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现场的语言交流

二、问答现场的语言交流

交流是人类交往的基础,意指与他人共享观点和感受的能力。人类交流是处于某种关系、群体、组织和社会中的个人向环境,或相互之间发出信息和进行反馈以便与之适应的过程。交流可以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进行各种形式的联系,进而派生出多种特殊用途,如引导舆论、开展宣传、传播信息等。政府记者招待会的一大目标是沟通、协商、对话与交流。通俗地讲,就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这一点在问答机制上表现得甚为明显。政府记者招待会是现场对话的人际传播,需要双方具备统一的或大体相近的语言符号系统进行交流。因此,政府官员应该注意培养自己的新闻素养,从而确定表述新闻的方式,以及如何对新闻事件发表评论。

政府官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应尽量简洁,使人容易理解和记住。1991年9月8日,基辛格在北京出席研讨会之后,对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吴建民说：“你接受记者采访千万不要长,因为长了,你给记者的选择余地太大,你想要他报出的东西就报不出去了。”基辛格的经验之谈完全可以移植到记者招待会中。语言简洁性的缺失,会使重点的陈述被淹没在非重点的话语中,致使政府部门的重点工作很难被有效报道,记者招待会的议程设置也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当然,简洁不完全等同于简单、简短。

政府官员在表态时应注意把公文语言转化为媒体语言。政府记者招待会是政府官员与媒体记者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媒体有自身的新闻语言,而政府官员若想成功引导媒体,需要掌握新闻语言的特质,将政府信息以通俗、简洁、生动的语言进行传播,从而引导媒体制作有利于政府的标准新闻成品。这种语言的共质性往往更能拉近回答者与提问者的距离,成为政府与媒体良性互动的前提。2006年3月27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教育部出台的一个关于“清退40万中小学代课老师”的政策。当天晚上,他接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史安彬的电话,建议他把“清退”之类的公文语言改为媒体语言。随即,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出现了王旭明的镜头：神情严肃、冷漠。主持人白岩松点评说：“在本周出现了两项冷冰冰的政策,一个是石油升价,没有跟社会广泛打招呼；还有一项就是教育部要清退代课教师。”网络上也批评声不断,不仅批评了这项政策,也批评了王旭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和措词。记者招待会是政府面向媒体和公众的一种沟通机会,如果能把枯燥、晦涩的公文语言转化为劝说、温情的媒体语言,将更能为公众所接受。所以,政府官员不要只会在记者招待会上一板一眼地宣读文件和政策,而应该学会使用媒体语言进行生动解读。在湖北省十堰市的市长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道：“为什么二汽的核心企业都搬到了武汉？”市长解释说：“我们是送二汽上大学。它在我们那里上完小学中学,现在送去武汉上大学。”第二天,香港媒体刊登这一新闻,标题就是“送二汽上大学”。

政府官员在发布信息和发表言论时尽可能地不要使用专业术语。当应答的内容涉及到专业术语,如科技术语、金融行话、医学名词等,政府官员应该予以解释,并尽量举出实例,做到语言的通俗性和大众化,起到简约清晰、明白晓畅的效果。有时,专业术语很难达到预期的沟通效果,反而增加了更多的误解。2001年12月,发生了中国消费者怒砸奔驰汽车的“砸奔事件”。奔驰公司新闻发言人使用了大量汽车制造的专业术语,让媒体记者和消费者难以理解,不仅没有缓和矛盾,反而使冲突不断升级。在记者招待会上,政府官员代表政府解说公共政策,在相关专业领域或政策领域可以说是通晓业务的准专家。不过,有些政府官员在应答时往往习惯使用专业术语,将问题表述得过于技术性,也就显得晦涩难懂。

政府官员和媒体记者要考虑到国际受众的需要,把本国的习惯用语转换为国际通用的概念进行表述。在人际沟通过程中,有可能产生“完全特殊”的沟通障碍。“完全特殊”意指这种障碍与沟通渠道以及使用的符号无关,而是由社会、心理或文化差异造成的。在有外国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为避免自己与外国记者因跨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政府官员需要把一些本国的习惯用语以国际通用的概念重新表达。政府官员不能只说中国式套话,而应该使用外国记者与国际受众能理解和接受的语言。比如,中国官员经常讲“领导”一词,但境外媒体很难在新闻用语中进行表达,因为在境外,官员就是官员。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回答者应该尽可能地使用简洁明白的语言,隐蔽地设定和规范出需要媒体传播的核心内容,巧妙控制媒体报道的发挥空间,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如,“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发展合作、促进和平”这样的词句,翻译成外语很可能冗长难懂,面对外国记者时,政府官员可以改为“友谊、合作、和平”这种简洁有力的词汇。

政府记者招待会现场问答需运用语言交流完成。因此,问答双方对影响语言交流的相互关系(如职业、地位与角色)、外界环境(如语境、场合与情景)以及交流要素(如时空、对象、方式与目标)等方面都应有充分的考虑。同时,在接受美学理论的基础上,可兼采信息论中有关冗余信息、受众反馈等理论,在问答交流中予以合理利用。更重要的是,双方在问答过程中,必须遵循语言交流的两大基本原则,即合作原则和礼仪原则。其中,合作原则包括数量原则、质量原则、关联原则和方式原则,等等。礼仪原则包括得体原则、宽宏原则、褒扬原则、谦虚原则和一致原则,等等。唯有如此,基于问答方式进行的政府记者招待会,才会接近双赢或多赢的交流目标。

政府记者招待会的问答程序确实为媒体提供了一种与政府对话的机制,而对问答机制的完善则是推动政府记者招待会良性发展的动力。媒体应该代表公众的立场向政府官员提问,而政府官员在记者提问面前不能随意回避和隐藏相关信息。这一过程实际形成了政府与公众的对话,而媒体则起到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桥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公众通过媒体提问表达对政府的疑惑、意见或建议,政府借此修正自己的政策,满足媒体公众以及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和政治诉求。具体说,在现场发挥主动性必须包括政府官员和媒体记者两方。如果只有政府官员的发言权而没有媒体记者的提问权,政府记者招待会的议题的深度就很难得到发掘；如果记者提问后政府官员不予回应或回应不当,就会使政府机构的公众形象受损,记者招待会也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只有双方积极交流,政府官员才能更充分、更完整地传播需要发布的信息,记者才能得到更丰富、更全面的新闻素材,而公众也才能更多、更准确地获取他们想知道的信息。纵观各国的政府记者招待会,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交流性不足,总的来说还是以政府官员的应答为主,而记者提问机会有限,且很难有机会进行追问、反问或较深入、多层次的提问。

综上所述,通过记者招待会这一国际通行惯例,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与国际主流媒体建立联系和沟通,减少由于国际传播中因信息不公开、不透明而造成的不确定性因素,消除跨文化传播中由于制度不同和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疑惑和误会,并通过有效、有序和有利的国际宣传加强和改善我国的国家形象。目前,我们在利用记者招待会引导报道、调控舆论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自己的经验,但与记者招待会制度比较完善的西方国家相较,其发布制度、传播手段、发布方法和回答技巧还显得不够成熟和丰富。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尽量充分地为我所用。

【注释】

[1]郎劲松,侯月娟：《现代政治传播与新闻发布制度》,《现代传播》2004年3期。

[2]〔美〕埃里克·M·艾森伯格、小H.L.古多尔著,白春生等译：《组织传播——平衡创造性和约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