快发展;落后地区则由于人才、资本的外流导致对商品、劳务和生产要素需求减少,需求的减少又造成落后地区进一步萎缩。总之,一旦发展出现差异,就会在发达地区发生连续性的累积性扩张,而在落后地区造成工业和贸易的萎缩及人均收入、生活水平和就业状况的相对恶化,同发达地区的差距扩大。”^[9]

依附理论大量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压迫”、“剩余价值”等名词,用以解释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却否定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殖民地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的观点。它着重从历史和制度的角度对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对富国剥削穷国和发展中国家上层阶级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不合理行为作了激烈的批判。它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改变人剥削人的不公正社会,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不相符的。它将依附关系看作一成不变,外围国家命中注定永远落后;把自力更生同扩大国际经济交往对立起来,认为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就必须割断或减少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这种自我封闭、与国际经济关系脱钩的主张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从传播的情况来看,落后地区经济成长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媒介发展与信息交流的不平衡。显然,强大的经济资本使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媒介资本、先进的传播技术,能制造出大量的新闻、影视节目向发展中国家单向流动。有研究资料表明,发展中国家传播的非本地新闻有75%来自西方国家的新闻机构,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西方的视野来考察自己的发展;反之,在这种发展状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媒介又通过制造一大批西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消费者,来保持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支配权。很显然,在这种“依附关系”体系下的媒介不仅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反而给社会文化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

(三)全球化及本土化

世界体系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取代了依附理论成为发展主导地位的理论。此理论侧重于考察现代世界是如何围绕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把各地区编织到一个共同的互相联系的不平等体系之中的。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了中心、边缘和半边缘的概念,用一种以半边缘为过渡的动态分析来否定和取代了依附理论中具有静态和宿命论色彩的停滞论,突破了国与国之间依附关系的狭窄视野,把世界体系看成是一个综合的自我调节的社会系统,这个系统由一个狭小的中心、一些相当发达的半边缘地区和广大的边缘地区组成,并认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是可以互相转化、不断变动的。半边缘兼有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特征,并在中心与边缘的矛盾冲突中起缓冲作用。世界体系认为,每个国家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半边缘国家可以升格为中心国家,而中心国家也可能沦为半边缘国家。

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人物是依曼纽尔·沃勒斯坦。为解决非西方社会不发达的问题,他以马克思资本积累的观点为指导,借鉴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及观点,吸收结构主义和系统论的一些观点,运用多学科的系统分析方法,对发达与不发达的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尽管世界体系理论为发展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它只是流行于左翼圈子内的一种激进理论,它对未来的预言也缺乏坚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末,其影响开始消退,全球化理论开始成为新的热门话题。

全球化理论是在现代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它包容了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的观点。全球化理论试图从空间和时间上来看全球社会的互相影响,来观察世界并对以往的发展理论进行综合,对全球历史进程作出新的解释。

“全球化”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1944年美国人瑞瑟和戴维斯写的小册子中,仅仅用来代表全世界的意思。1961年,《韦伯斯特词典》收录该词,马歇尔·麦克卢汉1960年在《交往的探索》一书中提出了全球村的思想,即地球变小了,世界被压缩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村庄。80年代“全球化”这个名词被大量使用。各种不同的学者对“全球化”作出了若干种不同的解释。如美国的罗兰·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指全球相互依赖性和全球整体意识的增强。”^[10]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认为,全球化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特征,民族性与地方性在减少。德国经济学家赫贝德·吉尔斯说,“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在空间方面扩展到了世界边缘。”^[11]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强调市场至上,深信经济全球化正在建构新型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正在替代或者最终替代传统民族国家,主张实行全球治理”。^[12]

全球化意味着：1.空间的压缩：人们的生活、工作、收入和健康状况受到地球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件的影响;2.时间的压缩：市场和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化,影响到遥远的地方的人们的生活;3.边界的消失：国家的边界不仅在贸易、资本和信息方面消失,而且在思想、文化、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方面消失。

全球化是一种新的现象,它与国际化有着明显区别：经济与社会的国际化描述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国家之间所进行的各种原料、工业产品以及服务、货币、思想及人员的交换;其出发点是作为活动主体的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其结果是强化国家的主权和功能,国家行政机构起了突出的作用,每个国家都自主地决定同其他国家的交流和联系。而全球化指一种超越空间和边界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交流和互动,它更强调非国家的国际主体的行为和全球共同规范的作用,它比国际化涉及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加深刻,其发展结果是冲击和弱化国家体系,国家主权受到侵蚀。

全球化理论包括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等三方面的内容：1.经济全球化包括生产、金融和科技三方面的全球化,其实质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全球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2.政治全球化指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民族国家、国家主权、政府体制和政治过程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随着经济交往的扩大,各国间的政治交往不断扩大,相互联系更加密切,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超国家权利日益强化,“全球政治”开始显露。在世界某个角落所做的政治决定和发生的政治行为会迅速地传遍世界。3.文化的全球化指各国间不同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观念意识的相互认同、相互渗透、相互吸收,从而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文化在全球互动中变得界限模糊,并且互相交融,从而形成了一种相互的文化影响网络。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一方面变得越来越相似,另一方面又变得差别越来越大。过去各种文化受到地域和时代的限制,而现在不同的文化、习俗相互和解、共处,打破了地区、民族、国家和领土的限制。不同文化的碰撞、竞争、混合、模仿和借鉴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动力。全球公民观念、人类共同命运的意识、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只有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才能实现。

西方学者对全球化的结果众说不一。有人认为,全球化带来收入不平等是必然现象,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三角世界的城市、地区、国家、社会集团与贫困的、不发达的、处于边缘状况的一些地区、国家社会阶层之间的分裂日益扩大,重要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组织都控制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基本上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下制定的。它们利用自己的优势,推行霸权主义,获取全球化的大部分利益,转嫁全球化的成本,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利用高额奖学金和优厚待遇吸收发展中国家极为稀缺的高科技人才,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最底层的国家和地区受到的损害最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1996年发表的《全球工业发展报告》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获益最多,亚洲国家部分受益,非洲国家获利极微。

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无所谓好坏,只不过对不同国家产生的影响不同。从总体上看,经济越发达,在全球化中受益就越大。但如果做好应对准备,积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全球化就可能利大于弊。如果某个国家不能进入全球分工体系,就要面临被边缘化的问题,也就是说,要被抛在全球分工体系之外,不仅没有分享全球化利益的机会,本国的资源也会被别人利用。

全球化并不能导致世界的单一化,全球化和本土化将长期共存,从而使世界保持多样性,美国学者罗西瑙认为,“本土化指的是迫使个人、团体以及制度缩小其活动空间,接受不一样的行为方式,回到不具包容性的过程。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利益和习俗超越既定的边界范围,而本土化的发展则限制或缩小利益和习俗的活动范围。当今世界事务的核心是由本土化动力和全球化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的。两股力量互为因果、相互推进,好像全球化的每一次扩张都会导致本土化的增加,反之亦然。”^[13]本土化的分裂力量和全球化的整合力量之间的互动导致一个可称为“裂合”的过程。表面上看去,全球化和本土化似乎是对抗性的两股力量,但事实上两者却通常是源于一处,相辅相成。信息与通讯技术的飞跃发展使世界各国逐渐地结合成一体,同时,地方团体和个人可以绕过中央政府掌握信息进行融资,本土化的力量正在改变各国内部的力量均势,地方自决权逐渐在增强。以信息的载体语言而论,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威廉·布拉特说,“语言与社会共变”,“社会的不断变迁,导致新的词汇、新的句子结构、新的表达方式出现,而某些新的词汇、新的句型和语法、某种语音语调,一旦被某一地区的人所认可、所采用,日积月累,就会形成一种新的方言。”^[14]语言的创新同时是对原有规范的反叛和破坏。旧的标准语言体系同现实生活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于是,新的语言规范和标准就要确立。语言学家认为,在世界社会意识的形成过程中,语言层面上不会出现统一,相反,语言会变得多样化。

全球化、地区化和本土化是同时发生的。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全球性的思潮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过程也就同时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同俄国的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则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样,马克思主义在西欧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流派。所以,全球化本身产生变异与多样性,多样性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方面。大众媒介发展传播从不同的层面凸现了全球化与本土化思想意识上的不断裂合过程。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增长,西方学者发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被认为只是资本、技术、储蓄率、就业等的函数,资源却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资源能够相互替代或被“其他生产要素”所替代。而以技术作为主导生产要素所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日益为普通百姓所接受。但在人类极度兴奋地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时候,环境问题,确切地说,资源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技术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毫无疑问,这同经济发展理论长期忽略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有密切关系。

人类自有意识、能思考以及感觉到自身存在的时候起,就开始推测自己的未来,随着对世界及人类认识的增多,渴望知晓自身前途的欲望越发强烈。人类从迷信认识未来到宗教认识未来再到以科学逻辑认识自然规律预测人类的未来,科学家们甚至企求精确地估计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量的概念。这一切都依赖着自然界,依赖这唯一的地球能够向我们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资源为人类的各种“增长”提供“极限”。在谈到人类的发展,在面对日益增多的问题,在感觉外在世界压力日益增加的时候,对未来的预测又成了一种必然的现象和必然的思维活动。“将这一切现象与人类活动的目的相结合,由因及果地进一步推及其根本原因,不难发现,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资源’,是这一切思考的起点与终点,也将是未来任何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受到资源的限制,这种限制源自于物质结构规律和生物法则的客观规定。”^[15]但以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却只问中间目的,不关心终极目的——自然资源的限制。

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发展范式是基于“传统”和“现代”两极对立之上的“现代化”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就必须在经济、政治和价值观方面向发达国家靠拢。对建立在高度发育的市场经济体系基础上的发达国家而言,“发展”意味着某种形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和多元民主政治、个人成就和企业家精神,但与此同时,发展所需的价值观念系统仍然模糊不清。“人类绝对依赖于物质环境,在这点上,人类是物质的生物;但同时,人类也是理性的生物,他能设定目的并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努力奋斗,这两方面必须相互统一。进步的前提是生存,没有坚持不懈地为进步而奋斗,在不断发展的世界中谋求生存是不可能的。以生物物理为基础对经济增长和其他命题得出的结论,应当与以道德为基础得出的结论相统一。两者之间如果存在矛盾,则意味着对自然界的理解有缺陷或意味着一系列价值被扭曲了。”^[16]

20世纪70年代,生态主义兴起,进一步扩大了人们的视野。1992年,联合国召开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发展问题同生态平衡、环境保护联系起来成为会议的共识,会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可用一个公式来理解。这个公式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环境保护。

大众媒介发展传播对此发展目标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要性,通过大众传媒的发展传播已逐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