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与问题

台湾传播学的发展、贡献与问题——访台湾著名学者郑贞铭教授

访问者：段　鹏

编者按：台湾的传播学研究明显受到美国经验学派的影响，它起步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已显现出流派各异、百家纷呈的特点。郑贞铭教授供职于文化大学，是台湾知名度最高的传播学者之一。40多年来，他可谓亲身见证了台湾传播学的发展并贡献良多。采访者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段鹏博士有幸在2004年初赴台交流时与郑教授晤面，并作了下面这篇访谈，访谈中郑教授对台湾从传播学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全面、具体、而翔实的介绍。

问：请您列举一下台湾传播学研究的主要研究焦点。

答：在台湾，如就传播相关专题研究方法分析，亦可发现自1961年到1992年总计为212项专题研究中，属于社会科学典范者占六成四，远高于其他研究典范（臧国仁、汪琪，1993）。若就传播相关学位论文分析，早期（1956—1985）固然也有诠释典范与社会科学典范平分秋色的局面，但至近年来的统计，则都显示属于社会科学典范的著作占七成以上趋势（汪琪，臧国仁，1996）。

就研究焦点而言，1961年至1995年间台湾的传播学专题研究的分析则显现，大众传播、阅听人分析两个类目的作品占全部研究的四成，可见大众传播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是本土研究的一大重心。另一方面，和美国前述研究结果相当，媒介实务，传播政策法规的研究合计占一成七，则是另外两个受重视的研究类目（参照表一）。相形之下，岛内研究如以整个传播领域观察，则可归纳出下列几个特色：

（一）学门中最受重视的领域，如果合计大众传播、阅听人研究、政治传播、传播与国家发展、媒介实务、传播政策等类目的作品，则研究总和占总数的七成一。

（二）法规与政策、新传播科技与传播教育的研究，是三个近年来渐受到研究者重视的类目。法规与政策、新传播科技这两个类型的研究，都从过去仅占5.2％的状况，逐步到近年来持续维持在接近一成的研究比例。而教育传播缓步增加专题研究的成果，在1993年至1995年这段期间的研究成果占总比例的一成二。

（三）传播与国家发展的研究成果，逐年退减，从1965年至1985年的12.0％，骤降到1986年至1992年的3.9％，及至1993年到1995年仅占2.2％。

以媒介实务为主题的研究，除了1986年至1992年间较受重视，在前后两段时期的分析，研究成果均未超过总比例的9％。

（四）文化间及国际传播、组织传播、外国传播、说法传播等领域乏人问津，研究成果均在2.0％以下，人际传播、宗教传播、健康传播等类型均不到总数的1％，语义学的相关研究则完全未出现。

（五）基础研究如传播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一直未超过总数1.5％。媒介哲学一直挂零，对于这个传播领域的健全发展而言，目前呈现出的研究成果分布，不免令人忧心。

表一　台湾传播学专题研究之研究焦点

资料来源：祝基滢（1986）；臧国仁、汪琪（1993）；汪琪、臧国仁（1996）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实证主义在60年代席卷传播研究领域，台湾的研究也深受影响。

对于本地的研究者而言，传播还是一个有待发展的学门，要面对“全球”性的共通问题外，更必须时时应付根植本地特殊“水土”所衍生的诸般疑难。

问：那么，应当如何解决台湾传播学研究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呢？

答：须文蔚、陈世敏两位学者拟出下列五点建议，作为展望本地传播研究发展的建议：

一，放弃以媒介为类别的研究与教学取向。

台湾传播学界目前出现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学门内缺乏共识，目前研究与学术单位分殊化的现象相当严重，把传播这个新生的领域划分得十分细密，使得本地传播研究缺乏整合性的成果。尤其在新科技的冲击下，长期以来学术界奉行的以媒介为类别的研究与教学取向，更是使得整合性研究愈形不可得。

至1996年9月止，共有十九所大学院校设有传播相关科系（近年有更多，但未有统计），不包括计划新设系所的台北大学与中正大学，细究现有以及已经定案将要创设的系（所）名称包括有：传播、新闻、大众传播、广电、电影、音像记录、视听传播、影像传播、广告、公共传播、口语、传播管理、传播科技、电讯传播、资讯传播、平面传播科技、印刷（艺术）、图文传播教育、视觉传达设计（参照表二），不难发现在教学与研究机制正朝向不断向新媒介与更细致分工的趋势前进。

表二　台湾大学院校传播相关系所一览表

资料来源：汪琪、臧国仁（1996）；

随着学门蓬勃兴起而生的问题，反映在具体的研究环境上，目前各院校以及各科系往往出版各自的期刊，举办为数众多的研讨会，多数着眼于特定议题与领域，学术刊物的流通不够普遍，研究资料也难以有系统的累积，更造成研究者疲于奔命参与各项研讨会，研究成果的交流对话功能也相形降低。

要打破这种以媒介特质分裂学科发展的趋势，传播学门似乎有必要在建制上趋向整合。近年来提倡放弃以媒介为类别的研究与教学取向的呼声此起彼落，无论是以报道、劝服、创意，取代传统的传播科系的分类（徐佳士，1993）；或是如陈世敏所提出，以概念的方式划分课程与研究领域的区分方法，例如资讯、新闻自由、大众文化、后殖民主义（汪琪、臧国仁，1996：39－40），都有助于本地媒介研究与教学的发展，跳出个别“媒介”的框框，而让研究者与教学者能就共同的议题交换意见，多往整合性与核心议题上努力。

回复多元传统

问：您认为本地传播研究的主要问题与出路在哪里？

答：1983年出版的“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专辑《发酵的园地》（Ferment in the Field），人文主义与批判主义思潮的传播学界引起争议，甚至引发传播研究者身份认同的正常性危机。到1993年同一期刊又以《领域的未来》（Future of Communication）为题展望传播学的发展，已经看出理论整合的契机出现，学者间也能回到传播发展起源时融合多领域的包容精神，对待不同假定的理论，这与传播起源的学门特质是相契合的（Kavoori＆Gurevitch，1993）。

本地传播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社群间在求取知识上还没有“定于一尊”的现象。在人文思潮席卷传播学界的同时，本地传播学界似乎并未产生太大的“学门正当性”的认同危机。没有危机感，并不是意味着国内已有良足的传播人文学科基础。反而可能是整个传播学术的根基不够深厚。我们这个学门中，迄今没有有分量的传播哲学思想论述，传播教育中，人文思想教育的不足，背离博雅教育基本精神的现象（潘家庆、罗文辉、臧国仁，1994），都让人尤忧。传播学的多元发展也应当包括建构完整的传播研究，就本土的传播研究成果分析，不难发现本地长期忽略语义传播，以致在口语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方面，传播学门几乎毫无建树（曹定人，1991；钟振升，1994）。同样地，以大众传播为对象的研究领域中，也产生了偏重社会、心理、政治、法律等学门的整合，而轻忽传播哲学、媒介经济学、传播史等领域的现象。

传播学界回复到多元并存的传统时，本地的研究重心除了延续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外，更要能够反映社会环境的变迁，如何从人文学科中吸取养分，强化传播学门的基础，并且丰富传播研究的整体内涵，朝向更多元的发展，应当是本地传播学门尚待加强之处。

回归学术研究

问：能否谈谈台湾传播教育中有关课程设置的情况？

答：台湾的传播教育环境中，依然深受实务传统的影响，尤其在教育体系中相关课程多半偏向技术取向（潘家庆，1996）。如果就83年度各校新闻大传科系理论与实务课程开课学分数统计分析，不难发现理论课程占了五成五，而实务课程则占了四成五。理论课程中如果扣除了共同必修课程、通俗课程以及基础知识（如政治学、经济学等），则传播相关理论的课程就为数有限，相形之下实务课程的比例偏高，更将使得教学与研究间落差无法填补，传播学术的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

表三　各校大传/新闻科系理论与实务开课学分数

资料来源：文化一周（1994.12.5）；2/传引自马骥伸（1995；4－1－7）

问：那您认为面对如此现状，该如何着手解决呢？

答：解决研究者面临的窘境，可以从三个改革方向入手。一是确认传播学的大学教育是学术的而非技职的，把传播学术的基本环境还原到大学的基本理念上，强化传播教育中人文思想与社会科学理论的思考。二是传播研究应有基础研究与业务研究区别，陈世敏认为，传播研究应当强调有基础研究（学理研究）与应用研究（业务研究）两种，像自然科学一样，前者由学院主司其事，后者由业者负责（汪琪、臧国仁，1996：39—40），有如医学系主司生理医学研究，而医生负责临床研究。如此的分野，让实务研究的担子能够转移到业界，学界的责任则是就业务研究所呈现的资料，重新以理论加以诠释，以回馈给业者与学术界。三是解消实务与学术的区别，传播学门应当加强技术导向科目的知识基础，同时强化理论科目的问题导向（钟蔚文，臧国仁，1995）。研究者与教学者应当深切地思考目前强调经验的实务课程中，教学者与学子如何透过互动而将经验具体归纳成学科学理与现实的结合，使理论对学生与教师都有现实实践的意义。

回归学术研究的另一重点，是呼吁业界重视研究发展的功能。同时，学界介入太多的业务研究，正如大学汲汲于造就各行初级工作的“黑手”，不仅忽略了大学通讯教育的本质，也模糊了大学教育与技职训练的分野，失去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基本理念。

本土化研究重要？还是好研究重要？

问：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个重要话题，您对此怎么看？

答：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一直是本地研究者高举的目标，但是岛内传播研究的一些新发展，包括典范的移转，都不过是追逐国际传播研究的潮流（汪琪、臧国仁，1995，26），“本土化研究”的标示，似乎成为研究者的负债。

在本土化的讨论中，或有学者认为只要以是“在地”进行、采集本土的资料者，都可称为本土研究。如是的概念，仅能够建构本土化研究的形骸，并未能真正把理论置于本地历史化情境中，并且寻找出具有本地精神特质的理论。

西方的传播学者并未忽略地域的差异，斯蒂文·小约翰（1992）就认为，东方与西方的传播观差异可将归纳为：（1）东方专注于整体与一致；西方则重视测度个别部分，在集合片断形成整体的观点。（2）西方重视自治、行动与个人目的之实现；东方则强调情绪与劲射的聚合，因此认为传播内容应当是无计划而自然事件的结果。在处理语言与想法上，西方认为语言相当重要；而东方则主张沉默是金，对语言较不重视。在关系上，西方界定为二或多人的关联；东方观点则强调社会位置中角色、地位和权力的差异。透过如是的讨论，对照本地社会学与心理学等学科本土化的进度，似乎可以提示我们，我们需要更多具有“在地”观点的研究，更有必要就本地“特性”发展传播理论的必要，而不能仅单纯套用西方的观念。

前述本土传播研究忽略语义、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可能正是东方传播研究有潜力回馈国际学术之所在。另依照常识判断，有关传播哲学、宗教传播等领域，东方应有其卓然自成一格的条件。很可惜，这些方面的研究在其他学门——例如心理学、企业管理——已经有了初步研究成果，但传播学门的学术两界，似乎迄今无缘参与。原因之一，是学术社区太小，研究人口太少。

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所关心的，是研究的好坏，无关方法论，无关东方或西方。在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可以说比较没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存在，甚至分辨体用，本身就不是很恰当的事。可为什么连社会科学也在讨论“中国化”研究的问题？这期间，固然有学术社群未能体会中学主题性，致未能系统研究诸如语义、组织传播、人际传播、传播哲学、宗教传播等领域，或者即令有少数研究，但却跳不出西洋学术框框的情形。

在这样的条件下，传播学门的学术发展策略，无疑令人关心。暂且抛开国际传播学社区仍处在“生计处处”也好，或是在互不相涉的池塘里“蛙鸣声声”也好，我们的传播学门学术社区，恐怕对于什么是“中国化”研究持有不同的指涉与意涵，其情况近似邻近的几个人文社会科学学门。因此，我们觉得要避免走入何谓“中国化”的指涉和意涵上耗费心思，否则，每谈及“中国化”就深陷学门正当性危机的意义里，与问题的本质愈行愈远。

问：那么，学门的学术研究，问题本质是什么？

答：我们主张最好少谈“中国化”研究，多谈“好的”研究。以当前的情形来看，传播学门的研究人力要从事非中国化，非本土化的研究，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似乎是研究够不够好？是不是有学术价值？

传播学术社区的形成

问：近年来台湾传播学教育在论文发表方面情况如何？

答：传播学教育在这几年急速扩张，校院、学生人数、研究人力这几年也增加很快。然而，依据各学门“学术期刊”和“学术研讨会”论文发表篇数的统计（见表四）暂且不论5类依据和标准，（例如社会学共有三类，即人类社会总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大众传播学”无论学术期刊或学术论文研讨会论文，发表篇数都少得可怜。

这些数字有几个意思。第一，大众传播学类的大专教师很少作研究，很少发表论文。这一点不太可能，所以，第二，他们做研究，也写报告，但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技术报告或行政性研究。这一点，颇有可能。第三，研究人力少，资历浅，暂时还看不出重大研究成果。这一点，确是事实。更据马骥伸（1996）粗略统计，1995年对传播学门相关院、所、系、组教师，有专任教授40位，专任副教授约160位，专任讲师约130位，合计专任教师约330位。专任教师比五年前约增加了三倍。

须文蔚、陈世敏粗略估计，台湾传播学门相关领域的博士，到84学年度已超过一百位，其中半数以上是最近五年内而获得博士学位者，他们的学术论文，一时之间，还未从官方统计数字显现出来，所以整个学门研究成果还逊于邻近学门。人力单薄的情况，目前已经改观。传播学门第一次拥有足够的学术研究人力，“中华传播学会”已成立。学门的学术发展所需要的人力条件已获满足，学术社区亦已成形，传播学在台湾的前途，即将由这一批学术人力共同演出下一章。

表四　若干全国学术期刊和学术研讨会论文发表篇数

问：听闻台湾学者翁秀琪认为台湾的传播学至少面临了两个层面的正当性危机，能否具体谈谈？

答：可以。第一个层面即和全球其他地区传播学相同的是必须解决“传播学该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传播学是否能提出一个或几个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传播学能否建立起自己的巨型理论，以供其他学门借火？”的问题。陈世敏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应用小约翰提出发展“核心传播理论”的观点，颇能令人认同（1992）。问题是，这样的观点必须被研究社区内大多数的成员所认同，才能朝共同的方向去努力，否则杂乱纷纭、见树不见林的现象仍然无法解决。目前当务之急，是社群中的成员必须对这些问题有更密集的对话，以达成共识，并透过类似传播理论、传播思想史的课程，将领域内累积的知识及共识传达给后进。

第二个层面在于台湾的传播研究迄今未能建立起“在地”的独特性，而且国际传播社群对于台湾的传播界做了什么研究可以说完全不了解。对于这点，陈世敏以为“好”的传播研究比“本土化”研究重要。翁秀琪则持不同的看法。以目前台湾传播社群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已超过一百位，传播科系内的专任教师也已达330位的规模而言（见陈文p.29），应该发展具特色的“在地”传播研究（这可以包括具创意的传播基础研究和植根于“在地”历史、社会、文化、思想的传播研究），并以之进军国际传播社区。以欧洲的传播研究社群而言，人数不会比台湾多，但是今天我们谈起英国的传播研究，马上就会想到“文化研究”或“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些英国在地的传播研究。至于问起“什么是台湾的传播研究？”或“台湾的传播研究有什么特色？”时，多半会瞠目结舌，无以为答。我们也因此在传播研究的实质上无法在传播国际社群与人谈话。因此，所谓“在地的”（或“本土化”）的研究绝不是把外来的理论在本地集资料予以验证就能名之。

至于为什么国际传播社群对于台湾到底做了那些研究毫无了解，这和我们缺乏一本以国际传播社群为对象的专业期刊有关。以欧洲为例，它是一个多语的地区，可是为什么它的《欧洲传播季刊》（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ion）或北欧的《Nordicom Review》必须以英语来发行，就是因为在传播这个研究社群中，英语仍然是一个主导的强势语言。在以哈贝玛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一书为例，该书其实在1962年即已写成，但是一直要到1989年托马斯·伯格曼（Thomas Burger）把它译成英文以后，这个在三十余年前即已发表的著作才被英语世界重视。所以目前台湾可以立即进行的一份工作就是由新近成立的“中华传播学会”来发行一本以国际传播社群为对象的英语专业期刊，创造一个和国际社群对话的园地，初步可以先就国内的传播专业期刊中选取陈文中所谓的“好的”传播研究或论述，在解决著作权问题后，将之译成英文发行；进一步则必须朝向开发“在地”的传播研究努力，甚至也可以先以学术研讨会或在专业期刊中开辟专辑的方式来解决“什么是台湾在地的传播研究”或“什么可以成为台湾在地的传播研究”这类的问题。大家集思广益来想，相信可以讨论出一些社区内成员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

问：把网路视作为新媒体的基本主流观念是什么？这种观念又是从何而来？

答：根据资策会调查台湾的家户网路使用数在2003年已经超过半数了，增田米二所谓的资讯社会在台湾已经逐渐成行。过去大众媒体最为人所诟病的问题就是单向性与守门人的把关，导致资讯流通的不平等。而网际网路虽然并未如某些学者心中所构想的乌托邦情景，但不可否认的，它具有某些大众媒体所不及的优点，也因此具有潜在的能力足以成为主流媒体。

其主要特性如下：

1）分众化：在现代的论述中有所谓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的说法，这种说法指陈，网路科技为一般人带来了强大资讯力量，而这种资讯力量是分散而非集中的。Levinson曾经表示，电脑由于其强大传播的特质使其中央无所不在，边际无处可循。权力的分散，造就了网路成为小众媒体的可能。各种所谓的弱势团体，得以在网路上占一席之地，突破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大众媒体的妥协性问题。

2）互动性：网击网路的互动性唤回过去在大众文化工业中只能接受滋补的一群冷漠群众，尤其是网路的匿名性，更使得使用者得以透过主题认同的流动，获得身与心的解脱，重现真实自我，打破上对下的限制。

3）无中介性：网路在时空上的穿透性，使其得以同时具有同步性及异步性，加快资讯的流通与人类的便利性，同时更使过去媒体中所谓的守门人导致恶毒误差减至最低，使资讯赤裸呈现其原意，而不为中介物所误导。

4）解禁化：由于网际网路创造的虚拟空间，使得各种竞争透明化，开放垄断及寡占的市场，形成一个多元主义者理想中的平等社会。

5）低进入门槛：网路是每一个中等收入者可以使用的媒体，而且更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在网路上开一家店、侃侃而谈政治意见，只要你有能力、有知识、就有机会。

问：电视在台湾发展状况如何？前景如何？

答：电视产业数位化（即数字化），为台湾现今电视发展的主要政策。随着数位科技的持续进步，推动传播媒体中发展得最为成熟的电视产业走向数位化，已是全球媒体市场的趋势。其中，又以美、英、日三国发展得最早、最快速。数位电视时代的来临，已是全球必然的趋势。推广数位机上盒（即机顶盒），则是推动收视户使用数位电视服务的第一步，未来将推动数位机上盒跨区、跨系统、跨成本，一卡到底。

有线电视数位内容加值服务包含了许多产业在里面，粗略地可以分为“技术”与“服务供应”两大部分。技术面牵涉到传输规格、锁码技术、光电线显示器、接收器，等等；而服务供应的范围则可细分为纯粹内容的制作、节目播放的系统、资讯服务、网路供应等业者。

数位电视服务的内容可以下列几点来作为强调的重点：

1）高互动性：从单向走向双向传播，可说是数位电视与传播电视最大的差异之处。未来的数位电视，不管是通过有线电视、电信网路、网际网路，甚至是无线通讯网路，都可将观众电视节目内容的回馈，即时传送到业者或其他阅听人的手上，以进行传输内容的调整，或是其他的资讯交流活动。

2）促进小众媒体、分众化频道的诞生：数位化之后，大幅增加的频道容量，将远超过传播媒体播放电视节目所需，因此，扩增后的频道空间，可以让系统业者进行更多元化的利用，例如，提供给政府机关规划，作为公共服务频道、社区服务频道。或是频道出租给有需要的民间企业、组织、进行私人化的运用，达到小众、分众的传播效果。

3）高便利性：阅听人可以依据自己的作息时间，编排属于自己的节目单，或是只选取某些特定的节目收视，像是电视、球赛传播、色情节目等等，透过随选视讯或是论片计费（Pay－Per－View，PPV）的使用方式，满足自己的个人化需求。如果阅听人可以额外付费的方式将节目录影保存，也可以运用数位电视机，或是数位机上盒所内建的数位录放影功能（Digital Video Recorder，DVR）影碟，录制想要欣赏的影片。

电视数位内容提供能把握资源与通路，迎向以高速度网路作为新传播通路以及传播媒介的时代，以数位内容加值服务作为新传播世纪的致胜关键。

台湾数位内容产业的现阶段发展与环境瓶颈：（引白刘沛晴，2002）

①由于内容与服务不普及，消费者观望“数位机上盒”的时间延长。

②研究与开发数位内容的人才缺乏内容与创意素养。

③消费者已习惯用收看未分等级（ticrs）的频道内容，额外付费的内容不易接受。

④法令制定争议不断。

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与配套，让台湾有限平台业者在迈向数位化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如果没有完善数位化的政策、妥善处理市场上的问题与乱象，不但消费者的权益没有保障，高唱的2008数位台湾也将成为空谈。产官学界更应正视以下的问题（引自张登凯，2002）：

（一）系统规格问题应立即处理

台湾许多学者的研究与国文的经验，都指出规格统一的重要性，但因仍缺乏统一制定的有线平面服务系统规格，导致市场上于中嘉·东森采用的欧规与卡莱尔的美规。这也连带使得规格可能成为有线平面系统藉以垄断市场的方式。

（二）建立一套合适的管制制度

相关法令的制度与审议也是争议不断。

（三）业者必须了解消费者所需

对于转换数位化服务，消费者多了自由转换的权力。因此，提供更好品质的内容，以吸引消费者采用数位化服务，是业者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

（四）媒体数位化必然等于增进人民生活便利？

究竟媒体数位化是否能为消费者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好处？还是消费者必须付出更多更多的金钱以享受媒体数位化的改变，数位化是否成了业者谋利的手段？还是数位化只是业者提出私接户、拓展市场的藉口？消费者是否能享受到他们应得的数位化服务品质？如何让消费者在面对媒体数位化的时代享受真正的好处，绝对是重要的课题。

在这有线电视数位化的新纪元，有线电视业者如何使数位机上盒普及化；推出怎样的加值服务吸引收视户；同业、异业间的竞争情况；相关产业的准备情形；消费者的权益该如何保障；学者的看法；国外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及使用者如何看待有线电视数位化的影响，都是台湾电视产业在迈向数位化时代值得关注的课题。

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广播、电视、期刊、网路四大媒体如何竞争、协作、互动呢？

答：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掌握知识即拥有生存的权力，而随着科技的进展，人类知识的累积便在不同媒体的竞合中形成力量，并且生存传承下来。

阅听者就是市场（and as market），广播、电视、期刊、网路的使用者区隔，以及媒体的特色便是形成竞争的原因，为争取市场（阅听人资源有限）的利益，生存上的冲突便是知识中留存。

媒介就是讯息（media is message），在广播、电视、期刊、网路上的使用行为，即时合作的理由，因为在多元的全球代潮流下，为了争取市场及迎合需求，四种媒体必须在知识讯息下合作，此供给使用而互相影响生存。

距离即行动（distance actian），为了克服知识传进好的时空，以便掌握，其四种媒体必须互动，结合之间的交流让知识的掌握能更有效益。

所以，广播、电视、期刊、网路四者之间的竞合，便是在时空变迁的知识时代中，追求“生存、生存、生存”而进展传承。

问：广播、报刊在台湾继续发展的原因何在？

答：台湾广播事业过去长期以来以公管为主体，作为宣传工具，同时任由民营再分市场，视频道为私有之营利工具。随着新电台的出现，以听众市场与广告市场为导向，本着较符合市场需求的经营理念进入市场，提供“观众区隔”、“类型特色”和“电台建议”，强化基本上的取向、多元化的电台发展，打破同质性过高的、现场节目增加，叩应（Call－IN）节目盛行。这种种因素无不左右着台湾广播事业的发展。

台湾报业在科技发达、资讯充沛和充分自由化下，也有良足的进展。其原因基于一些条件，如：新闻传播科系的增加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报业人才、电脑中介传播的广泛利用、报纸广告普遍受到仰赖……报刊商业竞争下，香港《台周刊》与《苹果日报》的进入台湾，也使得原有报团入联合报系、申时报系追求更符合，量并重与贴进民众生活的发行方式，民众也在各取所需的情况下，让报业的发展更加多元化与创新。

问：台湾当前传播研究的焦点和方法有哪些趋势上的变化？

答：网络是一种新兴的传播科技，但是一旦为人所用，尤其是在人们藉以传播资讯、达成沟通、互动目的之表现时，它已不再只是一种技术工具，而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过去，传播科技的发明对人类传播方式的影响，有相得益彰之功效；新传播科技的出现并没有取代原有的传播科技，也不会淘汰原有传播科技创造的文化内涵（如广播形式的内容没有被电视淘汰、取代）。它只是增加人类另一种传播工具，或塑造出综合不同传播科技的新型式内容，如有声书、纸上叩应分别是书籍、读者投书的另类形式。

另外，从科技发展的过程来看，任何一种科技（或技术）是否受到人们重视、采用，甚或不被接受，都有其文化因素之影响。每个社会都有其认知建构世界的特定方式，这就是所谓的文化。

以往，有关传播科技的研究多强调技术、传播通道、阅听人行为、传播者及传播组织、制度等的方面，极少人注意到不同语文与新传播科技的关系，更少注意到其文化影响。主要原因是过去的传播科技之应用不会毁损使用者的语言文字。但是，由于网际网路应用全球化的趋势以及电脑处理中文技术的瓶颈，将是中文世界（社会）文化面临的威胁。因此，网际网路内容的传播研究刻不容缓；其重要性远超过上网人数、上网技术、网络组织等。

再谈谈研究方法，若以当代传播学研究而言，在研究方法方面则已显示出几个趋势（陈国明，1993；Chen＆Starosta，1998；Smith，1988）。第一，科学与人文方法的合流。传播学者已逐渐发现质化、量化研究方法并非必须敌对不可，因为同一研究内同时使用质、量方法相互印证，常常更能捕捉到传播行为的丰富性。第二，传播学者渐趋使用传播学独创之研究方法。7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学者偏爱诠释型模式的相关方法，来勾勒传播内涵的意义与行动。第三，在研究场域（research setting）的选择方面，传播学者也渐渐以自然研究法（naturalistic research）取代依赖严格环境限制的实验方法。第四，在研究设计方面，横断法（one short/cross－sectional methods）的使用已不再独占，有些传播学者已采用维贯法（longitudinal designs）的研究。最后，在测量分析方面，为了更加了解传播本身的复杂性，多变项分析法（multivariate analysis）的使用也已大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