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活动与文化构建

◎编辑活动与文化构建

一、古代编辑自身的文化特征

从文化史的角度说，古代的编辑所从事的文化积淀与传播活动，已经涵盖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他们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为文化知识的传播与积累，为创造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精神财富做出了千古不朽的历史贡献。如果从编辑学的角度看，古代的编辑工作的深层内涵与现代编辑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形式与外在特征。因此，探讨和研究古代编辑活动的文化特征，是我们考察编辑与文化建构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

古代编辑的含义和包含的内容要比现在广泛得多。

首先，从编辑者主体方面看，古代编辑最突出的文化特征：就是学者和专家，是有相当层次的文化人来编书。这是从事编纂工作的前提和条件，也是我国历史文化得以传播和积累的内在的深层原因，也是我国编辑事业发展和延续的优良传统。古代的编辑者、编辑家都是当时社会上著名的学者或专家，学者与编辑者一身兼之。

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孔子，他不但整理编辑了古代的文献典籍“六经”，他本身就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西汉的经学家刘向，他主持整理当时的图书典籍时，就利用和发挥了专家编书的特长。刘向借助自己的专业，只编纂六艺、诸子、诗赋这三类书籍，而对兵书、方技和数术类书籍的整理校勘，则分别请步兵校尉任宏、侍医李柱国和太史令尹咸编校，因为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开创我国史书编纂新天地的汉代司马迁，他既是《史记》的编纂者，又是一代独具史学思想和具有新眼光的杰出的史学家，最能体现宋代文化与编纂高峰的杰出史学家司马光何尝不是这样!这就是古代编纂者自身所独具的文化特征。

古代类书编纂，同样体现了编辑者自身潜在的巨大的文化特征，尤其是唐代以后。这是由于历史的不断延续，文化的多元发展而形成的。如明代著名学者解缙主持编纂的古代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清代著名学者陈梦雷读书五十载，涉猎万卷典籍，以毕生的心血编纂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清代纪昀主持编纂的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其编纂过程更是如此，尤其是用人方面，如陆锡能、孙士毅作为总纂之外，各部总纂都是当时著名的大学者。主持经部的是戴震，主持史部的是邵晋涵，主持子部的是周永年，还有其他重要的参编者如王念孙、翁方钢、姚鼐等著名学者。他们都是在某一方面有精深研究的清代学术大师。中国文化的积累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学者与编辑者兼于一身的时代精英来完成的。

其次，从典籍收藏与编校方面看，同样体现了编辑主体自身独具的文化特征：收藏、编辑与校勘为一体。这种现象是宋代以后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尤其是明代以后。如毛晋主持编辑的《津逮秘书》、张海鹏主持编辑的《学津讨源》、钱照祚主持编辑的《守山阁丛书》、鲍廷博主持编辑的《知不足斋丛书》、黄丕烈主持编辑的《士礼居丛书》、卢文弨主持编辑的《抱经堂丛书》，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校勘学家。这种形式的文化积累与传播，其形式更为细密，流传更为准确。

据编辑出版方面的研究文字表明，自唐代以后，文化界对雕版印刷过程中审稿校勘等工作极重视，凡书籍刊印之前都设有初校和详校，校官都是当时某一方面研究的精深之士或著名学者。及至宋元以来，很多大书坊都延聘“通儒”“博学”之类的大学者担任编辑工作。如明代汲古阁主持者、著名编辑出版家毛晋，自己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他延聘的从事校勘者，都是业有专攻的学者兼任专职编辑。所以，自古以来，我国的编辑出版事业都是由著名的学者来承担和完成的。

第三，从编辑主体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和社会行为看，我国古代的编辑基本都是一身数任，再现的是多重社会角色。作为最初的编辑，所体现的社会角色首先是史官，而史官本身又是由著名的文化人或学者来担任。此后在编纂与出版这个行当里，许多社会历史编辑家所体现的都是这种多重社会角色，他们首先是专职史官或其他政府官员，其次才是文化建设的实施者：也只有这种博学与通才式的人物，才能充任专职史官或其他政府官员之职。从孔老夫子整理“六经”，到刘向、任宏等人，再到司马迁、司马光等都是如此。就是这种文化行为和社会特征，完善和推进了我国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宋代以后出现的私家经营书坊并出版的书籍，又是另一种文化现象。因为这些书坊的主人多为富豪，且家藏图书甚丰，他们经营出版的书，同样体现着多重社会角色。他们既是藏书家、版本学家和校勘家，又是书商；不但编纂图书，而且经营图书，体现着另一种社会角色和文化特征。

二、古代编辑活动的文化积累与积累形式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多元。如果以江河喻文献资料，则是一条博大精深的文化之河。在这条文化长河中，文献资料记载着中国的历史，扮演着纷繁复杂的角色。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伴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类文献资料也在伴随着时代车轮的推进而不断增加，包括文字的记载和口头的创作。对此，那些关注人类文化进程的文化人便开始收集、整理和积累那些分散的、处在游离状态的文献资料，加以整理和归类，便成为一种文化积累。

（一）《礼记·王制》记载，说周王朝时曾在民间广为采风，收集民间口头创作，并专门设立乐官，将收集到的不同形式、不同内容、不同音韵的诗歌、颂辞等加以整理，使其整齐归类

在历史资料的积累方面，《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而且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记载史料的渠道是畅通的。随着这些早期的文艺作品和类似于“起居注”的历史史料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当时的文化人便逐渐把当代或者前代人留下来的史料加以汇编，使其成册，便有了如《虞夏书》《商书》《周书》《诗》《春秋》之类。研究中国编辑思想史的学者们管它称为“述而不作”的编辑活动时期，这一时期的编辑活动自然以孔子为代表。

“述而不作”的编辑思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编辑思想之一。对此，历代研究编辑思想的学者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从司马迁、班固，到东汉王充等人，他们都认为孔子是作《春秋》，而不是述。清代学者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解释说：述是循旧，作是创始。杨伯峻先生在他的《论语译注》中解释得更为通俗明白，他说“述而不作”就是“阐述而不创作”的意思。历代学者们对此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我认为这种汇集成册的过程，本身就包涵着选择，“选择”就意味着“作”。在范文澜先生看来，孔子编辑整理“六经”，并非只述不作，而述与作是不可分的。这是有道理的。我们应该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评论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对历史文献收集与选择过程中的利弊。

春秋战国时期，呈诸侯林立、文化多元之势。政治上的大动荡和思想文化上的“礼崩乐坏”，使只有官府才能掌握的文献资料大量流失民间，从而为私人的编辑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的编辑活动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首先，从保存资料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保存了古代文献，而且保存了古代文献的原貌。其次，在保留资料的过程中，注重文献的思想性和教育功能，对有疑阙者也是择善而从。第三，所述之史料取之有据，不收集、不网络带有臆测性的史料。从这三点看，孔子在编辑成书的过程中是既述而作的。这种编辑思想实际上影响着我国每个朝代的文化建设者。有的研究者认为，孔子“述而不作”的编辑思想曾为中国古代的编辑者在积累和传播文化方面起过思想原则和方法的作用，这是积极的一面；但它也曾束缚编辑者，因袭旧学，在一个封闭的思想圆圈中徘徊，失去了创新进取的精神，这是消极的一面。⁽¹⁾戴文葆先生在《历代编辑列传·孔丘》一文中指出：“在编辑工作中，孔子整理古代文献都有倾向性。编《尚书》《春秋》，都是借整理史料来申述自己的政治见解。”⁽²⁾这一观点是比较中肯的。从文化积累与传播的角度讲，孔子“述而不作”的编辑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和它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是记载史册的。正如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所说的：“中国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也跟着过去了，但孔子对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未失去。因为他删订六经，保存了三代旧典；因为他创造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他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必须珍重这一份遗产。”⁽³⁾历史进程、文化的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

（二）打破“无序”状态，开始体现一种编辑美学思想

经过春秋战国的纷乱局面和“百家争鸣”文化融合之后，随着新文献的不断发现和增多，大量文献资料的整理再度提上日程；同时，新的社会文化生活的需求伴随着时代的更新而出现，即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是满足于春秋战国以来的收集和选粹，尤其是西汉立国之后。

新的文化要求，对编辑提出了新的要求，对编辑活动更加重视，对文化典籍整理也趋于更加严格和完善。著名文化人在反思自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发展背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脉络，尤其是文献典籍。同时，融入了新的文献思路。他们在当时所获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把来自各个渠道的多种多样无序的文献资料排比归类，融会贯通，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筛选取舍，打破了各种文献资料原有的来路和体例，按照新的思路重新组织和运用文献，以新的体例撰写新的内容，这就是“集天下之书为一书”，从而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文献资料择取和运用的规范，就是文化的规范。从编辑的角度说，文献的运用已经打破春秋战国以来的无序状态，已经体现了一种新的编辑美学思想。这就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的面世，并以此为代表。

司马迁《史记》的编撰，是对汉代以前文献典籍的优化、组合和重构。这种编辑活动，与孔子修《春秋》等典籍不可相提并论。孔子编纂《春秋》、《尚书》等典籍的过程中，其指导思想是“述而不作”，而司马迁则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在《史记》的编撰过程中的思路是“考事”、“稽理”、“研究”、“贯通”，是从历史大背景的意义上，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融会、取舍和选择史料的。这种对文献典籍选择的范围之大，评价的力度之强，实际上是远远超过孔子编辑《春秋》等典籍时的力度和水平的。从编辑的角度讲，是大大地开拓了编辑活动的视野，提高了对编辑学识和能力的水平与要求。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编辑的角度，《史记》都是中国编修史书的光辉典范；司马迁是中国古典编辑活动的优秀代表。

司马迁编撰《史记》过程中文化与典籍选择的态度和做法，不但成为后代文化人编纂历朝史书所遵循的楷模，而且为历代封建皇帝所重视，都要组织当时著名学者们来修撰当代的史书。从社会的角度看，的确是繁荣了社会文化生活，推进了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从巩固其政权及其稳定看，也确实是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从班固的《汉书》，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无不如此。从另一个层面看，司马迁编纂《史记》的过程，本身就是对西汉之前中国典籍文化的一次大的收集、筛选和淘汰，这种做法符合现代科学系统的结构观点。因为人类历史在不断地进化，历史文献也在不断地增加，如果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对文献典籍进行收集选粹，优化重构，中国的文化典籍会随着年代的增加而显得庞杂无序。所以中国典籍文献的积累，本身就是一种选择的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成为我国自西汉以前的典籍文献由无序走向有序的开端；同时，也是人类精神产品呈现有序化的开始。尤其要紧的是，在对中国古典编辑活动的有序化产生了无法比拟的历史性作用的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编辑美学思想的雏型。

我们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典籍文献有序的开端，主要是指编辑内容方面的有序。而真正从形式上的有序看，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第一次明确地对书籍进行分类和编目而成的《七略》。这种书籍分类思想的诞生，在形式上是对中国书籍第一次进行有序化的整理。从深层次意义看，典籍文献的有序化则表现在，首先是对那些最能反映人类认识进程，记载人类文明程度，代表人类智慧和文化前沿，体现社会学术思想和优秀言论的文献典籍的积淀和传播。其次，是对那些经不住时间和历史考验的思想或言论，或失去存在价值的，便被典籍整理和文化选择的编辑者所淘汰，其实，是被历史文化的长河所淘汰。而得以传播的恰是那些具有社会价值、最能代表先进文化精髓和学术思想高锋的文化典籍。无论积淀、传播，或是淘汰。都反映了编辑者的思想和文化意识，显示了编辑文化学的社会作用。西方文化学家波普尔认为：在人类文化长河中，历史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重性——科学性与伪科学性。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也存在这个问题，这就要整理和选择，积累和传播科学的东西，把不同历史，不同时代，不同学科的有价值的文化典籍筛选优化，使之在有序化的基础上得以积累和传播。

【注释】

(1)胡光清：《论述而不作》，《编辑之友》1989年第4期。

(2)《出版工作》1986年第1期。

(3)《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