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报业发展的人文审思

广东报业发展的人文审思

■董天策

新时期以来,广东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不仅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且也获得了业界与学界的广泛认同。

为什么广东报业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就我所知,论者涉及这个问题,往往是从经济角度对广东报业的发展态势或经营管理作些分析。的确,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经济为广东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广东已发展成为经济大省与经济强省,目前的广东GDP占到全国GDP的十分之一左右。就广告收入来讲,广东报业的广告收入大概占据全国报业广告总收入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的份额。这样一种发展态势,自然会使人们都把目光聚焦到报业经济上,从经济的角度来审视广东报业的发展。

从经济角度来研究广东报业的发展诚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仅限于此,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知道,包括报业在内的整个传媒业都是内容产业。“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y)是1995年西方七国信息会议率先提出的概念,1996年欧盟《信息社会2000计划》进一步明确其内涵,包括制造、开发、包装和销售信息产品及其服务的行业。内容产业的根本特性与运作之道就在于：“内容为王”。这就意味着,报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报业内容产品的开拓创新。而报业内容产品的开拓创新,又离不开文化尤其是人文环境的培育与滋养。因此,从文化或人文的角度来审视与思考广东报业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得出新颖而有价值的见解。

广东报业在新时期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迈上了三个台阶：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到1986年,各类型各层次的报纸相继复刊或创办,这是第一个阶段或台阶;从1987年到1995年,体制改革、版面改革、发行改革和经营改革等相继开始,广东报业由此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上了第二个台阶;从1996年开始,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深圳特区报业集团的相继成立,使广东报业进入集约化、规模化经营阶段,广东报业在市场经济中愈益强大。值得注意的是,广东报业的发展过程也是广东报业的竞争过程。从竞争角度看,广东报业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广州地区。总体上,从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前期,广州报业是《羊城晚报》独领风骚;从90年代中期开始,《广州日报》沛然崛起,在传媒经济的意义上成为广州报业市场的新霸主;从90年代末期开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南方日报集团成为广州报业中综合实力最强的报业集团。

在广东报业的发展过程与市场竞争中,广东报业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成为全国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领跑者。我们不妨略举几例。

——率先开展新闻批评。谈到新时期的新闻批评,我们都知道渤海沉船事件发生后的新闻批评十分典型。不过要注意,渤海沉船事件发生在1979年,公开的新闻批评则是在1980年。早在1978 年11月8日,《南方日报》就刊登了一篇批评稿——《麦子灿同志给习仲勋同志的信》。麦子灿是中共惠州地委农村办的干部,他在信中直言不讳地批评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习仲勋同志闻过则喜,表示这个批评很好,要改进工作,并回信加以鼓励。麦子灿的批评信和习仲勋接受批评的信同时见报,这在省级机关报当中是前所未有的,在全国新闻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率先开辟个人署名评论专栏。1980年,《羊城晚报》复刊,副总编辑许实与总编辑吴有恒商议,认为晚报的评论不宜走日报的老路子,应具有晚报的特色,于是在《羊城晚报》头版开辟个人署名新闻评论专栏——《街谈巷议》,许实同志以“微音”为笔名撰写评论。《街谈巷议》以其辛辣锐利,短小精悍,褒扬与贬斥都痛快淋漓而著称,成为当代中国报纸的名专栏。在中国新闻界,80年代有“北林放,南微音”之说,可见这个专栏评论的成功。

——率先开辟时评版。2002年3月4日,《南方都市报》在全国首辟时评版,天天连续推出,引爆了广州报纸的时评热潮,也加速了国内报纸的时评浪潮。值得注意的是,《南方都市报》开辟时评版,不仅实现了时评版的规模化经营,而且把评论和新闻报道分开编排,这在国内报纸的编排方式上又是一个创举,充分体现出现代报纸的编辑理念。

——率先报道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新春,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在新华社没有发通稿的情况下,《深圳特区报》以评论(即“猴年新春八评”)的方式将小平南巡的要点和精神作了及时而中肯的宣传。这样,既没有违反中共中央对邓小平南巡“暂不作公开报道”的宣传纪律,又在第一时间传达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主要精神,因而被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海内外报刊广泛转载。等中央作出要宣传小平讲话精神的决定之后,《深圳特区报》又适时推出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具体报道了小平南巡的过程,成为当代中国新闻史上不朽的通讯名篇。《深圳特区报》也在报道小平南巡的过程中崛起。

——率先报道“孙志刚案”。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而被强行收容,在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3月20日死于非命。4月25日,《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孙志刚案”,并在当天推出社评：《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针对“孙志刚该不该被收容”以及“即使孙志刚属于收容对象,谁有权力对他实施暴力”进行了追问,并振聋发聩地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收容制度。此后,在法学界人士的公开呼吁下,在全国媒体的集体声援下,“孙志刚案”不仅得到及时审判,而且最终促使国务院废止实施了20余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促进了中国法治的进步。

除了新闻传播内容上的这些开拓创新,广东报业在经营管理上也有不少开拓创新。其一,率先扩版。1987年,《广州日报》在全国地方报纸中率先扩版,从原来的对开4版扩为对开8版,不仅轰动一时,而且触发了全国报纸的扩版热潮。其二,率先改革领导体制。1994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羊城晚报》试行领导体制改革,实行社长领导下的总编辑、总经理负责制,突出地提高了分管经营管理工作的总经理的地位,确立了我国报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的基本领导架构。其三,率先组建报业集团。1996年1月,新闻出版署批准广州日报社组建报业集团。5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运行,从此拉开了我国报业集团化运作的序幕。其四,率先实现异地办报。南方报业集团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共同出资创办的《新京报》,于2003年11月11日在北京创刊,开创了中国跨地域办报的先河,开创了中央级媒体与地方媒体联合创立新报纸的先例。

为什么广东报业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在诸多方面进行开拓创新？它的创新精神又是从哪里来的？据个人初步观察,这不能不归结到文化问题。正是广东特有的文化培育了不断开拓创新的广东报业。

首先是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它是广东报业发展的文化底蕴。关于岭南文化的内涵与特点,已有很多讨论,人们对岭南文化内在规定性的认识多种多样。譬如,有人说岭南文化的特质是求实、求新、求活、求变;有人认为岭南文化的内在品质是重商务实、开拓进取、开放兼容。应当说,务实求新、开拓进取的岭南文化精神在新时期表现得尤其突出,这大概是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合拍的缘故。这样一种文化精神,正是广东报业发展的文化底蕴。广东报业的发展,处处体现着一种开拓创新的岭南文化精神。《广州日报》从80年代后期的扩版到9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改革,在都市报诞生前夕已变革为一张包容了机关报与后来的都市报两种报纸内涵的“都市日报”,这比《北京日报》2001年底重新定位为“首都都市机关报”事实上要早很多年。《南方都市报》在其发展过程中更是明确地提出了“改变使人进步”的口号,并且身体力行,不断改变自己,不断探索新路,终于在不长的时间里成长为一份日益具有影响力的“新主流媒体”。

其次是自由开放的香港文化,它是广东报业发展的重要参照。在地理上,广东毗邻港澳,深受港澳文化特别是香港文化的影响。香港,曾一度被国内视为文化沙漠,何来文化之有？事实上,如果不是将文化局限于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的范畴,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本身是极其片面的。一方面,香港有十分发达的大众文化产业,这难道不是文化吗？另一方面,香港的传媒享有比较充分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这更是一种不能忽视的思想文化。香港文化的民主与自由的理念,给我们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提供了一种支持和参照。加上香港媒体率先进入广东,长期以来处于香港传媒直接影响下的广东媒体也就很自然地获得了另一种新闻理念与传媒运作模式。

再次是开明的政策与政治,它是广东报业发展的精神动力。所谓开明的政策与政治,首先是指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并且在1979年把广东确定为全国综合改革试验区(目的在于利用广东毗邻港澳以及海外华侨众多的优势,在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的科技与管理经验方面,起到“窗口”作用),坚定不移地支持广东的改革试验。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希望广东“要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样的大政方针之下,新时期以来的广东政治治理一向比较开明。譬如,在谢非主持广东省委工作期间,《南方日报》的头版头条可以上批评稿,这在国内机关报中是难得一见的。90年代前期的《南方周末》因一篇报道出了问题(来稿作者写了假报道,编辑未核实)而面临停刊的局面,谢非等省委领导认真了解情况后让《南方周末》在报纸头版登了一篇长文检讨后继续出报,体现出一种既坚持原则又开明处理的政治风范。在广东,不仅是地方领导人比较开明,而且报业的经营管理者也比较开明。南方报业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纸,在其开拓创新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冒失或失误,集团负责人在省委领导下既坚持原则,不姑息应该处理的问题,又始终鼓励和支持部下的开拓进取精神。《南方周末》的批评报道与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取得远比内地报纸更为辉煌的成就,就是与这种开明的政策与政治分不开的。

[董天策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