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进程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1)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刘士林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是城市的世界。城市，特别是在都市化进程中迅速崛起的“大都市”与“城市群”，由于聚集着大量的人口和发达的文化消费功能，必然要成为文化软实力研究的聚焦点与关注中心。其突出表现是“文化软实力”话语开始从“国家”本位下行到“城市”本位。当今世界，“大城市”与“城市群”强则国家强，大城市与都市群弱则国家弱。由于都市文化软实力是都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作为当代世界文化软实力的主体与核心的都市文化软实力，实际上已成为任何国家发展与建设都不能不予以关注的重要对象与重大现实问题。就大都市和城市群而言，则是以文化软实力发展与建设为抓手和重点工程，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和更新城市发展方式，以文化资源为对象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从而达到推动城市文明与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根本目标。
关键词:都市化进程；文化软实力；发展
一、软实力研究现状及其城市化转向
“软实力”（Softpower）一词最早出现于1990年3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为美国《大西洋》杂志撰写的一篇名为《衰落的误导性隐喻》的论文提出:“我们需要在‘软实力’上增加投入，而不是在‘硬实力’上即昂贵的新武器系统上增加投资。”在此后出版的《注定领先:变迁中的美国实力本质》中，约瑟夫·奈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建立并且主导国际规范及国际制度，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那么它就可以影响他人的偏好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具有软实力或具有“制度实力”（Institutionalpower）。后来在《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的前言中，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明确定义为“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同时，他还将国家软实力具体描述为三:一是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的文化，二是可付诸实践的政治价值观，三是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由此可知，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包括了文化、政治、外交三部分。
实际上，在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观念之前，美国在对外文化输出中已展示出“文化霸权”的强硬姿态，并首先受到来自本土内部的批评。1969年，赫伯特·希勒在《大众宣传工具与美利坚帝国》中，指出美国正面向全球发动“电子侵略”，其主力是CBS、RCA和NBC等传媒巨头。时至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软实力”战略的批评逐渐成为主流话语。198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麦克布赖德报告》中，公开谴责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文化霸权。1988年，保罗·肯尼迪出版《大国的衰落》，他从美国的文化侵略或殖民预言美国将像古罗马一样很快衰落。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美国不仅没有走向预言中的衰落，相反崛起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现实使观察家们开始反思美国文化强势的积极意义，而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观念正是对这一背景下浮出水面，并在国家建设、民族振兴，强化国族竞争力等方面获得普遍认可。此外，马修·弗雷泽也继承了约瑟夫·奈的衣钵，在《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一书中指出:美国在称霸全球的进程中，不仅要依靠自身的硬实力即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同时也要依赖软实力即流行文化等优势，通过向全球推广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而达到潜移默化式的渗透与侵略目的。该书还按照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和快餐四个部分，追溯了美国外交政策等国家软实力的起源、发展及影响，可以看作是对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进一步的细化。
就国内而言，“文化软实力”始见于中共十七大报告，其中明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由于“软实力”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其在中国也直接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并由此决定了文化软实力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具有国家建设、民族振兴、抵御西方文化演变等基本功能与重大责任，成为国家建设与文化安全策略的焦点问题。当前大部分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主要是沿循这一基本框架展开。如《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1日发表题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人大代表访谈，《新华日报》2007年7月26日发表题为《大力提升国际文化软实力》的政协委员建言。童世骏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对“软实力”进行解读、界定和阐释，并着重论述什么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为什么和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问题。(2)在陈育钦的相关研究中，则把发展文化软实力与增强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塑造国家形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新力紧密联系起来(3)。此外，还有贾磊磊提出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在于建构主流文化(4)，也很能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国家意识形态特色。与此同时，以国家需要和民族发展为感召，“文化软实力”迅速进入各级地方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发展目标中，由此形成一种持续不断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社会思潮与实践热情。
当今世界是城市的世界。城市，特别是在都市化进程中迅速崛起的大都市与城市群，由于聚集着大量的人口和发达的文化消费功能，必然要成为文化软实力研究的聚焦点与关注中心。就西方而言，其突出表现是“文化软实力”话语开始从“国家”本位下行到“城市”本位。如伦敦市政府2003年初推出了《伦敦:文化资本，市长文化战略草案》，提出进一步加强伦敦作为“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建设的计划。伦敦不再是狄更斯笔下的被工业化废气严重污染的雾都，也不再是仅仅追求经济硬通货的畸形扩张的城市怪物，在饱尝工业化的物累与异化之后，这个世界大都市开始转身追求自己的灵性，塑造以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为主题的城市之魂。与之相似，曼彻斯特提出了“创意之都”战略，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实施了“文化—知识城市”战略。在东亚，新加坡在新千年提出了新世纪文化发展战略——“文艺复兴城市”，提出要把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充满动感与魅力的世界级艺术城市”，其主旨在于将新加坡发展成为国际文化中心城市，以文化艺术的繁荣跻身于一流世界城市的行列。(5)
在当下迅速发展的中国城市更是如此。首先，在一些与现实关系密切的理论思考中，已开始有意识地区分“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城市文化软实力”，将“文化软实力”从较为笼统的政治口号落实到具有现实性、具体性的城市建设实践中。“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中国建设文化软实力的根本目标，但一味停留在“国家”层面，会使文化软实力建设变得大而无当。这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悄然移向“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主要原因。与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十七大代表、安庆市委书记韩先聪就提出要把报告中这一精神与安庆“文化大市”建设战略结合起来。在十七大报告发布后，深圳市委宣传部黄发玉指出，城市文化软实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能画等号，国家文化软实力中意识形态分量较重，而城市文化软实力则较为看重价值取向。他还具体阐明了城市文化软实力在构成上主要包括城市精神、城市形象、文化设施和机构、文化品牌等方面。(6)在学理探索上，还有吕先声《重视提升城市软实力》(7)、张涛甫《“软实力”:城市发展的另一维度》(8)，以及彭立勋、刘红娟等主编的《文化软实力与城市发展》等，都是从战略高度论述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从“国家”到“城市”，有助于为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提供现实的空间与条件，可以避免文化软实力建设流于口号和形式。同时，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思路，也是对当今世界发展思潮与都市化大趋势的直接呼应与对话。
二、从“城市文化软实力”到“都市文化软实力”
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把目光停留在城市也还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在经历了200多年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之后，人类的城市化模式同样发生了重大的转型与变化。具体说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逐渐取代了人口流动相对匀速、资源集聚相对合理的城市化进程（Urbanization Advancement），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的主流与当代形态。如纽约、伦敦等国际化大都市或“波士沃施”（BosWash）、北美五大湖城市群等世界级城市群，它们集聚着数千万城市人口和数以万计的高级人才，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自然环境、合理的城市布局、高效的基础设施和先进的产业结构，并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生产能力、完善的服务能力和连通全球的交通、信息、经济网络为基础，成为可以控制与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与文化的中心。
对于中国也是如此。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率从18%提高到44.9%，城镇人口达到5.9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源向都市空间的高度集中、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辐射力与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以及“十一五”规划的政策导向等，使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迅速做大做强。以长三角的最新数据为例，2007年长三角地区16城市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46672.07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8.9%；以反映单位土地面积总产出的产业密度计，2007年长三角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产出4256万元，其平均产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多。在世界城市群经济格局中，有关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已出现了由“中国第一”向“世界第一”发展的迹象(9)。由此可知，大都市与城市群已成为增强中国综合实力与提升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板块与最核心的结构。当今世界，大城市与城市群强则国家强，大城市与都市群弱则国家弱，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英雄之见。由于都市文化软实力是都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作为当代世界文化软实力的主体与核心的都市文化软实力，实际上已成为任何国家发展与建设都不能不予以关注的重要对象与重大现实问题。即使是在传统的农业与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其经济社会发展与其周边的大城市也早已日益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并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一体化发展机制。
首先，文化软实力发展与建设和都市经济生产方式具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城市化与都市化在模式上有重要差别。在表层上，城市化主要针对的是农村人口与农业地区，表现为农村人口与农业社会资源向城镇、城市、都市空间的匀速流动；而都市化的直接对象是城镇与中小城市，意味着在城市化进程中聚集起来的人口与资源向中心城市、大都市与城市群的高度集中，并表现出速度快、规模大、不均衡等新特点。在深层看，则是两者所依赖的经济生产方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具体说来，与以矿山开采、冶炼、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资本运营、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为基本标志的后现代工业与商业，构成了大都市社会在物质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主导性机制。在新兴的都市经济生产方式中，不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它们所创造的巨额利润上也是传统制造业无法比拟的。以数字创意产业为例，在传统制造业全面萎缩、陷入困境的当下，全世界创意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高达200多亿美元，而且还在以更高的速度迅速增长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文化产业和文化服务业，它们既是最典型的都市新兴产业，同时也是当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对破解当代城市发展难题具有重要的带动与示范性作用(10)。具体说来，以“旧型工业化”为主导的传统城市化模式恶性地损耗了资源与环境，是当代城市发展面临的普遍困境，也是逼迫城市必须通过寻找新的资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因。而正是在文化产业与文化服务业中，一直被看作“只消费不生产”的精神文化才摇身一变为财富神话的创造者，并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软资源”与文化生产力要素。由此可知，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资本运营、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为基本标志的后现代工业与商业，本身既是都市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其文化软实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其次，文化软实力发展还出于建设都市精神文明的内在需要。由于“城市问题”、“文明病”在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升级，使都市社会的生活环境与精神生态日趋恶化，尽管这些问题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后果，但在逻辑上却只能通过建设精神文明来解决，这是都市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直至出现“文化城市”理念与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因。经济发达的大都市与城市群，在这一方面也往往具有领军作用。其中典型的个案是上海。上海作为中国城市化和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城市，在2007年春天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的新发展目标。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战略发展目标，上海曾提出了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发展定位。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四个中心”都局限于城市发展的“硬实力”，对于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几乎没有涉及。而“文化大都市”战略目标的提出，则表明上海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上有了重大的转向。“文化都市”既是都市文化学的一个新范畴，也是关于当代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新理念。与传统的政治型、经济型城市不同，文化都市是以文化资源为主要生产对象、以文化产业为先进生产力代表、以高文化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为文明标志的新城市形态，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城市的文化模式与精神生产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核心机制。由于中国城市在历史上不是偏向于政治型，就是偏向于经济型，特别是由于它们在城市管理、文化体制、文化市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造成中国城市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贡献率很低。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都市对缓解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走出现代城市发展陷入的困境，改革文化管理体制与解放文化生产力，转变中国城市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引领与示范性意义。与之相应，北京则着力实施“打造世界创意中心城市”的文化城市战略，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天津近年来也逐步走出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注重本地区文化软实力的资源调查、文化创新与向外推广，实施“文化立市”战略，使文化成为提升天津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最活跃要素。作为武汉城市圈的首位城市，武汉市也制定了发展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方针策略，明确了“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崇尚文明、兼收并蓄”的城市精神。此外，在大西南城市圈，重庆、成都、南宁等城市也都明确提出了各自建设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目标与举措。
尽管由于准备不足与条件有限，都市化进程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与问题。但更应看到的是，由于大都市与城市群集中了全球、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本，已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最真实的现实背景与最有力的支撑系统，因而，在当下最关键、最首要的是必须树立一种科学的城市观或理性的都市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在都市化进程中新生与激化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只有通过城市更高水平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即城市软实力的发展——才能现实地解决。就整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发展而言，则是率先做强与提高大都市和城市群的文化软实力，以此带动中小城市、广大农村地区进行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就大都市和城市群而言，则是以文化软实力发展与建设为抓手和重点工程，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和更新城市发展方式，以文化资源为对象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从而达到推动城市文明与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根本目标。
三、都市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内容框架与现实意义
都市文化软实力研究主要揭示大都市与城市群作为人口、资本、文化等社会资源高度聚集的空间载体，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和重要意义。同样，出于避免“空对空”的话语游戏，我们认为，应对都市文化软实力在内容上进行切分和细化，以具体层面的探索和突破带动文化软实力整体的创新和发展。对于都市文化软实力而言，其研究在内容框架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研究
（1）现状分析: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中国文化遗产因为缺乏合理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已大面积遭受破坏，城市非物质遗产作为城市软实力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一直未能发挥其作用。以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非物质遗产的生态现状调研为基础，对城市非物质遗产发展的观念、机制、背景与具体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揭示、探明原因，找出症结，可以为都市文化软实力发展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与参照。
（2）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普查与分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丰富多样，在多元化的城市因素的影响和左右下，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变换了存在面目（如大运河文化遗产），同时当代城市在其现代发展中也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现代工业文化等），因此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普查和新的分类工作十分重要。
（3）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城市个体文化认同研究:城市化语境中的非物质遗产是“活”的文化传统，其形式和仪式可能已发生变化，但本质上是城市个体的情感投射、心理寄托及文化认同的载体。把握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凝聚城市个体文化认同过程中的途径和机制，是城市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4）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区域内城市影响力研究: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传统的核心层次，也是城市本身文化象征价值的载体，其保护和合理开发不仅可为城市发展带来客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能更有效地提升城市的文化资本和文化影响力。
（5）中国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研究:在西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正在广泛的实践中得以发展和升华；在中国，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体系也应加快建设步伐，以有效地指导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具体实践。
（二）城市音乐文化产业与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研究
（1）城市音乐的产业化转向研究:城市音乐带有鲜明的消费主义色彩，它不仅仅是实现个体精神陶冶的艺术品，更是满足人们多方面社会需求的商品。城市音乐的产业化转向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也是实现音乐艺术在城市化进程中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路径。
（2）城市音乐产业的资源调查与新标准研究:从城市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传统音乐资源只是城市音乐产业资源库的一部分。借助当代文化产业理论，许多在传统看来只有纯粹艺术价值的作品，往往包含着巨大的产业化潜力与市场化机遇，这就要求我们建立新的标准，对传统沉睡的城市音乐资源进行新的统计和分类，为城市音乐产业的发展提供具体的资源与对象。
（3）城市音乐产业的产品创意研究:城市音乐产业的核心是音乐创意产业，它的产业价值一方面来源于音乐艺术固有的个体召唤，另一方面则来自从城市音乐语境出发面向市场需求所做出的创意设计。良好的创意设计有助于城市音乐融入到城市产业发展系统中，是通过城市音乐产业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
（4）城市音乐产业体系构建研究:城市音乐产业的发展应摒弃传统观念中艺术对商业的骄傲态度，从文化产业角度重新建构城市音乐的当代价值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城市音乐产业体系的构建是城市音乐产业发展的必然归宿，城市音乐产业链的延长与多向开发、音乐产业园区的建设及音乐产业推广等，都是城市音乐产业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三）当代视觉文化和城市景观建设与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
（1）当代视觉文化与城市化进程关系研究:视觉文化产生于城市化进程导致的深度价值缺失，但视觉文化的城市化本身依然也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消极意义。因为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视觉文化，本身也为失去传统价值根源的当代都市个体提供了重建其文化世界的新的符号、技术与理论。如视觉文化可以塑造都市个体的新感性、新的城市社会关系并形成新的群体性城市认同等。
（2）城市景观资源调查与分类研究:城市景观是从城市形象角度对城市视觉文化进行的整体构建，是城市视觉文化的综合体与最高表现形态，千姿百态的城市视觉文化凝练、整合为丰富多彩的城市景观。城市景观是城市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对于城市景观进行详细的普查与分类，对于吸引城市人气、展示城市形象、提升城市魅力意义重大，它们都有助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与建设。
（3）中西城市景观史比较研究:从城市景观学的角度对丰富的中西城市历史景观进行描述、比较与总结，可以为当下中国城市形象建设提供具体理论指导与先进的参照系统。
（4）城市景观与城市形象影响力关系研究:城市景观向内建构了城市个体的文化认同，向外产生了城市感召力与吸引力，两者都产生于城市景观所塑造的城市形象。研究城市景观与城市形象影响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结合具体实践做好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形象规划，对在整体上提升中国文化形象及其价值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汉语文化推广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
（1）文化推广与文化软实力关系研究: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向内是文化资源的优化统筹，向外是文化价值、文化观念、文化产业及文化模式的输出和推广，文化推广将使文化软实力实现其远程影响，对于当下的文化安全与21世纪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具有异常深远的现实意义。
（2）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广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与西方文化在主流上表现为理性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本质上是诗性文化。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最突出的资源特点与精神实质。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向外推广的历史、模式、效果及不足进行全面的分析、总结与研究，为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提供直接的借鉴经验与参照。
（3）海外孔子学院的文化推广模式研究:中国教育部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自2002年开始，借鉴世界各国推广其民族语言文化的经验，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2004年3月，国务委员陈至立将设在海外的中国语言推广机构正式定名为“孔子学院”。2005年7月，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举行。此后，孔子学院项目得到许多国家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发展迅速。海外孔子学院作为我国文化推广的一个重大工程，其中有许多经验与问题需要进行更深入、详细的解读与研究。
（4）文化软实力与“走出去”战略研究:“走出去”战略是中央关于文化发展工作的最新方针，文化软实力作为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如何进行发展模式的调整，做出长远的发展规划，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五）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管理创新与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
（1）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城市文化软实力关系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城市文化软实力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城市文化软实力做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本身意味着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强大，明确两者之间这种深刻的一体同构关系，并对其内在的复杂关系与外部的重要战略机遇进行全面研究，将极大地有利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发展。
（2）城市管理创新与城市文化软实力关系研究:中国城市管理、特别是在文化管理上一直存在着很多问题，这是影响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管理创新研究将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提供相关的体制平台与制度保障，对于解放城市文化生产力和提高城市文化软实力十分重要。
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对于未来切实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学术层面上，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软实力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两个重大问题。城市化进程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语境与经验对象，而文化软实力则是当代社会科学实现其社会参与的重要突破口与生长点。大都市与城市群作为人口、资本、文化等各项社会资源高度聚集的空间载体，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所承担的独特功能和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把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落实在大都市与城市群中，揭示城市文化中各种具体要素对提升文化软实力所起到的作用，可以有效地细化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工作，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深入落实到“内涵式建设”的层面上。同时，以都市化进程为语境对文化软实力进行新的解读，也可为大都市与城市群的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维度，在文化软实力的观照下，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生态环境恶化的大都市与城市群不再只是一个消极应对的现实，同时也是一个担负着推动国家与世界和谐与全面发展的责任主体。由此可知，以大都市与都市群为中心研究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学术创新意义。
在实践意义上，中国城市化进程起点较低，在当代发展过程中又受到诸多不利因素的掣肘，中国城市不仅在形态与功能上远不成熟，在文化软实力上更是显得薄弱与落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已取得相当不凡的成绩，如2006年我国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5123亿元，同比增长17.1%，超过当年GDP增长速度6.4个百分点，对GDP贡献率为3.41%，拉动GDP增长0.36个百分点。在率先发展、城市化水平高的东部发达地区，截至2007年，中国三大文化产业带均依托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而形成，其中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6省市的文化产业资产拥有量均超过1000亿元，占全国文化产业总资本的66%。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其差距仍是不言而喻的。以美国纽约与中国上海相比，在与文化软实力关系最为密切的第三产业上，纽约第三产业占其国民经济的比重是85%，而上海第三产业的比重仅为51%。由此可以说，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落后主要是由于大都市与城市群的文化软实力没有获得充分发展而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对它们在文化软实力上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战略进行充分研究，发挥大都市与城市群在中国文化软实力整体建设中的核心推动作用，对实现我国文化软实力又快又好地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战略意义。
Metropolita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
Liu Shilin
Abstract:The world nowadays is a world of cities.Cities especially the“metropolis”and“urban agglomeration”rising rapidly in the metropolitani-zation process are inevitably becoming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on cultural soft power due to its large population and advanced cultural consuming func-tions，which is intensely reflected by the downward movement of“cultural soft power”discourse from“national”position to“urban”position.In today’s world strong“big cities”and“urban agglomeration”mean that the country is powerful while the big citie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lacking of strength affect the country negatively.Because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prehensive urban competitiveness，urban cultural soft power as the main body and core of world cultural soft power has become a crucial subject and a big practical issue every county has to highligh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In terms of metropoli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we are to regard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s key projects，great-ly promot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cultural service industries，en-h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al developing patterns and the updating of urban developing approaches，strengthen comprehensive urban competi-tiveness with cultural resources as well as achieve the fundamental goals of improving urban civilization and healthy economical＆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metropolitanization process；cultural soft power；develop-ment
【注释】
(1)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08JZD003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8-0899）、上海交通大学晨星青年学者奖励计划（A类）的阶段性成果。中国传媒大学耿波博士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关于软实力研究现状等资料，特此致谢。
(2)童世骏:《文化软实力》，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3)陈育钦:《刍议国家文化软实力》，《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
(4)贾磊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构成》，《光明日报》2007年12月7日。
(5)高小康、耿波:《都市形象与城市精神》，《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深圳商报》2007年12月27日。
(7)《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1日。
(8)《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9)王方华:《从中国第一圈到世界第一圈》，《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荣跃明:《城市经济与文化产业》，《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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