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文化在“走出去”中实现其创造性转换

西部民族文化在“走出去”中实现其创造性转换⁽¹⁾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章立明

内容提要:资本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民族文化走向国际市场搭建了平台，另一方面也使民族文化同质化乃至消亡。如何探索一条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并重的道路，是一个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所在，西部民族文化的“走出去”实践正是这一创新思路的体现。

关键词:西部民族文化；走出去；创造性

一、全球化背景下西部民族文化在走出去中面临的冲击与机遇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世界的文学来比喻全球化的来临:“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²⁾。今天，文化的全球交融与全球接受，文化内容的延伸与文化受众的扩大，文化观念的更新与文化审美的泛化，文化载体与文化形式的多样化，文化创造机制的科学化与开放化，文化生产的产业化与市场化趋向等已对西部民族文化“走出去”产生了深远影响，全球化的文化后果在目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球化加快了个人与世界的联系。个人开始不需要任何中间群体就可以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中。跨国资本在世界各地寻找人力资源，在无限扩张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许多人依靠全球市场的种种机会暴富。知识经济及高科技更给了知识生产者更多的机会进入全球市场，获得无限的选择性。这样，文化的差异性和弱势群体的文化选择就必然会受到冲击，这就是西部民族文化在“走出去”中为什么要实现其创造性转换的现实背景。

（一）西部民族文化“走出去”的背景:面临冲击

全球化肇始于经济，但最广义的全球化，是指货物、投资、生产和技术的跨国流动，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和自身特有的制度和权力结构，并取代了从前和民族国家相关的那些结构，因此，全球化不只是全球范围里的经济事务，它必然会带来政治、文化等层面上的深刻变化，比如消解异质性，达至同质性就是其中之一。随着资本扩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商业化，西方文化开始不断侵蚀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如90%以上的新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控制的；美国的电影、电视作品生产量仅占世界总量的6.7%，但电影流通量却占了世界市场的50%以上，电视作品的比重更是超过了70%……而广大的欠发达国家的民族文化则处于被忽视以至于灭绝的境地，以语言为例，在未来100年间，世界上现存的5000多种语言可能将会消失一半，另有多种语言也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在全球化过程中，西部民族的村寨民居、歌舞艺术、节庆祭仪等逐渐被边缘化，而且代代传承下来的文化传承链断裂、绝技濒危，民族文化在“走出去”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首先是民族文化主体缺席。“在全球化的经济、市场，乃至文化冲击下的农业社会，无数青年人从农村流出，削弱了农业生产的中坚，然而，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地方农民文化的根基。”⁽³⁾近20年来，中西部地区一直是劳动力输出地，农村外出打工人员一般“要占全村总人口的25%—30%，个别西部地区可能达到40%⁽⁴⁾”，随着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或进城就业，留在农村特别是留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人口，主要是儿童和中老年以上的劳动力。在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农村青壮年群体的活动涉及民族文化的全过程——组织、制作、导演、操练、表演、观看、评论等等，由于这一文化主体的缺席，使许多民族文化仪式如婚礼、丧礼、节日、庆典、祭祀等的存在遭到毁灭性打击。

其次是民族文化内涵消解。随着全球化给世界文化带来的单一化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日渐趋同，特别是年轻人在强势文化面前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逐渐失去了兴趣，如西藏地区对人体从头到脚的名称有敬语和非敬语两套称呼，并形成一套敬语体系，20世纪90年代，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语敬语辞典》，就收录了数千条敬语词汇，在小学藏语课本中有关敬语的内容也占了很大比例，但目前西藏地区的青年人当中，能够熟练使用敬语的寥寥无几，生活中使用敬语的人也越来越少，藏族敬语正面临消亡的危机。此外，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思路的引领下，民族地区的岁时节日、庙会及祭祀活动日趋没落，而葡萄节、茶叶节和西瓜节等层出不穷的新节，对民族文化的传统内核形成冲击和消解。

最后是民族文化传承乏人。西部一些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生存空间日益萎缩，如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寓言、谚语等口传文化，往往是“人在艺在，人亡艺亡”，很多民族的口传文化绝技成为风中之烛。一批身怀绝活、技艺精湛的文化传承人的相继离去，健在的已为数不多，且多数年事已高，绝活、绝技传承陷入后继无人的窘境，而唢呐、秧歌、皮影、戏剧、舞龙、舞狮等文化活动之所以传承困难，主要是因为农村青壮年认为这些活动没有“钱途”，不肯学习这些没有多大市场的手艺。

（二）西部民族文化“走出去”的前景:把握机遇

在全球化条件下，商业利益的追逐使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岌岌可危，但对于打好民族文化资源开发这张牌却又不无裨益。全球化使世界的各个角落之间的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在物质与非物质商品（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营销领域中，具有战略能力采取某种全球性思维和行为方式”⁽⁵⁾。搭着经济全球化的这班便车，文化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出入，文化产品的全球贸易，文化资本的跨国兼并与整合，那些原来地方性的、民族性的文化资源被置于世界的广阔视域中，在获得展示舞台的同时也凸显了巨大的商机，1998年，取材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木兰从军的故事成就了迪士尼大片《花木兰》的票房，在美国首次公映就夺取了全美电影排行榜的冠军；2008年，好莱坞梦工厂的喜剧动画片《功夫熊猫》将熊猫、功夫、烹调、针灸和书法等中国元素融为一体，在中国内地首映的第一个周末就创下了3 800万元的票房纪录。

正是广阔的文化活动空间、日益扩展的文化消费需求，给西部民族文化提供了展示自己、在更大的平台上发展自己的空间。中国西部气候、地形、地貌和生物的多样性，以及多民族聚集的特征，造就其多姿多彩、引人入胜、独特绚烂的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景观，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如云南著名的旅游地宁蒗县永宁乡的落水村，其旅游发展的立足点就是泸沽湖宁静的自然风光和摩梭人的母系制与“阿夏”走访婚；此外，西部民间质朴的手工艺品和原生态歌舞器乐艺术，也极具艺术加工和商业开发的潜质，《印象·刘三姐》、《云南映象》等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证。

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是当地民众赖以生存的重要衣食之源。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说到:“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西部民族文化的价值在于为文化世界的多样性存在提供可能，借助全球化，充分挖掘民族文化的丰富性，进入被全球化夷平的整个经济、艺术和生活，由此构成人类发展的多样性，即是应对全球化冲击的一种主动行为，所以，保护正在趋向衰落的民族文化资源的最好方式就是“走出去”，激发出民族文化的发展潜能来缓解其生存压力。事实上，也只有不断地丰富和强化文化的民族性，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全球化。任何文化都必须具备各自的特性和个性，才能成为区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性和民族性为文化“走出去”相互碰撞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如果抛弃自身民族文化的优势，就没有文化生命之根，将无法在世界文化的交流撞击下生存下来。

二、西部民族文化在“走出去”中实现其创造性转换的路径选择

西部民族文化要“走出去”必须实现其创造性转换，就是要处理好保护与开发两者之间的关系，创新成为决定西部民族文化“走出去”的关键所在，如采用新的方式保护民族文化资源、新的方法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新的理念包装民族文化产品及新的路径推介民族文化产品等。

（一）民间化:活态保护民族文化

西部民族在不断调整与自然环境和族群关系中，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有蕴涵在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中的物质文化，如服饰、烹饪、器皿、建筑等；有反映社会生活的体制、规则、程序等方面的制度文化，如习惯法、村规民约等；也有包括知识和经验、思想和观念、情感和意志等意识活动的精神文化，如傩戏、木偶戏、皮影戏、说书艺术和民间戏曲等。民族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物质文化处于最表层，精神文化处于最深层，制度文化则是处于介乎于器物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中层地位。

西部民族文化走得出去的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要保护好西部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如果西部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丧失，那么，“走出去”的民族文化就不具有可持续性。前些年，民族地区的物质文化，如服饰、烹饪、器皿、建筑等物质文化被集中移置、复制到大城市，形成民族风味城、民族一条街、民族餐厅、锦绣中华、民族文化园和民族村等人造景观，长此以往这些被“圈养”的物质文化必然会因为缺少所依托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异化，因为每一种民族的物质文化都有其个性化的生长空间，根植于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中，并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色彩。

保护西部民族文化完整性最可行的方法是对民族文化进行民间的活态保护。民族文化产生于民间、生存于民间，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直接反映，杂技、花灯、剪纸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形式，春夏秋冬四季传统节日中的尊天敬地、娱人娱神活动，既满足了广大民众祭祖祈福、歌舞自娱的心理需求，又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如原生态歌舞火爆“青歌赛”后，越来越多的藏族民众从不愿意唱老祖宗传承的古老民歌到重拾重唱，很多西藏民间乐器如龙头琴、藏鼓等，演奏的是正在逐渐消失的藏族民间乐曲和古时西藏宫廷表演的囊玛音乐，因此，要保护原生态音乐、原生态歌手，就要保护深藏大山深处的原生态音乐的生存环境，这一点已逐渐成为共识。

当然，民族文化的活态保护实质上是一种动态保护。具有民族传统和地域特色的剪纸、绘画、陶瓷、泥塑、雕刻、编织等民间工艺项目，戏曲、杂技、花灯、龙舟、舞狮舞龙等民间艺术和民俗表演项目，古镇游、生态游、农家乐等民俗旅游项目具有开发利用产生经济效益的可能性，因此，通过市场化运作，增加当地民众参与文化生产的积极性，推动民族文化保护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如2008年青海甘南藏族自治州热贡地区被正式确立为我国唐卡文化生态保护区，唐卡，藏语原是平坦、宽阔的意思，这里特指一种卷轴绘画。唐卡相传起源于公元7世纪初，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而兴起，迄今已有1 300余年历史，它在我国青海、西藏、甘肃等地，以及缅甸、泰国、印度等国家广泛流传，是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唐卡的几个特点使它卓然不同于其他画种:创作时间长，有时一幅作品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程序严格，须按相关规则进行；所用颜料皆取自大自然中的珍贵矿物质和天然植物，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画面仍然金碧辉煌，灿烂如新。而它与世界上任何画种相区别的独有特性是它传递给人们的不光是艺术，还有一种信仰和精神。热贡唐卡色彩亮丽，造型生动，精美绝伦，除了在当地销售外，还销往西藏、甘肃、北京、上海以及印度、尼泊尔等地，例如吾屯村，全村400多户人家中，就有380多户2 800多人从事唐卡创作，如此高密度的唐卡生产，使唐卡成为当地民众增收致富的主要经济来源。

民族文化活态保护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让民族文化进入知识生产体系，使青少年理解和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如丽江文化产业所依托的是纳西族东巴文化，其根基和土壤是纳西族乡土知识，只有土壤和根基保护得好，东巴文化这张在全世界独树一帜的文化品牌才能长久地打下去，否则，繁荣一时的东巴文化产业就不可能持久发展，因此，对纳西民族文化的活态保护催生了《纳西乡土知识读本》，该书主要是白沙乡的历史和人文知识，因为在纳西族的历史上，白沙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厚的地方，是最为重要的纳西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该书已于2006年由云南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并进入丽江市的中学学校教育系统。

（二）产业化:重新组合民族文化资源

1947年，“文化产业”一词是由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即文化的工业化批量生产（书籍、音乐、电影、游戏、演出等）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润，文化自身在经济社会中成为一种产业，文化成了谋求最大商业利润，追求最大经济效果的手段或者工具，它是日益高级化技术和物资料发生一切可能的联系组织起来构成的基本组织结构体系。如，美国缺少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美国文化产业把世界各国文化作为其资源储备地，通过产业的创新、市场的运作和商业的包装，使《埃及艳后》、《斯巴达克斯》、《角斗士》、《特洛伊》等大片雄霸全球，实现了文化资源的产业性功能。

西部形态殊异的物质文化，如剪纸、年画、皮影、木偶、雕刻、器皿、面具、玩具、民居、刺绣、服饰、饮食、建筑、风筝、印染等，而且分类众多，就雕塑来说又分为木雕、石雕、骨雕、微雕、牙雕、泥塑、面塑、糖塑等等；编织扎制分为草编、藤编、竹编、葵编等等；刻绘分为剪纸、刻纸、皮影、年画、内画壶等，无不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文化精华，但是，文化资源优势并不天然等于产业发展优势。文化资源要想成为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就需要进行重新阐释和创新开掘，即与消费者的物质生活水平、精神生活需要和消费地社会总体结构及消费方式相联系，因此，一切民族文化资源要想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发挥作用，都要经历一个现代的转换，这个转换过程就是创新，熊彼特把“新的或重新组合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入经济系统的过程”称为创新，即创新包含了前所未有，也包含着原有的重新组合和再次发现。

文化产业发展过程的实质就是文化资源不断地转化为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融入创新元素，从而形成文化产业的特色，通过创新实现文化的升级，才能萌生出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即使是某种形式上的创新，也会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如在文字发明之前，绳结肩负着记数和记事的任务，一切民族都经历过结绳记事的阶段，到了现代，绳结进一步发展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而中国结发展到了极致，赋予了绳结新的生命力。再比如，春节原本是中国人以家族为中心，以合家守岁庆贺新春位内容、以吃饺子放鞭炮拜大年为表征、由民间按照传统自行组织的喜庆节日，现在手机短信、网上拜年、丰富多彩的庙会、花样翻新的过年饰品等，为有几千年历史的过春节这一类传统节日增添了活力。

“十一五”发展规划提出:“利用民族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带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积极发展我国西南、西北地区等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群，如剪纸、绘画、陶瓷、泥塑、雕刻、编织等民间工艺项目，支持农村民间工艺美术产业……西部地区结合地方特色和资源优势，着力增强文化产业自我发展能力，努力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新格局”。

因此，要让西部丰富独特的文化资源价值转化为实在的经济价值，最有效的办法进一步挖掘民族文化内涵，将民族文化资源与旅游市场需求结合起来，使之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节日文化的开发就是一例，在我国有56个民族，端午节风俗为汉、壮、彝、藏、满、蒙、回、苗、瑶、黎、土家、布依、仫佬等30多个民族所共有，而各民族风俗更是异彩纷呈:跑马、射箭、对歌、丢手帕、抛绣球、抢帽子、敲木鼓、驱虫害等，如果把参与性、体验性等动态旅游与自然景观的静态旅游兼顾起来，那么，民族旅游文化将呈现时尚性、互动性、体验性和参与性的特点。此外，民族节日也是民间艺术荟萃的大舞台，节日的复兴标志着优秀民间文艺的激活和手工艺品的制作需求，比如剪纸、年画以及面具等其他应节的手工艺品，完全可以作为艺人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传承；当然，展开一定的艺术创意创作和加工，提升民族文化产品的附加值，以产业运作扩大生产规模，扩展销售市场，走体验、休闲、娱乐之路，那么独具特色的民族节日旅游就能够打开市场，为民族文化资源赢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换言之，也为民族文化的市场化运作预留了充分的开发空间。

（三）品牌化:打造民族文化产品的知名度

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民族文化产品的发展，民族文化产品的发展取决于对民族文化品牌的打造，因此，民族文化需要打造出一批有知名度、美誉度的品牌，才能使民族文化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让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为提高民族地区知名度、增强吸引力服务，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歌舞、服装、服饰、节庆活动、美术建筑等，都有条件打造成文化品牌，但是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化品牌的形成和不断完善都是极其艰苦的，因为要让消费者接受并认同的过程十分漫长。因此，打造民族文化品牌，要深层次挖掘当地的民族文化资源，既要注重民族文化产品外在物质形态的包装，更要注重民族文化产品内在精神价值的开掘，从而使民族文化品牌的影响力更持久和更有吸引力，并通过品牌效应拉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

纳西古乐是由明清之际中原儒道音乐传入云南丽江地区，与被认为是纳西先民创制的《白沙细乐》和民间歌舞《热美蹉》融合起来，是丽江古城民众自娱自乐、修身养性的民间音乐和年节喜丧音乐演奏的民俗音乐。1986年，宣科开始用现代商业手段运作纳西古乐，实现了纳西古乐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纳西古乐成为丽江的一个重要文化产业品牌。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丽江的游客从1995年的70万人上升到2002年的310万人，以此为依托，东巴乐舞和纳西族歌舞《丽水金沙》、《印象丽江》也相继推向市场。1997年12月，丽江古城申报世界遗产成功，2003年9月，“三江并流”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和“东巴文献古籍”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相继成功，丽江拥有了三项世界遗产桂冠，从而使丽江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加广阔，丽江成为中国西部极具吸引力的文化品牌和旅游品牌，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旅游目的地之一。2004年丽江市年接待海内外游客360.1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9.47%，其中海外游客9.21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1.76%，国内游客350.9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9.69%。实现旅游总收入31.76亿元，增长32.11%，其中旅游外汇收入2 662.53万美元，增长17.47%，国内旅游收入29.54亿元，增长33.36%。

云南鹤庆县新华村从事手工艺品加工制作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凭着制造铜器和银器的传统手工艺绝活，形成一村一业、一户一品的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生产格局，其产品远销至中国的整个藏区乃至国外，成为闻名遐迩的民族手工艺品交易市场。现在，集手工艺制作和民俗旅游于一体的新华村，围绕手工艺品家庭作坊及周边龙潭等核心景点，形成了集手工艺品展销、新华田园风光、白族浓郁风情、茶马古道驿站、酒店餐饮、瓦猫手工艺品交易等内容为一体的景区，成为香格里拉黄金线上的精品景区之一。

当然，目前西部不少民族文化产业项目仅停留在发展特色手工艺品加工和村寨自然景观的观光旅游上，没有形成多层次的全景产业链，即民族文化开发、手工艺品加工、参加与体验民族文化活动以及市场推介与运作的有机连接起来，因此无法形成更大的联动效益，限制了民族文化产业化的发展空间。与之相反的是米老鼠产品的成功运作形成了迪士尼的产业链。1928年，美国迪士尼集团在动画片《威利汽艇》中诞生了第一只米老鼠，获得形象专利后，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特许经营开发，此后，米老鼠成为杂志、服装、网站等多种文化产品的形象代言，由此延伸出一个不断增加附加值的链条:1949年，迪士尼公司出版《米老鼠》杂志，到2002年为止，全世界已有24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米老鼠》；1949年，迪士尼唱片公司成立，它发行的许多动画片唱片成为当年发行最畅销的唱片；1955年，位于洛杉矶的首座迪士尼乐园正式建成，它标志着迪士尼公司的经营范围从纯粹的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扩张到“亚文化产业”——主题公园文化旅游业，它第一次把观众在电影里和卡通片里看到的虚拟世界变成了可游、可玩、可感的现实世界，1980年，迪士尼公司又在美国的奥兰多建造了一个更大规模的迪士尼主题公园，之后延伸到国外……现在，迪士尼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跨国娱乐企业集团⁽⁶⁾。

（四）多赢化:寻找民族特色与世界理解的契合点

文化的功能之一在于提供一种认同的基础，造成这种认同上的与众不同，除了所处的地缘位置、自然资源等物质因素之外，还有历史、语言、宗教信仰、种族、价值等社会文化因素，因此，这些都成为文化产品“走出去”的天然壁垒，而其限制程度的高低决定了文化贸易的流向以及贸易量。也就是说，各种文化之间越接近，文化理解上的差距就越小，文化贸易额也就越大，这种接近性既与语言、地理等因素有关，也与心理因素有关，是地理距离、共同语言及以往文化贸易历史等因素的一个综合函数。

正是由于文化的接近性，使得我国的文化产品出口流向单一，主要是在中华文化圈内流动；而且品种单一，主要是舞台表演类的杂技、魔术、音乐歌舞等，其他的文化产品则往往因为地域性太强、国际认同感差而很难走出去，西部民族文化能够“走出去”的主要品种就是歌舞，如《印象·刘三姐》和《云南映象》等。

文化产业要走出去，首先要适合消费者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消费观念，那么，是不是所有表现了西部民族文化差异的产品，都会在中国乃至世界得到认可和理解呢?事实是，西部民族文化必须在非西部消费者的参照和阐释下才有意义，也就是说除了具备自身的民族性或文化身份，具有市场开发的优势外，还要能够在消费地文化脉络中获得理解和认同。

当然，西部民族文化要主动“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的交流、合作和竞争，让外部世界了解西部优秀的民族文化，取得他们的尊重和喜爱，只有在“走出去”中才能增进理解，培育市场，因此，如何更加合理、有效、持续地传播西部民族文化，让消费者接受和体验西部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持续地消费西部民族文化产品，成为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

从现有的文化“走出去”途径来看，主要是以下两类:

第一，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文化交流活动。近年来，中国与一些国家合作，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文化节、文化周和文化年活动，积极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华文明，促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人民之间的深层次了解，为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对话开辟了新途径。例如中法、中俄互办文化年，而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对欧美主流社会产生了示范和连锁效应，在大英博物馆举办“秦始皇兵马俑”展等。此外，经过近10年的推动，在海外过春节已从华人圈活动影响到所在国的主流社会，泰国、马来西亚、法、英、美等国元首逢节必向华人祝贺，因此，应大力推动春节逐步成为国际化节日，使春节不仅成为维系海外华人的精神纽带，而且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生动窗口。

2008年，是我国文化形象的展示年，奥运会必将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新起点和全面展示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契机。在奥运会和特奥会举办期间，在奥运场馆附近就有展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各地区民俗文化的祥云小屋，其中就有多间西部民族文化的陈列屋，如陕西小屋展示的是清代皮影，重庆小屋以三峡风光照作背景墙，内部设有舞台作为川江号子、川剧变脸和石柱土家啰儿调的表演场地，展览现场一座设计成大鼓、唢呐造型的音响，可以随意点播古老文化的声音，除此之外，蜀绣、黄杨木雕、梁平木板年画、糖画和叶脉画也将由传承人进行现场展示⁽⁷⁾。

第二，企业的文化产品营销活动。由于文化交流活动涉及的范围较窄，而且难以持久，而文化产品更具有渗透力和持续性，因此，西部民族文化“走出去”的当务之急，就需要更多地采用对外文化贸易的方式，立足于市场经济，通过发展文化产业，积极开拓境外及港澳台地区的商演、商展市场，让西部独特的文化资源在赢得掌声与喝彩的同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杂技、武术、京剧、芭蕾舞、民乐、交响乐、地方戏剧、木偶、文物展览、工艺品展览纷纷通过商业渠道走向国际文化市场，市场遍及世界各大洲，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港澳台地区，经过多年的市场锤炼，歌舞、杂技、文物已成为我国对外开展商演、商展的拳头产品，在境外及港澳台地区拥有了大批的消费者。

三、西部民族文化在“走出去”中实现创造性转换引发的思考

西部民族文化在“走出去”中实现创造性转换，着眼点不只是把文化仅仅作为一种实现经济与外交目的的次等手段，而要注重对文化自身的建构，让文化成为一种软实力，约瑟夫·奈在《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的前言中把软实力明确定义为:“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对西部民族文化的定位得当与否是决定我国建设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进程的关键所在，政府应该在文化保护方面承担起更大责任，才能化解文化产业市场化弊端。

（一）杨丽萍困境:原生态歌舞保护的进退两难

原生态意指尚未被艺术加工的民间质朴艺术形态，而在更广泛的全球视野里，它还囊括所有未遭现代商业文明摧毁的民族文化。原生态虽然是近几年出现的新概念，但融合了歌咏、舞蹈、戏曲的风格早在民间流传数千年，其中没有单纯的歌者，也不存在单纯的舞者，比如侗族大歌有很多是以模仿自然界的声音为内容的，其中尤其以模仿动物的叫声为最多，比如说《鼠之歌》和《蝉之歌》等，就是歌手一边唱歌一边模仿各种动物的肢体动作，极其生动富于表现力。原生态歌舞极易失传，保存极其困难，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目前这种保护主要依赖市场和商业的支撑。但是这种原生态艺术一旦被票房控制，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便会荡然无存，因为市场是天然的功利主义，它内在地包含着要求文化对其迎合迁就的倾向。随着全球化的来临，经济摆脱了与乡土社会关系的共生状态，市场也从传统习俗经济中获得了“解放”，经济逐渐成为了一种特别的系统现象，在利润的导向下，文化必须为市场服务，为了让文化能够更好地吸引眼球、创造“点击率”或“票房价值”，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某些深具文化内涵的歌舞资源在市场的开发中，会出现被肢解、被低俗化的现象，比如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歌舞，经过多年的旅游开发，已被市场之手打造得面目全非，沦为商业艳俗文化的样板。

2003年8月，杨丽萍在昆明推出《云南映象》，成为原生态歌舞商业化运作的重大契机，《云南映象》首次展示了原生态歌舞的强大魅力，但它被开发出来后，必将失去原生活力，退化成僵死的橱窗标本，这种由正题推演出反题的“杨丽萍悖论”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今都未能解决各国在遗产申报中出现的悖论现象；国内旅游局、文物局和环保部门之间，保护和开发的博弈经久不息，正是这种悖论无法调和的表征。

那么，如何保护原生态歌舞呢?“青歌赛”后，有人认为:“如果让得奖的原生态选手继续放牛羊，那鲜花和掌声过后只是沉寂，对保护原生态起不到积极作用；可是频繁地亮相舞台，原生态需要从头适应新的舞台表现形式，还能留下多少原汁?”正是原生态歌舞面临的进退两难的选择。原生态歌舞极易被外来文化异化，已经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如现代乐器的热闹加盟，原生态歌曲的新唱等都不可避免，而原生态歌曲在经历这一切之后能够保留多少传统的元素，实在难知。

原生态歌舞形成与西部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原生态歌舞的纯真，就在于它独立的原生态文化圈，原生态的唱红和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商业化，正在强力地改变着它的生存环境。而维系原生态歌舞的前提，就是维持它赖以生长的民族（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空间，而这势必跟西部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渴望发生激烈冲突，如阿坝州茂县有个牛尾巴村，过去，这里有比较多的年轻人会唱原生态民歌，可该村整体搬迁到距离现代文化近了的河谷地区，会唱原生态民歌的年轻人却没有多少了。

（二）两手抓:政府在走出去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主要角色是当好市场的二传手，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具体而言就是:加快法律法规建设，制定和完善各项政策，促进市场体制和机制完善；加强市场监管，引导和鼓励企业转变文化发展方式和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保护知识产权等。

政府在文化保护中的主要角色是当好一把手，承担起文化保护的主要责任。在民族文化资源中，能生成直接经济价值的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很多文化资源是不能产业化的，如文物保护、古建筑保护和修复等等，当保护民族文化资源和发展文化产业两者发生不协调时，一定要首先保护文化资源。近10多年来丽江古城的保护实践即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受城市建筑时尚的影响，当地很多居民都想掀掉传统的土木建筑而改建钢筋水泥房，认为这才是进步的、“现代化”的房子，丽江古城因此几度濒临危境，如果不是城建部门的行政干预、出台古城保护法规和有关如何看待文化传统的大力宣传和引导，丽江古城早已面貌全非，后来，以五花石铺地，两边是传统庭院式民居的城建规划恢复了丽江古城著名的“玉河烟柳”景观，游人如织，流连忘返，最终使当地居民从中获益匪浅。

从文化保护类型来说，第一，政府通过立法程序，建立长效机制的政策性保护，比如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申遗保护，即把那些有价值、有特点、有影响的文化遗产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等，进行挖掘整理，逐级申报加以保护，使其代代相传，成为中国提升软实力，向世界展现活态民族文化遗产的宝藏。2004年，文化部在完成《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基础上，与财政部共同在全国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6年6月，我国迎来了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此后，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全国各省成立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相关机构，一些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特别丰厚的省份已经完成了摸底调查和非物质遗产名录的编纂工作。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家民委共同启动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战略”大型研究项目，将用5年的时间进行系统的民族文化发展状况研究，出版年度性的文化蓝皮书——《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等。

2007年，国家通过立法将除夕、清明、端午、中秋四大民族传统节日定为法定假日。在中国，大多数地区和民族都把阴历正月初一作为新年之始，过年的庆祝活动在发展中形成了连续性，往往从头一年的腊月一直延续到新年整个正月。传统意义的过年包含了喜庆一年丰收、祭祀神佛、祭奠祖先、迎新接福、合家团圆、文化娱乐等多样式、多层次、多方面的活动，全国56个民族中就有36个民族有过春节的习俗，是所有传统节日中影响最大、参与最广泛、最有代表性的节日。此外，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北方的满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南方的壮族、侗族、彝族、白族、畲族、苗族、瑶族、黎族、水族、京族、羌族、土家族、纳西族、布依族、普米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还有过清明节的习俗，与汉族相比，这些民族的清明节过得更隆重，在清明踏青春游时，还有荡秋千、放风筝、踢球、植树等健身娱乐和环境保护等习俗。

第二，政府建立有利于民族文化继承、发展的保护制度。例如每五年举办一次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每两年一次的“青歌赛”原生态唱法和戏曲大奖赛等就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化举措。随着这些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西部民族的文化艺术将得到了有效的挖掘、保护、传承和发展，一些过去不被外人所知，甚至濒于失传的传统艺术形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汇演的舞台上，使更多的人了解和领略到它的奇妙和魅力。如呼麦是蒙古族特有的一种发声方法，即一个人同时可以发出两到三种声音，然而这样一种奇妙的发声方法在我国却一度失传了，为了使这一古老的艺术能够得到保存和发展，从2000年起，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从蒙古国请专家来给合唱团的专业演员上呼麦课，经过几年的学习，那日苏等人掌握了呼麦，他们把蒙古族的几种传统乐器和呼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安达组合，并一起在“青歌赛”上获得大奖。

2004年8月，山西左权举行的全国民歌南北擂台赛，在音乐领域引入“原生态”一词。随后，文化部开始征用原生态概念，制定和实施抢救性文化挖掘计划。2005年南宁国际民歌节，原生态民歌再度引人注目。2006年和2008年央视举办第12届第13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增设原生态组比赛，而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更是高举原生态民歌的旗帜。经过三年的培育，原生态已成为最热烈的文化时尚，使得长期以来被视为原始，粗糙，只能当作音乐素材的原生态歌舞置于国家级的评价体系中，这不仅有利于原生态歌曲的发掘、整理、保护和传承，而且还对原生态音乐的原生地起到了宣传和推介作用，如央视在节目中介绍了藏族的六弦弹唱后，很多去西藏旅游的人慕名去拉孜县看六弦唱，推动了当地的旅游事业发展，很多艺人重新操起了六弦琴。

中国戏曲不仅历史悠久，品种丰富。根据20世纪80年代编纂出版的《中国戏曲志》统计，在我国历史上共产生过394个戏曲剧种，“文化大革命”以前有360个剧种活跃在各地各民族戏剧舞台上，上演的剧目有上万种，仅京剧就有传统剧目5 000多种，秦腔有3 000多种，专业演出团体有2 000多个。国家除通过文华奖、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等促进戏曲创作外，还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在国务院公布的两批1 082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统戏剧有126项，保护的剧种有210个。

如果从民族文化的保护内容来说，政府保护可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资料性保护。通过系统的收集整理文献资料、征集实物，尽可能完整和详尽地占有和记录有关的信息与资料并妥为保存。如1980年4月，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在四川峨眉山召开了第一次“抢救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工作会议”。1983年，这一抢救工程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之中。此后又相继被列入“七五”、“八五”规划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抢救的范围扩大到流传在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土族等民族地区的史诗（蒙古族称为《格斯尔传》，以下统称《格萨（斯）尔》），还对流传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等省区广大地域的《格萨（斯）尔》进行有效的普查与抢救。

第二，记忆性保护。即在资料性保护的基础上予以展示和弘扬，以文化记忆的方式起到认知和教育的作用，重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在国务院公布的两批777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传统戏剧的代表性传承人就有304名，其中既有昆曲、京剧、秦腔、豫剧、评剧、越剧这样影响广泛的大剧种的传承人，也有花鼓、花灯、秧歌、道情这样一些地域性的民间小戏的传承人，还有藏剧、白剧、傣剧、侗剧、蒙古族长调、侗族大歌、皮影戏等少数民族戏曲剧种的传承人。

Western Ethnic Culture Realized Creatively Transfer in“Going out”

Zhang Liming

Abstract:Capital globalization is a two edges sword，on the one hand，it provides platform for indigenous culture into out-market，on the other hand，it makes heterogeneous culture homogeneous，even die out finally.How to research a road both cultur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is corn thinking of state culture de-velopment，so that，we do believe that these experiences of western ethnic culture in“going out”，embody these creative strategy.

Key words:western ethnic culture；going out；creativy

【注释】

(1)本文系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06XZX00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3)庄孔韶等:《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页。

(4)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006年）。

(5)［法］弗朗索瓦·沙奈著，齐建华译:《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6)王明星:“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国网2005年2月。

(7)董少东:《祥云小屋落户北京》，《北京晚报》2008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