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乡村调查点

三、贵州省调查点民众政治态度与个人基本资料和传播行为影响的分析结论

(一)政治参与关联性、农民对政治信息的关注度与有效度分析

根据针对全省农村的上述四点实证分析与定性取向分析,现将调查点民众政治参与态度是否受民众本身基本资料和传播行为影响的研究结果中各项变数的关联性列入表5-11、表5-12,以此对本项研究作出结论。

表5-11　贵州省各调查点民众政治参与态度与各项变数关联性分析

表5-12　贵州省乡村调查点广播电视入户率及农民对政治新信息的关注度和有效度比较

从表5-11、表5-12的资料分析结果显示：

·调查点民众对于村委会角色的评价不受任何因素影响。

·对村民大会角色的评价和对选举人民代表角色的评价受五个因素的影响(三项个人基本资料和两项传播因素),所有的显著的结果均为正方向。也就是说,被调查民众中年龄越轻,受教育程度越高,能讲普通话,接触广播、电视、报纸媒介者,对村民大会角色的评价越积极。

·被调查民众对于政府帮助地方发展公共事业措施的评价有六项均达到显著程度(三项个人基本资料和三项传播行为因素),均为正方向。也就是说,年龄越轻,受教育程度越高和曾经外出务工的民众,对政府帮助地方发展的措施就越赞同;越接触广播媒介、电视媒介及人际传播型态的民众,政治参与态度就越积极,他们均认为政府帮助地方发展对地方有益。

·被调查民众对国内外政治信息的了解程度有六项达到显著程度(三项个人基本资料和三项传播行为因素),均为正方向。也就是说,年龄越轻,受教育程度越高,具有普通话能力及曾经外出务工的民众,对国内外政治信息的了解也就越多;越接触广播、电视及人际传播型态的民众,对国内外政治信息的了解也就越多。

·从“贵州省乡村调查点广播电视入户率及农民对新信息的关注度和有效度比较”(见表5-12)来看,在广播电视入户率较高的乡村,村民对广播电视传播政治新信息的关注度和接受新信息有效度的情况很显著;反之,就不显著。在电子传播终端设施达100%的乡村,大众信息传播开拓了村民公共信息的交流空间,村民人际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人际传播的信息内容与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内容有相当的关联性与交融性,人际传播话题的信息源70%以上都来源于电子媒介的传播。而在广播电视终端设施入户率较低的乡村,大众传播环境的改变就显得比较迟缓,公共信息交流的空间也较狭隘,人际传播型态和内容也显得较封闭和传统,村民对新信息的认知度和政治参与态度都不显著(见表5-12比较数据)。

从表5-12信息反映出来的乡村传播设施与传播接受和传播环境的“马太效应”现象应引起重视,如何实施“超常规”的大众媒介信息传播发展战略,加大对贵州省较贫困乡村电子传播终端网络设施的投入,全方位打开较贫困乡村公共信息传播的空间,这是贵州省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务之急。

(二)影响贵州省乡村民众政治参与的几个重要因素

通过对贵州省几个边远乡村调查点的实证抽样、定性观察、访谈等方法的调查分析,可看出农村改革与农民地位变化的现实,无论在社会结构方面,还是在文化价值方面,都对农民与政治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民的政治参与态度正随着政府职能变化、农民自组织发展、教育文化的提升、传播环境改变所带来的传播行为的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贵州省乡村民众政治参与态度的进步,反映了贵州乡村民主发展水平的进程。课题研究显示,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几个很重要的因素是：1.体制因素;2.经济因素;3.教育文化因素;4.大众媒介因素。

对这些重要因素进行理论的探讨,有助于提升对贵州乡村建设小康社会民主进程的理性认识。只有深入分析农村改革所带来的这些重要因素的变化,才能深刻认识当今贵州乡村民众政治参与的特点,进而提出促进今后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的对策。

1.体制因素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政治上的目标就要达到：“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3]进入21世纪,贵州乡村的体制改革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乡村社会分层、政治交往、政府与农民的相关性(政府职能)、发展模式、农村组织等几方面引起了深刻的变化,这些都是改变着乡村民众政治参与的社会资源,是影响乡村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体制性因素。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政府的人民性,政府是全体公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管理者与组织者。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非常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都着眼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保持农村的稳定。过去与现在不同的是,过去过分强调平等为社会主义本质,对以物质利益调动农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注意不够,而平均主义愈演愈烈的结果却是政府的全面行政干预,公社的政社合一。农村民众全依赖政府,虽然被动员性质的政治参与程度极高,但民众的主人翁意识却受到严重压抑,这时的农村政治稳定也是影响和阻碍发展的迟滞性稳定。乡村改革就是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民众,还权于民众,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村民众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把权力下放到基层、下放给农民是最大的民主,这是中国农村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根本原因。

改革使乡村权力过分集中及功能混同的政治结构开始分化,走上了“乡政村治”的道路。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基层普选范围的扩大以及乡镇人代会制度的日益正规化等,均表明农村民主化程度的明显提高。贵州乡村民众和全国农村民众一样,在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的个人自由度和政治独立性,其政治参与意识也在逐步增长。

总之,农村政治结构、体制设置及运作程度的新变化,正持续改变和提升着贵州省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贵州乡村传统阻碍发展的迟滞性政治稳定正向动态的发展性政治稳定转变。

2.经济因素

农村改革最显著的成果就是还权于农民,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改革使政社分开解决了土地问题,政企分开解决了乡村企业管理问题,实现了村民的真正共同所有,农民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参与度和收益分配的关切度,体现了农民在经济上真正当家做主的地位,也是实现农村民主管理的好形式。

农民的自组织化程度是一个事关农民地位和农村政治发展的重要问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由于农村权力和利益的分化,农民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原来的功能单一的组织开始弱化,但农民权益的维护和争取依然依赖农民以外的集团和个人,这样就难以防范自然和市场的风险,也难以抵抗来自各方面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这个问题在中国西部贫困乡村显得更为突出。因而,只有充分重视发展贵州乡村中各种自组织,健全乡村自治必需的各种核心渠道,提高乡村民众的组织化程度,增强乡村民众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对话地位,使村民权益的维护和自身保护有其合法的组织和代表,才能使村民意愿的上达有其特定的制度化渠道。可以说,乡村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党和政府联系乡村民众的桥梁和纽带。

目前,在贵州乡村出现的各种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等各种连接市场的中介服务组织,它们既可以代表村民与政府沟通,保护村民的物质利益,又可协调村民与政府的关系。它们虽是经济组织,但却培养和锻炼了村民的民主参与能力。经济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是相互影响关系,一方面,政府对此加以政策引导、市场指导、提供信息等,另一方面,这些组织作为民众与政府的中介,以集体实力影响政府行为,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和实践依据,影响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并为组织利益与政府对话。在贵州乡村,经济政治民主化气氛已潜移默化地孕育了民众主体的参政意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关系和利益原则已重新梳理和编织了当代农村社会网络,农村权力系统的运作已明显经济化,大到落实政策组织活动,小到民事调解,都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完成的。利益不但可以解释贵州省乡村民众的现行活动,更成为贵州乡村社会组织的真正内核,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和他们的经济生活与经济活动已呈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3.教育文化因素

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尽管受教育程度与农民的政治参与兴趣不一定成正比,但却影响着他们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农村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低教育程度者在政治参与中常处于不利的位置,因为他们对现有复杂的政治参与形式较难把握和利用。贵州省乡村民众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视野狭窄,民主知识相对贫乏,对国内外政治发展信息知之甚少。受教育程度低的村民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在新时期有何变化亦不甚了解,即便是参与行为也不是出于自我意识的结果,这也是当今贵州省乡村民众政治参与的自发性、非体制性比例较大的原因。在贵州省乡村,还有相当一部分村民仍受封建的宗法家族观念的影响和制约,由于理性的缺乏和对现代文明的无知,自我意识极其淡薄。

总之,受教育程度低的村民往往是科盲、法盲和政盲,他们无所谓参与意识,也无所谓政治态度、价值观,这是20世纪末期西部乡村的普遍事实。随着农村变革的深入和社会的进步,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加大了对西部乡村普及教育经费的投入。近几年来,贵州省乡村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以调查点为例,51岁以下的青壮年非文盲巩固率已达到了97%以上),自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自主性政治参与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课题调查分析显示,农民政治参与和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4.大众媒介因素

当今,在广播电视终端设施已入户的村庄,公共信息传播方式有四类：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和大众媒介传播。这四类信息传播方式中,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公共信息传播方式自然是组织传播和大众媒介传播,而普遍广泛存在于民众的传播方式仍是人际传播。通常,组织传播和群体传播往往是体现在村民大会和村民自组织的层面,而人际传播与大众媒介传播却广泛地体现在个体和家庭之间。大众媒介新闻传播把商品化浪潮推进到贵州省乡村,社会商品经济信息和商品经济实践信息的熏陶比任何空洞的政治灌输都更能促进传统农民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农民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大众媒介信息传播的影响下不断变革,大众媒介传播的平等意识、自主选择的市场经济信息在客观上潜移默化地培育和强化着农民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这就促进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活跃,政治参与的活跃,就更进一步把这些意识政治化。

总之,从以上的主要分析研究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贵州省政府最近几年在调查点推行的帮助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与措施已得到当地民众的积极支持,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较轻、有一定普通话能力及曾经外出务工的民众,其政治参与的态度就越积极。

(2)研究发现,接触大众传播媒介越多的民众政治参与态度就越积极,二者呈正相关作用。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对促进贵州乡村民众政治参与态度有相当积极的作用。人际传播型态对大众媒介信息有二次再传播的积极效应。

(3)此项研究,可推论到贵州省所有乡村地区。欲使贵州省农村民众广泛支持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大众传播媒介是一项很有效的媒介,应充分重视其传播功能的发挥和媒介的有效传播。

(4)进一步普及、加强和完善贵州省乡村大众媒介信息的传播网络,不断提升大众媒介的有效传播,这是加快贵州乡村民主化进程,培养提升乡村民众政治参与意识,建设小康社会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

【注释】

[1]细节分析资料包括“年龄因素与电视、广播、报纸因素关联性分析”;“受教育程度与广播、电视、报纸因素关联性分析”;“普通话能力与广播、电视、报纸因素关联性分析”;“性别与村民大会角色评价”;“年龄与村民大会角色评价”;“年龄与人民代表选举评价”;“年龄与了解国内外政治新信息”;“受教育程度与村民大会角色评价”;“受教育程度与人民代表选举角色评价”;“受教育程度与了解国内外政治新信息评价”;“普通话能力与村民大会角色评价”;“普通话能力与人民代表选举角色评价”;“普通话能力与了解国内外政治新信息评价”;“外出务工经验与村民角色评价”;“外出务工经验与选举人民代表大会角色评价”;“外出务工经验与了解国内外政治新信息评价”等16个表格内容。

[2]细节分析资料包括“年龄因素与电视、广播、报纸因素关联性分析”;“受教育程度与广播、电视、报纸因素关联性分析”;“普通话能力与广播、电视、报纸因素关联性分析”;“性别与村民大会角色评价”;“年龄与村民代表大会角色评价”;“年龄与人民代表选举评价”;“年龄与了解国内外政治新信息”;“受教育程度与村民代表大会角色评价”;“受教育程度与人民代表选举角色评价”;“受教育程度与了解国内外政治新信息评价”;“普通话能力与村民大会角色评价”;“普通话能力与人民代表选举角色评价”;“普通话能力与了解国内外政治新信息评价”;“外出务工经验与村民大会角色评价”;“外出务工经验与选举人民代表大会角色评价”;“外出务工经验与了解国内外政治新信息评价”等16个表格内容。

[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