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研究与媒体专业教学

英国的媒体、媒体研究与媒体专业教学——访英国著名传播学者彼得·戈尔丁

访问者：章戈浩

编者按：彼得·戈尔丁教授是世界闻名的传播批判学派重要人物，更是英国文化研究领域的巨擘。本书编者有幸通过正在英伦进行学术研究的年轻学者章戈浩先生对戈尔丁教授做了一次访谈，稍做改动后编入本书。

问：请允许我从个人经验开始第一个问题。不少中国传播学专业学生，当然也包括来自其他国家地区的学生，当他们接触到英国的媒体研究时，会发现英国的媒体研究与他们所熟悉的美国式的传播学体系几乎截然不同。您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答：英国的媒体与传播研究有三大立场：其一是它受到很强的人文科学的影响，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影响，对文化的分析，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其二它植根于社会科学，更重在将媒体视作组织，对受众的反应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研究。第三个立场是职业的新闻学培训、广播培训等等。其实在英国的语境中，第三种立场一直是最小最弱的。

美国就不同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们在大学有很强的新闻学培训的传统。美国的传播研究在兴起时就很注重实践的、应用的研究，例如受众研究相当关注暴力问题，对媒体产业的研究特别关注商业的影响。而在英国，这不过是过去二三十年才兴盛起来。在谈到英国传播与媒体研究时要提到的另一件事是，在美国大学中传播研究与言语传播、修辞研究、语言的研究有很强的联系。两者有完全不同的传统。我刚才提到了过去二三十年，但在英国传播与媒体研究实际要更长一些，也有一些前瞻性的工作稍早时便已展开，比如60年前在伦敦大学就曾有过新闻学的培训，但是没有发展起来。主要的发展出现在1960年前后，传播与媒体研究进入研究领域，里兹大学的电视研究中心，莱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以及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当然，它更具人文学科导向。传播媒体研究兴起的第二波，与教授媒体本科课程有关，出现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与所谓的技术学院有关。它们也被称作新大学。这些学校早就存在，但只是到60年代才得以发展。媒体研究拓展的第三波出现在10年前，几乎覆盖所有大学。在英国，媒体研究现在仍具有两大学科遗产，其一是社会科学导向，就像我所在的拉夫堡大学这样的研究风格。当然也有更具人文学科倾向的文化研究。大量学生就读媒体研究专业可以作为它兴盛的一种反映。

问：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英国的媒体研究相对美国的传播研究更具批判立场呢？

答：英国的媒体研究的兴趣当然具有批判倾向。媒体作为意识形态机制，是它主要关注的内容。当然这一内容至今也仍是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学者们所共同关注的。如宰制性的观念进入公众空间，意识形态机制运作。近年来，它更多样化，更复杂。同样的，由于媒体研究的社会科学语境，具有批判维度。如果要简单地解释成，美国模式更实证，英国模式更激进、更批判，可能过度简单化了。早在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写过一篇重要的论文，比较了美国的大众传播研究和欧洲的社会学。在他的比较中，指出美国的研究是实证的，注重实证的描述，欧洲的研究更注重理论探索，是社会学观念。当然这种观点，反映出了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

问：有一些英国大学设有传播研究系或媒体研究系，有一些如拉夫堡大学则是将传播与媒体研究置于社会科学系，您认为哪一种设置更利于学术发展？

答：拉夫堡的情况是很独特的，我们将媒体与传播研究置于社会科学系中。更常见的形式是自主的传播媒体研究系科。在最近15年，英国传播与媒体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兴起了名为传播与媒体研究的系科、学会、学术刊物。在我们学校我们认为，如果传播与媒体研究作为一个自主的系，会使学生无法超越就传播与媒体看传播与媒体，我们鼓励学生将自己置身于更广泛的社会科学议题。事实是，大部分英国大学有了独立的传播或媒体研究系，学生在一个限定更为严格的学科领域学习。

问：在英国的大学体系中，不少学习媒体研究的学生，通常是以希望最终进入传媒界就业。传播与媒体研究的大学教育是如何平衡理论教学与实务教学，以满足这种需求呢？

答：不少英国大学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系科试图同时提供学术与实践课程，这种结合未必合适，它们之间存有差异，这只是一种出于方便的结合。我们所持的观点是，如果学生希望通过培训成为记者，他们有不少从事这种培训的地方，我们所提供的是媒体研究、传播研究领域的高质量的学术训练。有趣的是，我们在与不少记者、编辑的交流中得知，他们认为他们并不需要大学来进行技术培训。如果你去报社工作，为广播电视台工作，它们会提供实践训练，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这一行业变化得太快，大学总是跟不上这种潮流变化。它们真正需要的是思路明晰、有独创性、处事灵活的人，这是可以从大学学习到的。有的学校所持的是另一种观点，它们提供大量的实践课程。我们对学生所说的是，在他们入学前就要明白，如果他们需要的是那种教育，可以去那些学校，我们不是将学生们赶走。对于学生，他们可以做出选择，到底是更多的职业训练，还是高质量的学术训练。

问：在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曾经提到，您并不赞成使用莱斯特学派来界定您、格雷厄姆·默多克以及你们在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的同事们的工作。请问这是为什么？

答：莱斯特学派是一个很容易造成误解的标签，或许你知道，大部分所谓的莱斯特学派成员现在都在这里（拉夫堡大学）。对媒体从事政治经济学取向研究，是在六七十年代的莱斯特大学发展起来，主要是格雷厄姆·默多克和我，我不知道那时是不是真有这么个学派，不知道这么少的人能否称为一个学派。20年代，不少学生继续这一课程，他们中不少人对媒体政治经济学取向感兴趣。起初文化研究与社会科学是两个广阔的领域。政治经济学取向经常被拿来与其他取向进行比较，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最显著的区别是，我们关注媒体经济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对获取意识形态权力与文化权力的影响。我们对这些十分关注，当然现在继续保持关注。我们感兴趣的是权力是如何被获取的，不平等是如何被保持的，传媒如何散播价值观念，象征，参与创造一成不变的不平等。在我看来，这是政治经济学者所应关注的。

有这么一种争论，将文化研究放在一端，把政治经济学放在另一端。这是英国媒体研究很久以来的一种分歧，而且不断地被重提。有趣的是，虽然有争论，但双方的学者来自相同的政治背景，以激进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现代英国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不过不同的取向是以不同角度。一个更关注物质的，经济的基础，另一个称更关注上层建筑。

在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很强的传统，但是参与的并不多。我们只能数出七八个名字，比如，默多克、我、尼古拉斯·加恩姆、詹姆斯·库兰，这个国家并不大，我们相互都认识。我们都是好朋友。很明显有不少代表这一传统的作品，但我不知道是否合适，将我们并在一起称作一个学派。

问：在道格拉斯·凯尔纳主编的新书《文化与媒体研究关键著作》中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时，提到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更具有经济维度，而英国的学者更具政治维度，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答：我可以猜测为什么有这种说法，但很难说这是种正确的说法。想一想美国的媒体政治经济学者，如赫伯特·席勒，他是这一领域相当重量级的人物。他具有商业经济学背景，相当多的美国媒体政治经济的关键人物来自经济学背景。简单地做出这种区分，将政治放在一端，而经济放在另一端，我可以看出这种划分的理由何在，但我并不承认这一传统。这种划分可能过度简单化了。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不是将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学科的合并。它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作方式的一种理解，它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而将两者放在一起又给予了新的特点。

英美的媒体政治经济学虽然有不少争论，但在很多地方是相同的。我不像文森特·莫斯可那样认为有一个美国学派，有一个英国学派。美国与英国学者有很强的相似性。我个人认为，我与赫伯特·席勒，与达拉斯·斯美兹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我们之间时常有争论。其中最著名的争论是格雷厄姆·默多克与达拉斯·斯麦兹。赫伯特·席勒的作品显得更细致更理论化更受注意。这也体现出英美政治经济学者取向上的差异。还有些政治经济学者来自文化研究背景，如詹姆斯·库兰，他自认为是现代文化的激进批判者。这些差异不是那么密不可分的。没必要把人们装进不同的盒子。不同的时候，人们可以被装进不同的盒子。但是政治经济学者中存在分歧，如关于媒体商品化。媒体商品化创造出更多民主的媒体机制，媒体商品化使人们成为消费者。另一人仍坚持媒体是一种宰制力量，塑造文化，限制了人们的机会，这是目前最主要的分歧。

问：不少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都坚定地支持公共服务，众所周知，在英国公共广播的代表BBC一直面对着巨大的压力，您如何看待公共服务的未来？

答：如果3周前问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或许会不同。对于BBC处于一个极度动荡的时期，新兴的技术，如卫星和有线电视，拓展了受众的选择，加上政府（主要是前任政府）明确反对BBC独立性，还有将其媒体视作市场上商品的观念。所有这些使得BBC的未来充满疑问。我现在倾向于乐观。政府，特别是欧盟国家开始认识到不能没有公共广播，BBC之类的公共广播的传统与国际声誉使它们运作得不错，但是，现在是一个变换的时代，BBC明显面对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另一种改变的力量来自内部，BBC已经和前20年相比截然不同了，在它内部，使它更为商业化的部门显著增加。BBC面对的经济压力，制作观众想要的节目，节省节目制作成本，通过向市场出售节目赢利。在政府还没有改变对BBC的规定之前，这些已经改变了BBC。比起那些坚信公共广播的人来说，我并不悲观，但是还是有些担忧。

问：在英国，电视上只能收到五个频道，但是收音机中却有数不清的频道。广播显得充满活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广播的复兴？

答：是这样的，广播业确实充满活力。前一些年，人们认为由于电视的兴盛，广播会完全消亡。然而，它却获得重生。广播比以往更受欢迎。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便携性。人们对便携传播、便携娱乐的需求大为增加，广播具有的便携性目前电视尚不具备。当然正在研制戴在手腕上的电视，或许在中国拿着小电视或是通过手机观看电视更普遍，在英国人们还不习惯，但是会带上个小收音机，或者在汽车上装上收音机。在英国，开车旅行十分普遍。相比其他欧洲国家，英国人花在上班路上的时间也更多。大量的时间独自花在汽车里，而在汽车里的时间通常是听着收音机消磨的。这是广播复兴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电台的分工与细化，电台的专业化：流行音乐台、古典音乐台、爵士音乐台等等。人们更多地收听适合受众市场的电台。

问：您如何看待因特网，以及它带给传统媒体的影响？

答：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所知，任何新的媒体仿佛都加入了原有媒体的特性。虽然五六十年代电视的出现使得电影观众人数大幅下降，但电影没有消亡。而电影现在又开始增长。广播我们刚才谈过，并没有消亡。因特网正方兴未艾，但它不会取代所有的媒体。我个人的观点，因特网的作用被夸大了，我们知道因特网的接入人数还很有限。即使在使用因特网的用户还有一部分人使用得非常有限。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人将因特网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人将因特网作为主要的娱乐源泉。在教育和网上购物，因特网体现了其多方面功能。然而，仍有大量的人，至少一半左右的人没有因特网接入。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并没有联网的电脑。

问：根据您的表述，是否可以认为您坚信存在数字鸿沟？

答：我确信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鸿沟现在已经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意味着它道出了值得不断重复的事实。在英国，在整个欧洲，数字鸿沟都是一个问题。不仅存在一个巨大的数字鸿沟，它甚至还在加剧。在美国，过去两年中，数字鸿沟也在加剧。跑在前面的人跑得更快，落在后面的人更加落后。技术变化得太快，数字鸿沟在增长而不是在缩小。我们发现有一个弱势人群，大约百分之三四十根本还没有到达起跑线，根本没有获取过任何新科技。在这个国家，少数人甚至还一无所有，更别说电脑了。在世界范围也是一样，世界一半的人口还没打过电话，更不要说什么电脑和因特网。数字鸿沟是事实，我并不认为因特网对人们的生活有了重大改变。我们在大学中或许有了数字世界，我想大部分人未必有数字化的日常体验。

问：我们谈了不少关于传播与媒体的话题，可是我们却是坐在社会科学系的办公室里谈论这些话题。在您的学校官方网页上，您是被贴上社会学家的标签。虽然您不愿简单地被贴上标签，但如果由您自己来贴上标签，您如何定义您的学术身份？

答：我自认为是对媒体政治经济学持有兴趣的社会学家。对于我，媒体政治经济学是理解当代社会的重要取向。但我的兴趣是社会生活的结构。社会学家感兴趣的是整个社会的运作。而媒体于我是这中间格外重要的一部分，但只是一部分，社会学家更关心社会实践。我的学术训练是社会学的，虽然我的大部分学术研究在于媒体，但我仍认为我是社会学家。我十多年前离开莱斯特到拉夫堡的原因之一，就是想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从事社会科学，而不是像过去仅局限于大众传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