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影响

新闻的影响^[1]

〔法〕皮耶·布尔迪厄　蔡攸颖译

编者按：皮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是我们时代全球人文社会学科的泰斗之一。他的理论崛起于1970年代，丰富旺盛的创作力使他的思想广为多种学门援引。20世纪80年代末期，布氏开始关注媒介的领域，他对于媒体场域和新闻场域的研究，体验深刻，分析入理，特别值得我们借鉴。本文来源于台湾“麦田人文”于2002年出版的《布尔迪厄论电视》，由台湾学者蔡攸颖翻译，选入本书时做了大量删减和改动。

这篇文章的目标，不是“记者的权力”——也不是作为新闻业的“第四权”——而是着力在新闻场域越来越顺服于市场要求（透过读者和广告客户）的种种机制，其影响首先作用在记者（和知识分子——记者）上，其次，部分地通过他们，在文化生产各式各样的场域上，如司法的场域、文学的场域、艺术的场域、科学的场域。因此，问题在于检验这个场域结构的制约作用，它自身如何被市场制约所支配，而不同程度地、深刻地改变了其他不同场域内在力量的关系，影响了这些既定场域的内部活动和生产，以及在这些差异非常大、与众不同的圈子里，行使非常类似的作用。探讨这个结构的制约，必须避免掉进两个对立的错误，一是认为所观察现象从未发生过的错误；二是与之相反，认为这些现象总是这样的错觉。

新闻的场域，和通过它市场逻辑的影响，作用在文化生产的其他场域，甚至他们之间自主性较强的场域，其实是没有一点基本的新意：人们可以借用上世纪作家的文本，毫不费周折地看出这一问题，它们在这些被保护圈子的内部，无须费多大力气便可以绘制一个显示上述影响的最完全普遍效果的写实主义图画^[2]。尽管如此，也尽管目前状况和过去的现象有相似之处，我们不能忽视这个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一些史无前例的特征，尤其在强度和规模上，电视发展出的影响施加在新闻场域里，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大于过去工业文学出现之后大量发行的报刊和连载故事所造成的影响，这些工业文学在当年曾激起作家们愤怒的反应，或从此萌起的反叛效应，根据雷蒙·威廉斯语，因此导致“文化”的现代定义。

新闻的场域对文化生产的不同场域所施加的一系列影响，在其形式和内容上，都依赖新闻场域本身的结构。也就是说，不同报纸和记者的位置分配，是依据他们相对于外在读者市场和广告市场力量的自主性。一个传播机关的自主性，无疑地可衡量其来自于广告和国家补助的收入部分（间接通过广告或补助款的形式），以及广告集中程度的估计。至于特别的一个记者的自主性层次，它首先依靠报社的集中层级（它减少潜在的雇员数量，增加雇用的不安全性）。其次，他的报纸在报界里的位置，也就是说，有多接近“知识分子”端点或“商业的”端点，还有在新闻机关或报社里，他所拥有的个人位置（正式任用、按稿计酬等），这决定了他拥有的法定不同保障（特别是和知名度相连）和薪资（让个人较少迁就于公共关系的温和形式，和较不依靠写作维生或为钱而做的工作，股东们的影响都通过这些因素被表现出来）。最后，是他资讯的自主生产能力因素（一些记者如科学的推广者或经济的记者，依赖性特别强）。事实上，明显地，不同的权力，特别是政府的决策机构，不仅经由他们能够运用的经济限制来施加对媒体的影响，而且也经由所有授权合法资讯垄断的控制——特别是官方来源；这些垄断首先提供政府的权威和提供行政当局，例如警察，也提供司法、科学等权威，作为对付记者的斗争武器。在这斗争里，他们尝试操纵资讯，或控制传递新闻的人员；在另一边，新闻媒体则尝试要操纵资讯的掌握者，以企图获得资讯和企图取得独家发表权。不要忘记，带有国家特殊象征权力倾向的威权，通过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决定和他们的干涉，侵入了新闻的场域里（探访、记者会等），定义了记者的议事日程和新闻事件重要性的层级顺序。

新闻场域的几个属性

要了解新闻场域如何在所有场域的内部，协助强化“商业性”而牺牲“纯粹性”，如何加强生产者在越敏感于政治和经济权势的诱惑，就越牺牲属于“防御”职业的价值和原则的生产者；必须同时意识到它是依据一个其他场域结构性的同源结构而被组织起来，同时领会到“商业”的分量在那里是非常重要的。

新闻场域被这样组成，在十九世纪，围绕在出售报纸之间的两种对立，一种是在所有的“新闻”和所有偏好“耸人听闻的事”，或最好是“引起轰动的事”，以及另一种是报社有特色的分析和评论，以及藉由大声宣称区别于其他团体“客观的”^[3]价值，以标榜他们的差异；它是一个在两个逻辑和两个合法原则间的对立场所：一是经由他们同侪的承认，承认彻底遵守最完整的内在“价值”或内在规则；另外则是经由最大多数阅听人的承认，物化在读者、听众、观众的数目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销售数字和金钱上的获利、全民的认可，都无法和市场的判决分开来看。

一如文学的场域或艺术的场域，新闻的场域因此是一个特殊逻辑的文化场所，它经由彼此制约和控制而体现出来，使记者们接受并相互影响，和因此遵守这个逻辑（有时意味着道义学），以奠立了专业信誉的声望。事实上，很少关于不可争辩、正面的惩罚，除了相互并吞外，这个并吞的价值和象征意义取决于在场域里进行这个动作和从中获取利润的那些人自己的位置；至于负面的惩罚，例如反对个人省略引述他们新闻的来源，它们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们倾向不引述新闻的来源，特别是当它涉及一个不重要的组织，除非是为了要避免司法部门找麻烦或挽回自己的信誉。

然而如同政治的场域和经济的场域，和更多明显的科学、艺术或文学、甚至法律的场域，新闻的场域是随时顺服在市场意见的制裁下，通过直接发行量或收视率间接的认可（即使国家的辅助，可以保证一些相对于市场立即制约的独立自主性）。无疑地，在生产过程里（“做简单点”、“做简短点”等）或在生产的评估里，和甚至生产者的评估里（“在电视上很出色”、“受到欢迎、卖得很好”等，）敏感于“收视率指标”的记者在一个最直接依赖市场的组织里（一个商业的电视频道相对于一个文化的频道等），他们通常占据一个较高的位置（频道的主管、总编辑等），相反的，较年轻和较少被制约的记者是较倾向反对这些“职业”要求的规则和价值观，反对他们的“前辈”较现实或较犬儒的要求^[4]

一个场域里的特殊逻辑被引向极端不持久的产品，特别注重生产新闻，为了争取客户的竞争，而企图采取一个优先权的竞争形式。也就是说，为了最新的新闻（独家）他们是更靠近商业的端点。市场的限制不仅经由场域作用的立即性表现出来。事实上，这些被追求和被喜爱的独家，在顾客的获得上，如同一张王牌，赌的是读者或观众的未知，以及经由竞争往往只有记者才会察觉的必要上（记者是惟一读所有报纸的）。取决于场域的机制和结构，为了优先权的竞争，能够和有利于作用拥有职业的支配权，在倾向的、速度的（或匆促的）准则和永久的循环下，进行所有的新闻实践^[5]。这种倾向本身受到新闻工作节奏的影响，这个节奏促使记者只做短暂思虑，而在评价一种讯息时，是依据实践性来做判断，因而有益于阅听、大众的永久性遗忘，同时也只对新奇、激动的事物感兴趣，而且还养成阅听大众依据新闻是否“过时”和“新鲜”，来判断生产者和产品好坏的癖好^[6]。

场域的其他作用，完全是想像不到的，以及另外一种作用也是不利于个人，或集体的自主性表现：媒体之间的竞争促使对竞争对手进行一种永久的监视（可以达到相互侦查），一是为了从他们的失败中获益，同时，避免他们的错误；二是为了抵制他们的成功，同时尝试借用他，预先决定或强行拆散的。例如，当我们考察电讯业和新闻出版业时，我们发现，从1840年到对方邀请的人士必须邀请，别人已发现过的主题不能不做，甚至，他们相互争夺记者，一方面避免对方拿到手，另一方面也愿意这些记者为自己服务。就是这样，在这个领域一如在其他领域，竞争自动地远离多样性和独创性的生产，往往只倾向于促进提供一致性，只要在比较双周刊或有广大听众的电视或收音机频道内容的同时，人们便可以轻易地说服自己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还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机制作用，例如电视，顺服于市场制约最多的媒体，以拥有直接和完整的发射工具，狡诈地，将他们自己的选择加强在整个新闻场域上，在其建立价值的保守意义里，知道所有的生产，例如，定期的排行榜这件事，经由这个排行榜，知识分子——记者竭力强加他们场域的看法（和利用“升降机的送回”相互服务，他们也互相认识……），几乎永远列出变质性极高的文化生产作者，名单也保留给只有几个星期生命的作品，只是因为有记者的支持，而列入在最畅销的名单里，首先都取决于这个约定俗成的作者，同时是有“可靠名望”、常保作品会畅销的作者，以及长期以来成为最佳销售的古典作品。这透露出，尽管新闻场域的机制是透过一些记者单一的具体工作而产生，但是他们的强度和他们的方向，首先都取决于这个具有特征的结构。

僭越的影响

记者的场域倾向加强位于邻近的极端，所有场域作用者和组织，更顺服于市场的发行量的影响；这个影响由于敏感它的场域们，自身结构地、非常紧密地顺从在市场逻辑上，而更加强化；新闻场域自身也更敏感地顺服在外的市场制约上，结构的制约作用较其他文化生产的场域更受其影响。人们今天或可观察到，例如内在的惩罚，越来越倾向失去它们的象征力量，而且人们可观察到记者们和“严肃的”报纸们，有丧失他们威望的趋势，他们不得不对市场逻辑做出让步，特别是商业电视引介的市场和市场学的逻辑特权上，他们也对一些植基于数据和“媒体能见范围”接受的正当性新规则让步。这些判断好坏的新指标有能力授予一些产品（文化的，甚或政治的）或“生产者”以表面的民主，来取代原先特殊场域加强的特殊惩罚。在某些记者的眼里，一些电视的“分析”全靠他们的成功，特别是受到对收视率指标极敏感的记者的赞扬，总之，这些分析为一个民主的正当性权力冠以商业逻辑，他们将原来属于生产的和文化的传播问题^[7]，以一种根据政治的，例如公民投票的说法，这样的政治字眼来评论。

因此，一个新闻场域由于自身影响力的强化越来越顺服在直接或间接商业逻辑的统治下，这个商业逻辑倾向于威胁文化生产不同场域的自主性，在强化的同时，在他们每个人中间，通讯社或企业都是更倾向屈服于“外在”获益的诱惑，因为它们在特殊资本（科学、文学等）上较不富裕和较不确定，场域会多多少少保证他们的特殊利益。

新闻场域的影响运作在文化生产（关于哲学，和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场域上，主要是透过处于记者场域和专业场域（文学或哲学等）之间，一个不明确点的文化生产者的介入而起作用。这些知识分子——记者^[8]利用他们的双重属性，逃避两个圈子的特殊要求，和引进他们自己在另一个场域中获得或好或坏令其满意的权力，因而促成两个主要的效果：一方面介绍文化生产的新形式，这个形式是在大学的深奥学说和记者的公开注意之间，很难被定义；另一方面，特别是，经由他们的批评判断，同时提供从知识权威到市场认可的一个表面裁决，和同时强化一些从消费者到一些新主张范畴的自发性倾向，来强化文化生产的评估原则，这个新的评估原则趋向于强化收视率的效果或最佳销售者的名单，于文化生产的验收上，而且也间接地，影响文化生产自身，在选择（例如编辑）上朝向要求最少和卖得最多的产品。

这些知识分子——记者能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这些人将所谓“客观性”等同于一种有教养的暧昧不明态度，和对各方面表现出折中主义的中间立场，他们把中等文化的产品当成是前卫作品，或以常识的价值为名，诋毁前卫的研究者（不仅是关于艺术）^[9]；但具有这样观点的这些人也依靠消费者的称赞和支持，甚至与所有消费者成为共犯关系，这些消费者有如他们，是趋向于异乎寻常的主张，主要是因为他们和“文化价值中心”有一定的距离，也因他们感兴趣追求个人利益的癖好，促使他们必须掩藏自己适应能力的限制——依据自我欺骗的逻辑可以有完整的展现，这令人想起经常被利用在杂志读者的推广上的用语：“这是一本高水准和所有人都能懂的科学杂志”。

如此一来，新闻场域曾可能有的自主性，和经由它抵抗世俗要求的能力，所带来的成果，正可能感到威胁。象征收视率，在过去则是作家，当他们群起而攻之反对艺术（我们也可以说科学也面临同样的攻击）观念时，是根据公民表决意见的大众观点，而做明确的裁定。在这个威胁面前，两种多多少少经常性地依据场域和他们自主程度的策略是可能的：一是坚决地划出场域的界限，而且尝试修补被记者行动和思考形式优越侵犯而受到威胁的边界；二是走出象牙塔（依据左拉开创的典范），将象牙塔里规定的价值原则带出象牙塔，和利用所有可取的方式，在专业的场域或之外和包括在新闻场域自身的内部，尝试将经由自主性所取得的成果，让外界接受。

进入一个经验丰富的科学判断是需要文化和经济条件，而且人们不可能要求以公民普选（或民意测验）来解决科学问题（尽管人们有时会这么做，间接地和不明旧理地），而不同时消灭那些科学生产的相同条件，也就是说保障科学（或艺术）城市的人口栅栏，抵御来自外面不恰当而且不专业的评价，以及抵御对生产规则破坏性的突然侵入。然而不要因此结论，在其他的意义里，栅栏不可能被跨越，也不要因此结论它是本质地不可能经由自主性而努力将获得的成果作民主式的再分配。这只要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所有的行动同时是为了普及大部分先进科学或艺术研究中最珍贵的成就，就必须质疑挑战传播工具对这种科学或艺术资讯的垄断，也就是说，被新闻场域所独占掌握，因此，必须对发布机制的垄断提出质疑。还必须批判所谓代表一般大众期待的那些人，由商业宣传所建立起的那些人，因而有手段介入在文化生产者（文化创作者也可以算入的总数，在这情况下，也可算入政治人物）和大众消费者之间（科学或艺术的）。

位在专业生产者（或他们的产品）和简单消费者（读者、听众、观众，还有选民）之间的距离，是以不同生产场域里的自主性为基础而造成的，从所有场域之中民主规则的观点看，这个距离是或大或小，克服这个距离的难度也或大或小。尽管从表面看来并非如此，这种存在的距离和消除这个距离的困难度也存在于政治里，违背了一般所宣称的原则。尽管被卷入在新闻场域里和政治场域里的作用者，是在一个竞争和永久斗争的关系里，尽管就一些方式而言，新闻场域是被包括在政治的场域里，而在那中间，它可以发挥非常强势的影响，这两个场域有共同性，即它们非常直接且非常狭隘地被放置在全民表决和市场体裁的权威影响下。因此，产生新闻场域的权威的权威，强化了在政治的场域里往往顺服于最大多数压力的趋向，而这样最大多数要求和期待有时带着激情和非理性，而且经常藉由他们在媒体里得到的反应，形成带有请愿的压力，而起广泛动员作用的要求。

除了它自己使用自主性所赋予的自由和批判权力，可确保它的自主性，否则，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和商业）的新闻方向，总是和民意测验的结果一致，因为它必须考虑民意调查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尽管民意调查可能也利用非理性煽动人心的手段，同时趋向强化在政治场域自身的封闭性，民意调查也可在政治人物与选民之间建立一种直接关系，无须中介，这个关系排除了所有接受社会委托以制定和提出法庭意见的个人的或集体的作用者（有如政党或工会）。以他们的意图（经由过去的知名社论作者也自认是舆论代言人）到“公众意见”正当性表达的垄断，它不剥夺所有的受委托人和所有他们的发言人的表现资格，同时，也剥夺了他们批判或转化其授权于实际的或想象观点的能力（以及，有时集体地，如同在立法院里）。

所有这些造成的影响，不断地扩大一个新闻场域自身顺服于一个商业逻辑增加的影响，也作用在政治场域之上，政治场域总是藉由煽动人心宣传的诱惑（所有特别的民意调查，提供给它理性方法的运用模式），协助削弱政治场域的自主性，也同时削弱了代言人在人们心中具备此种专家的资格条件（政治的或其他），或削弱了他们集体价值看护者的权威。

如何能不提及司法的例子以为结束？这些以“虚伪的虔诚”为代价的法学家，完全依据他们的判决并未受到外界干扰的自我信仰，特别是经济的干扰，而是以永恒的原则来做判决，他们是这个标准的看护者吗？司法场域不是他们所相信认为的那样，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完全没受到政治或经济的干扰而迫不得已妥协的纯粹圈子。这些司法部门的人现在还是这样认知，这样一来，提供生产完全真实的社会效果，和包括对这领域的事业人员也造成效果。这些法学家尽管自己不自觉已体现一种集体的伪善，若它变成了公共的舆论，发现这些人实际上并非完全脱离社会势力的制约，和远离卓越和普同的价值，实际上他们也被渗透了，如同所有未完全脱离社会势力制约的其他社会作用者，在弄乱诉讼程序或等级制度的同时，他们也受到经济必要性的压力或新闻成就的诱惑，届时他们又该如何？

起规范作用的小附言

明显地，彰显记者们所受到的不可见钳制以及对所有文化产生者领域的影响，并不是去揭发主事者或找替罪羔羊^[10]。这反而是尝试让各方能经由主观努力，从这些机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并且，进而提供一个行动计划，联合艺术家、作家、学者和记者们，传播工具（几乎——）垄断的掌握者；只有经过这样一个合作，将可能有效地工作，使分享研究的最普遍成果成为可能，以及，就实际而言，开始普遍化这些进入圈子的条件。

揭露影响记者和论到他们影响文化生产的隐瞒限制，这不是——需要说它吗？——宣告一种把罪犯列为危险人物的责任^[11]。这尝试贡献给两者一个自我解放的可能性，经由意识的觉醒，经由这些机制的影响，和也许一个提出商讨行动计划，在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和记者（几乎——）传播工具垄断的占有者之间。只有这样一种合作，使积极从事公开研究的最普遍成果成为可能，和另一方面，也为进入圈子的条件实际的普遍化而全力以赴。

【注释】

[1]我认为这篇已刊载在《社会科学研究学报》中的文章值得重印，在此文中我以更严谨的政论，说明《论电视》中的大部分论点。

[2]可以阅读一些Jean－Marie Goulemot和Daniel Oster在1992年由巴黎Minerve出版社出版的相关作品《文学人》（Gens de lettres）、《作家和放荡不羁者》（Ecrvains et Bbhomes）作品，提供了无数作家本身所建构文字氛围中有某种自发性的社会学观察和评论，然而，他们并非有这方面的原则，主要是因为他们努力客观化他们的敌人和文学世界里他们不喜欢的整体。但是，我们可以有发现共通点的能力，使我们在分析十九世纪文学场域运作情形的字里行间，同时也阅读到对今年文学场域里隐秘运作的描述（如同Philippe Murray所做的研究，《艺术悲惨幕后的规则》[Des regles de l’art aux coulisses de sa misere，Art Press，186，juin1993]，第55～67页）。

[3]关于在美国新闻中出现的这种客观性概念，实际作为报纸的努力成果，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尊严，参考M.Schudson，Discovering the News（New York：Basic Books，1978）。关于记者朝向文学的场域和忧心其问题风格，以及记者在接近政治场域这两者的对立性，从法规的案例看来，可能带来差异和一个自身“职业”的创造性（显然地，是随着记者的出现），可读T.Ferenczi，《法国新闻的兴起：十九世纪末现代报纸的诞生》（L’invention du journalisme en Fuance：naissance de la presse modenrne à la du XIX^esiècle，Paris：Plon，1993）。有关发生在法国的报纸和新闻杂志的场域里独立的形式，和关于它们各自不同范畴的阅读和读者群的关系，参考P.Bourdieu，《区异：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La Distinction，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du gout，Paris：Ed. de Minuit，1979），第517～26页。

[4]如同在文学的场域里，依据销售成功的外在判准而建立的先后顺序，是相反于依据新闻的“严肃性”内在标准的阶级制度。依凭一个交错的结构，这个分类的复杂性（这种分布也发生在文学、艺术及司法的场域）被强化，经由人们重新发现在每个媒体报纸、广播或电视组织的内容，它自身同时运作得如同一个附属性的场域，而在文化和商业两极之间的对立，则组织了场域的整体，以致有一系列的结构性序列（a：b：b1：b2的形式）。

[5]它通过短暂的限制，经常是强加一种纯粹专断的潮流，运作几乎不被注意的机构性审查，影响电视特别来宾的谈话。

[6]假使今天如此经常地以一种断言“它是过时的”或“我们已经远远地走在那些之前”，用来替代属于批判性的辩论，而这的确超出了真正新闻工作者的场域，因为一些仓促行事的作用者，显然是基于一种自我利用而让这样的评价原则起作用。因此他赋予了一种没有争辩余地的有利条件给刚踏入这行的人，甚至是最没有经验的人。再者，他简化了一些事情就像在之前和之后两者独立之间，实际上是空白地带的情形是一样的，这种断言的形式排除了需要去检验某人所提出的实例。

[7]为此我们只须陈述记者关心的问题就足以理解（就像在第一台和艺术文化台之间的选择能力），用可能成为新闻的一个语汇：“文化和电视：在共生的隔离之间”（D.Wolton《广大观众的赞扬》〔Éloge du grand public，Paris，Flammarion，1990〕，第163页）。顺便提及，为了尝试证明科学的分析可能有粗糙、甚至艰难，让我强调，这种对结构性客观分析的适应是依赖于打破我们每日语言中的前结构和前设的程度，特别是在大部分属于新闻的语言风格之中。

[8]必须另外放在一边，从这个范畴到模糊边境的内部，某些文化的生产者，依据从一个关于文化的工业生产区分传统而单独出现开始，这些文化创作者向新闻业提出的要求，知识存在手段而不是（特别是控制的或认可的）可能会对在特殊场域（Zhdanov事件）发生影响的权力。

[9]最近几次关于现代艺术的争论就几乎很难去辨别，除了或许经由他们宣言里的托辞，以及从假如前卫艺术被实行公民投票或诸如此类诉诸舆论的民意测验中，才可能获得一些判断。

[10]为避免产生钻牛角尖或讽刺，我必须省略可能强力支持我的论证的考证，和——因为强调它们会拖长一个相似的内文——向提醒读者普通观察不易看到的类似案例。

[11]为避免造成一种丑化印象，或是夸张讽刺的效果，人们冒险于引用某些词句、被录下的话语，或是被印出的内文，以致我们经常放弃再生产的文献资料曾努力要提供给我们的论证，还将提醒读者，在去平凡化的同时拔除通俗内容，以及读者本来不注意的一些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