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媒体发挥平衡器作用
为了实现公众利益,大众媒体需要发挥平衡器的作用。这既为媒体自身的公共特性、专业精神所决定,同时又是政府协调自身与公众关系所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政府重视媒体的平衡器作用,可以帮助政府拓展组织外部的活动空间,优化组织外部的合作关系,协调媒体、政府和公众的关系,并使这一关系处于良性、健康的发展状态之中,通过媒体这一介质在政府和公众之间搭建起沟通协调的平台。也就是说,政府可以使媒体尽可能地保持不完全屈从于政府的相对独立性,以期他们的传播活动能够得到公众的首肯。
政府是一个可信度很高的信源,但目前还缺乏相应完善的监督机制作为保障,同时政府又必须进行传播控制,这势必与公众利益的实现形成矛盾。新闻职业精神以专业知识为力量,以全心全意服务大众为目标,以献身真理为崇高理想。其中,不服从任何暴戾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是构成媒体职业水准的基础。新闻职业精神来自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的确立,使新闻逐渐摆脱政治束缚,树立服务公众的信念,并且改变了媒体记者的职业形象,使其成为公众利益的代表、公共信息的把关人和舆论监督的仲裁人。
20世纪40年代,以哈钦斯为首的美国出版委员会提交《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强调培养新闻工作者积极的道德情感,激发他们为公共事业服务,正式提出新闻专业化的问题。新闻专业主义的最高理念是,事实高于一切,新闻媒介的最高准则就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它最主要的观点是,新闻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公正立场准确报道。它要求新闻媒介摆脱外界的干涉、摆脱来自政府、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为实现公众利益而服务。这一理念在本质上可以归纳为三点:新闻传媒的使命和社会责任高于一切;新闻记者的正义理性是报道行为的宗旨;他律和自律是记者自我节制的动力。
政府记者招待会是记者集体采访的特殊会议。从逻辑上讲,在政府记者招待会上,应该具备媒体监督政府、媒体互相监督、公众监督媒体这样一些公开透明的合理机制,记者的新闻专业精神应该得到较好的体现,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政府记者招待会通常由政府掌控议程,而媒体为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所驱动,往往丧失了新闻专业主义所提倡的职业精神。一些媒体将政府视为唯一的信源而缺乏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更无法以中立的姿态采集、平衡多方信息并以报道形式公开,其结果导致公众对媒体和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媒体公信力的下降。
在政府记者招待会上,须突出媒体不完全屈从于政治的相对独立性,将其视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平衡器。在美国,杰克逊时代被称为新闻界与总统关系的分水岭,其理由是:此前的每位总统候选人都有自己的媒体,所征集的竞选基金大部分用于购买媒体的支持,而媒体也因此乐于为候选人及其政党利益服务。1835年《纽约先驱报》的出现意味着新闻新时代的开始。从此,媒体经济上开始保持独立,不再依赖政党和政客的支持维持生存,因而在涉足政治时虽可以选择支持某派政党,但媒体固有的属性和相对独立性更为突出,在政府记者招待会上的提问与表现也努力代表本媒体及受众的观点、立场和看法,而非一味成为政府宣传的传送带。在这一前提下,公众比较顺畅地通过媒体与政府沟通,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阐释和执行过程。
媒体成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平衡器,更多地强调互动、有效和创造平衡,涉及到媒体战略控制方面的研究。强调政府对媒体的实际控制,与媒体的平衡器功能并不矛盾。刘建明教授在《新闻学前沿——新闻学关注的11个焦点》一书中指出,“聪明的政府总是小心翼翼地在自己和媒体之间划出一块中间地带,宁可牺牲官报的一些功能,以避免与反对派以及人民在舆论场上直接对决。而另一方面,新闻媒体除监督政府外仍有很多机会可以从客体层面解释世界的影像,让两者大致保持微妙的平衡,这对政府的宣传是十分必要的。当政府与媒体的那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媒体被欺压而失去客观再现世界镜像的地位就没有谁能成为真正的胜利者,最后遭受重创的首先是政府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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