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中介作用

三、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中介作用

那么，按照维果茨基文化历史理论中的活动观的要求，在这四种传播渠道里，有哪几种可以为人们建立新的认知结构提供直接活动的环境呢？

先看大众传播，它提供的是一个巨大的虚拟环境，受众直接接触的不是人而是信息；再看内向传播，它指的是个体的内部环境。而只有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能够营造可视、可听、可触的生动具体的生活环境，提供人与人之间（包括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直接进行沟通、实现互动的条件。这个条件对于普通百姓理解中央精神至关重要。老百姓对于中央文件的感受最初往往并不是来自中央文件本身，而是来自他对身边人和事件的亲身体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的第十篇“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例。这一篇有一段前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入手，扎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这句话说得非常精当。但它们只是文字，不易转化为民众新的认知结构。如果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能真切地感受到优美的环境、良好的人际关系，安全有保证，生活丰富多彩，心情舒畅，自然会产生社会和谐的感受。但如果老百姓总是遇到或听到食品、药物安全事故的发生，民工被欠发工资，某地方的官员鱼肉百姓，等等，特别是在自己周围发生的事对群众的心理影响会更大，如自己的孩子被拐，邻居的狗咬了人，买东西被商家欺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感到和谐社会离自己很远，甚至不相信真的能构建和谐社会。现实比文字往往更有说服力，因为实际生活对人的情感和心灵的触动会更加深刻。

再举一例说明，笔者曾于2005年去日本大学讲学。当时是带着仇恨和疑惑的复杂心情去的（正值国人对小泉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参拜靖国神社而非常愤怒）。然而，20天来我所接触到的日本人给我留下素质很高的印象。特别是一次与日本大学的教授共进晚餐时，有一位教授对我讲，他曾去中国东北参观过“731细菌厂”和皇姑屯等地，看到了日军屠杀中国人的照片。他表示反对那场战争，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他还说，在火车上有中国的年轻人问他，“你们认不认罪？”他说：“认罪认罪！”他这一番话顿时使我行前的仇恨和疑惑消去了一大半。对中央文件上写的“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以及应当把日本右翼政府和日本人民区分开之类的话，忽然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实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和相互沟通的亲身感受常常强于看多少遍文字材料的效果。

按照维果茨基文化历史理论中的中介观和内化观的要求，在这四种传播渠道里，有哪几种可以为人们提供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人们容易理解的语言？事实证明，也是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

大众传播虽然也可以通过生动画面和通俗的语言解析中央文件的精神（如媒体上表彰的先进典型用自己的语言和行为诠释着时代的精神），但是根据社会心理学的“接近性”原则，对于生活在不同地区、分属不同群体的人而言，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常常要比全国性的典型对自己的影响更深刻、更持久。也只有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才易于实现这种“接近性”。另外还要看到，不同的组织机构、社会群体，因其社会性质、工作职能、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人们在使用沟通符号（如语言、交流方式）上会有一套自己的体系（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因而对中央文件精神理解的角度、侧重点、深度等会有所区别。例如，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贯彻执行，学校对师生，部队对官兵，企业对职工，宗教团体对其成员的要求肯定会有各自的特点。正是有这些特点，才易于使不同社会群体的人能够真正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也就是说，不同群体的人借助语言等符号为中介，实现着对“八荣八耻”的解读从“主体间”到“主体内”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