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核心竞争力的平台与内核

组织资本：媒体核心竞争力的平台与内核^[1]

■刘年辉

组织的作用在美国的经济史家钱德勒的著作中得到突出的强调,他通过对美、英、德等国企业发展史的实际分析,提出了以结构为基础的组织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心力量的观点。^[2]组织资本的概念为从理论上分析和理解组织能力提供了基本的视角与途径。组织资本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概念,历经了把组织资本视为组织拥有的信息、组织化的人力资本、组织化的知识和组织化的生产要素等概念的发展过程。

组织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一种生产要素、一种资本。媒体组织资本是指深深植根于媒体组织关系之中,不依赖于组织个体而存在的,用以媒体组织协调和激励,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获取能力的基础性生产要素。这种生产要素既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有机整合,也包括诱致和支撑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整合的组织环境、制度和结构等因素。

一、媒体组织资本的构成要素

媒体组织作为一种生产性的资源,其基本要素可区分为战略资本、结构资本和文化资本。^[3]

战略资本对媒体组织的发展具有指引方向的作用。媒体组织的总体战略、竞争战略以及业务战略决定了媒体组织的共同目标、发展方向以及基本的操作思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曾经对经营的有效性和战略做过区分,前者是指在从事相同的经营活动时比别人做得更好,后者是指选择不同的经营活动来做到与众不同。^[4]因此,通俗地说,战略是做“正确”的事,有效的经营活动是“正确”地做事。战略就是媒体组织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特定的时空应该做什么或者怎样做得与众不同。战略清晰、目标明确是有效动员媒体组织的各种资源、凝聚媒体组织的各种知识的基本条件。战略可以在媒体组织内部形成共同的战略远景,并据此,针对每一个员工把统一的战略远景分解成清晰、实在的工作定位,让每个员工熟悉战略的具体细节,从而实现对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协同配置。

媒体组织战略资本的存量大小取决于媒体管理者战略意识的强弱、目标选择的对错、资源调度的灵活程度、执行力度的大小、实施效率的高低等方面的综合作用。

媒体组织要制定有效可行的、科学的和成功的战略,可以借助组织外部的知识,例如进行战略管理咨询,购买中介组织的调查数据等;也可以在组织内部成立专门研究部门,为本媒体组织的发展提供战略和对策;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媒体组织的领导人和管理者对战略制定的重视程度,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领导人和管理者本身的素质、学识和战略领导能力。战略领导能力是媒体组织领导人最为重要的品质,经常表现为领导者的洞察力与预见力,是媒体组织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本。

随着我国新闻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媒体之间已经由没有竞争、自然竞争发展到战略竞争阶段。计划经济时代,各家媒体都拿着财政拨款,井水不犯河水,竞争缺位。媒体刚刚走向市场时,媒体处于卖方市场中,媒体之间的竞争是一种自然竞争,这是一种渐进式的自发的适应性竞争,不需要媒体的身心投入,不需要远见卓识,一切顺其自然。但在90年代以后,随着媒体数量的增长,买方市场迅速替代了卖方市场,媒体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激烈起来,相互之间的竞争方式也逐渐开始向战略竞争演变。战略竞争“精心策划、深思熟虑,实施过程也经过缜密的推演,而其结果是较短时间内产生巨变”。^[5]

近年出现不少进入市场后在短期内迅速崛起甚至占据市场优势地位的报社,如北京的《京华时报》、湖南的《潇湘晨报》等。这些报纸,能够一出世就形成气候,其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摒弃了传统的自然发展模式,通过精心谋划,以成功的战略切入市场,用战略竞争压缩了发展的时间。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陆小华先生曾经敏锐地指出,发展战略研究会成为媒体资源投入重点,并成为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关键性因素。^[6]媒体发展战略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战略研究的投资力度加大,许多媒体成立了自己的战略研究机构。2002年,《人民日报》社成立了新闻研究中心,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人民日报》的发展思路,这可视为媒体战略研究地位提升的标志性事件。

结构资本是媒体组织把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源转化为组织能力的机制,是组织的基础结构,是支持组织运作和知识创造、传递、使用与保护的有形的综合系统和活动方式。^[7]这也是媒体组织资本中最为具体和清晰的部分。具体说来,媒体组织的结构资本包括治理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作业流程等与组织机构内部运作直接相关的众多方面。

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也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这一关系的合理性决定着媒体组织的决策的科学性和决策水平以及经营者的努力程度,从而也是决定组织效率的关键因素。

与治理结构相联系的是媒体组织的产权结构。因为只有在产权分化的条件下,才存在治理问题。

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产权就是对物品或劳务根据一定的目的加以利用或处置以从中获得一定收益的权利。^[8]狭义的产权,主要是指对物品等资源的财产所有权,也就是指主体对既定财产排他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广义的产权,是指在私人产权的基础上,由不同的产权主体自愿进行产权交易而形成的更广泛的权利与义务的安排。

由于在现代公司制度下,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权发生分离,企业所有权就演变成“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9]剩余索取权是指对企业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的合同支付,如原材料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之后余额的要求权。因为企业的收入是不确定的、没有保证的,因此,剩余索取者也就是企业所有者,必须是企业经营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控制权,又称经营权,是指对企业财产进行实际使用和决策支配的权利。为了提高效率,企业的所有者必须把部分产权让渡出去,作为对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激励,使他们与所有者成为利益共同体。所以,在现实的企业制度当中,同样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可以形成不同的企业产权结构。

媒体组织的产权结构和一般的企业一样,存在着私有产权(包括业主制和合伙制)、共有产权(国有制)、混合产权(股份制)等多种实际的产权模式。不同的产权结构会导致不同的组织治理模式,也会产生不同的交易与配置效率,因此会从根源上决定组织结构资本的存量。

业主制或合伙制的媒体组织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往往是同一的,所以不存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问题。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情况,一般存在于国有制和股份制的媒体组织中,与此相联系的是,产生了委托——代理的关系问题。因为在两权分离的条件下,媒体组织的所有者(委托人)把媒体的经营活动委托给经营者(代理人),所有者并不直接从事经营活动。由于两者之间的价值目标和利益存在着差异,因此,媒体组织的所有者如何激励或约束经营者,使其尽可能地努力经营以实现所有者的价值最大化,成为媒体组织治理结构的关键问题。

媒体组织治理的主要目标是保证所有者利益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在国有制和股份制条件下,治理结构成为发挥媒体组织规模优势和经营管理者团队优势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决定了媒体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水平。在美国等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一般媒体公司都在私有制基础上实行股份制并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那些过去由家族所拥有的媒体组织,如新闻集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也都是如此。

文汇新民集团总经理顾行伟先生指出,产品结构是媒体组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10]产品结构是指媒体组织各种不同的产品之间质的组合和量的关系。不同的媒体组织会由于各自经营活动和投资方式的区别而形成不同的产品结构。

美国波士顿顾问公司的布鲁斯·亨得森提出的产品组合矩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产品结构分析工具。他把产品分为“明星”、“金牛”、“问号”和“瘦狗”等四种。高市场份额、高增长的是“明星”,高市场份额、低增长的是“金牛”,低市场份额、高增长是的“问号”,低市场份额,低增长的是“瘦狗”。^[11]

媒体组织要具有核心竞争力,必须拥有市场份额与增长率各不相同的合理的产品组合。不同的产品类型资源投入以及产出是有差异的。“金牛”只需固定的投入便有大量的产出;而“明星”与“问号”处于成长阶段,则投入较大。媒体组织要通过合理资源配置,对产品结构进行合理地调整。为了确保市场竞争优势,抓住增长的机会,媒体组织必须拥有一定的“明星”产品,作为未来优势的保障。“金牛”则是确保现在的市场优势,为组织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为未来的增长提供资金支持。对于问号则必须进一步对其增加投资,使其向“明星”转变。“瘦狗”则是失败的产品,应当尽快撤退,减少损失。

组织结构是指媒体组织为实现目标而进行分工协作所形成的权责结构体系,主要包括职能结构、层次结构、部门结构和职权结构。组织结构直接决定了媒体组织内部人、物、事的匹配状况、对员工的激励水平,也是内部知识与信息流通和传递的基础。

媒体组织的结构应当以有利于行动作为价值目标。报纸作为时效性很强的产品,其生产运作过程必须始终保持高速、快捷的状态,因此,媒体组织的管理结构是否合理有效,直接影响到其新闻产品的品质和数量。^[12]

媒体组织的多重属性使其组织结构的设计必须考虑多方面的约束因素。从其政治属性的角度来讲,其基本目标是为了宣传和服务于意识形态的需要,那么,媒体组织必须建立便于统一思想、步调一致的结构模式。从经济属性来讲,其组织结构目标主要是要求能够节约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利润。从社会属性来说,则必须强调新闻工作的专业特性,因此其组织结构则要求能够让其编辑记者有足够内部自由,能够让其按照专业的要求,在较少受到干预和控制的情况下完成工作,保持编辑工作独立性与公正性。媒体组织结构设计的政治逻辑、商业逻辑以及专业逻辑往往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使媒体组织内部复杂性增加,例如,政治逻辑要求服从与统一,而专业逻辑则要求内部的新闻自由。在实际的媒体组织中,往往是以某一个组织结构设计的逻辑为主,兼顾其他,形成与自身价值取向一致的组织结构形式。

从内部职能部门的关系来说,处理好编辑部门与经营部门关系非常关键。在商业化的潮流当中,媒体组织的利润取向必然会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就有可能压迫编辑部门迎合市场需求,而严重降低新闻品质,甚至会不顾新闻专业主义逻辑,一切唯市场是从,损害公众利益。因此,在组织结构设计上,必须为编辑部门与经营部门划分必要的制度界限,明确区分各自职权,分线运作,杜绝市场逻辑对新闻采编的不当控制与过分干预,以保证新闻的专业水准。

媒体组织文化是指媒体组织在特定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被员工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组织文化渗透和弥漫于整个媒体组织的生产、管理、经营和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可以为组织提供良好的工作氛围,增强组织凝聚力,为员工提供精神激励和软性约束,在组织中起到胶合剂的作用,使组织的各个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

媒体组织文化可由浅到深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一是表层的物质文化,包括媒体组织生产的报纸或其他产品以及所拥有的各种物质设施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如报纸产品文化,媒体组织办公场所的外部特点、内部装饰等。物质文化清晰可见,反映了媒体组织的外部形象,是社会对媒体组织整体评价的起点。二是中层的行为文化,包括软性的各种行为惯例和硬性的制度规章,如报纸生产的工作流程、员工的晋升规则等,体现媒体组织的管理风格和活动秩序。三是深层的精神文化,也就是该媒体组织的核心理念和基本价值观。这是媒体组织的灵魂,为媒体组织的各类活动提供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作为知识员工,精神上的激励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媒体组织由于其组织的特性的多样性,其组织文化还可区分为新闻文化和经营文化。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中层的行为层和深层的精神层,并更集中地体现于新闻理念和经营理念的差异上。在最本源的意义上,新闻理念的内核应该是一种使命感,而经营理念的内核是一种诚信精神。当然,在具体的媒体组织中,各自的新闻理念、经营理念内涵与其他组织相比可能具有很大的差异。就像必须正确处理编辑部门与经营部门的关系一样,新闻理念与经营理念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媒体组织文化资本是指媒体组织对文化进行持续投资而形成的组织特有的能够创造或增加组织价值的资本形式。对组织文化资本的投资,在物质文化层面,主要是货币形式的投资。在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一方面需要货币形式的投资,主要是用于组织内部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也需要非货币形式的投资,主要用于行为规范的塑造、道德规范的建立、核心理念的树立等。投入的资源主要是领导的风格与形态、领导的管理能力和花费的精力等。

组织资本的三个主要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系统的有机体。战略资本是媒体组织对未来发展的一种整体谋划,决定着媒体组织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战略是组织的头脑,战略资本的存量高低代表了组织的智商水平。结构资本则是媒体组织战略实施和日常运作的基本框架,是媒体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具体执行的机制,是组织的肌体。文化资本反映组织的精神风貌和内在潜力,为员工行为提供动机激励和精神支持,是组织的灵魂。三者之间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存在着非线性的互动机制。

二、组织资本的价值创造机制

组织资本与核心竞争力有着本质关联,对其存在着决定性的影响。组织资本作为媒体组织核心竞争力系统的内核,与核心竞争力的本质关联首先体现在价值创造机制上：一是组织资本本身可以直接作用于媒体组织经济价值的形成。充盈的组织资本可以构建良好的经济价值的产生机制,形成一系列有效的知识积累、知识创新的路径,提高媒体组织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二是组织资本作为媒体组织核心竞争力的构架,为整合媒体组织的社会资本、技能资本提供一个整合和协调的平台,从而在整体上提升媒体组织的核心竞争力。

组织资本可以降低媒体组织的内部管理成本或组织成本。组织资本存量多的媒体组织可以通过有效的战略、健康的组织结构和积极的企业文化,使组织内部的信息流、知识流、资金流、物质流等快速有序地流通,让员工的知识与工作岗位合理匹配,让各种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组织所有者、经营者和员工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积极合作,从而有效降低内部的信息搜寻、内部谈判和监督管理等带来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

组织资本可以提高组织的运行效率。媒体组织包含着众多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在媒体组织中的利益目标存在一定的冲突,要提高媒体组织的效率必须对此进行有效的协调。那么,媒体组织的战略选择、治理结构、组织结构等因素直接决定组织的利益分配,因而对媒体组织的效率产生直接的影响。只要媒体组织的效率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就会存在组织资本提升组织效率的空间。组织资本提高组织的效率的关键在于能为组织的经营者、员工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他们的工作激情,从而激发组织的活力。

组织资本作为对人力资本的一种整合机制,可以促进组织中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向组织拥有的知识转换,形成组织知识积累和知识创新的有效路径。单个员工所能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总是非常有限的,在目前媒体生产分工越来越细、经营环境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效发挥作用。媒体组织的整合机制首先就成为其员工之间的一种合作方式,让不同员工的知识和技能得以交流和分享,从而使个人之间的知识融合互补,提高员工知识的利用率。媒体组织的整合机制是一种知识转换机制,让员工的个人知识使用的过程中是隐含的知识外化为共享的知识,在知识的共享过程中,固化为组织本身拥有的知识和能力。媒体组织的整合机制还是一种学习机制,在媒体生产和运作过程中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认识与解决,使员工获得“干中学”的机会;另外,媒体组织与外部的交流,有规划地组织学习等都是组织的学习机制。在组织资本的作用下,媒体组织会减少对个别员工的依赖程度,增加组织本身的知识,从而提高组织的运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组织惯例塑造模仿壁垒

战略资本、结构资本是媒体组织资本的“形”,而惯例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部分,则是媒体组织资本的“神”。“形”是组织资本的外在表现,比较容易把握,也是惯例形成和存储、应用、更新的场所,而“神”是组织资本的内在实质,是隐含的,难以直观观察,也难以被模仿与复制。

根据演化经济学理论家理查德·尼尔森与西德尼·温特的观点,媒体组织资本创造价值的潜能来源于组织的惯例。惯例是组织的一系列行为模式、共同经验和程序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是与陈述性知识相对而言的概念,程序性知识是指know- how,“它们涉及一系列步骤,每一个连续的步骤都是由前一步的完成引起的,并紧跟前一步的完成后面”,^[13]也是组织知识的积累机制和利用机制。惯例可以协调员工的行为,引导新员工的学习,并促进媒体组织的知识搜寻、知识创新和知识扩张,从而建构组织的能力。组织的能力主要包括实现和存储惯例的能力。

每一家媒体组织都按照特定的自有逻辑、固有传统,通过日常的新闻生产、组织管理、投资经营等活动与途径积累、提升本身的知识技能。当某家媒体组织的程序性知识获得高度发展并被有效地利用时,就意味着该媒体组织具有很强的难以模仿的内在能力。

按照活动的不同,媒体组织的惯例至少可以区分为运作惯例、投资惯例、调适惯例等三种基本的类型。^[14]

运作惯例包括媒体组织的报纸生产、交易和日常经营管理方面的惯例。媒体组织在新闻的生产、交易过程中会形成基于整个新闻生产的历史和该媒体组织自身特定历史的被组织成员广泛接受的知识,被员工当作标准的工作程序或共有的行动。例如,一家成功的媒体会形成自己处理新闻的程序及手法,这些程序和手法的形成既得益于在新闻业中已取得的普遍共识,如关于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新闻的客观性、消息的基本写作程式、版面编排的基本样式等等,又基于该媒体本身的新闻理念,包括受众的定位、对受众信息需求的洞察、新闻价值判断的独特标准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闻处理过程和方法。这些关于新闻处理的惯例有时会以明示的知识形式存在,如编辑手册等,但更多的是以一种默会性知识形式存在,存在于对每个特定具体的新闻处理的过程中,成为编辑、记者的自发行为甚至无意识行为。

媒体组织的投资惯例在本质上是对组织拥有的已有惯例的复制。媒体组织的投资惯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涉及到与当前媒体组织生产、交易相关的资产进行更新或扩张的决策。比如,要维持媒体组织有效运转,必须对设备进行适时更新,对员工进行定期培训等;报纸发行量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张,必须要有新的投入。第二种投资惯例则涉及到新产品的开发或新的市场的开拓的决策。媒体组织进入新的媒体市场或对非媒体领域进行多元化的投资决策需要精致的投资惯例的支持。例如,南方媒体集团形成了一种“龙生龙、凤生凤”的独特的新报纸孵化机制,通过一张优质的报纸延展出多张子报,形成多个报纸品牌系列。

调适惯例是媒体组织对自身加以调整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媒体组织除了应用运作惯例处理具有相同情境的媒体活动以外,还必须有一种动态的机制来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问题、新情况。

首先,调适机制必须既能有效灵活地动员媒体组织已有的资源,同时还必须不会对组织造成重大的破坏或形成很高的协调成本,也就是说对新问题的解决方式能够在组织内获得兼容。例如,电视台为了对某一重大突发新闻事件进行集中报道而成立专门的编采小组,既能够有效地完成报道任务,又没有对电视台的其他日常报道活动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就是一种有价值的调适惯例。

其次,调适惯例涉及到媒体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资源、知识与能力的利用,包括与受众、政府、其他媒介组织等社会各相关方面的联系能力、向其学习的能力。这种惯例可以保证媒体组织快速地领会受众需求,针对市场变化迅速反映。可以使媒体组织与合作伙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可以使媒体组织与政府、社区等保持良好的沟通,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这种调适惯例提供了媒体组织的组织资本与社会资本相结合的通道,也是组织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构架发挥作用的机制。在媒体经营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合作与联盟的竞争方式。如,上海文广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与《北京青年报》合作创办《第一财经日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创办《新京报》。这些媒体集团之间的合作,既是基于对合作方资源的利用,也是他们自我调适的尝试。

第三种重要的调适惯例是以创新为核心的。约瑟夫·熊彼特^[15]提出创新是生产手段的新组合,包括如下五种情况：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控制新的原材料来源和实现一种新的组织。在媒体组织面对这几种创新情况时,常常伴随着某些惯例的适应性调整或创新性变化,惯例的变化过程本身累积为媒体组织的调适惯例。调适惯例又以支持惯例变异的方式为媒体组织的创新活动提供指引和路径。所以创新的调适惯例往往形成创新的螺旋,可以使媒体组织在市场竞争中持续领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能够在市场独领风骚近十年,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创新成为它的惯例和常规,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快人一步,招招领先”。例如在广东省内率先自办发行;成立国内第一个媒体集团;在中国媒体史上第一次滚动出97大版;引进最先进的印刷设备;设立第一个传媒业博士后工作站等等。

惯例作为组织资本,为媒体组织提供了开展各类活动的正确而便利的方式,运作惯例、投资惯例和调适惯例为媒体组织生产经营中的常规活动、创新活动创设了基本的范式,使媒体组织行为的效率提高。而且惯例中还包含着知识创新的机制,在惯例的应用过程中,会不断获得新生的经验,随着时间的变化,惯例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导致新的知识的产生。另外,非常重要的是,经营惯例和调适惯例还分别充当了媒体组织技能资本和社会资本整合机制的作用。

惯例既是媒体组织对技能资本的整合机制,又是技能资本整合的结果。技能资本是媒体的员工个人拥有的知识和技巧,惯例则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对个人技能的构建、协调和整合。媒体组织要通过制度建设与激励机制让员工乐于贡献自己的知识,同时还要帮助员工理解和应用组织的惯例,让组织员工在应用惯例中获得新的经验,从而在长期的发展中推动组织惯例进化,成为竞争对手难以跨越的坚实壁垒。

概而言之,组织资本由战略资本、结构资本与组织资本构成,是媒体核心竞争力的内核与平台,是媒体核心竞争力其他要素的支撑构架;同时组织资本又可以直接促成媒体经济价值的提升。媒体组织应该塑造自己独特的惯例,成为竞争者的模仿壁垒。

参考文献

1.[美]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著,重武译：《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

2.张钢：《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与组织创新》,《科学学研究》,2000年1月。

3.《公司战略透视——波士顿顾问公司管理新视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

4.陆小华：《整合传媒》,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95页。

5.[美]戴维·贝赞可等著,武亚军总译校：《公司战略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61页。

6.樊纲：《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126页。

7.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8.顾行伟、张辉锋：《当前中国报业发展的若干热点问题——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总经理顾行伟访谈录》,《新闻记者》,2002年7月。

9.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新华出版社,第214页。

10.[美]理查德·纳尔逊等著,胡世凯译：《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3页。

11.[美]雷蒙德·迈尔斯等著：《有利于行动：关于各种可选择组织形式价值的综合理论》,《战略柔性》,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103- 126页。

12.[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3页。

[刘年辉　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助理研究员]

【注释】

[1]本文为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项目号2005038217)与武汉市软科学课题(项目号20054005062- 28- 06)的阶段性成果。

[2][美]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著,重武译：《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

[3]参见张钢：《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与组织创新》,《科学学研究》,2000年第1期。

[4][美]迈克尔·波特：《何为战略》,刘守英主编：《战略：45位战略家谈核心竞争力》,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5][美]布鲁斯·亨德森：《战略与自然竞争》,《公司战略透视——波士顿顾问公司管理新视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

[6]陆小华：《整合传媒》,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95页。

[7][美]戴维·贝赞可等著,武亚军总译校：《公司战略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61页。

[8]樊纲：《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126页。

[9]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10]顾行伟,张辉锋：《当前中国报业发展的若干热点问题——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总经理顾行伟访谈录》,《新闻记者》, 2002年。

[11]参见[美]布鲁斯·亨德森：《产品组合》,《公司战略透视——波士顿顾问公司管理新视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49- 52页。

[12]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新华出版社,第214页。

[13][美]理查德·纳尔逊等著,胡世凯译：《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3页。

[14]参见[美]雷蒙德·迈尔斯等人著：《有利于行动：关于各种可选择组织形式价值的综合理论》,《战略柔性》,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103- 126页。

[15][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