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民政治心理的几个因素

二、影响农民政治心理的几个因素

(一)农民的流动与分层

改革开放和体制转型,为农民流动和社会分化创造了社会条件。近年来,农民流动量在加大,分化速度在加快。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和参与意识也因此不断走向高水平和复杂化。农民流动是指农民在产业或地域之间的环境变更,有结构性流动和区域性流动两种。流动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民的产业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改变,使农民能够有机会去接触具有较高现代性的非农业组织与环境,不论是向新产业流动,还是向市镇流动,农民在生活技能、社会经验、价值观念、个性心理等方面都将发生前所未有的质的飞跃和变迁,其传统性在减少,现代性在增加。利益驱动下的自由流动,使得建立在权利意识、独立意识基础上的政治参与意识势必增强。

农民分化意味着打破人民公社体制下高度同质性和均等性的社会平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推动农民分化的温床;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政策,使农民分化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在农民的分化中产生了剧烈的反应,形成了重大的裂变;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政策,突破了城乡封闭;支持和鼓励发展私人经济的政策,使农民分化突破了所有制禁区,为全面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打开了大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调动了收入分化的积极性。总之,农村社会迅速分化是与中央政策的支持引导分不开的。如今,农民已经在行业、收入、权利等方面分化成具有不同权益的新兴群体。调查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农村的农民阶层有了很大的分化,可大致分为以下八种：农村基层干部、集体企业管理人员、乡镇集体企业工人、农业劳动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智力型自由职业阶层、私人企业主阶层、雇工阶层等八个阶层。这些具有不同利益阶层的群体,必然在农村社会中占据相应的地位,发挥其各种不同的功能,共同构成乡村社会政治秩序的主体,农民的分化也必须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并通过以下政治参与表现出来：

1.已有一定比例的农民企业家、专业户被选为各乡人大代表乃至全省、全国人大代表,很多人被推举为乡村干部。

2.政治参与表现为保护阶层利益的现象越来越明朗化。农民必然关心与自己阶层有关的大政方针和地方法规。当然,由于农民分化,形成阶层的时间较短,且目前一个农民又可能属于多重阶层,因此阶层意识尚比较淡薄,阶层之间因得益而发生的冲突较少。但随着经济发展,阶层分化及其对乡村社会、政治的影响和阶层之间的矛盾将会明朗化。

3.导致农村社会权利的分化。改革前,人民公社集政治、经济、文化、管理等职能于一身,农民只被分成社员和干部两类。权利一元化的行政领导,使中国农村社会有过长达30余年的超稳定状态。现在情况已不同,各阶层的自主性无疑影响着农民权利的分化,并对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具有决定性影响。权利分化,决策民主化,使农民真正有了主人翁的责任感。近年来,农民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关注,就是农民社会民主观念增强的表现。

(二)农村家族与宗族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是以政权控制社会政治,以族权控制社会基层,以神权控制意识型态,以夫权控制伦理家庭。“这四种权利——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中国乡土社会的宗族仅次于社会行政组织的社会集团。封建社会的这一根基在农村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现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才使之退出了乡村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舞台,以家族为中心的活动趋于消失。但是宗族制和宗族观念所依存的落后的农村经济和族居环境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在商品经济大潮下,由于感到一家一户力量的弱小,为求得帮助,农民便把希望转移到家族人的联合中,作为一种维持其内部各家庭有效延续的组织形式,宗族式家庭为农村众多农民所认同;乡村政社分离,新设立的村委与原有组织相比较,行政调控能力弱化,家族因而有可能以同宗家庭利益的保护者和利益协调者的面貌出现,这是家族在农民中间较易获取信任也较易扩展势力的领域;另外,农村精神文明的滑坡,教育科学文化的滞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和农民必需的精神文化稀缺,使得人伦亲情重新激发了人们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传统宗族文化就成为宗族势力的精神支柱。

当今,贵州农村的宗族势力影响乡村政治大多都具有以下特点：

1.宗族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比旧的宗族要弱得多。

2.宗族势力与地方政权结合在一起,有的地方还形成了党、政、族三位一体。有些宗族规定往往混同行政组织的命令,宗族利益得到基层政权的保护。宗族势力注重在族人中寻求有影响的、在外地担任公共职务的人的庇护。这种政治庇护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保护主义。

3.农民个人的政治参与多少带有宗族或家族利益的色彩,反过来,宗族或家族也代替个人参与乡村政治事务。

4.宗族干政有严重危害。宗族势力对乡村民主政治产生消极影响,在部分地区试图操纵选举,由大家族左右选票,向基层政权渗透,有些地方出现了宗族组织或族长凌驾于基层党组织之上的现象,干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有的地方,族规宗约取代了党纪国法等。

总之,农村商品经济所要求的开放性、竞争性、民主化、法制化的特点与家族的封闭性、狭隘性、封建保守性共存于当今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秩序中。

(三)农村教育现状

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民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明确,加上宣传引导和立法强制,贵州省农村农民受教育的比例和平均程度在不断提高,可以说,由于贵州省农村大多分布于山区,且村庄位置很分散,交通不便利,农民接受教育的机会与获得教育的质量是无法与其他省的农民相比的,所以,农民在受教育和知识系统更新方面仍面临着许多困难,也呈现出区域的很大反差与不平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人口和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首先转移的一般是农民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来自农村的大中专学生一般不返回农村,这种倾向阻碍了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2.农业劳动对知识水平的要求没有其他产业严格。贵州省乡村许多农民的守旧意识依然存在,他们对教育重视不够,特别对那些没有希望脱离农业的子女更不愿进行教育投资,导致子女中途辍学。

3.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也是影响农民受教育行为的重要因素。除非升入高等学校,一般情况,农民对子女上初中、高中的要求并不强烈。所以,农民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的相关性在农村并不十分明显

4.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特别是在农民平均收入较低的落后地区,只靠政府承担的教育经费更显紧张,形成了贵州省农村教育的区域反差与不平衡。

(四)信息素质的教育

从调查资料分析获知,贵州省农村的电子传播媒介平均普及率只达到了50%左右。即便如此,在广播电视普及率高的乡村,农民对大众媒介传播信息的敏感认知度、理解度和采集能力却很低。农民信息素质的低下与当今农村职业教育的偏差和媒介信息接受普及教育的匮乏有密切关系。应该说,贵州省农村的职业教育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程度在开展,但却没有媒介信息接受教育的培训(理论上称为媒介素质教育培训),这些职业教育因满足农民的经济发展需求尽管很能得到农民的欢迎,但这些职业培训是无系统的、短期的、不定期的、过于实用的,它自然适应眼下农村的现实情况,然而,无系统的职业教育对于农村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不利,对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不利。加强农村职业教育的系统性,重视农村大众传播系统的有序应用,重视对农民采集接受信息的科学教育,是重视对农村信息(政策信息、经济信息、文化信息等)整合传播效益的基础性工作,而这方面还没有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关注,这也是影响贵州省农村农民政治心理素质提升的重要原因。

农民的政治参与是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是衡量农村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当前贵州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还存在许多问题。目前,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贵州省农村农民政治参与具有以下特点：政治参与与政治冷漠并存;政治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参与意识较强而参与能力较低。在很多乡村,农民的政治参与还呈现出制度性、权力性和自主性等多重特征。

上述内容分析了在体制转型时期,影响农民政治参与心理的几个方面的现实因素。从中可以看出,当今贵州省农村民众的政治参与已不仅仅停留在参加某种运动的动员性参与上,而是发展为向着某种明确目的的自主性参与,政治参与的方式也明显地呈现出多样化。但同时也要看到,因为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各种利益矛盾冲突,加之农村政治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各种体制不健全,参与渠道不甚畅通,不能有效吸收日益发展的农民参与,再加上农民整体素质尚待提升等多种原因,农民的政治参与也会出现有群访、越级上访、甚至对抗性活动等非制度化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