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记者招待会

二、突破：“非典”记者招待会

“非典”事件被称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称“SARS危机”。事实上,抗击“非典”之所以取得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及时召开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通过媒体和公众进行广泛的社会沟通,最终得以共渡难关。客观地说,“非典”事件是中国记者招待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对记者招待会的迅速发展和记者招待会制度的创新、完善,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

2002年12月22日,一名重危病人从广东省河源一家医院转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这位病人的症状十分奇怪,持续高烧、干咳。这病非常危险,传染性极强,一些医务人员被感染,还有少量被传染的病人死亡。仅在河源那家医院的救治过程中,就有8位医务人员感染发病。这是广东地区发现的第一个“非典”病人。一个月后,广东地区的“非典”发病情况进入高峰,由于信息封锁、闭塞和延缓,在当地的权威媒体上看不到任何报道。市民的消息绝大多数来自手机短信、网络和口头传播。于是,小道消息广为传播,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市民们开始大规模抢购白醋、板蓝根等医药用品,囤积食盐、大米等生活必需品。市民们还尽量足不出户,闭门“防非”,使当地经济出现萧条景象。造成这些不良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政府和媒体没有及时公开信息、解疑释惑。

图片说明：卫生部“非典”记者招待会

2003年2月10日,《羊城晚报》出现了第一篇关于“广东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的新闻,来源是广东省新闻办发布的新闻通稿。第二天,广州市的新闻发布会上,官方确认广东有SARS病例305例,认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这一消息被新华社当天转播后,广东媒体才开始跟踪报道。2003年3月26日,新华社首次发布关于北京“非典”信息的官方报道,称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3月27日,广东和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疫区,但这个消息并未见诸于中国媒体。一直到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还声称,“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4月12日,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宣称：“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4月20日,两人因失职被撤职。直到此时,SARS信息才被完全公开,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每天举行,中国媒体开始全面报道。“非典”之初政府和媒体的错误处理方式得到了纠正。

图片说明：北京向“非典”宣战

“非典”事件留给我们不少反思和启示：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政府应该迅速反应、及时组织,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招待会,及时向媒体发布消息。关于危机的权威信息主要掌控在政府手中,公众与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等状态,迫切需要政府加强信息公开,使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通道通畅无阻。在“非典”危机爆发之初,政府只考虑到了公众的心理承受力,却忽视了公众知情权的需求。诚然,在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政府的冷处理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过分封锁信息,结果却将事与愿违。因为,实现有效的信息公开,有助于澄清事实真相,提高公众承受力；反之,一味地垄断、封锁消息,只会导致公众承受力降低。信息的缺失、堵塞、不确定往往造成一般公众草木皆兵。在“非典”事件中,信息的不确定对公众的心理造成巨大阴影。在信息闭塞、不明和失真的状态下,公众的心理极其脆弱,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偏听偏信,导致行为出现偏差,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危机处理的信息发布,政府应该遵循两大原则：一是即时即地原则,即政府应及时地在事发当地向媒体发布消息；二是跟进性原则,意指政府应在危机处理的动态过程中随时向媒体发布信息,而不是等到事件完全调查清楚后再发布。

公众享有监督政府工作和媒体作为的权利。媒体不仅报道政府的声音,也是公众的代言人。媒体在考虑突发事件复杂性和遵守宣传纪律的同时,也要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因此,媒体在报道危机事件时,在考虑政府需要和公众承受力的同时,报道也应该努力做到全面、客观、及时与准确。在危机状态下,媒体的缓报、晚报,很有可能丧失减少危机事件不良影响的第一时机。在“非典”事件的前期报道上,媒体贻误了最佳的报道时机,使得危机的负面效应迅速扩大。尽管后来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但由于前期预警工作缺位,使得旅游业、饮食业等经济行业出现滑坡。

“非典”危机前期处理的不当,也使我国政府和媒体的国际形象一度受损。由于种种局限,境外记者未必能够理解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能做到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到应该注意的问题上去,尤其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上,他们最关注和最喜欢报道的是负面新闻,哪怕是小道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招待会,及时、详尽地为国内外媒体提供真实、可靠的权威信息,主动填补信息真空。所谓“谣言止于智者”,这才是止谣制谣的最有效方式。在国际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就算我们三缄其口,别人也会自己从别处去挖掘新闻。因此,回避的态度不大可能解决实质的问题。政府执政的顺利进行必须要公众的配合,于是,向公众解释、提供信息便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的功能就在于政治的解释。出现危机后,如果政府没有提供官方的权威解释,民间就会出现各种版本的解释。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沉默将给民间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以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