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思潮与未来展望

西欧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思潮与未来展望

刘　昶

编者按：毋庸置疑，全面地介绍欧洲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思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首先是因为，也许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于美国传播的欧洲传播学。因为欧美“两派”传学研究的对象和范畴大体相似，只是方法各异、殊途同归而已；其次，欧洲诸国如英、法、德等国的传播学理论在思想传统和方法论上，皆可谓独具个性，很难“综而述之”。

本文作者系旅法著名华人传播学者。为了更简洁而准确地评价欧洲传播学的特点和建树，他将叙述的重点定位于极具代表性的德、法两国。

西欧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思潮

批判学派/法兰克福学派

欧美大众传播研究发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尽管在这项研究能否被视作一门独立学科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论，然而，大众传播活动及其研究成果却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和社会的重视，至少“传播媒介”这一概念已经完全融入社会生活，不同阶层的人士都已习惯用这一概念来概括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传播手段。在欧美各国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中，大众传播研究及教学也大都渐渐形成了各自的风格。

六十余年的西方大众传播研究由于观念、目的及方法各异，不同研究的风格也各有千秋。曾有不少学者将大众传播研究归为“经验”和“批判”两类，这种作法未免简单而不甚科学，因为至少没有人完全同意这两个术语的含义或对不同风格研究人员归属的划分。比如，批判学派成员就不太满意这两个名称，因为批判学派的批判分析中也运用了不少经验的数据，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声称批判的观点是其阵营的主要特点。而大多数经验学派的成员认为其主要特点是运用经验分析，但如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经验学派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也离不开批判这一手段。

从研究传统上来看，不同于美国为大本营的经验学派，植根于欧洲大陆（简称欧陆包括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甚至美国的一部分学者）的批判学派，研究常常带有较浓的哲学思辨色彩，置重点于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及其关系上，多对传播系统的控制问题感兴趣。不管研究者们本人是否承认，批判学派的研究方向明显带有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印记。法国学者埃斯卡尔庀就毫不掩饰其新闻——传播学理论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在自己的著作《新闻与传播学总论》的前言中如是说：“本书提出的带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必隐瞒这点），也许可以衍生出许多方法……”（本文作者并不想在此褒贬这种影响，更无意说他们的研究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批判学派的成员认为，对大众传播的任何印记都不能不分析社会这个重要因素。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学派的印记范围较经验学派更广。

早在1937年，批判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T.W.Adorno）的同事，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霍克海默（M.Horkheimer）为了表明该所研究特点，在“批判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两种标签之间选择了前者，尽管后者在20世纪20年代中一直作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学术风格的代名词。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以批判为武器剖析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从早期的《黑格尔批判导言》到中晚期的《政治经济学导言》等连标题、副标题每每不离“批判”二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分析和无情批判。霍克海默为了表明自己并非原封不动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标榜其客观，舍弃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旗号。尽管如此，后来的学术界仍给他创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贴上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标签。

1980年，批判学派的一个成员哈默林克（Hamelinik）又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批判学派的主要目的是解放现实的潜力，可简化“为新现实催生的创造性共同学习过程”，因而，他将批判学派称为“解放的科学”（Emancipatory science）。

欧陆上的“批判学派”，由于其发韧、理论与代表人物均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批判学派”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等义词。

所谓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形式，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1922年夏季，威尔（Felix Well）组织了“第一届马克思主义著作讨论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卢卡奇（Georg Lukacs）、考什（Karl Korsch）、维特福格（K.Wittfogel）和波洛克（F.Pollok）等参加了讨论活动。在这次讨论周的基础上，威尔等人筹建理论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1923年2月3日，社会研究所正式成立，等一任所长为来自维也纳大学的法学、政治学教授格吕贝克（C.Gurberg）。次年6月，在研究所大楼落成典礼上，格吕贝克发表了开幕演说，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方法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结论都来自经验事实的抽象。他的演讲为该所界定了研究范围和方法。自此，法兰克福大学研究所成为欧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同时也成为批评学派的大本营。后来，格吕贝克因病无法继续工作，1930年起，由35岁的霍克海默继任所长。霍克海默并没有完全继承格吕贝克提出的研究原则和方法。上任伊始，他便发表了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以及一个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说，为研究所规划了新的研究方向、方针和方法。霍克海默既反对片面地、孤立地研究社会现象的功能主义，也反对单纯经验地、实证地研究个别现象。他希望通过经验实际，研究社会哲学的历史，建立一种以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哲学，使之成为批评现实的、不合理的社会的理论武器。在其就职演说中，霍克海默将分析和调查大众的社会心理状态作为研究所的重要任务之一加以强调。

法兰克福学派在形成和发展上，大致有如下四个特点：

（一）主要代表人物为多犹太血统，且家境富裕。如霍克海默之父为富有的工厂主，阿多诺之父是富有的酒类批发商，马尔库塞（H.Marcuse）、波洛克、格罗斯曼（H.Grossmann）、勒文泰尔（L.Lowenthal）等亦都出身于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这一特点使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相对独立，而较少地像经验学派那样受财政来源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中犹太学者集中这一偶然因素，导致了日后该学派在一定历史条件相辅下的国际现实对话；

（二）法兰克福学派自诞生到成熟，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研究学派，因为自首任所长格吕贝克到新一代的传人哈贝玛斯（J.Habermas），法兰克福学派网罗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大批杰出学者协同“作战”；

（三）法兰克福学派在其理论框架的形成过程中，明显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新黑格尔主义等的历史哲学、叔本华、尼采等的生命哲学、韦伯等的文化哲学，以及新康德主义批评哲学和雅斯培（K.Jaspers）、海德格尔（M.Heidegger）存在主义哲学，可谓博采众家之长；

（四）学派和研究所密不可分，没有社会研究所，就没有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在其历史上曾经历过一个重要阶段，即当其不断发展之时，德国法西斯势力开始猖狂，反犹、排犹主义肆虐，学派的主要成员难以在德国栖身。从1931年起，社会研究所在荷兰建立分所，同时，还接受了“国际工联”负责人A.托马斯的建议，在瑞士建立分所，并在巴黎和伦敦开展活动。1933年9月，批判学派告别了法兰克福，在巴黎继续出版其刊物《社会研究杂志》，机构则设在瑞士。1934年起，研究所迁往美国，从而结束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欧洲时期”。殊不知这一迁徙因祸得福，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侨居美国期间，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与美国的社会学家们一起从事研究工作，欧洲学者独有见地的社会哲学思想使美国学术界耳目一新，动摇了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至少在学术界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初次较大地影响美国的科学工作者，特别是“革命”、“造反”等概念更对美国社会生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深远意义。另一方面，美国学术界注重精确的经验资料的传统也给一向偏好理论研究的欧洲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美学术上的交融之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段时间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先后离开美国，回到德国，从1950年起重建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术语就是从这时起开始使用的）。从此，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了其历史上的第三个时期——“西德时期”。新一代的代表人物，如哈贝玛斯、施密特（A.Schimidt）等的出现是该学派新时期的特征。

严格说来，将“批判学派”完全等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是不甚准确的，因为前者的范围比后者广，还包括了5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左派”及其他一些激进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60年代，正是这些运动使批判理论再次影响欧美，而哈贝玛斯则以领导者的姿态，高擎“批判”旗帜站在前列。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本质的“批判理论”，其主要内容是以“开放的辩证法”和“否定的辩证法”为基本方法，将社会生活的一切因素视为批判对象，这种社会总批判（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精神批判，从社会结构的批判到家庭生活的批判，从哲学的批判到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的批判），最终归结为“文化批判”。霍克海默的一位学生认为，批判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形式。这一认识也许难以被东方国家所接受，但多少反映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倾向性和特质。批判理论的提出，可以视作法兰克福学派成为一种学术思潮的标志。

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批判学派一反经验学派重实证，仅考虑传播本身而无视其存在背景的倾向，将研究视线直接聚焦在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分析、批判大众传播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最初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谁控制了大众传播”、“为什么”、“为了谁的利益”，等等。马尔库塞在谈到当代工业社会时指出这个社会最突出的标志是军事动员及其对个人心理活动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两个最突出的标志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马尔库塞认为产生当代社会攻击性最主要的根源之一，就是大众传播，它向公众提供精神食粮却带有强烈倾向性，“为了继续稳定和巩固一个受到它自身的不合理性威胁的制度”，西方大众传媒用一种“俗不可耐的、真伪混杂的”文体，来报道穷凶极恶的屠杀、青少年犯罪、体育比赛、社会新闻、交易所动态、天气预报等，而且，这些性质极不相同的新闻常被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传播。更有甚者，侵略战争被描绘成是拯救其他国家人民的“战略作战”，反战示威则是制造社会动乱等，其结果使公众形成了心理上的定势，使得恐惧成为正常。大众传媒“看来根本不对真理负责”，而是使用特殊的方式“把真理和半真半假的东西一同发挥”。批判学派对大众传播的分析研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猛烈抨击大众传媒的负面作用上，锋芒所向，直指当代西方社会的本质。批判学派认为，对大众传媒的垄断是维持和巩固其他所有垄断权的一个重要因素。

若用（大众传播活动）“如何进行”和“程度如何”来简要概括经验学派的全部研究之基点的话，批判学派研究的出发点则可以归结为“为什么”（这样进行）和“为什么不”（那样进行）。显然，经验学派偏重传播活动的过程，而批判学派则关心传播活动的起因。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批判学派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与批判是其社会总批判——文化批判的一部分，与其他各种社会研究关系甚紧。由于批判学派对大众传播的研究颇具理论性，但却散见于对社会的总批判中，而缺乏必要的系统性。这种情况从哈贝玛斯开始有了改变。

哈贝玛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主要的理论家，他特别强调社会科学与哲学的联结，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以社会批判为中心，发展一个以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的、关于社会和历史的多元理论之传统。哈贝玛斯学术上最重要的建树是其提出的“传通活动理论”（Theorie des dommunikativen handelns）。

从20世纪50年代起，哈贝玛斯就一直在思索社会行动的哲学意义。60年代中期开始，“传通活动”（Kommunikativen handelns）这一概念出现在其著述。1970年时，哈贝玛斯自称这是一种理论。然而，作为一个综合完整的理论——传通活动理论之真正提出，却是在1981年，后分别又于1983年和1985年，用伦理学和有关现代性哲学论述的分析加以补充，才臻于完善。

在哈贝玛斯看来，哲学的任务之一就在于通过美学批判与所有人的言语沟通的方式来保证各种理论与社会生活之调解。因此，他一方面一直想建立生活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想继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传统，将批判统治和社会不平衡造成的“传通”之畸变置于首位。在第一个方面，哈氏的努力没有成功，于是，他便从第二个方面进行突破。

哈贝玛斯用康德的纯粹理性的构架重新表现韦伯的“理性行为”概念。他以最典型的行为方式为出发点，将一个与目标有关的理性行动称为“行动的目的论模式”（Handlungs zwecx－modell）。这类行动由一种“技术型的合理性”（Tecwischerationalita）所结构，与有效性（即功效）相连。社会学家从功能角度解释这种行动，认为行动者具有某种与客观世界有效相连的本体能力。然而，既然如此，行动者便无法按理性方式在由社会规范使之成为间接的相互作用中行动。因此，需要另一种称为规范调节行动模式——行动的价值哲学模式（Handlungs wert philosophie－modell）。由此，行动者不仅要考虑技术规则——功效的因素来理性行动，而且还要考虑伦理和法律的规范——正确性来理性行动，并以同主观世界与社会世界（Mundane soziale）之间的关系为前提。尽管如此，行动者仍不能与其本有的主观世界相连，因此，需要第三种模式——行动的剧作模式（Handlungs drama turgie modell）。在这种模式里，行动者面对公众表达其内心经验（其体验的正是外部世界的客观性、自然及社会世界的规范性）。活动者不仅同其主观世界相连，而且已有了自我意识（Selbslewusstsein）。但是，行动者仍缺少某些东西，即建立其与世界联系的能力，也就是说，当行动者的行动可以被解释者判为有目的的、价值哲学的、或剧作的同时，解释者也能决定这些行动是否是理性的，然而解释者并不具备本体论能力（Ontologie－kompetenz）。行动者无论是你、我——一个真正的行动者，或是解释者本人，要么能够用一种新的本体能力，一种批判的方式建立同世界的联系，从而根据功效等来判断目的论行动、价值哲学行动或剧作行动的合理性；要么能够讨论解释者的解释。惟有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者，这种能力才算得上真正的判断能力和反省，于是有了第四种行动模式——传通活动模式（Kommunikation－saktivitaeten－modell）。传通活动模式有助于理解被社会学家评定的行动者的行动意义。

哈贝玛斯认为，真正的最完全的社会行动是传通活动，没有这种活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就不会存在。在他看来，所谓传通，即通过组成社会的组织（Gewebe）及内聚力（Kohaesion）的相互要求之总和的形式表现的社会存在的首要条件。

哈贝玛斯的传通活动理论是对传播的哲学抽象认识，对大众传播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已渐渐引起理论界的普遍注意。

德国传播学的产生与发展

德国传播学研究的前身是始于17世纪的报学研究，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内容丰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论著（从抨击书报检查、争取和捍卫新闻自由，到提倡报刊的社会责任等）和新闻（报刊）实践，无不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对日后的影响甚广。

经过三百多年的研究，本世纪初，德国的报学研究已完全成熟，对办报人的立场、报刊的内容、报业生产者（组织和功能）、读者构成、效果分析等，都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分析过传播现象。事实上，这些努力构架了德国传播学研究最初的理论框架。

本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韦伯（Max Webber），也是一位曾经热衷报业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据考证，韦伯曾在1910年法兰克福研究所召开的心理学会议上，提出过一份详尽的研究计划，有意就办报者、报纸的政治性和经营以及影响等展开分析。但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当时学术界的认识不足及研究资金短缺而搁浅，之后，亦再无机会重拾这一计划。

在德国现代报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慕尼黑报业研究所的戴斯特（K.d’ester）和格罗特（O.G roth）功不可没。他们分别从报纸对教育的影响、报业的类型、报学体系和方法论等课题入手，展开对报业的分析和研究。格罗特主张从经济学而非历史学的角度、认识报业。他的七卷巨著《未知的文化力量》（Die unerkannte Kulturmacht）堪称德国报学的代表作。

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是德国传播学的初期阶段。在柏林大学负责报学系的多维法特教授于1934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报学到普通传播学研究的扩展》的论文，标志着德国传学研究的正式开始。

记者出身的学者耶格尔（K.Jaeger）明确提出了传播学研究的必要性，认为报纸是生活意识的表达方式，并推定海报、传单、杂志和广播等都应同报纸一样，列入研究范围。

另外两位学者明斯特（H.a.Muenster）和辛德勒（A.Hinderer）也为德国传播学的初期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明斯特在传播学是引导大众舆论工具的认识基础上，提出了传播学研究的四个实用性的方向：传播学对日常生活的意义、传媒的影响、传播学的责任和德国及他国报学研究的特点。辛德尔则明确以《电影、广播是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为题，发表论文，提请思考报学和传播学研究新的责任。

战后，德国传播学研究重新开展，在原先的基础上发展迅速，理论成果甚丰。迄今为止，德国传播学最重要的著述之一——《新闻传播要点》（Grundzuege der publizistik），即于1947年面世，作者是明斯特大学的教授哈格曼（W.Hagemann）。他在书中提出了系统的传播理论，认为传播学应就传播现象、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受众和效果进行全面的论述。1966年，这部备受学术界推崇的专著再版时，明斯特大学传播学研究所主任普拉克（H.Prrake）教授作了注释和增补，此书的学术价值益显重要。

之后，普拉克教授将哈格曼的理论推而广之，并于1968年出版了自己的学术专著——《社会传播》（Kommunikation der gesellschaft），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传播功能及其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因而，被学术界称为功能传播学。普拉克否定了多维法特的传播理论，认为多维法特仅顾及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单向线性关系，而忽略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对话”（Zwiegespmechs）互动。普拉克的理论强调传播对象的水平关系，主张深入研究传播者和受众对传媒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新闻、评论、娱乐等功能的需要。

对德国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作出积极贡献的还有诺勒·诺伊曼（E.Noelleneumann），她于1963年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意见与意见领袖》，深刻剖析了意见领袖独特的地位和特性，认为意见领袖根据一个特定的问题发挥作用，并且具备撰写优秀杂文和专栏专家的双重能力。她还探讨了传播者受制于传媒的关系。

在欧洲大陆上，德国（统一后的德国百业待兴，学术整合亦然。本文介绍的是前西德的传播学发展——作者注）的传播研究起步较早，发展也较西欧其他国家为快，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国报学和新闻学的传统（德国最早的报学研究始于1670年：分类摘要报载所有与人类共同生活有关的报道，探寻规律），另一方面，也同德国的哲学传统有关（这也是日后欧美传播学研究分野，批判学派独树一帜的主因之一）。

不难看出，德国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深深植根于报学理论传统，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积极介入，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研究风格上，由于慕尼黑大学、明斯特大学和美因兹大学中，传播学研究者相对集中，彼此的研究各有侧重，方法亦不尽相同，互成体系。例如，慕尼黑大学一派偏重报学传统，而对传播的功能因果无甚兴趣，因为他们认为报学与传播学并无实质意义的差别；明斯特大学一派注重传播的社会心理意义，即传播的社会功能和大众效应，认为传播史实际上就是受播史。几派曾在传播科学的基本概念上有过激烈争论，甚至互相攻讦。就整体发展而言，德国传播学的发展，在理论上有一明晰的轨迹：研究读者—因果—系统—功能。

19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的传播学研究日趋成熟，大众传播意义上“Kommunikation”一词也渐渐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Publizistik”。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当属马莱茨克（G.Maletzke），他分别于1963年和1964年出版了两本专著《大众传播心理》（Psyckoloie der massenkommunikation）和《大众传播心理的基本概念》（Grundbegrife der massenkommunikation unter bersondererberucksichtigung desfernsehens）。在着重研究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影响及心理关系的同时，马莱茨克从新的研究角度，建立了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模式。

在此模式中，马莱茨克充分考虑了传通中的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素，描述了大众传播过程的相关关系，并注意到传通中传播媒介对讯息的传者和受者的强制性（Constraint）以及传者或受者的自我形象因素。他的复杂的模式被称为“大众传播场模式”，可以说是数十年来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大众传播的详尽总结。但应该指出的是，马莱茨克在认真研究大众传播过程中个人因素的同时，若能兼顾社会—经济这一角度，其模式兴许会更富生命力。

德国传播学的成熟时期，一些曾经作出过积极贡献的著名学者仍十分活跃，例如1966年，霍恩（D.Horn）出版了《叛决与传播》（Rechtssprueche Undkommunikation）；在1968年，多维法特出版了专著《新闻传播手册》（Handbuchder Publizistik）；普拉克出版了《社会传播》（Kommunikation Der Gesellschaft）；夏勒（K.Schaller）出版了《信息与教育》（Informaion Undpaedagogik）；德罗格（F.Droege）出版了《新闻传播与偏见》（Publiizistik，Vorurteil）。

至今为止，尽管始终坚持了立足本国的原则，但事实上，德国的传播学研究对整个德语系国家、对欧洲大陆的同道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法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法国传播学研究传统。英国和德国的传播学研究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然而，英、德的学术成果尚不足涵盖或代表整个西欧的传播学研究。法国的传播学即为一个比较典型的异数，法国的有关研究在许多方面与批判学派异曲同工，但在学术关系上又若即若离。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新闻学在法国成为独立的学科。二战后，民意调查的方法也引进法国。当时，法国和美国的研究都得出相同的结论：报刊和广播既能够服务于公共福利，也能为某些暴政效力。

二战之后，法国的学者开展了不少对于传播体制的研究。

60年代末，法国新闻学的研究范畴从报业扩展至整个新闻业。曾在30年代将报学和新闻研究从法学中分离出来的泰鲁，从法学立场出发，为法国新闻学院确定了四个学术方向：新闻业研究、新闻内容研究、新闻从业者研究和国际性研究。这些方向奠定了法国新闻学研究同法学的密切联系。时至今日，对于法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仍然是有效的、有意义的。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法国关于新闻和传媒的研究，一直以内容分析为重点。学者们坚持认为，对于确定的公众而言，新闻是认知和判断的一个特殊因素，独立于其形式和心智度。所谓新闻，就是新的消息，或是特殊形式文献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美国的大众传播研究大相径庭，置研究重点于形式，即传媒本身和传通过程，而非传递的内容。

事实上，法国的研究思路一直有别于英、美，例如，在同意识形态有关的一些研究中，法国学者以罗马法的传统为由，强调国家作用的重要性；而崇尚极端自由主义的美国则认为，应该制定法律，避免国家干涉新闻业。

在看待大众传播的影响方面，法国与德国，特别是与批判学派的观点是一致的。法、德学者均认为，大众传播导致了社会和文化的贬值。

了解到欧美在传播学研究重点上的差异后，我们似乎将比较容易理解为何美国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将广播、电视同报纸合为一体，而西欧则朝着真正消除垄断的方向努力。

2.法国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贡献。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创立的结构人类学理论，被公认为整个20世纪6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成果。列维—斯特劳斯出版的著作《野性的思维》（Penseesauvage），揭示了古老的人类社会无论是如何千姿百态，总是服从于同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在人类学家看来，这种思维既抽象又具体，它服从于交流或传播的社会系统（如作为经济基本构成的商品和劳务系统、决定亲属关系的妇女、财产系统以及组成言语的语词系统等）的某种逻辑性。结构语言学方法应用于同一文明中对神话的不同解释，使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文化的“精神孕育”（Neceinte mentale）的概念更为清晰。于是人们联想到大众传播对神话的更新，不禁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大众传媒是否就是当代文化的“精神孕育”呢？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似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电视业的“膨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以及“中等”文化的出现是为一种“特殊”文化的催生。

受到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的直接影响，法国学者莫汉（E·Morin）于1962年出版了批评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专著《时代的精神》（L＇esppitDu Temps）。他对大众文化的界定——“根据特定的工业技术，由大众传媒生产和传播的行为、表现及神话的总和”，一直为法国知识界、思想界认同。这本书在法国的影响至今犹存。

与此同时，法国的学者巴尔特（R.Barthes）创立的符号学理论，也指明了传播学研究的新导向。巴尔特从符号学角度拓展了传媒研究的新课题，对内容研究带来了新的启迪。巴尔特研究了当代易变的、意识不到的神话，他的分析不仅涉及非语言系统，还问津长期以来无人超越的语言学研究。与法国新闻学传统的内容研究相同，新的结构符号——语言学只将讯息作为研究对象；但不同的是，新的结构符号——语言学理论认为，讯息有其自身的公诸于世的机制，应予以发掘。显而易见，符号学开导的新思路，有助于分析内容的深度，是完全不同于美国大众传播学研究的新方法，是传播学的延续和突破。

除了上述这些新的研究角度，60年代还出现了传播媒介研究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那就是埃吕勒（J.Ellul）和麦克卢汉（M.Macluhan）带有思辨性的分析。

埃吕勒是法国的一位法学哲学家，在其著作《宣传》（Propagandes）中，他不仅对当代社会作出了不同前人的思考，还对美国学者所作的传媒的经验研究提出了批评。

在评介西欧传播学研究的思潮时，不能不言及被视作欧陆批判学派同路人，加拿大的一位大学文学教授麦克卢汉。他于1962年发表了著作《谷腾堡星系》（Thegutenberg Gaxv）。他通过一连串的想法和看法，论述了由于印刷时代（自印刷术发明5个世纪以来，它塑建了人的知识结构和人的精神态度）和电子时代（主要以同时知晓性和口头表述方式为特征）的交汇，给20世纪的人类带来的惶惑和不安，以及面对新的传媒，诸如广播、电视、磁带等带来的挑战，书籍所起的作用。然而，最能代表麦克卢汉思想，并使他名扬西方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和欧美整个社会科学界的，却是其在两年后（即1964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媒介通论》（Understanding Media：Extensions of Men）。作者在此书中表述的主要思想是：同一信息通过不同的媒介传播可能得到大相径庭的效果，因此，媒介即讯息。在麦克卢汉看来，作为内容的讯息并不重要，相反倒是传播讯息的方式，即媒介——传送或转换一种文化影响的手段，才是重要的，因为全靠媒介，讯息才得以传播。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还意味着某种文化的传播方式对这种文化本身的影响和改造。换言之，传播的方式决定社会的思想、行动和感受的方式。麦克卢汉的学说曾在欧美风靡一时，评价见仁见智。他当时提出的“地球村”概念，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已成为时髦而普及的名词。

稍前的文字曾言及法国的学者埃吕勒，在其1962年出版的《宣传》一书中，与拉斯韦尔实用主义决裂，对美国大众传播学领域的经验主义导向进行批评。这位与埃斯卡尔庀教授同在法国波尔多蒙田大学执教的埃吕勒教授认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注射论模式是现实的倒像，在他看来，被宣传者先于宣传者存在，因为现代人有着不可平息的受宣传的渴望，现代人是宣传的同谋，而非牺牲品。

根据他的理论，现代社会提供了令大众为宣传左右的效力、社会和“客观”的条件。“有机群体”如家庭、工作单位等的解体，将已被“解除武装”的个人暴露在大众传媒的行动前，而过量的信息培养了人们对各种意识形态的兴趣，并令人在这方面更为脆弱。

埃吕勒的观点，一方面是对一些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解释大众传播的方式及其经验主义的结论的重创，另一方面，也启发了人们注意有利于宣传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

60年代，法国学者从结构人类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对传播学的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不但是对传播学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且还象征着思辨性研究的回归，成为国际传播学界带有决定意义的转变。

从那时起至70年代末，法国的学者和美国的学者一样，面对公众对各大传媒的不满，重新开始对传媒的政治思考。越战及欧美不断涌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刺激了各种对大众传媒，尤其是对电视的抱怨，有的指责传媒突出暴露负面现实，有的则认为传媒与权势结盟。

正是在此背景下，法国的学者德伯雷（R.Debray）以本国的知识分子为对象，研究了现代大众传媒引发的政治文化的新特点。他发现，法国存在一个由200名左右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思想小团体，这些知识分子为所欲为，用技术和政治手段，裁剪人们的思想，制造全社会的精神快餐。

战后开始的传播体制研究，此时也重新被学术界重视。新一轮的传播体制研究将报纸的编辑部门和电台、电视台列为重点对象。除了新闻学，还有法律、历史、组织管理和政治等学科的研究者，都参加了对这些对象的研究，因为他们认为报纸的编辑部、电台和电视台，都是一些具有特殊技术设备、高素质的专业人员、按正式或非正式规则运作的组织。研究者还纷纷前往报纸的编辑部、电台和电视台的制作间，实地了解和观察，并当场同专业人员交流。

第一位是伏瓦耶纳（B.Voyenne），他既是记者，又是法国记者培训中心的教师。起初，他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报业上，不仅研究报纸本身，还研究报纸“上下左右”的情况。从1959年起，他开始研究新闻从业人员（这方面的研究在70年代里在欧陆和美国都获得充分发展）。伏瓦耶纳描述了新闻作为职业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他提出的问题，如新闻从业人员如何承受工业社会的冲击，以及企业无法避免的集中及新的竞争的挑战等，成为70年代后期法国传播研究的重点。

第二位是夏埃菲（P.Schaeffer）。他称得上是位多才多艺的人才。他既是具体音乐（Msique concrete）的发明者，又是位剧作家，还曾担任法国广播电视组织（Office De Rakiodiffusion－Television Francaise）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夏埃菲认为整个传播系统是由两个三角关系结构而成：第一个三角关系是“可见的”，作者、中介人（制片人或导演）和公众各占一角；而屏幕上还有另一个“隐藏着”的三角关系，其中中介人位于权威团体（即在某一领域中合法垄断知识的专家们）与节目政策制定者（或曰：“传播机器”之领导人）之间的层面上，同时，中介人所处的位置还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系统的重心，与对话者一起在不同的期待与兴趣中不停地调解。他对传播体制的独特见解均收入其巨著《传播机器》（Les Machines a Communiquer）。

第三位是塞尔旺—希雷伯（J.－L.Servan－Schreiber），他也是记者，并担任一个重要的新闻团体的负责人。其研究兴趣所在是“告知权利”（Pouvoird’Informer）的功用模态（Modalite）。塞尔旺—希雷伯认为，研究的出发点既不应是过分悲观主义的，也不应是毫无必要的浪漫主义。他深信，惟有经济才有权力来回答报业是否有能力自我生存下去，因为信息已成为一种产业，而新闻从业人员很快学会了从报业主的角度来考虑今日报纸的功用及其完成的方式，考虑对国家保护人（Etat－Providence）的依赖程度及对提供最大财源的广告商的服从程度等。希雷伯的研究揭示了新闻左右实践的条件，他认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阻碍了人们“重新发明”新闻自由。

在法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些著名的学者贡献良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有：卡泽纳夫、埃斯卡尔尼和巴勒等。

卡泽纳夫是法国第一代新闻传播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著述甚丰。除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著作之外，有关新闻传播学的著作有《广播电视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rakio－Television）（先后被译成日文、匈牙利文、西班牙文和希腊文）、《电视大机遇》（La Grande Chance De La Television）、《电视的威力》（Les Pouvoirs De Television）和《普遍存在之社会》（La Societe De L’Ubiquite）等。在这些专著中，卡泽纳夫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深刻分析了电视、广播、电影、报刊、有线和卫星电视以及录像带等传播方式，对社会、生活方式、文化和精神的改变。他认为，今日的广播电视或曰明日将更全面的传播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一个成功的体制应懂得与这种新型关系相适应。卡泽纳夫的分析融合了欧美传播学的成果，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深受推崇，影响了其后法国许许多多的专业人员。

埃斯卡尔尼曾长期担任波尔多蒙田大学新闻传播学学院院长。与法国不少研究者大都从相关学科关注传播学问题不同，埃斯卡尔尼教授从传播现象本身入手，剖析传播的本质，是一位真正的研究传播学的学者，也是法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奠基者。他在其《新闻与传播学总论》（Theories Generales De L’Ia Communication）一书中，对传播和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作出了理论阐释。

埃斯卡尔尼曾用“空间理论”形象地描述竞争及其后果，他以商业竞争为例，起初是商店吞并小店铺，接下来是商场吞并商店，继而超级市场又吞并商场，最后是巨型超级市场（Hypermarket）吞并超级市场，这一过程是商业销售空间不断扩大直至极限的过程，然而，一个巨型超级市场形成后，随之而来的，则是围之滋生的一批小店铺，并开始蚕食其空间。埃斯卡庀认为，商业活动如此，读者传播活动亦然，因为每一传媒都占据着一定的空间，而传播空间则是有限的，如果某种传媒通过竞争手段一味追求最大限度地占领传播空间，其结果与商业竞争后果无二。如一家大型综合性杂志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收入就不一定再随发行量增大而提高，相反，发行量中等的杂志未必不比发行量很大的杂志更有利可图。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很少有单独一个垄断的传媒组织能够提供各种不同的讯息，满足所有需要。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中，通常存在几种不同的报纸。同理，美国电影界独立制片人的增多亦能从艺术上和文化上更大程度地满足不同的需求。因此，竞争并非灵丹妙药，传媒过多的竞争极有可能扼杀传播内容的质量（比如，在美国电视广告商眼中，短期内的数量是其考虑的首要因素，而质量则是第二位的）。埃斯卡尔尼总结性地提出了空间法则：大空间控制小空间，而超大空间则重建小空间。

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埃斯卡尔尼还是法国传媒界的活跃人物。他曾在教授传播学之余，担任法国最有影响的日报《世界报》（Le Monde）的专栏作家。他在《世界报》上开设的专栏“每日论坛”（Au Jour Lejour），每日一论，历时数十年，涉及面之广，内容之丰富，不仅在传媒界有口皆碑，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法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

他早年的著作《文学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 Litterature）被译成东西方十二种文字；其他的著作如《书籍革命》（La Revolution Du Liver）、《文学家与社会人》（Le Litteraire Dt Le Social）、《阅读饥渴》（La Faim De Lire）和《书写与传播》（L＇ecrit Et Lacommunication）等亦被译成多国文字。埃斯卡尔尼在新闻——传播学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新闻理论与政治实践》（Theorie De L＇Information Etpratique Politique）。

巴勒是巴黎法律、经济和社会科学大学（巴黎第二大学）的教授，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新闻传播学者。作为法国知识界的一位参政学者，巴勒在从事新闻传播学教研工作的同时，还先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视听最高委员会（法国广播、电视的最高管理机构，由九位成员组成，法国总统、国会议长和参议院议长分别任命三人）和法国教育部等担任行政要职。他著有《麦克卢汉剖析》（Profil D’Une Oeuvre：Pour Comprendreles Media，Macluhan）、《传媒与社会》（Medias Etsociete）、《假如报业不存在的话……》（Si La Presse N’Existaitras……）；与人合著的有《新闻社会学》（Sociologie De L’information）、《新闻业》（La Presse）、《新兴传媒》（Lesnouveauxmedias）和《美国与西欧的传媒革命》（The Media Revolution Inamericaand Western Europe）等。其中，《传媒与社会》一书自1984年出版以来，极受好评，一版再版，并一直被法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奉为必读的“圣经”。

巴勒在《传媒与社会》中，对传播学理论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批评。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采取人为按地域划分的方法，而是结合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来论述传播学的建设。他认为，传播学之所以像一个万花筒般的学科，是多学科参与所致。对新闻业类型描述性的研究，借助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经验观察的方法；受众研究得益于社会心理学提供的各种方法，以认定传媒使用者的身份并解释其态度和行为；内容分析离不开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符号学；结构人类学为解释大众传媒传播的神话提供了可能；社会学和政治学将传媒视作社会体制的组成；经济学则从信息供求的角度，提供了思路。巴勒还从传统的大众传媒和新兴的传媒是技术与思想结合的产物立论，分析了传媒在人的行为及舆论、政府同被统治者的关系以及整合或分化社会的价值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他还曾对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模式作出过修正，提出了新的实用表述：“谁、在何种环境中、以何种反应、接受了何种信息、为了达到何种效果？”

除了上述学者，法国新闻传播学界还有其他几位重要的学者，如对新闻史和报学颇有研究的专家阿尔贝（P.Albert）教授和杜戴斯克（A.J.Tudesuq）教授、专门研究传媒从业人员（特别是记者）的里埃菲尔（W.Rieffel）教授等。

曾经担任过巴黎第二大学法国新闻学院院长的里埃菲尔教授，出版了以记者为研究对象的一系列专著：《记者精英——新闻使者》（L’elite Des Journalistes——Lesherau De L’Information）、《法国记者——一种职业的透视》（Les Journalistes Francais——Radiographie D’Une Profession）、《记者的职业身份》（Ideneite Des Profesionnels Des Journalistes）等。他的研究剖析了作为传媒从业人员的记者的来源以及维持其合法地位和方式的条件、记者面对不同的限制和压力的自治能力和工作环境、记者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他认为，记者一方面要自由地表达思想，另一方面，却又要受到来自政治和商业等方面的压力，处于两难的境地：无法既忠实于职业、又不违背供职的企业的要求。在他看来，法国的记者不同于美国同行，很难想象巴黎的记者会捅出“水门事件”这样的新闻。

3.法国传播学研究现状。在西欧，各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不甚平衡，法国明显迟缓于英国和德国。究其原因，法国知识界的抵触情绪（尤其是不满将文化和技术混为一谈）使然。

但是，难能可贵的是，法国有关研究人员的自省能力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许多年来，法国新闻传播学界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总结和思索学科的建设。可以说，法国传播学的前行始终伴随着对学科的怀疑和考据。

1972年2月25日，法国成立了新闻传播学委员会，即日后的法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协会（Societe Francaise Des Scienc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初衷是为了争取新闻传播学学科和机构的合法性得到承认。

7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着力发展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和科研能力，并在大学正式设置了新闻传播学系科。不过，至今仍有学者质疑：高校专业系科的设置是否就足以构建一门学科？新闻传播学是否真是独立而完整的学科，抑或是其他学科相关部分的组合？法国的学者认为，学科范围的合理性不仅取决于教学的创建，更重要的是为构筑理论体系而展开的大量的、严谨的研究，跨学科只是一个阶段。

1982年，法国学者者马特拉（A.Mattelart）和斯图德雷（Y.Stourdre）合作完成了一份题为《技术、文化与传播》的报告，认真评估了法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研究轨迹和未来趋势，他们提出了结论性的警告：从一个长期思考传播工具的社会，过渡到一个只迷恋技术进步而不问被其掩盖的社会形态的社会是极为危险的。

80年代开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开始了传播学方面的研究计划，旨在构建传播的科技政策。在实施研究计划的第一阶段（1980年至1985年），科研院以“科学—技术—社会”为课题，围绕科学地位、国家的作用和科技政策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作用展开研究，并以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以避免将学科社会学化的倾向。第二阶段（1985年至1995年）的研究计划中，课题围绕新科学与认知科学（研究理解的过程以及言语、知识和记忆产生的过程）、工程物理学（研究人工智能和人机对话等）和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图像、传播、政治，特别是传播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十年中，共有160个研究项目获得资助，其中2/3是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有关传播的研究课题得出的结论是：传播不是一门学科，但必须从不同的学科的经验和知识出发，来进行跨学科研究；传播研究应该注重认识而非描述现象；研究必须考虑传播的社会背景；没有研究机构，便不会有科技政策。

1999年6月，法国新闻传播学界对本国的研究作出了严肃、详尽的总结，从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范畴、跨学科性和研究的发展趋势等方面，完整地评价了法国的新闻传播学。

虽然对传播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跨学科的学问之争仍然未果，但目前，在法国，有25所大学在本科开设了新闻、传播学系科，15所大学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与此同时，法国越来越多的新闻学传播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应邀参加国际交流，许多法国学者应邀到国外讲学，法国的不少研究成果被译介到国际上。

事实上，法国的新闻、传播学的范畴是美国与德国、意大利的中庸。如今，全法国新闻传播学的教研人员总数近五百人，众多的高质量学术刊物、活跃的研究机构和丰富的研究课题令人刮目相看。尽管语言方面的限制给法国学者同国际同行交流与合作带来了困难，但新闻学、传播学的教学和科研并没有因此减少。一如传统，法国的学者也多立足本国，放眼全欧。

西欧传播学研究的展望

西欧传播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西欧的传播学研究自战后以来，不断发展，并在方法论上形成不同于美国实用主义的研究风格。然而，在当今新的社会环境中，随着视听传媒的发展日益完美、电视与政治传播的关系不断密切、新闻和传播技术越来越普及，以及文化工业和信息工业的全球化，西欧的学者在研究上的弱点问题开始渐渐暴露，例如：

尽管西欧学者拥有象征互动、结构人类学或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的流行理论等“武器”，但对于传播领域新出现的一些问题，西欧的学者缺少准备，措手不及，此其一。

随着传播学研究的体制化和专业化，欧美形成了几千名专家学者的群体（包括创意专家、市场分析专家、生活方式和消费问题专家等在内）。如此结构的群体对学科产生的影响，使得用市场销售学术语取代社会学概念的现象倍增。更为严重的是，服务于传播研究的社会实验蜕化为促销行动，这种实用主义，正是西欧学者的研究初衷避而不及的。这种情势虽已有所见，但时下却有扩大之虞，如果西欧学者拒绝附和这种现象，那就得承担一无所成的风险。此其二。

批判学派本身陷入危机，这并非因其研究上的不和谐，或曰结构性现象，乃其理论基础的脆化。惟有通过理性批判，将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遗产现实化，才有可能实现学者思想的现代化。遗憾的是，西欧有的学者不考虑社会行为既非被动也非大众的特点，长期纠缠于（甚至至今纠缠于）传媒的操纵性、依赖性和标准化等问题。此其三。

简言之，批判学派一直引以为豪的怀疑的传统和不愿受到束缚的传统正在消失，原有的传统被服务于追求极度利润的工具理性所压制和抵消。批判学派的存在与生命力受到了挑战。

为此，学术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疗救的方法：必须重申批判学派并非以不同背景的传媒现象为研究对象，而是将传通作为背景的组成因素或超越背景的因素来对待，总体给予考察。为此，应该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探究、认知传播现象，并努力将经验方法同理论开发相结合，既要避免研究的分科化，也要避免过度的整体化。

西欧传播学研究的新走向

面对挑战和危机，西欧传播学理论研究目前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重点：

1.受语言学启发，围绕讯息的生产、意义的产生和词语的接受，研究传媒所建立的意义和代表并构筑的舆论的最广泛词语：学者们认为在研究传媒现象和研究新闻与传播技术的发展时，必须同时考虑供与求、生产与消费、发送与接受等关系，因而西欧的传媒经济学研究成为热点并朝向研究文化工业的国际化、规范方式的演变、网络的创建、标准的统一和市场与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等新思路。

2.围绕新传媒逐渐接替大众传媒的趋势，研究技术与目的的关系：即研究对传通工具技术与使用的学习、占有（或挪用），但在研究中应避免技术决定论的表面观点。

3.围绕对讯息社会的思考：从传通实践的角度而言，社会依据什么发生变化？社会如何信息化、传通化？

4.围绕信息的特殊形成——科技新闻。

5.围绕新闻传播领域的国际交流：如跨国界现象的研究和新闻流通的研究。

6.围绕多媒体写作。

除此之外，对先前传播学研究搁置或回避的问题，又重新尝试作出明确回答。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和大量对传媒的理论思考与批判，传播现象、尤其是传媒体制神秘的面纱渐渐揭开，原先传播学的一些模糊的认识开始得以澄清，另有一些观点也更加全面。例如，传播学初创时期，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颇有影响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和“两级传播”理论，因后来的研究发现传播过程是“多级”的而遭怀疑。五十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一理论，发现拉扎斯菲尔德的观点仍有不少可取之处。传播过程和效果长期研究显示，人际传播有时不但比大众传播更为有效，而且相辅相成。只是身为“意见领袖”者，应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相当的知名度、偶像的化身等。法国的有识之士曾经指出，西方对于西藏问题的偏见，直接与美国好莱坞的一位当红影星崇拜达赖喇嘛有关，他的宗教与政治倾向随着其主演的影片的推销及票房价值一同扩散。法国的一些政客（本来也是些“意见领袖”）虽然西藏对问题毫无了解亦毫无兴趣，但从出于选票的考虑，也迎合大众对影星的盲目追随，不负责任地乱谈西藏问题。

对于西欧传播学研究来说，展望未来，必须解决研究机构和研究课题协调统一的问题。西欧的学者朝向未来共同努力，在突破语言限制的同时，注重建设欧洲研究阵营；针对现有传播学研究成果中，英语著述在数量上占据的优势，法国的学者还积极发展法语系国家的合作研究，在因特网上开设了法语网站（面向教研人员、学生、新闻传播界专业人员，内容除了转载专业刊物的学术文章，还有一些电子刊物通行的文摘和目录等），力求通过显示地区特色，证明研究的多元化，同时又避免学术或文化的单一性。

西欧的传播学者在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在学风方面也有所改进，用社会化的语言替代学究式的咬文嚼字渐渐增多。例如对电视的批评，除了学院派风格的研究，还有不少政论式的著述，专业人士之外的社会各界也因此受益而更多地关心传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