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流中内爆

1.1　媒介：汇流中内爆

今天，互联网的用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他们每分每秒都在给这个累积的信息网络添砖加瓦，登录他们自己的主页，记述他们的兴趣和需要，包括文字和其他所提供的资料。所有这些人的鼠标点击有如拧动千百万个房门把手，打开无数房门，把信息、娱乐、投机、商务、知识和各种各样令人惊奇的东西引入千百个网站。这个新的信息工具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媒介所处的语境。

从“当下”这个视角来看，媒介演变似乎是突飞猛进。但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保罗·萨弗（PaulSaffo）认为，至少在过去5个世纪里，新思想完全渗透一种文化所必需的时间一般约为30年，他把这称为30年法则。几乎所有现代主义者都同意这样一个前提，即每一种新形式的传播，都从其原先看得出是某种较早形式的延伸，逐渐演变到完全是自身的独立形态。这种变革和适应的连续，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堪与物种演变相媲美的复杂过程。新媒介的成功形式就像新物种那样，并不是无中生有地突然冒出来的，它们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¹⁾温斯顿（Brian Winston）认为，推动新的媒介技术发展的加速器是他所说的相互交织的各种社会需要，他把这些需要定义为“位于社会与技术之间的界面”。⁽²⁾媒介形态的变化，通常是由于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作用引起的。通过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传播系统，我们看到新媒介并不是自发地、独立地产生的，他们从旧的媒介形态变化中逐渐产生；当较新的媒介形式出现时，较旧的形式通常不会死亡，它们会继续演进和适应。调频广播迟缓的成功和无线广播从一个大众媒介变为小众媒介的事实可以用来说明媒介形态变化的这一关键原则。罗杰·菲德勒把这两个原则称为形态变化原则和共同演进原则。通过形态变化原则不断地有新的媒介问世，通过共同演进原则，保存了丰富多彩的传播技术和传播媒介。媒介形态变化与共同演进，构成了目前媒介的汇流（Convergence）。

1979年，当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麻省理工大学媒介实验室开始宣讲“汇流”这一概念时，很多人惊讶于他的断言“所有的传播技术正在遭受联合变形之苦，只有把它们作为单个事物对待时，它们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³⁾为了举例说明这一概念，尼葛洛庞帝画了三个相互交叠的圆圈，并分别表明“广播和动画业”“电脑业”和“印刷出版业”。尼葛洛庞帝和他的MIT同事认识到媒介行业和数字技术汇聚并最终导致了多媒体传播形式的形成。⁽⁴⁾多媒体系统通过全活动视频、动画和声音以及静止的图像和文字等各种混合形式传达信息，它又促成了整合宽带通信系统（Integrated Broadb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的发展和完善。

托马斯·鲍得温（ThomasF.Baldwin）、史蒂文森·麦克沃（D.StevensMcVoy）和查尔斯·斯坦菲尔德（Charles Steinfield）等学者认为，1996年美国的电信传播法案（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开启了传播信息服务自由竞争的先河，开启一个数字化时代，引发了大汇流。整合宽带这个集声音、图像、数据于一体，并有按需存储和交互功能的系统，要求电信、有线电视、计算机产业和印刷出版产业自主地技术融合。宽带系统内的信息囊括了所有种类的传播，包括数据、声音和视频等，涵盖会话、数字、图形、音乐、电影和游戏等内容。通信的数字化（Digital）意味着所有信息（包括视频和音频信息）能被计算机存储和处理，并不失真地进行传输，数据库里的信息和处理程序可以由其他用户自由访问、传送、直接使用或存储。只要有必需的设备，所有的信息站点和用户都能互联，用户可以从站点或其他用户那里得到直接或单独的回应，因此，这种系统是交互式的（Interactive）。所有这些处理设备的传输通道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网络（Network），具有这些互动功能的网络被称为整合宽带系统（IBS，Integrated Broadband System）或整合宽带网络（IBN，Integrated Broadband Network）、整合宽带服务（Integrated Broadband Service）、整合宽带传播（Integrated Broadband Communication）、全方位服务网络（FSN，Full Service Network）。互联网（Internet）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全方位的服务网络⁽⁵⁾。

但是对于现在出现的汇流现象有一种夸大其词的误解，认为它将导致传播形式越来越少，并最后导致现存的各种形式如报纸和杂志的消亡。这一误解并未得到历史的证明和支持，埃弗里特·罗杰斯和其他媒介学者已经言明：“传播的历史是一个‘越来越多’的历史。”⁽⁶⁾新的形式往往是偏离和增加媒介大家族的品种，而不是巩固或替换旧有的形式。另外一个误解是把汇流简单地等同于合并（Merger），“合并暗示两个或更多的实体集中到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统一的实体，而汇流更像是交叉路口和婚姻，其结果是引起每一个汇流实体的变革，并创造新的实体”。⁽⁷⁾

对于这两种误解的澄清暗示了多媒体或汇流的复杂性，我们已经体验到，我们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处在混乱状态当中。菲德勒指出，这种混沌是变革不可缺少的前奏，没有它，宇宙中将不可能产生生命，混乱赋予系统生命新的契机。物理学家米切尔·沃尔特认为，混沌和秩序，就像出生和死亡一样，是所有复合体或生命系统的两个极端，混沌的边缘永远是“新主意和新发明的基因蚕食现状边缘的地方”。⁽⁸⁾当代混沌理论认为，在混沌系统内那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件或轻微的初始变化，能触发接连不断的逐步升级和不可预测的事变，最终导致重大的（或灾难）事件的发生。如一只蝴蝶在中国拍打双翼会引发美国西海岸的一场飓风的“蝴蝶效应”。但是，混乱的系统在本质上又是无政府主义的，无穷无尽的变化使得长期预测的模式是无法确定的，没有人能够精确地预言哪一种具体的新媒介技术和传播形式将最终取得成功。新媒介专家迈克尔·德图佐斯预测，与接下来的几十年相比，目前的信息高速公路、电子邮件、多媒体、CD-ROM、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将成为旧闻。⁽⁹⁾

我们人类短暂的记忆常常被变化速度搞得晕头转向，就已经浮出水面的新技术而言，它的发展与变革也不会例外。新媒介的专家萨弗告诉我们，今天的生活节奏之所以感到要快得多，原因是“有更多的新技术在同一时间出现，这些技术出乎意料的交叉冲击，创造出我们都感觉到的强力的加速”。⁽¹⁰⁾这些交叉冲击的各种变量，又引发了媒体自身的内向爆破。

内向爆破（Imploding/Implosion）是指在一个后现代世界里，各种现象都倾向于内在爆破，其结果是自我摧毁人们对他们的诸多假定，意义彻底消失（Baudrillard 1983c：57）。⁽¹¹⁾麦克卢汉敏锐地注意到，机械形式转向瞬息万里的电力时代的加速度，使外向爆炸逆转为内向爆炸。在当前的电力时代中，世界内向爆炸而产生的能量，与过去扩张的传统的组织模式发生冲突，一直以来，我们的制度和安排，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制度和安排，都只有一个单向的模式。但是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内爆的存在及其意义——人们仍然觉得自己生活在“外爆的”或“扩张的”的时代里，这部分是由于交通技术的改善和航天科技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向地球以外的太空扩展的释然；人们依然在使用“人口爆炸”和“知识爆炸”这样的词汇。

麦克卢汉认为，事实上，造成我们对人口担心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世界人口的增长，而是对于电子媒介的使用，使人们的生活彼此纠缠，所造成的极端“拥挤”。由于复杂过程中的一切都有机地互相交错，工业中的自动化取代了过程的分割，电力线接替了装配线。今天，古典物理学、古典经济学、古典政治学的伟大原理，即一切过程可分原理，由于延展为统一场理论而自己发生了逆转。⁽¹²⁾沉迷于机械的由中心向边缘扩展的模式，再也不适合我们这个世界。电子的作用不是集中化（Centralization），而是非集中化（Decentralization）。这种区别可以比喻为铁路系统和电网系统。铁路系统需要铁路终端和大都会中心，而电力可以一视同仁地输入办公楼和农村，它可以容许任何地方成为中心，并不需要大规模的集中。麦克卢汉是如此得切中要害，如果他再活20年，他能看到，数字网络比他的电子网络更能够明证他的预言。在因特网的世界里，过去信息垄断的中心地位确实已经被打破，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信息发布的入口，但是他还是忽略了一点，那些传统上的权力集中的地方，在信息发布方面仍然会形成相对的集中，“权力”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只不过是由过去的“集权”转化为“分权”。

在媒介内爆的过程中，任何媒介都存在着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所说的“断裂界限”⁽¹³⁾（Break Boundaries），即一个系统在此突变为另外一个系统的界限，或者是系统在动态过程中经过这一点突变为另外一个系统的界限，包括图像世界由静态到动态的界限，由机械状态过渡到有机状态的界限。麦克卢汉认为，静态照片（Static Photo）的一个结果，是掩盖了富人的摆阔气消费；静态照片加速为动态之后，给全球的穷人提供了虚幻的富有。在断裂界限上发生的逆转有一个自相矛盾的特征，游动迁徙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是静止不动的，相反，静坐少动的专业人士却是动态的、爆炸性的、进步的。富有吸引力的或世界性的大都会，将是静态的、老一套的、无所不包的。在古代社会中，人们对断裂界限作为逆转发生和不可回归的临界点，有一种直觉，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在“创造力的报应”和“角色的颠倒”这两个部分介绍了这种直觉。

任何一个系统发生逆转和突变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与另外一个系统的“异体受精”，比如印刷术和蒸汽机结合所产生的突变，广播和电影的结合所产生的突变（有声电影）。今天，由于电脑、电视、广播、报刊、电话结合所产生的突变（多媒体技术），这些系统的临界点已经变得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突变都更复杂，这种复杂使得我们不能再仅使用临界点这个词来描述它们突变的界限，“临界面”这个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界面和界点共同组成了这些系统（电脑、电视、广播、电话和报刊等）相结合的复杂关系。既不是通过点的接触的线性关系（尽管存在可逆转性），也不仅仅是通过面的接触所产生的平滑规则的关系，而是两者所结合的不规则关系，这种关系我可以形象地把它比喻为“晶体”关系。用这个比喻是再确切不过了，它既表现了各种传统的媒体在结合中的相互渗透，也表现了它们相互矛盾和不相融的一面。当然这个晶体要磨合为一个圆滑的球面需要时日，而要达到尼葛洛庞帝的“恰如其分”、人机合一的理想境界则存在着不可能突破的临界点。即从一个无机体转化为有机体的临界点；以往的任何一次突变都是在无机体发生的，而尼葛洛庞帝所梦想的突变是在无机体和有机体这两个系统的异体受精，这就显示了他的预言的不可能性。

哈贝马斯的研究表明，18世纪公共领域的兴起，是与文字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密切相关的。⁽¹⁴⁾尽管哈贝马斯以一种矛盾心理凸显了文字生产形式的传播潜能，但是麦克卢汉将这一嬗变看做是创造一种集中化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这包括了严格的“区分界限”。印刷的专业化，划分了美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公共和私人各领域。然而这些领域的纵向和横向联系，已因电子传播的影响而得到根本性的修正。新的媒介技术已经重构了社会生活，消除了文化等级和各个领域之间的分离，导致了全球在纵向上、时间上和横向上的立体的内爆，使我们生活在一个重叠性的世界。

首先，大众传播媒介内爆为政治领域，造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媒介就是政治，政治就是媒介；政治已经不能十分容易地与传播领域相分离，不仅因为政策是依靠传播而得到宣传的，而且媒介传播的与政治人物任何活动有关的东西都会带有政治意义。其次，公共领域相应的内爆为私人领域，使公共领域走向消亡；具有批判反思的私人领域，不断地被需要人们注意的新媒介所攻破，将人这个有机体哄骗到全球浪潮的观念形态里，就像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文化的内爆已经将理性的公众转变为一种互为作用的“电子回路”。不仅如此，娱乐性的行业也内爆为教育。年轻人时下沉迷的视频产品，使传统的教育方式相联系的课本显得单调和乏味。教育体制目前正在使用的电视、多媒体等教育，最终将促成既有娱乐性又有教育性的混合型文化形式。麦克卢汉的这种“混合观”已将我们引导进了多媒体的媒体汇流时代。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了通验（Telecity）的观念⁽¹⁵⁾，可用来解释或补充以上内爆的过程。鲍曼认为，“通验”就是客体和主体仅仅作为快乐和娱乐的形式而出现；“人们现在可能会坦然地和毫无畏惧地盯着陌生人……这些陌生人非常接近于客体，但他们注定——幸运地——远离行为主体。在通验里陌生人得到了净化，并且很安全”。电视可能会让我们待在家里周游世界，但是，将电视整合进个体化的休闲模式里，意味着唯有他性（Otherness）没有提出严肃的义务感，他性才会与现代主体相遇。我们很难想象人类彼此之间再也没有义务感和协同感，这样一个未来，“通验”这一概念凸显了虚拟现实和个人电视的未来技术发展中某些文化的活力。在此，影像和表征受到了选择，以适合主体自己的生活方式、品位和喜好。由“通验”所建构的空间是以个体的快乐为基础的，它允许主体在丰富多彩的媒介文本自由自在地翱翔。目前正在开发使用的个人频道，使收看者可以按自己的需要选择电影、纪录片、新闻或是其他组合，但是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随着电视网络和频道的爆炸，观众在节目的选择方面要作出明智之举，将会是很困难的。更负面的效应可能是，预先选定的节目的先入之见对积极挑选的观众起不了什么作用：受众对自己平常不太喜欢的节目可能不那么容忍，他们仅从电视文化中吸收了惊世骇俗和某些对抗的因素。这种负面投射有可能导致公共空间的终结和快乐文化的升华，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推测。电视频道的激增和信息网络的全球化普及也具有潜在的积极的效应，新技术不会促进通验，相反它会充分调动各种不同的节目，填补被忽视的那一部分市场空白。

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认为，麦克卢汉关于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的全球内爆已经瓦解了作为有意义构建的时间和空间，和信息的传播导致了全部有意义的时间和空间的各种联系的观点，既有实在论的特性又是极度夸张的。⁽¹⁶⁾他引用了亨利·勒菲弗的空间观来对麦克卢汉的“内爆”观进行了评价。勒菲弗认为，空间是物质实践和象征性社会实践的产物。他把空间实践分为三个层次，即实践直接涉及特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如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实施某些入境的标准以规范和再生产公民的身份）、直接与生产空间交错在一起的某些空间表征（如建筑学的表征实践）和受制于理性的技术形式的抽象空间。史蒂文森认为勒菲弗的分析使我们意识到，空间实践存在着不同的层面，而麦克卢汉已经将空间分析彼此联系的层面内爆为电子媒介的改变效应。勒菲弗还使我们注意到，空间实践通常在时间方面具有某些持久性。这不仅表明麦克卢汉关于空间终结的观点具有实在论的特点，而且这些观点对后结构主义学者起到了矫正的作用。再者，勒菲弗认为我们能重新将由大众传播媒介引发的一些空间嬗变与诸种体制过程联系起来。这样我们就回到了问题的开始，即以技术为基础的“地球村”，不能脱离对各种辩证的社会关系的探究而概念化，在使公众的空间商业化的同时又使它个体化。勒菲弗提醒我们：空间的嬗变仰仗于体制的参照系统而不仅仅是技术的参照系统。玛乔丽·弗格森认为，麦克卢汉将时间和空间表征为即时传播形式的方式，是使即时传播作为模糊各种选择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操纵方式，从而遮盖了这些选择关系对某些优秀表征的选择。史蒂文森折中道，虽然媒介尚未消除时间和空间，可基本上已对其进行了压缩。所以，唯有在媒介相对稳定的空间网络里不可再定位时，人们才可以提出空间已经被消除；从时间/空间的关系角度来看，即时传播与其说是我们的关注点，倒不如说是体制的母体和技术的母体与维护或破坏区域的、全国的或全球的同一性相交叉的方式。⁽¹⁷⁾

在对麦克卢汉进行了一番批驳后，史蒂文森指出他值得仿效的一条推理脉络是大众传播创造了一个没有陌生人的世界。麦克卢汉认为电视媒介与印刷媒介不同，具有民主化的效应，因为电子媒介没有那么多的入门等级层次，起到了培育一种业已内爆的全球感的作用。这些观念已经得到了梅洛维茨的发展，他认为电视并不会加深我们对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的理解，但使我们从表面上熟悉那些与我们目前社会定位没有关系的人；电视模糊了“共同在场”（Co-presence）和距离的各种关系，并混淆了戈夫曼所谓的“台前”和“台后”的区域，⁽¹⁸⁾这也是麦所称的私人领域不断被攻破的过程。不仅如此，梅罗维茨还认为，电视还改变了两性的关系和父母子女的关系。他认为电视媒介已经统一了以往明显具有性别差异和隔代差异的社会世界；电视已经有效地消除了工作和政治这些公共领域的神秘性，而在传统上妇女却被排除在这些领域之外；电视也给现在的孩子提供了解成年人的机会，孩子们通过肥皂剧了解到了许多公众问题私人问题。波斯特曼也认为，印刷报刊的发明将成年人和孩子区分为识字和不识字的人，孩子进入成年人世界，部分权利是不断熟悉成人书本文化获取的。这种情况已经被电视媒介所改变，因为这种媒介消除了关于具体的成人世界的观念。我们现在居住在一个大众无所不知，很少有不被公开讨论的话题的世界里。

斯蒂芬·克兰（Steve Kline）⁽¹⁹⁾批评梅洛维茨和波斯特曼和麦克卢汉一样犯了技术决定论的错误，但是并不否定电视具有他们所概述的一些效果，他认为“表征电视的最佳方式是通过统一化和离散化的辩证关系来实现的”。他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儿童玩具制造商以电视广告为手段将目标对准儿童的这一现实才是使儿童成人化的真正动因；到了80年代儿童文化的商业化继续加剧，电视节目也充当了商业广告的角色。广泛的消费行为研究和各种大众营销手段被企业利用以创造容易辨认的品牌。“商业机构对儿童的玩耍、想象和幻想的殖民化，是审美情趣和商品生产的整合造就的”。但是，精心的营销策略通常受到家长甚至儿童的抵抗。克兰认为，假如要发展麦克卢汉的观点使其更有见地，将目标受众对准离散的受众，将会导出一个更具辩证关系的分析框架，即对统一和离散化诸过程的概念化将是很有必要的。电视剧不仅是被儿童用来作为熟知成人世界的一种手段，而且儿童本身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商业竞争的一个重要的细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