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中国传播学

我所认识的中国传播学——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正荣教授

访问者：段鹏

编者按：在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界，胡正荣教授的代表性在于：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他既具备国内传统新闻传播理论的积累，又以开放的胸怀和目光接纳、借鉴西方的先进理念；他既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理论著作和论文，又经常深入媒介一线开展前沿研究。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从这位国内知名传播学者的访谈中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中国传播学概貌。本文采访者为北京广播学院副教授段鹏博士。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起源

问：胡老师，请您先谈一下中国内地传播学的起源问题。

答：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不同的说法。比如有的学者也拿出了复旦大学的一些资料作为论据来说明早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传播学已经被引入中国内地。但大家普遍认可的还是1978年我们才开始有了较为系统的传播学研究。当时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等几家学术机构的不少专家纷纷开始发表自己翻译、评介西方传播学的论文和著作，他们都比较准确地介绍了传播学的主要学说、概念、范畴和方法。到了1982年，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博士的访华和同年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的传播学座谈会被认为是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内地开展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问：我注意到，在那个阶段中国内地的传播学者大都具有相对单纯的新闻学背景，他们的研究也主要是从美国经验学派借鉴、吸收，这种人员结构和学术范畴相对单一的状况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所改变的呢？

答：大概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情况才开始有了变化。这个时期的“文化研究热”使许多文化研究学者开始关注起源于欧洲的“批判学派”和“后现代研究”，他们也先后发表了不少论著来介绍诸如文本分析、解释学、文化分析、消费文化等内容，这可以说是中国传播学走向多元化、也是中国传播学者的知识背景走向多元化的重要标志。

问：那么，这种变化和差异带给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益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答：这种变化使得我国传播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传统的新闻学者从美国经验学派吸取营养，他们更关注量化研究和解决媒介现实问题；而在文学、语言学以及文化研究学科背景下浸淫多年的研究者则从话语权、语义以及体制的角度给中国传播学研究以重要的支持。虽然他们是传播研究的两个分支，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两个分支间的互动和互补性大大增强，而且法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加入到传播学研究的行列中来，这使得我国传播学研究的阵营日益壮大。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特色

问：我们知道，传播学在中国内地的发展起步较晚，但二十多年的引进积累以及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是否也使它产生了自己的特色呢？

答：应该承认，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与美国等传播研究传统强势国家相比差距还不小，但它确实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中国传播学的特色：中国传播学并无显著特色是由其根源决定的。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其实仍是以引进介绍为主。但从早期的片言只语到现在相对系统和完善的系列丛书（比如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等诸多套系），应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中国传播学至今尚未建构自己的概念体系也是不争的事实。就这方面而言，我一直认为“本土化”是一个相对理想化的概念，因为传播学所有最基本的理念、范畴以及它的研究方法都源自西方，这些传播学的根源决定了中国传播学纯粹的“本土化”可能会非常困难，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也是不切实际的。

另一方面，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在某些方面确实有自己的独到地方。中国改革开放已历20余年，包括传播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其独特的创见。就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媒介制度变迁和媒介在转型社会中产生的影响力与效果研究都是独特的、有价值的。当然，类似的社会转型拉美也经历过，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路径并不一样。所以，虽然中国传播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研究方法引自国外，但诸如“事业单位、产业经营”、“一元体制、二元运作”、“四级办广播”、“局台合一”等概念确属首创，对它们进行学术梳理和深入研究应该可以说是中国传播学本土特色的重要切入点。

中国传播学目前面临的问题

问：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请您就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谈一谈。

答：我国传播学研究当前面临的问题很多，简单来说，可以这样来归纳一下：

首先是研究方法与国外并未完全接轨的问题。我国具有悠久的人文思考传统，更多地使用归纳、总结、概括的方法，而在分析、推理、论证等方面与西方确实存在差距。这可能会使我们在与西方主流学术社群进行交流时产生困难，对方可能会对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产生疑问。

其次是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范畴太过单一，主要范畴仍然来自于新闻学。实际上西方传播学的理论范畴取自于诸多学科，学术视野自然也更为开阔。我们看看ICA（国际传播学会）和IMCR（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都有多达十余个的分支研究机构，也有众多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就会明白我们与西方的明显差距所在。

第三个问题是国内传播学研究与实践的关系。就我个人看来，耳鬓厮磨、捆绑太紧并不好。就像传播学先驱人物拉扎斯菲尔德，他虽然擅长深入实地的研究，也做了不少田野调查，但并未想过用他的理论研究成果去直接指导实践。另一方面理论研究和实践绝不相关的观点我也不能苟同。我希望传播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同时也能够有适当的互动。一般认为，美国的经验学派比较注重实用的研究，而欧洲批判学派多属“坐而论道”，很少关注实践。实际看来也不尽然，美国传播学者虽然重视实地考查和量化研究，但并不是将理论与实践紧紧地绑在一起；欧洲的传播学者虽然主要研究一些“大而化之”的问题，但没有人能够否认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的研究（例如文化工业、媒介霸权等问题）虽然宏观却也紧扣实际。

传播学与实践的关系主要在于掌握好一个“度”的问题。国内有的传播学者热衷于从事“媒介咨询”工作，逐渐放弃了他学术的思考性、独创性和批判性，学者成了“点子大师”，似乎替代了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工作，这就不大妥当了。也有的学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乐于做书生“寻章摘句”的学问，往往纠缠于某一个语汇的200多种并无实际意义的解释，这样也白白耗费了自己宝贵的学术生命。比较而言，我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一名中国政治经济学派的传播学者，我更多地使用定性研究方法，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也能对传播业界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问：就您的理解和判断，您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在未来20年间会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发展趋势？

答：我个人认为可能有这样几个变化：

一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科学性会大大增强，学科合理性会显著提高，学科地位会有明显提升，学科影响力也将不断扩大。这是因为在21世纪，信息传播将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几年来传播学被列为教育部一级学科，众多高等院校纷纷建设新闻传播院系以及每年的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列表中传播类别的项目都能占据一席之地等方面判断出来。

二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将愈发明显。这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未来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的机会将明显增多，比如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学者会更多地参与传播学的研究；其次是学科流派的多元化。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各得其所，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海归”传播学者的回国也将为我们带来不同的思潮，这将使我国传播学研究得到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

再有是传播学学科领域中的研究门类多元化。未来20年间，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政治传播、发展传播、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会显著增多，这些传播学的分支研究的开展都会加快本土传播学多元化的进程。

三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自身特色会有所增强。未来20年正是我国媒体改革的关键期，在此期间会有许多新鲜的变化，这将为我国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个性化发展的大好机会，从而形成它独特的风格。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传播学与国际主流学术社群对话的机会大为增多。这一方面是由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会对我国的媒介变革深为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归根结底地讲，西方主流学术社群与我们的对话要建立在价值和实力的基础之上，没有这些基础，很多学术对话构想也只能是自言自语。

中国媒介的现实

问：您所关注的媒介有哪些？他们如果放在世界范围中比较有哪些自己的特色？

答：我平常关注广播电视的情况相对比较多，随着国外先进传播理念的引进，一些新思路、新方法将对我国的广电事业助力良多。

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广播电视事业进步很大，规模和影响力较之20年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现在中国的广播电视业走到了一个亟待调整的阶段，大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体制和政策。改革已经走了很多步，但在关键点上还很难迈出，症结就在体制上，现有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正是我国广播电视独有的特色。政策方面也是一样，关键时期的政策支持显得尤为重要，但现在怎样来改变政策、怎样来具体落实可能并没有能够统一意见。

回顾我国广播电视媒介宏观管理制度这些年的改革过程和实践，结合世界广播电视业宏观改制的经历，特别是结合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以及广播电视业的发展走向。我认为，我国广播电视媒介宏观管理体制将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走向：

第一，政府部门的职能将进一步转换。

我国传统事业管理体制，包括广播电视媒介宏观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是国家政府部门统包供给、统一所有、统一经营，国家同时承担各项“事业”的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等多重角色与职能，造成国家事业职能扩大化和政事不分的局面。这种体制的弊端是一方面国家包办的事业过多；另一方面，国家事业单位成为政府机关的附属物，缺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动力、活力与压力，事业生产服务效率低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改革这种传统的政事不分、政企不分的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标有两个：一是重新界定、调整、收缩和转换国家的事业职能范围，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包办一切事业的状况；二是实行政事分开，建立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各项事业自身发展规律相适应的现代事业制度。

第二，宏观管理手段将体系化、科学化。

长期以来，我国广播电视媒介宏观管理手段就是单一的行政手段。依靠行政命令、行政文件、行政规章、行政处罚等各种行政手段管理如此庞大的广播电视体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尚可见效，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媒介系统内部以及整个媒介业的改革深化，多种问题已经大量出现，仅靠一种管理手段远远不能奏效。

广播电视媒介宏观管理要依据其中管理问题的性质，采用相应的管理措施与手段。除了常见的行政手段外，还有法律手段、市场调控手段等等。因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宏观管理手段体系，其中建立健全法制体系、建立完善市场调控体系、规范优化产业竞争体系是亟需进行的。

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联

问：我们知道，与传播学联系最为密切的学科可能就是新闻学了，请您对这两者的差别性为我们做一分析。

答：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密切相关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新闻和社团活动，传播学则是研究整个人类传播活动及过程；新闻学的研究方法更偏重于经验研究，而传播学已经大量采用了定量技术和定性研究；新闻学的研究取向是实务导向，更多关注时间训练，是专业的导向，培养的是未来可以胜任记者工作的学生；而传播学是本质研究、核心理论的导向，强调的是学生对社会体制和传播理论的总体把握，它不以实践为目标，是一种人文导向，引导学生对社会的关怀和思考。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可能不会写专稿、不会编辑电视专题片，但他们对传播关系、传播制度会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总的来说，新闻和传播这两个学科定位大不相同，但它们之间亟须互补。因为传统的新闻教育缺乏理性思维的培养，而单纯的传播学教育又会使学生缺乏专业能力的训练，难以解决现实问题。从人才培养模式来看，两个学科门类的学生发展路径并不相同，所以，大学课程体系就有大不同。新闻学是让你参与实践，而传播学有更多的讨论和研究的成分。新闻学的学生做实际工作的会多些，而传播学的学生做研究工作、做分析与批判的比较常见。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国外到国内的传播学教育基本学历层次定位都在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原因。国外也有传播学或媒介研究方面的本科教育，但它的研究层面主要在理论导向上，所以并不普遍，并且会根据情况来调整，如果生源不够就停止。在师资结构来看，发达国家有两种分野，一种是具有学士、硕士学位的老师，他们具有丰富的经验，从事新闻实践教育，另一种是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专门从事研究工作，带有更多的理论和思辨色彩，这两者形成了良性的互补。由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历史相对较短，师资储备不够，且大多无博士学位，又无经验，所以，国内在这两方面的人才都比较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