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视角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实践进展与理论模型

文化产业视角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实践进展与理论模型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傅才武　陈　庚

内容提要:由于区域和文化资源禀赋的差异，我国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种保护与开发模式。本文拟对当前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主要保护与开发模式作一系统梳理，并对不同模式的内涵进行总结归纳，以期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提供一种总体性的思路。

关键词:文化遗产；文化产业；保护与开发；模式

近年来，在国家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学界对文化遗产的管理与开发的研究逐步深入，形成几个重点领域:一是关于文化遗产概念、性质、特点的本体性研究；二是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现状、存在问题的研究；三是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原则、对策与途径的研究；四是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政府角色，以及政策、制度、法律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开发的模式研究。⁽¹⁾这些成果从中外对比的角度对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行多范畴的研究，其中，文化遗产的开发模式研究因此与市场体制特点和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绩观的内在联系，越来越受到政府主管部门和学界的关注。本文即试图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模式进行学理性的总结和归类，以展示这些模式的基本内涵、特征及其应用范围。

本文以“模式”为题，有必要对模式的内涵进行说明。“模式”是现代社会中一个泛用的语汇，但学界对模式的含义少有明确的界定。模式（Pattern）的概念滥觞于建筑设计领域，建筑理论大师C.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对“模式”的经典定义为:即每个模式都描述了一个在我们的环境中不断出现的问题，然后描述了该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核心。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无数次地使用那些已有的解决方案，无需再重复相同的工作。⁽²⁾“每个模式都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规则，它表达的是某一环境、一个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之间的关系。”⁽³⁾本文将“模式”界定为:针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形成的问题所形成的解决方案，以及由这些方案构成的分类解决策略。

一、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模式

我国物质文化遗产⁽⁴⁾的保护与开发已有多年的历史，业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经验与模式。

（一）博物馆式保护与产业开发模式

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整体上推动了博物馆从以“征集、保护、研究、传播”职能为核心，以宣传、教育、科研为目的传统公益性机构演进为社会教育传播机构和文化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在文化旅游、展览、文化休闲、文物复制品生产销售等行业和领域切入市场体系。

1.公共博物馆的开发模式

现代公共博物馆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市场发展功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上海博物馆从1996年以来的10年里，已成功开发出了1600多种文化商品；年销售额更是攀至2500万元，甚至超过了门票收入。⁽⁵⁾首都博物馆专门设立了经营办和文化产业部，专门负责设计研发新旅游商品，已经开发出博物馆文化商品、旅游品和文具旅游商品三大主题系列，现在已有数百种价位不等的纪念品问世。首都博物馆新馆不仅是一座体量雄浑的文化设施，是北京市举办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配备了多种休闲服务设施，如餐厅、纪念品商店、咖啡厅、书店、茶室等。配套休闲经营服务的建设，延长了观众在馆内的逗留时间，为纪念品销售创造了更多的机会。⁽⁶⁾

湖南省博物馆也在2003年4月正式成立了文化产业开发中心，全面运营博物馆的产业经营项目，在利用自身馆藏文物和整合各种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博物馆特色文化产品，开展了文物修复、仿制、陈列展览设计、制作等多种经营活动。

综合看来，现代博物馆的产业开发模式，主要是以文化遗产、文化资源作为内容基础，通过跨媒体的合作，进行文化旅游开发、文化纪念品销售、文物复制、会展展览等形式实现其经济价值（见图1）。

图1　现代博物馆的功能定位

2.民间博物馆的产业开发模式

在国家博物馆之外，民间博物馆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我国200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首次确立了民间收藏的合法地位，2005年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博物馆领域，我国民间博物馆发展迅速。作为非公有机构，民间博物馆更重视市场化运营。

如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既是美国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一个私营机构。它的成功经验在于:以文物资源作为博物馆产业发展的基础，以文化产品的不断创新为持续发展的动力，以旅游开发作为博物馆运作的重要途径，博物馆的开发与旅游发开融为一体，将餐饮、纪念品开发等纳入开发规划。大都会博物馆纪念品销售拥有连锁和网络商店，除了在馆内设有多家礼品店外，还在纽约的高级百货公司设置专柜。出版经营书籍是其商品部的主要业务，拥有115名专业顾问，有8000多种书籍，被视为全美出售艺术类书籍最好的场所之一。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率先经营起其他与博物馆相关的商品并大获成功，例如出售艺术复制品等等。如今，大都会博物馆每年艺术品开发的销售额就达到4—5亿美元。⁽⁷⁾

古根海姆博物馆是世界著名的私立现代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较早运用产业化方式获得成功的博物馆，形成了“古根海姆模式”。古根海姆的成功在于:藏品特色化，以西方的现代艺术，特别是印象派后抽象艺术、非客观主义艺术为重点，以此扩展其艺术藏品范围；展览规模化、精品化，不断推出国际性的开发项目，与众多国际著名美术馆、博物馆合作，实行“强强联合，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合力发展”的战略；人才资源高度优化，员工需具备艺术专业素养和市场敏感性，并提倡严谨的团队精神；运作制度规范化，制定一套严谨的展品接收、包装运输、展示陈列、安全保卫、意外事故处理等严格制度，建立严密的保障机制；宣传方式立体化，利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新闻发布、广告宣传等各种手段造势；产业延伸，注重拓展展览的派生产品，充分挖掘展览的附加值，派生产品的火爆销售反过来又扩大了展览本身的影响力，形成环环相扣的互动效益。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国际品牌、文化经典、成功运作赢得国际财团和金融、运输、媒体巨头的兴趣和参与，形成一些固定的赞助群体，这些群体也在赞助中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文化机构与社会的良好协作使“古根海姆模式”形成良性循环。⁽⁸⁾

3.数字博物馆的开发模式

数字博物馆是指运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来实现文物的保管、研究、陈列、教育等功能，是以图像、文本、影视、语音等多种形式展示文博产品的数据系统。数字博物馆将博物馆的藏品、图书、文献、研究成果、影像等资源进行数字化运作，形成信息资源，便于保存、储存、传播和使用。

数字博物馆产业开发模式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的模型，该模型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数字藏品与公众。该模型主要分层描述了数字博物馆的两大要素（数字藏品资源和公众）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分层模型按照从公众到数字藏品信息资源的方向依次为:接入控制模块、服务平台和信息管理模块（如图2）。⁽⁹⁾文化遗产是内容型的价值体，通过数字化的开发后，成为拥有审美、艺术、商业价值的消费体，从而达到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经济文化发展目标。

图2　数字博物馆的功能结构

目前，我国的数字博物馆发展已颇具规模。如中医药数字博物馆、科学与艺术数字博物馆、中国航空数字博物馆、农业数字博物馆、北京数字博物馆、船舶数字博物馆、羌族文化数字博物馆等。此外，部分大学数字博物馆也已开通。

我国数字博物馆开发模式的典型为“数字故宫”。“数字故宫”是为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故宫博物院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资源而提出的全新理念。将各种文物、古建筑乃至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各种形式的数字化采集、加工管理、存储、发布手段使之能在文物资产管理、展览陈列、科学研究、观众服务等诸多方面得以充分利用，从而实现故宫博物院总体文物抢救的及时化、保护的科学化、利用的合理化、价值利用的社会化。“数字故宫”项目的主要成效:（1）建成了联通全院的“高速信息通讯”，联通了全院每一个办公室和大多数文物库房。（2）建立了资源信息采集加工平台。（3）建立了核心数据库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系统。（4）建立了核心数据库故宫博物院古建信息系统。（5）开发了故宫博物院学术文档系统。（6）开通故宫博物院网站。（7）成立故宫博物院文化资产数字化应用技术研究所。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数字化开发模式具有重要地位。民间传说、故事、民间技艺、表演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明显的易逝性、潜藏性，因此，运用文字、录音、录像、三维动画等数字化现代科技手段对珍贵、濒危的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相应的档案库和数据库，并以多样的形式呈现出来。当前，美国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与Cyberware公司合作的数字化米开朗基罗项目，芝加哥大学、西安大略湖大学的Sulman木乃伊工程，日本奥兹大学对日本奥兹地区的活态文化遗产——狮子舞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国楚文化编钟乐舞数字化技术研究、云南斑铜工艺品数字化辅助设计系统、三峡考古成就数字化展示工程等项目⁽¹⁰⁾都是数字化保护的典范。

（二）大遗址保护与项目开发模式

所谓大遗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为:从历史、审美、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我国的《文物保护法》第二条，将大遗址定义为大型的古文化遗址，也包括一部分古墓葬、其他设施遗迹及其群体。如北京周口店、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秦始皇陵、西安附近西汉及唐代帝陵等。

国际上，大遗址的保护与开发主要有这样几种形式:德国保护大遗址的主要方法是建立公园和博物馆；意大利的大遗址保护主要是把考古遗迹的维护和文化、生态景观的建设与保护结合为一体；美国在遗址保护方面主要是使遗址区与绿色廊道相结合，在大区域内运用遗产廊道的保护模式对遗址进行整体保护；日本主要采取“史迹公园”建设方式，日本历史公园的建设方法主要有露天保护、覆罩保护、地上复原、陈列和发掘现场展示等多种；韩国注重文化遗址的原貌保存，严格保护文化遗址及其周围环境，不允许盲目开发。⁽¹¹⁾

我国的大遗址数量多，规模较大，也形成了相应的保护和利用模式，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将整个遗址区规划建成遗址公园，如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二是将遗址区与风景区结合，建成文化遗产旅游景区；三是将整个遗址区建成森林公园；四是将遗址保护与现代农业园区结合，建成遗址历史文化农业园区等。⁽¹²⁾

我国大遗址保护项目中较为成功的当属安阳殷墟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安阳殷墟大遗址是我国大型土质遗址，殷墟遗址的保护与展示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1）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与展示:包括地下封存、原址地表夯土展示，地下封存、原址复制展示，地下封存、原址加固保护展示，地下封存、原址地表植被标识展示，地下封存、原址地表砂石标识展示，原址原物覆罩保护展示。（2）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与展示，采取建设博物馆、集中保护展示的方法。（3）文物知识的科普展示。

安阳殷墟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项目基本经验⁽¹³⁾为:（1）保护与展示理念的创新。改变“重保护、轻展示”的观念，以展示作为合理利用的手段和新理念，在实践中强调保护与展示并重、科学研究与服务公众并行，运用多种方法展现遗址丰富的内容。（2）展示手段与方法的创新。在展示方法与手段上，创造性地提出“原地回埋、地下封存”的概念，在国内首次采用了大规模地表植被标识、砂石标识地下遗迹形制的方法，形象地展现出地下遗址的分布和形制，取得了良好效果。（3）保护机制和体制的创新。在殷墟博物馆建设和管理上，由安阳市出资建设博物馆的各种硬件设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博物馆的各种文物、标本，双方共同参与博物馆建设和管理，形成了地方投资、中央单位提供文物藏品、双方共同管理的新机制，对有效整合文物资源，发挥文物事业的综合效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殷墟大遗址保护与展示的研究成果，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的重点项目和示范园区（考古遗址公园），并成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的第33项世界遗产，被评为第二届文化部创新奖项目，为我国土质大型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范例。

（三）文化旅游开发模式

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与文明的结晶，是国家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载体，也是可供利用的重要的旅游资源。如我国的武当山、峨眉山、泰山、庐山、黄山、武夷山、都江堰、承德避暑山庄、故宫等都是名誉中外的旅游名胜。

以文化遗产为中心的旅游开发模式是:以文化遗产为中心，以其他自然景观、文化景观、民俗景观、纪念品为支撑，形成一个旅游产品群，互相辉映。地方政府为外部的主要推动力，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一是创造良好的政策、体制环境，招商引资，吸引旅游企业和相应的服务性企业进入整个旅游开发系统；二是创造文化遗产以及相应资源保护和维护的制度性约束，保证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旅游企业和相关服务企业注入资金，进行旅游开发，并获得旅游价值收益。价值收益的分配以谁投资谁受益为主要原则，但同时保证提取相应的资金以投入文化遗产的保护、维护、修缮等工作。

图3　文化遗产开发中的政府、市场与文化资源的关系

（四）城市历史街区开发模式

历史文化街区（Historic Conservation District）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遗产开发的一个重要内容。⁽¹⁴⁾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开发方法，世界经验已经较为成熟。如英国普遍采用设立保护区的模式，整体保护“具有特殊的建筑或历史价值，并且其内在特点和外观需要保存或整治”的地区，采取持续性的保护与整治，由政府提供财政补贴和贷款以获得资金来源。⁽¹⁵⁾美国采取历史地段保护的方式，也就是将历史街区划定为历史地段，美国历史地段的开发控制，主要的原则是以保护和修复为主，同时因地制宜地进行扩建，并注重环境协调性。德国的历史街区采取“整体性保护”的模式，其典型特点为注重静态建筑与活态居民的一体化保护，注重历史街区的原生态和整体性，如纽伦堡柯尼希街区、不来梅施诺尔地区等。日本的街区保护是以市町村为实施保护的主体，以街区中的街道建设为中心轴，进行修景、修理等工作。⁽¹⁶⁾在保护过程中，各利益主体协同合作，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发挥市场功能，“以旧迎新”，吸引现代商业经济入驻，形成现代城市历史文化展示与文化观光旅游新区。

世界上历史街区开发最为著名的范例是“苏荷”模式。“苏荷”（SOHO）即纽约市休斯顿街以南（South of Houston Street）的缩写，原是纽约的工业区之一，遗存有50多幢有独特精致铸铁工艺构件的小工厂和仓库。1973年，苏荷被列为保护区，此后，苏荷区实行“以旧整旧”的政策进行保护与开发。具体内容有:（1）修改现行法律，允许艺术家们在苏荷区统楼房里合法居住，允许艺术家们自筹一部分资金与开发商一起建合作公寓，在统楼房的底层只能用于商业用途；（2）市政府有关部门取消了对苏荷区改造的地点、区域、楼层等一些具体限制，从而吸引了房地产商来苏荷投资；（3）在改造苏荷区的规划中，市政府采用的是“整旧如旧”的办法；（4）改造的同时辅之以餐饮业、酒吧业、旅游业和时装业等。苏荷改造既保护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古旧建筑，保护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空间，又实现了城市街区的经济增值，形成了餐饮、酒吧、旅游、时装等一系列的产业群，从而达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效统一。⁽¹⁷⁾

我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主要涌现出上海的“新天地”模式，桐乡的“乌镇”模式，北京的“南池子”模式，苏州的“桐芳巷”模式和福州的“三坊七巷”模式。⁽¹⁸⁾其他的一些历史文化街区，如北京琉璃厂街、菊儿胡同、沈阳盛京古文化街、黄山屯溪老街等都形成了相应的保护与开发经验。

（五）村落开发模式

1999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四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安徽省黟县西递、宏村两处古民居以其保存良好的传统风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掀起了古村落开发的热潮。2003年，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批准了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包括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爨底下村等12个村落；2005年，又批准了包括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等24个村为我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村”；2007年，公布了包括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琉璃渠村等36个“历史文化名村”。目前，中国古村落的分布，以浙江、安徽、江西三省遗存最多，其中浙江的古村落保存最好、遗存最多。世界范围内，有日本的白川乡和五屹山村落、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菲（Santa Fe）附近的陶斯村落、捷克的霍拉肖维采古老村落等一些著名的历史文化村落。

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形成了诸多的模式。在古村落与民居的旅游开发中，目前所采用的模式大致可以归为两种类型，一是外部介入性开发模式，一是内生性开发模式。⁽¹⁹⁾

外部介入性是指以外部主体（政府或企业）介入古村落的开发和保护过程之中，具有外部刚性的特点。如浙江永嘉县楠溪江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楠溪江的保护是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外部介入模式，其具体的举措为:一是对规划实施前建起的新民房，加以合理利用。对这些与古村风格不协调的房子，通过适当改造，减少对古村落风貌的破坏。二是在古民居内，允许村民适当进行装修。三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允许在空的宅基地上按照仿古风格进行建设。而居民则以餐饮、住宿、工艺品销售、门票收入分成等形式参与整个开发模式之中。

内生性开发模式则是指古村落的居民及其基层组织（村委会）作为直接利益主体实行自主运营、自主开发和保护的模式。浙江兰溪诸葛村是这一开发模式的典型。诸葛村“村治”模式的核心是:村民自筹资金，自我开发，自我保护。1988年该村自发集资按原貌修复4个小祠堂，1990年成立专门理事会修复大公祠，1994年开始旅游试开发，1996年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仅门票收入即突破400万元，2001年该村旅游公司投入古建维修经费近1万元。⁽²⁰⁾内生性的开发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解决政府保护经费的不足，调动村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在村民与基层政府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模式

我国大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兴起于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缔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方式，一方面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相似，另一方面又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一）民俗博物馆保护与开发模式

民俗博物馆属于博物馆中的专题性博物馆，它以征集、收藏、研究、展示地域的和民族的生产、生活、民俗、信仰、娱乐等民俗文化为主要任务，也是遗产管理的重要单位之一。在中国，民俗博物馆的建设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博物馆事业的不断发展，民俗文化复兴浪潮的日益高涨，成为博物馆事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国外较为著名的民俗博物馆如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位于韩国首都首尔，分为3个馆、15个厅。展示的内容包括朝鲜民族生活史、物质文化、精神文化3个部分。除了展示，博物馆还从事相关的社会、文化教育活动，经常举办民俗学的讲座。为普及传统的民间工艺，馆内还设有奶奶及孙女工艺教室、妈妈民间工艺教室、凤山面具教室等，同时研究室还出版有多种民族民俗书籍。

目前，我国民俗博物馆成为社会关注热点，较为著名的是北京民俗博物馆、苏州民俗博物馆、天津民俗博物馆、南京民俗博物馆、山西河边民俗博物馆等。这些民俗博物馆以举办形式新颖的民俗展览和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来达到彰显和弘扬民族民俗文化的目的。同时，一些新的产业模式也引入了民俗博物馆的经营范畴，如开发特色民俗工艺品等衍生产品，将剪纸、绒花、刺绣等民俗工艺品从陈列层面拓展到开发、设计和包装特色民俗工艺品的层面之上，并设计游客参与制作的服务，推行体验型文化消费，邀请民间艺术家或民间艺人进行现场表演等。

（二）文化节庆保护与开发模式

节庆开发模式是指以民俗节日、民俗活动或民俗文化为主题，以举办大型庆典活动的旅游开发模式。节庆开发多以民族性的传统节日、文化艺术活动为契机，开展观光和体验现结合的旅游活动。节庆活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基本模式为:突出地方特色和文化特色，采取市场运作机制，引入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将节庆活动转变为节庆产业，形成“政府牵头、公司经营、社会参与”的多元化举办模式。

在国外，节庆也是重要的一种产业开发模式。如日本著名的京都只园祭。只园祭是日本京都每年一度举行的节日，既是京都三大祭之一，也是日本规模最大、最著名的祭典。整个只园祭长达一个月，在每年7月17日开始进行大型巡游，京都的29个区，每区均设计一个装饰华丽的花轿参加巡游。为了祭奉牛头天王，封杀流行疾病，巡游时抬着各种神龛游行，沿线的商家展示自家美丽的屏风及各种装饰，仅此一项，就吸引着120万游人来京都旅游。

法国的亚维侬艺术节始于1947年，每年的7月上旬至8月上旬举办为期4周的表演活动。法国亚维侬艺术节以街头表演艺术为主，邀请上百个表演团体参加盛会，来自各国的表演团体和艺人在古城的各个地区进行演出，使整个亚维侬成为一座戏剧城，每年前来参观的人流均超过百万人次。其他的如美国的格莱美音乐节，荷兰海牙的北海爵士音乐节，德国慕尼黑的啤酒节，西班牙的斗牛节等，均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中国的节庆开发，较为成功的有龙虎山道教文化旅游节、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等。龙虎山道教文化旅游节向人们展示了民俗宗教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相关经验。到目前为止，龙虎山道教文化旅游节已经举办了10届，影响力不断扩大。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始创于1989年，活动主要以纪念孔子、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主题，达到纪念先哲、交流文化、发展旅游、促进开放、繁荣经济、增进友谊的目的，融经济、文化、旅游、艺术、学术、经贸、科技活动于一体，文化特色显著。另外，绍兴乌篷船风情旅游节、舟山中国国际沙雕节、武汉国际杂技节、中国吴桥杂技节、中国临沧佤族文化节、傣族泼水节，五台山国际旅游月、九华山庙会、藏传佛教晒佛节、大理三月街民族节等都是目前国内较有影响、且形成了一定品牌的节庆活动。

（三）特色餐饮开发模式

在民俗文化中，不同风格的餐饮在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的同时，逐步成为人们领略不同特色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餐饮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旅游业和演艺业等行业相配套，形成一个餐饮与旅游等行业相互带动发展的模式。

图4　现代餐饮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模式

“特色餐饮”是人们可以直接感知的文化符号，成为中西方文化的标识之一，如中国菜、法式烹饪。东西方国家均注重对餐饮文化遗产进行开发，以餐饮为平台，汇聚多种多样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销售、展示、演出等形式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更新和开发。如四川成都锦里古街相传是三国时蜀汉驻兵养马之地，2002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组建公司投资修建并经营管理锦里古街。锦里古街以三国文化为灵魂，以明清建筑风格为外貌，以川西民风民俗为内容，被誉为成都的“清明上河图”。锦里是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汇聚地，包括蜀绣、蜀锦、竹帘画、剪纸、泥塑、木雕等手工艺品，也有川茶、川菜、川酒、川药、川戏等古蜀文化元素，以及张飞牛肉、蚕丝被、诸葛连弩等蜀地特产。锦里的成功在于将四川风味的小吃作为第一招牌，将民俗、民风、民艺汇聚一堂，衍生出餐饮、演艺、旅游、展示为一体的综合产业体。

（四）演艺开发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表演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是发展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一种可经营的文化遗产资源，如中国的京剧、美国的音乐剧，业已成为了解民族文化的窗口。

基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之上的演艺开发模式的基本内涵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作为内容素材，进行生产创作，将创作产品交由经纪公司、演出公司进行包装开发，并进行相关的广告宣传和对外演出联系。在这一开发过程中，政府须发挥外部调节、优化的作用，为艺术的开发创造良好的条件（见图5）。

图5　文化遗产保护与演艺开发的关系

目前，我国演艺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将民族民间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如《印象·刘三姐》、《云南映象》、《风中少林》、《丽水金沙》等。《印象·刘三姐》是张艺谋执导，广维文化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投资出品的大型实景演出项目，该项目以桂林阳朔漓江山水为舞台，以脍炙人口的壮族刘三姐民歌为素材，按照文化产业方式运作，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拉动当地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发展。2003年10月首演至今，观众人数逐年增加，由2004年30万人次增加到2005年49万人次，2006年上半年更是达到了31万人次。⁽²¹⁾《云南映象》由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与荆林共同投资，按照“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发展”的市场定位，成立产业公司来运作。该剧以云南大型原生态歌舞为基础，融入了一批濒临消失的民族民间艺术，演员也来自于民间，保证了歌舞的原生性。该剧创造了6个中国舞坛之最——演出阵容最大、巡演时间最长、演出城市最多、演出场次最多、上座率最高、票房收入最好。《风中少林》是河南省委宣传部推出的“郑汴洛文艺精品工程”，该剧将武术与舞蹈融为一体，以爱情故事为主线，挖掘少林文化的内涵编演而成。该剧首演后，效益轰动，引起美国、法国、英国、瑞典等10多个国家演艺机构的关注，于2006年7月开始了在美国两年的巡演。⁽²²⁾《丽水金沙》择取丽江各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意象，以舞蹈诗画的形式加以表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2001年，云南丽江结合文化旅游的需要，投资千万元打造《丽水金沙》。从2002年5月到2008年5月，大型民族风情歌舞《丽水金沙》已累计演出4 100多场，接待观众240万人次，总收入2.2亿元，实现税利4000多万元。⁽²³⁾

（五）主题公园开发模式

主题公园开发模式，是指在一定区域（园区）内，通过仿造民俗环境、表演民俗节目或生产、生活民俗中的某些活动，形成文化遗产展示、集中展示多种不同民俗文化的一种民俗旅游开发方式。⁽²⁴⁾

自1950年海牙“小人国”马都洛丹正式开放，主题公园这一全新旅游开发模式迅速在世界范围兴起，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的主题公园占有较大比例。世界范围内，较为著名的主题公园有美国夏威夷波利尼西亚古文化村、韩国水源民俗村、泰国的东巴文化村、南非开普敦的原始丛林等。在我国，也有北京中华民族园、深圳锦绣中华与中国民俗文化村等。

在我国，深圳的中国民俗文化村，山东省安丘市的青云山民俗乐园、临沂市的圣能乐园、济南市的九顶塔民族风情园、营南县的沂蒙乡村风情园，河南省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都是典型的民俗文化主题公园。

2006年，成都开始筹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该主题公园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用于展示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中国小镇，用于节会期间展示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及互动体验类、小型表演类项目的海外小镇，用于舞台精品剧表演的室内剧场，用于节会演出和举办开幕式的广场，用于展示公园远景规划的艺术馆，以及雕塑、教堂等景观项目和管理中心等附属设施。公园成为一个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为主，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相结合的生态型主题公园。2007年5月，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正式开园，并在2007年5月23日至6月9日举办了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的建设，提供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保护和展示的平台，开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新路径，具有典型意义。

（六）物化产品开发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的、非物化的资源，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度的保存和审美价值，也颇具产业开发的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化开发最为典型的当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自1979年发起并组织编撰，经过全国8余万文艺工作者30年的努力，于2009年将298部省卷，400册约4.5亿字全部完成出版。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涵盖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和民间文学诸学科，收集、整理了流传于民间的各民族文学艺术的基础资料，如歌种、乐种、舞种、剧种、曲种、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散落在民间的无形精神遗产变成有形文化财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了系统、丰富、可靠的资料文本。

非物质文化的物化开发的途径不仅包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一般的文本，在此基础上也可以更进一步进行相关产业链的打造，如制作动漫、开发相应的纪念品等形式创造更多的价值。如数字动漫产品、网络游戏的开发等，通过将传统故事情节和传统故事人物的数字化编排，开发出喜闻乐见的动画片，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动漫市场上一些著名的数字产品如《小子贱三》、《西岳奇童》、《大闹天宫》、《济公》、《宝莲灯》、《花木兰》，以民族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背景，既有效地保存一些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存在方式、使用方式、展示方式、利用方式、流通方式、传播方式、消费方式上的更新。其基本的开发模型如图6:

图6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化过程

（七）影视开发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视保护与开发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民俗影视纪录片的形式，纪录片可以真实、科学、动态、多维地记录文化原貌，保存、保护和展示民俗文化原生的形态和形成发展的历程，成为见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文献”。例如，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节目《昆曲六百年》、《中国记忆》等，浙江省拍摄的“文遗系列”电影《皮影王》、《十里红妆》、《鼓舞天下》等，河北投拍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二人台的电影《荞面旦》及其姊妹篇《骆驼旦》。

另外一种形式便是产业化影视开发模式。即以非物质文化为题材，通过电影、电视公司、音像公司的影视化运作，创作出适合市场需求的影视作品（见图7）。

这种产业化的开发模式，比较典型有《少林寺》、《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赤壁》等等，数量众多，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例如一部《少林寺》引领了中国功夫片的潮流，相关的武侠影片《少林小子》、《南北少林》、《木棉袈裟》、《武当》、《南拳王》等一拥而出。《少林寺》将武术文化、宗教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成功融汇于电影之中，开启了文化遗产进行影视开发的路径。中国文化产业界围绕《红楼梦》这一文本，不断地进行开发利用，其产品涉足出版、影视、旅游、餐饮等多个行业。仅在影视方面，自20世纪20年代梅兰芳的经典戏曲《黛玉葬花》以来，围绕《红楼梦》的影视创作一直未曾间断，各种版本的红楼影视剧达20余种。

图7　文化遗产资源与影视产品的关系

三、小结

本文以上的归纳总结只是整个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的一些较为典型和成型的模式，尚有一些区域性和非普及性的模式没有列入本文的研究范畴，如物质文化遗产的园林保护与开发模式、陵园遗址保护与开发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地理标志保护模式等等，这些模式也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也属于同类项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可以参照的范本。

虽然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业已形成一些典型范本，但可以预期的是，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和现代技术手段的进步，社会和业界定会创设出更多的模式和经验。在未来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传统的模式将会继续得到弘扬和张大，基本的模型结构也会愈发成熟与稳定，同时，新技术尤其是数字信息处理技术、数字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大量运用，也将给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带来新的思路，促成新模式的出现，文化遗产的存在状态、存储方式、传播方式、利用方式都将得到更大程度的更新，中国作为文化遗产大国的地位和对世界的影响力也将会同步增长。中国作为文化遗产大国，将会有更多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经验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范本。

On the Progress and Theoretical Models of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Exploit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Fu Caiwu　Chen Geng

Abstract: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region and the endowments of cultural resources，there have been several protecting and exploiting in our country.In this paper，we will carding the main mode in process of protec-ting and exploiting which exist in our country and even around the world，and summarize those modes in order to provide a general line of thought for protecting and exploit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cultural heritage；cultural industries；protection and exploi-tation；mode

【注释】

(1)参见顾军、苑利:《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苏士澍主编:《中国文化遗产年鉴（2006～2008）》，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于海广、王巨山:《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晓明、徐崇龄、章建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营——中国实践与理论进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郑玉歆、郑易生编:《自然文化遗产管理——中外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杨巨平:《保护遗产造福人类——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加］麦克切尔等著、朱路平译:《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刘世锦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张廷皓:《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物研究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闵庆文、钟秋毫主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多方参与机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朱祥贵:《文化遗产保护法研究——生态法范式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法律文件选编》，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

(2)［美］C.亚历山大著，赵冰译:《建筑的永恒之道》，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

(3)［德］布希曼等著，贲可荣等译:《面向模式的软件体系结构（卷1）:模式系统》，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4)本文所指的“物质文化遗产”，根据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规定，即是指“从历史、艺术和科学观点来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

(5)参见郑奕:《博物馆呼唤文化产业开发》，《中国文物报》2007年8月24日。

(6)李雪:《博物馆的创意运营（上）》，《北京商报》2008年3月17日。

(7)李雪:《博物馆的创意运营（下）》，《北京商报》2008年3月17日。

(8)参见万纪元:《“古根海姆模式”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启示》，《中国文化报》2002年5月10日。

(9)参见周明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2005年开始，湖北省文物局与华中师范大学合作，借助于现代数字技术对三峡文物考古工程进行总结展示，已经形成初步的研究成果。本文作者是这一项目负责人之一。

(11)参见李海燕、权东计:《国内外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研究综述》，《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2)　参见李海燕、权东计:《国内外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研究综述》，《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3)参见韩永进、马敏、杜建国主编:《2006～2007中国文化创新年度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要求:“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2005年建设部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将历史文化街区定义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

(15)参见郝娟:《西欧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天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6)阮仪三、王景慧、王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方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

(17)参见王雪松:《SOHO对旧工业建筑更新利用的启示》，《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芳汀:《苏荷（SOHO）——旧城改造与社区经济发展的典范》，《城市问题》2000年第4期。

(18)阮仪三、顾晓伟:《对于我国历史街区保护实践模式的剖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19)齐学栋:《古村落与传统民居旅游开发模式刍议》，《学术交流》2006年第10期。

(20)谢春雷、王佳佳:《浙西:两个命运各异的古村庄》，南方网2002年11月16日。

(21)刘修兵:《〈印象·刘三姐〉:票房收入和社会效益双赢》，《中国文化报》2006年8月17日。

(22)《国内部分景区景点大型实景文化节目扫描》，中国张家界宣传网2007年1月17日。

(23)黄华:《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云南日报》2008年6月16日。

(24)王德刚:《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