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整合传播思维来创造发展变化的公共空间

一、以整合传播思维来创造发展变化的公共空间

(一)通过整合传播提升农村信息传播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人类发展传播的历史证明,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经济社会的推进起着杠杆作用。信息科学技术的每次创新,都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大革命,由此给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信息科学技术集中反映的标志就是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21世纪,有效信息已成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高新信息传播技术与具有前瞻性的传播理念已被视为先进的生产力而引起世界的格外重视。“如果信息是一种权力,那么谁掌握了电子传播系统,谁就可以对全球发号施令。”^[1]

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对信息资源的不平等占有必然导致对其他资源和财富的不平等占有。以上几个专题调查的研究信息显示,贵州农村区域对大众媒介信息资源的占有状况有三种：第一种是由于大众传播设施匮乏而长期处于信息资源极端贫乏的境地;第二种是有较好的电子传播终端设施,但这些乡村基层组织处于离散型状态,村民缺乏基层组织有效的媒介信息收视的教育引导,媒介素质低下,对媒介信息的接收处于无序、随意、模仿的状态,这样的村庄就处于信息资源占有的弱势状态;第三种状况是目前贵州农村占有和应用媒介信息资源最好的乡村。这些乡村基本具备了以下几个条件：第一,电视机的普及率已达到70%以上;第二,村民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第三,村庄基层党支部和村委会在村民中很有威信,村基层组织很有凝聚力,懂得在村级管理中运用大众媒介的有效传播,村级传播机构(如文化站)对电子媒介传播的重要信息能有序地进行二次再传播,村民的媒介素养能得到引导和提升。

本课题对此进行的相关研究,如：乌当区科技传播系统推动农村社区发展模式、色绿村大众传播系统有效推动村庄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传播模式等实例研究,都有力地说明了大众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传播的有效信息是推动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改革的信息资源。所有影响农民现代参与意识的体制性、经济性、教育文化等种种重要因素都要通过大众传播信息中介因素来达到其更好的劝服、接受效果。同时,大众媒介传播对广大农村受众而言,不单只是一个信息传播者、忠告者,同时也是一个对未来希望与信心的提供者与创造者。向现代化迈进的贵州农村小康社会,必为一个开放性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每一分子,必须与外界保持联系,互通声气、相互交往、互道有无,进而形成一个有进有出的信息交换系统。同时,这个社会及其组成分子,要凭借外界输入的信息能量及输入信息能量后所产生的新信息来保持思想与行为的稳定性与均衡状态,从而使整个农村社会不断保持新的稳定与均衡,并能向一个固定的目标前进。贵州农村社会个体在这种自动应变调整的过程中,无一不有赖此传播活动的完成。

本题研究的是整合传播。所谓“整合”,又称一体化,是指“由部分结合而生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的过程或状态”。组织整合又称组织化,是指通过组元之间的安排和组织结构的设计以实现各部分之间较为稳定的关联过程与状态。从效果上看,整合可以分为适度整合与整合失灵。适度整合是指通过整合,分散的各部分形成了完整与和谐的统一体,实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1+1＆gt;2”。整合失灵又可以分为欠整合与过度整合,前者是指整合之后的各组成部分之间仍然很松散;后者则指组成部分之间过于紧密,丧失了应有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整合失灵的结果是各部分在一起发挥不出整体功能,即“1+1＆lt;2”。贵州农村社会经济文化要得到全面发展,信息资源弱势依然是“发展”的“瓶颈”。眼下,贵州农村部分地区已形成广播、电视、因特网、远程教育等天网、地网的大众媒介传播网络,如何将这些电子传播资源整合为系统,提升农村信息传播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并构建贵州农村区域大众媒介传播系统的整合传播思维,是促使贵州农村公共空间大众媒介信息交流进入良性循环的重要关键。

(二)“选择—参与”是大众传播媒介在贵州农村传播系统“超常革新”的效益性战略目标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日益活跃,科技进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逆转,对此,中国采用了“选择—参与”策略。“通过选择采用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现代科技、管理、制度而有步骤地参与全球化过程。”^[2]国家提出的“西部发展战略”对西部发展的起点要求很高,可理解为“与发达地区同步,与世界直接对话”。这种开发战略思维是国家应对全球化战略系统思维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使西部发展跳出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惯性思维模式,将促动大众媒介在西部农村系统的信息传播产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贵州大众媒介农村传播系统在国家西部发展战略方针的导向下,从观念到目标、从发展策略到传播技术手段都应该超常规变革和创新,以适应国家方针、地区发展、全球趋势的要求。也就是说,贵州大众媒介农村传播系统应以追求传播效益为主要目标：第一,它必须是系统而科学的;第二,它对旧的农村传播系统是一种解构,对新的传播系统是一种传播资源的整合与利用;第三,它是传播形式与传播内容的统一,高科技的运用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统一,区域文化环境的提升与人的文化素质提升的统一。为此,要完成大众媒介在西部农村传播系统革新的效益性目标,首当其冲的是传播观念的“大革命”。

(三)建立超常规革新的传播理念：提供多元反馈、参与交流的贵州大众媒介农村信息传播的公共空间

参与交流是21世纪世界传播的主题,多元的反馈和交流是大众媒介传播效益的最大实现。它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在促使人的全面健康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目标一致的问题上显得至关重要。贵州农村发展的滞后首先体现在农村区域信息环境的滞后,缺乏交流与反馈是大众传媒在此区域传播的现状,也是区域信息环境的现状,因而,贵州大众传媒革新的农村传播理念要获得所期望的传播效益,必须思考研究系统合乎实情的传播策略并付诸实施。

思考之一：采用高新技术实现电子传播多种媒体的捆绑,以应对媒介市场的竞争,以多种媒介传播的强大势头形成全方位的覆盖,让西部农村迅速进入与世界对话的氛围环境。

中央农村基层党员远程教育网络继农村经济网、农村远程教育网之后已在贵州农村逐渐延伸,“网络传播”已经迅速地为农村民众所认知。可以预见,网络将迅速地成为贵州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交流的主要媒介,传统电子媒介如何在自我革新中与网络媒介兼容并迅速覆盖到每户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重要的具有战略和战术意义的现实问题。

思考之二：培养贵州农村民众的媒介素养与反思性实践能力是大众媒介在贵州农村传播的效益性目标,实现此目标的条件是农村基层党政组织成员的先进传播理念和积极主动的引导行为。

区域信息环境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大众媒介信息的交互式流动传播和区域农民媒介素养(信息认知、采集能力和信息运用能力的素养)的培养提升,而这两个条件要得以实现,就必须依赖于农村基层组织成员树立主动接受媒介素养教育的意识和积极引导农民接受媒介收视教育的行动。如果大众媒介信息无序流动或不流动,农村区域信息环境就处于不良状态,区域文化环境和个人媒介素养就会下降;反之,则会不断优化和提升。农民的媒介素养提高了,对信息采集运用的意识增强了,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有了观望环境的需求,并逐步学会依靠对环境信息的捕捉与分析,对自我行为效果能及时、持续地进行监控和校正,以求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协调一致,这就是“反思性实践能力”提升的体现,也是大众媒介信息传播的效益体现。

思考之三：构建大众传播媒介在贵州农村传播的社会效应机制是实现革新传播效益的条件。

贵州大众媒介在农村革新传播理念的实现,是以推动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传播效益的实现为终极目的的。大众媒介传播的效益作为传播信息价值作用的结果是通过它的效应过程来实现的,这个过程的一端是各类信息,另一端是大众传播的最终作用对象：经济、社会、人,其凭借条件则是效应机制,其功能主要是在于使这种作用得到传递、变换、扩散,促进对象的运动和变化。因此,贵州大众媒介推动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传播效应机制的关键是以下中间环节要素：

1.决策信息要素：以决策信息的传播作为中间环节要素,构成“科学—决策信息—经济社会”的大众传播效应机制链。

2.技术信息要素：以技术信息的传递作为中间环节要素,构成“科学—技术信息—经济”的大众传播效应机制链。

3.文化信息要素：以文化信息的传播作为中间环节要素,构成“心理—文化信息—行为”的大众传播效应机制链。

4.服务信息：以服务信息传递作为中间环节要素,构成“生产—服务信息—社会消费“的服务信息传播效应机制链。

(四)提高贵州大众媒介在农村革新的效益性传播的途径

1.在贵州农村,一项改革创新的信息之所以被采纳或拒绝,其比例取决于以下属性：一是相对的优越性;二是彼此的相容性;三是运用程序的难易性;四是可观察性与可证实性。

2.重视强化“文化基本群”二级传播中心的大众传播设施建设。“文化基本群”是指将农民社会性活动连在一起的有组织的群体,诸如文化站、科技培训站之类的机构或组织,这类组织中的群体通过活动不断传播革新的文化信息,并在行为上示范以此形成当代农村“新文化的规范”。它们是此区域的信息二级传播中心,信息的传递速度比大众媒介传播的线形扩散要迅速得多。

3.尽量减少信息效能递减,重视采用受众多元反馈的评定方式,重视传播的双向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