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出版的精神

论现代出版的精神

蔡翔　唐颖

日本政府在总结明治维新时期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时说:“日本经济发展的三要素第一是精神,第二是法规,第三是资本。这三个要素的比重精神占50%,法规占40%,资本占10%。”^[1]如果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是这样,那么对于出版这个既有经济属性又有文化属性的产业来说,精神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更大。“高尚的出版精神,是出版之本,是出版之魂,是出版之精要,是出版之所以能够受到高尚的人们尊重的缘由,是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出版业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2]可以说,出版精神就是现代出版价值体系中那只“无形的操纵的手”,也就是说,出版精神就是整个出版价值体系的灵魂和核心。

一、人文精神是出版精神的内核

有关人文精神的解说很多,著名学者、美学家叶朗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3]张绪山认为,人文精神具备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二是“文”。在“人”的方面,人文精神把“人”视为终极关怀的目标,尊重人之为人及其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在“文”的方面,它承认人的理性,重视教化的作用,追求完美的道德和理想的人格。^[4]简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人之为人的文化精神。

人文精神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以提高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能力和改造能力;二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追求全面发展的理性人格;三是对人类社会的探求,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永续发展。人文精神这三方面的内容在图书出版过程中都有体现:人文精神对客观世界的探索,要求图书出版追求客观真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使人们更好地认识自然界及人类的奥秘;人文精神对人类自身的关注,要求图书出版适应人类娱乐休闲及美学追求的发展需求,这两者分别代表了人的精神需要的两个层次,前者属于基本的、较低的层次,后者则是人类精神消费的较高层次,它表明人在精神世界中对人类社会的看法变得更为理性化,对生活的感悟高于生活真实而又忠于生活现实;人文精神对人类社会的探求,又要求图书出版传承文化、教育社会,把前人的或当前的文明成果通过出版的形式保留下来、散布开去,以促进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可见,人文精神决定着图书出版的内容,是图书出版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出版精神的内核。

而当前中国出版界的“不人文”或“伪人文”现象却并不少见。有业者曾形象地提炼出“今日书界六大俗”,一曰光速跟风、二曰卖弄隐私、三曰枪打出头鸟、四曰胡乱翻案、五曰追着明星跑、六曰公然打托与造假。^[5]这不是没有依据的,论据比比皆是:《谁动了我的奶酪?》刚火热上市,《谁敢动我的奶酪?》、《谁的奶酪我不敢动?》跟着就来;一夜情故事集《天亮以后说分手》热度犹存,《天亮以后不分手》、《天亮以前就分手》就又光速冒起;因为戏说可以不尊重历史,所以《沙家浜》被改造成阿庆嫂与几个男人感情纠葛的故事;从《执行力》到《没有任何借口》,从《要金钱还是要生活》到《挪威没有森林》……各类伪书竞相亮相,甚至占据各大卖场的抢眼位置;而诸如《绝对隐私》、《拯救乳房》等以绝对低俗的名称来吸引大众眼球的图书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行为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尽可能丰富多彩地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但实质上是对人文精神的曲解,是对图书出版人文精神的背叛,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表面呈现出来的图书品质下滑的问题,最严重的是,长远看它还将造成整个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人文氛围的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而那时的人自身又是什么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文社会的沦陷不难,但要重建就绝非易事。而与“不人文”并驾齐驱的“伪人文”现象则更具迷惑性,它往往打着“人文”的旗号,实际上不是文学作品选,就是报刊精选本,不过轻率袭用“人文读本”之名,其实名不符实。这些行为对人文精神不仅没有丝毫尊重,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是对人文精神的变相亵渎,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同样深重。

真正的出版人文精神是什么?它就是以出版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及敏锐的个人思考和文化感悟去关注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再以筚路蓝缕的精神与毅力去开掘文化创造和传承的深井。它是激情与理性、监查与自省、思辨与思变的兼容,是出版人个性文化选择和社会人文情怀的内在交融。中国出版人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出版才能真正健康、良性、繁荣地发展,中国出版业的和谐、永续也才有望成为现实。

二、职业精神是出版精神的外现

出版职业精神是出版人应当具备的职业意识、职业责任、职业良心、职业态度、职业纪律、职业作风和职业荣誉的升华,它是出版人基本的职业道德底线,是出版精神的外现和具体化。和任何其他行业一样,出版业也有相应的专业操守和自律,这并非出版业特有的义务。不仅如此,因为出版固有的特殊性,社会对出版职业精神的期许是很高的,这事实上对出版业者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但是当前,中国出版业界却一再暴露出职业水准和信誉下滑的迹象。有人把出版职业道德下滑归咎于出版的市场化改革,归咎于读者大众世俗化需求的推动,但是寻根究底便会发现,最根本的其实是出版人自身的问题。

首先,市场化与出版职业道德下滑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很多实例都证明了这一点。商务、中华等中国出版史上响当当的老字号,其口碑也都是在市场的打拼中锤炼出来的。它们采用的并不逊于当前的商业化操作手法,并没有让它们的社会名声扫地,相反它们不仅仅在出版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还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可以说,市场、商业的因子一直都存在于出版的肌体中,它们并不是现在才突然跑出来兴风作浪的,对出版产生的实际冲击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烈。其次,读者大众的世俗化需求与出版水准下滑之间也没有决定性的因果关系。有研究指出,多维度探求出版媚俗的根源发现,媚俗并非一件简单的事,其中纠缠的各种力量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媚俗的单维性。所谓的大众低俗需求欲望虽然是感性的,但却是被操纵、被拔升、被控制、被诱惑的。而操纵、控制这一切的无形的手,正是市场与文化生产主体目的明确的、理性的合谋。编辑出版主体对大众世俗的消费需求实际上具有强大的控制力,毕竟是否媚俗,并不取决于大众的世俗欲望,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编辑出版主体是否想媚世俗。^[6]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就算在商务的辉煌时期,出版业中也都一直存在着“理想型”和“商业型”的模式之分。前者以繁荣文化为己任,后者则完全以商业赢利为目的,在谋利动机的驱使下,他们中甚至也不乏迎合部分市民低级口味、不顾社会影响的逐利行为。一些小店为了赚钱也没少出版淫秽低劣的书籍,如1916～1920年间,黑幕小说一度成为出版的宠儿。但坚守出版道德价值理念、注重自身品味的出版群体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力上在当时都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始终是引领中国出版的“旗舰”。吴相在其专著《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中归纳出了百年商务的两点精神:一是在文化理想的支撑下追求长久的社会价值;二是在理想与现实及文化与政治、商业之间追求合理性原则。他指出,商务在与时俱进中曾遭遇工运、新文化运动、民主运动等时代潮流,但商务群体有一个在社会动荡、“无地自由”时代里的进退之道,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夹缝中求生存的平衡之术。^[7]所谓“合理性原则”、“进退之道”、“平衡之术”正是那个时代的出版人于纷繁尘世中坚守出版道德价值理念的鲜明写照:他们也有面对现实的艰难和彷徨,但他们对自己的信念执著了,在现实夹缝中挣扎拼搏了,他们没有坐而观望,甚至随波逐流,而这正是当下出版人所真正缺少的,也许还是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

真正的出版职业精神是什么?一是良知。出版说到底是个关涉人的事业,从业者是人,表现的内容与人息息相关,服务的对象也是人。可以说出版是最人性化的,也是最容易影响人的,且对人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的行业。这样一个行业充当着社会教化者和守望者的角色,这就要求其从业人员起码要做到有良知。如果说缺乏一定的文化功底和品味只是做不了一个好编辑,那么缺乏起码的良知是根本做不了编辑的。记得有人这样感慨,作为一个编辑,如果你根本不会向自己的孩子推荐手头这本教辅,那怎么就能推荐给别人的孩子呢?这是一个出版人良心底线的问题。二是挚爱本业。这是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敬业的概念,而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境界:“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消瘦,也以为快乐。”^[8]的确,书业是个耗时费力而物质收益却又并不丰厚的行业,且编辑历来都是替他人做嫁衣的,不论要名还是要利,做出版都绝对不是一个上算的选择。惟有真正挚爱这个行业,愿意为其掏空自己一切的人,才能耐得住清贫和寂寞。而一旦有了对这个行业的真诚而强烈的爱,自然就会有责任心,自然就会有好的从业风貌和职业态度,自然就能做到诚信,做好服务。爱能生衍无穷,因为爱出版,出版的一切也就有了根基。三是意志和执著。出版具有的文化特征注定了它必然是个需要悉心滋养和培育才能出成果的行业,来不得半点轻率和浮躁。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从来就应当是一个冷静、低调、有定力的群体,否则面对密集繁复的文化现象、文化信息和来自于大千世界的百态诱惑,实在是太容易一不小心就头脑发热迷失了自己。因此出版职业精神中不可不强调的一条就是意志和执著,少了这股子劲儿,出版是无法立于长久的。

出版职业精神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上述三者刚好分别充当了出版职业精神体系中的底气、筋肉和骨架,是这个体系中最基本的、无可替代的因素,应该特别加以强调。

三、创新是出版精神的灵魂

出版作为内容产业,和创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出版自身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创新的元素。首先,出版是人对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反映,而客观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和开放的体系,作为这个体系的主观映像,在一段历史长河中,出版整体必然是呈创新发展的态势的。其次,就是对于相同的客观世界,作为独立个体的创作者所产生的映像也有着千差万别,这种差异再经过本身也存在差别的编辑群体的加工制作,便以更加不尽相同的内容呈现出来,这是出版最本质也是最直观的创新。最后,图书出版还有一个载体创新、形式创新的问题。由此可见,创新的元素几乎贯穿了出版始终,是出版得以上升发展的内驱力所在。可以说,创新就是出版的灵魂。

出版创新的重要性已经谈得很多了,以至于大家都有些麻木。可是麻木的感官背后存在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出版一直没能很好地发掘作为内容产业所具有的创新特征和优势。著名作家余秋雨指出:“长久以来,‘向后看,创造意识淡漠’是中国文化的痼疾。”^[9]的确,西方出版业几乎一直走在社会改革的最前沿,如活字排版从中国传到欧洲后对宗教改革的推动;出版对14～17世纪人文主义的传播等。而中国尽管最先拥有了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等与出版息息相关的发明创造,但实际上却没能充分发挥这一难得的优势。1773～1782年,在乾隆帝的亲自领导下,纪晓岚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这可谓我国出版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就在《四库全书》编纂成形的这十年中,欧洲诞生了水力织布机、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等一系列发明,认识了人类的呼吸系统和呼吸机制,了解了心脏的自助功能,建立了近代人类学、昆虫分类学等新兴学科。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中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古文字研究上时,欧洲出现了黑格尔、康德、席勒。也就是在那个世纪之交,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发展方向开始出现巨大反差,我们就向着古老而细节的极致深入研究进去,而别人就在化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广泛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发现。1831～1832年,当中国又花费两年的时间重修《康熙字典》时,在欧洲,雨果的巨著《巴黎圣母院》问世,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余先生对此评价说:“创造,对于中华文明的僵死和复兴都具有终结性的意义。无创造则死,有创造则兴,这是毋庸置疑的。”^[10]

然而就是发展到了现代,中国出版在创新上的作为依然不尽如人意。有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的新出比都在70%以上,进入90年代后,新出比尽管有一定程度下滑,但仍基本保持在60%左右。^[11]一般认为,图书产品不同于一般产品,图书出版在品种达到一定规模后,新品种仍大量出现或维持一定规模,其实说明的是很多新书品种都不再是原创性作品。由此可见,我国的出版是在以规模数量维持生计,创新意识薄弱,创新能力有待发掘。

当前出版最紧要做的已不言自明:把出版创新真正地提倡和推行起来,越早行动则成本越小。出版创新的真正内涵是什么?一是勇于开拓进取、推陈出新的“发现”境界;二是善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扬弃品质;三是敢于“拿来”的有容乃大的情怀。只有真正把创新贯穿到出版实际中,中国出版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强大发展内力、拥有光明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

〔蔡翔: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唐颖: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专业2004级硕士生。压题照片为蔡翔〕

【注释】

[1]杨健:《用企业文化打造出版业的核心竞争力》,《出版广角》,2005年第7期。

[2]聂振宁:《培育出版的精神》,《中国编辑》,2006年第1期。

[3]《图书出版与人文精神的舒展与弘扬》,www.7boke.cn/blog/user/maer/archives/2006/506.html。

[4]张绪山:《西方人文精神传统与近代科学思维》,《光明日报》,2004年7月6日。

[5]陈益民:《沧浪之水何时清——坚守出版理想的困惑》,《中国编辑》,2005年第1期。

[6]李继峰:《出版业如何才能超越媚俗》,《编辑之友》,2005年第3期。

[7]吴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叶辉:《编辑名流十大魅力》,《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8期。

[9]余秋雨:《文化理念与出版理念》,《编辑学刊》,2005年第6期。

[10]余秋雨:《文化理念与出版理念》,《编辑学刊》,2005年第6期。

[11]根据《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出版年鉴社,1978～2005年版)中我国各年图书新出比数值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