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农村体制变化与农民政治参与和大众媒介信息传播调查分析

二、贵阳市农村体制变化与农民政治参与和大众媒介信息传播调查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对西部农村的信息弱势问题高度关注,积极推进了各种开发建设性的措施,“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的终端设施入户率在贵州(除贵阳市的其他地区)边远贫困的乡村虽然至今还有较大的空缺,但在省会贵阳市,市政府为改善乡村民众社会生活环境的各项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建设的政策性改革措施和促使乡村民众逐步向“现代化”前进的积极战略,已在市属大众传播环境渐进改善(即“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入户率高)的市郊农村显现了较好的效果。本篇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发现贵阳市郊乡村民众对于政府大力推行的各种改善贵阳乡村民众生活、促进乡村民众向现代化前进的措施的评价,以及这些民众在接受大众媒介信息传播的环境中,现有的传播行为与其政治参与态度的进步。

本研究试图通过大众媒介传播因素与村民个人基本资料的关联性调查分析、村民个人基本资料与政治态度因素关联性的调查分析,对贵阳市乡村民众传播行为与其政治参与态度的关联性和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进行研究性论述。

(一)贵阳市乡村民众传播行为与调查对象个人基本资料和调查对象政治参与态度关联性研究模式

近年来,大众媒介信息传播随着“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在贵阳市郊区的积极发展而不断地改变着市郊乡村的传播环境,贵阳市乡村民众传播行为也随着环境的更新变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贵阳市民众的参与态度(对村民委员会角色评价、对村民大会评价、对村委会选举角色评价、对人民代表选举角色评价、对国内政治了解程度、对国外政治了解程度)定受到个人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普通话能力、外出务工经验)和媒介接触经验(包括电视、广播、报纸和人际传播)的影响,在个人基本资料和传播行为因素间亦有关联性。

本研究期望发现,大众媒介信息传播是否会影响到贵阳市乡村民众对于政治参与态度的转变。由于贵阳市乡村民众传统的生活型态,亲友和邻居交往十分密切,这种密切的人际传播型态对民众政治参与态度的影响是否会受大众媒介信息传播的影响而发生转变,这也是本研究所要发现的。以上理论假设和本题的研究样式以图5-1研究模式显示：

图5-1　贵阳市白云、乌当、花溪等4个村庄调查点民众传播行为与政治参与态度光联性研究模式

本题采取观察、访谈等定性取向研究调查与间隔抽样实证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者在白云区都拉乡上水村、下水村,乌当区东风乡下坝村、云锦村,花溪区青岩镇大在村、碧云村等6个广播电视入户率达50%以上的村庄近1000户人家中,抽选出样本500户,每户访问一人,以年龄在18～55岁的成人为访问对象,有效样本为450份,占样本数的90%。本题的问卷设计,依据图5-1研究模式发展而成,主要分成以下三类问题：

1.个人基本资料分析性信息

(1)性别：分成男、女两类。

(2)年龄：分成40岁以下和40岁以上两类。

(3)教育程度：分成初中以下和初中以上两类。

(4)普通话能力：分成听得懂和听不懂两类。

(5)外出务工经验(指劳务输出)：分成有和没有两类。

2.传播行为因数分析性信息

(1)电视因数：分成有和没有接触经验两类。

(2)广播因数：分成有和没有接触经验两类。

(3)人际传播因数：分成有和没有与别人交换意见两类。

3.政治参与态度信息分析

(1)对村委会角色评价：研究问卷题目是“你认为村民的意见对村委会决定要办的事有没有影响力?”作为对村委会的角色评价,分成有和没有两类。

(2)对村民代表大会评价：研究问卷题目是“你认为村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建设是否有益?”作为对村民代表大会的评价,分成有和没有两类。

(3)对自身权利意识评价：“参加村委会选举是有关自身利益的大事”作为对自身权利意识评价,分成同意和不同意。

(4)对人民代表选举评价：“选人民代表是自己的权利,别人无权干涉”作为对人民代表选举角色评价,分成同意和不同意。

(5)对本地政府帮助发展本地公共事业措施评价：本研究问卷题目是“政府帮助改善本地的交通条件,帮助发展本地经济的有关措施,对你有没有好处?”作为对政府帮助发展本地公共事业措施的评价,分成有和没有两类。

(6)对国内政治信息关注：本研究问卷题目是“党的十六大选举了哪些同志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主席是谁?”“党中央书记是谁?”“国务院总理是谁?”作为对国内政治信息关注的角色评价,分成关注和不关注两类。

(7)对国外政治信息关注：本研究问卷题目是“美国总统是谁?”“你知道美英盟军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吗?”作为对国外政治信息关注的角色评价,分成关注和不关注两类。

本题研究应用百分率和卡方分析方法来分析有关资料,C值来测度个人基本资料和传播行为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关联性。(为论述简洁和不占用更多的篇幅,有关具体详细的细节性资料分析表格就不在此一一表述。此论文只引用几个具有研究结论意义的表格信息)^[2]

【一】调查点民众传播行为与个人基本资料关联性分析

表5-5　调查点个人基本资料分布型态

表5-5显示：

·本研究样本男性较多,占60%;40岁以上较多,占52%;教育程度中,初中以下教育程度者较多,占64%;普通话能力在调查点有70%的人听得懂或能说(程度不高)普通话;调查点共有60%的人有外出务工经验。

·在贵阳市郊区农村,传统的闭关自守状况已被打破,乡村民众与外界的交往趋于密切。

表5-6　贵阳市郊区调查点民众传播行为因数分布型态表

表5-6资料显示：调查点民众最主要的传播行为,仍以人际传播为主,有94%的民众具有这种人际传播行为;其次是以接触广播媒介为主,有70%的民众接触过广播媒介;再其次是电视媒介,亦有52%的民众接触过电视;而只有25%的民众阅读过报纸。

表5-7和表5-8是电子媒介终端设施入户率在50%以上的乡村调查点民众家庭的调查资料信息分析总汇。

表5-7　贵阳市郊区调查点民众个人基本资料与传播媒介因素关联性分析(*显著,—不显著)

表5-7资料显示：

·个人基本资料中的性别因素与传播行为没有显著的关联性,也就是说,由于男女性别的差异,其接触大众传播媒介的型态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别。

·年龄因素上,40岁以上和40岁以下在接触广播媒介和电视媒介上有显著差异,而接触报纸媒介和人际传播型态并没有任何差别。也就是说,年龄大小在读报习惯上均偏向于较少看报。

·教育程度与广播、电视、报纸、人际传播等传播行为因素均达到显著的程度。教育程度为识字者的民众均有看电视、听广播的经验;小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民众有52.9%的人有阅读的经验,而92.8%的小学以下教育程度的民众却没有阅读的经验;不识字者中62.9%无看电视的经验,53.88%的不识字者无听广播的经验;89.3%的小学以上的民众在人际传播时交流的信息有59.3%的内容是大众媒介所传播过的信息。

·在普通话能力上,细节资料显示,能讲普通话的民众有89.9%的均有看电视的经验;而不能讲普通话的民众有87.4%无看电视的经验,而且接受电视传播的信息很有限。比如,调查者在白云区下水村进行个案访问,十户人家均有电视机,5个被调查者中有4个无普通话能力,对电视里正在播放的节目内容信息并不了解。由此可见,普通话能力是乡村民众收看电视的影响因素。在能讲普通话的民众中,97.5%的人具有收听广播的经验;而不能讲普通话的民众中,只有28.3%的人有收听广播的经验。由此可见,普通话能力具有促进民众收听广播的功用。能讲普通话的民众中有45.3%的人有阅读报纸的经验(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无普通话能力的民众中,仅有10.2%的民众有阅读报纸经验(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由此可见,普通话能力与受教育程度和报纸阅读经验有正相关关系。

·是否具有外出务工经验与传播行为因素密切相关,外出务工的民众普遍都有接触电视、广播的经验,其中有30.2%的人有阅读报纸的经验。

从对表5-7的分析显示：个人基本资料中的性别因素与传播行为没有显著的关联性,也就是说,由于男女性别的差异,其接触电视、广播和报纸媒介的型态没有显著差别。在年龄因素上,40岁以上或以下的调查点民众接触电视和广播媒介有显著差异,而在接触报纸媒介和人际传播型态上并没有任何差别。也就是说,年龄或大或小在读报习惯上,均偏向于较少看报。普通话因素与收听广播、收看电视有显著的关联性,在人际传播型态上亦不受年龄因素的影响,但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年龄因素、教育程度、普通话能力、外出务工经验等个人基本资料与电视及广播接触型态有显著的关联性。

【二】调查点民众传播行为与个人基本资料关联性分析

表5-8　贵阳市乡村调查点个人基本资料与政治态度因素关联性分析(*显著,—不显著)

根据表5-8资料显示：

·个人基本资料中的性别因素与其衡量政治态度的前四项问题的评价没有太大的差异,而国内外政治信息了解程度上就有较大差异。63.2%的男性对国内外政治信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86.4%的女性对国内外政治信息基本上不了解。

·年龄大小的差异,在40岁以上或以下的民众,仅有两项政治态度评价与其无关。也就是说,无论年龄大小,都偏向于认为村委会的功能十分显著,政府对乡村公共事业的发展措施于民众有益,但对村民大会评价、村民委员会选举、人民代表选举和了解国内外政治信息等几项问题的看法就有显著的差异了。细节资料显示,40岁以下的调查点民众有97.65%的人认为参加以上三项政治活动是自己享有的权利,而且,对地方建设有益,有87.55%的民众对国内外政治信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39.75%的40岁以上的民众却认为是否参加以上三项政治活动对自己和地方建设毫无助益,其中,有25.3%的民众对国内外政治信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教育程度因素与两项政治态度因素没有关联性,即识字与否的民众对村民委员会角色评价和政府发展乡村公共事业措施评价没有显著差异。识字民众中仅有2.3%的人不同意参加村民大会和选举人民代表有益自己和具有地方建设的功能;而不识字的民众中却有47.14%的人不同意参加村民大会和选举人民代表有益自己和具有地方建设的功能。识字民众中有82.4%的人比较关注国内外政治信息;而不识字民众中却只有6.1%的人了解一些国内政治信息,了解国外政治信息的民众比例为5.5%。

·在普通话能力因素上,仅有两项与政治态度因素没有关联性,即调查对象能讲普通话与否对村民委员会角色评价和政府发展乡村公共事业措施评价没有显著差异,而对村民大会评价、选举人民代表评价和了解国内外政治信息等几项问题的看法上有显著差异。93.56%的能讲普通话(听得懂普通话)的民众认为村民大会和选举人民代表角色具有地方建设的功能,其中有72.1%的民众比较关注国内外政治信息;而56.25%的已不会讲普通话(不太懂普通话)的民众却不同意村民大会和选举人民代表有地方建设的功能,其中,关注国内外政治信息的民众比率只有3.2%。

·98.5%有外出务工经验的民众都与表中几项政治态度因素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84.6%没有外出务工经验的民众与参加村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选举和了解国内外政治信息三项因素的关联性并不显著。

以上各项分析显示：个人基本资料较为进化,如男性年龄较轻,教育程度较高,能讲普通话,曾有离开本土外出务工经验的民众,其政治态度都趋向于积极性;反之则为消极性。

无可置疑,贵阳市农村的大众媒介普及率和大众媒介传播有效性的比例程度已经明显高于贵州省其他地区的农村,大众媒介传播的有效信息已成为推动贵阳市郊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改革的重要信息资源。种种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体制性、经济性、教育文化等重要因素都要通过大众传媒信息中介因素来进行强化性传播,进而达到其更好的劝服、接受效果。在贵阳市郊乡村,大众媒介传播已成为乡村政治社会化由意识型态的纯政治化参与转为更多的利益型参与的重要信息中介和推动力量,同时,大众媒介的有效传播也是推动贵阳市郊乡村民众政治参与过程中观念和行为转化的重要信息中介。

(二)贵阳市郊农村调查点民众政治态度是否受个人基本资料和其传播行为影响的分析结论

根据贵阳市农村上述四点实证分析与定性取向分析,现将贵阳市郊农村调查点民众政治参与态度是否受民众本身基本资料和传播行为影响的研究结果各项变数的关联性列入表5-9、表5-10,以此对本项研究作出结论。

表5-9　贵阳市农村调查点民众政治参与态度与各项变数关联性分析

5-10　贵阳市郊区乡村调查点广播电视入户率及农民对政治新信息的关注度和有效度比较

从表5-9、表5-10的资料分析结果显示：

·调查点民众对于村委会角色的评价不受任何因素影响。

·对村民大会角色的评价和对选举人民代表角色的评价受五个因素的影响(三项个人基本资料和两项传播因素),所有的显著结果均为正方向。也就是说,被调查民众中年龄越轻,受教育程度越高,能讲普通话,接触广播、电视、报纸媒介者,对村民大会角色的评价越积极。

·被调查民众对于政府帮助地方发展公共事业措施的评价有六项均达到显著程度(三项个人基本资料和三项传播行为因素),均为正方向。亦就是说,年龄越轻,受教育程度越高和曾经外出务工的民众对政府帮助地方发展的措施越赞同;越接触广播媒介、电视媒介及人际传播型态的民众政治参与态度越积极,他们均认为政府帮助地方发展对地方有益。

·被调查民众对国内外政治信息的了解程度有六项达到显著程度(三项个人基本资料和三项传播行为因素),均为正方向。亦就是说,年龄越轻,受教育程度越高,具有普通话能力及曾经外出务工的民众对国内外政治信息的了解越多;越接触广播、电视及人际传播型态的民众对国内外政治信息的了解也就越多。

·从表5-10来看,在广播电视入户率较高的乡村,村民对广播电视传播政治新信息的关注度和接受新信息有效度的情况很显著;反之,就不显著。在电子传播终端设施达100%的乡村,大众媒介传播开拓了村民的公共信息交流空间,村民人际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人际传播的信息内容与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内容有相当的关联性与交融性,人际传播话题信息源70%以上都来源于电子媒介的传播。而在广播电视终端设施入户率较低的乡村,大众传播环境的改变就显得比较迟缓,公共信息交流的空间也较狭隘,人际传播型态和内容也显得较封闭和传统,村民对新信息的认知度和政治参与态度都不显著(见表5-10比较数据)。

从表5-10反映出来的乡村传播设施与传播接受和传播环境的“马太效应”现状应引起重视,如何实施“超常规”的大众媒介信息传播发展战略,加大对贵阳市郊较贫困乡村电子传播终端网络设施的投入,全方位打开较贫困乡村公共信息传播的空间,这是贵阳市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务之急。

总之,从以上的主要分析研究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贵阳市政府最近几年在调查点推行的帮助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与措施已得到当地民众的积极支持,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较轻、有一定普通话能力及曾经外出务工的民众,其政治参与的态度越为积极。

研究发现,接触大众传播媒介越多的民众其政治参与态度就越积极,二者呈正相关作用。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对促进西部乡村民众政治参与态度有相当积极的作用。人际传形型态对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有二次再传播的积极效应。

欲使贵阳市农村民众广泛支持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大众传播媒介是一项很有效的媒介,应充分重视其传播功能的发挥和媒介的有效传播。

进一步普及、加强和完善贵阳市乡村大众媒介信息的传播网络,不断提升大众媒介的有效传播,这是加快贵州乡村民主化进程,培养提升贵阳市乡村民众政治参与意识,建设小康社会政治文明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