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在中国内地

传播学在中国内地

袁　军　韩运荣

编者按：也许是人类思想史的习惯，每逢转折年代各学术领域都会不约而同地对先前的学术问题做一个总结性的回顾。对传播学引入中国内地的回顾也经历了两次高潮，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另一次是21世纪之交。事实上，两次回顾性研究关注的是共同的问题，即传播学在中国的学科建设。但由于这十年间传播学研究的进行，以及研究主体认识图式的变化，这种回顾研究也是出现不同的特点。本文的特点即在于对传播学研究回顾的同时，给予社会环境以相应的关注。

传播学引入中国20年之曲折历程及其与社会环境的相关性分析

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信息及其传播规律的科学。传播学最初的提出和形成是在美国。20世纪一、二十年代开始酝酿，四、五十年代形成一门学科。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传播学属“舶来品”。

在西方传播学的酝酿期，“communication”这个词曾被社会学和心理学学者以“沟通”的含义介绍到中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传播学成型期，国内的新闻学界也零星做过介绍，但后来由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译介工作即告中断。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新恢复学术交流，传播学才得以正式引入。

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信息社会的产物，迈入信息社会是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中不可回避的现实，这决定了传播学在国际上存在和传播的合理性。多年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付出高昂代价的摸索，终于将中国送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中国走向现代化、迎接信息社会到来的历史必然，决定了传播学得以在中国生发的必然性。尤其是，国门的重启，使国人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借鉴他人的先进成果，包括社会科学的成果成为了中国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的当务之急。传播学引入中国的20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在短短20年的探索中，尚未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国直接迈进了信息社会。因此，引入传播学，研究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信息传播规律势在必行。而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传播环境决定了传播学的引入不会一帆风顺。

（一）8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和传播学的谨慎引入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时期。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提出了不仅要学习国外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国外的社会科学的方针，国际学术交流得到了真正的恢复。

国际学术交流的恢复，为传播学登陆中国提供了可能性。50年代就做过译介工作的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先生和其他学者们重操旧业，开始传播学的重新引介工作。由于1976年～1984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中央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改革只是局部、个别和分散地进行，其重心是农村改革；而旧体制依然存在，仍然在起作用，仍然在总体上限制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旧的观念的束缚，传播学的引入常常遭到非难，致使传播学在此阶段的引入异常小心和谨慎。

比如在1982年1～8月第一次受众调查启动之时，即遭到有些人的非难。他们以“新闻研究所有人要搞资产阶级民意调查”为名，状告到当时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也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那里。当时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关于信任度问题是否列入提纲颇受争议，最终决定列入信任度问题的举动被认作是“铤而走险”的行为。但事实上调查报告出来以后，最有价值并引起新闻界震动的还是信任度问题。在北京读者中只有24.2％的人认为报纸的宣传报道“可信”；55.1％的读者认为“基本可信”；认为“有些报道内容与实际生产不相符”的占44.3％；认为“报喜不报忧”的占43.7％。虽然此次调查意义重大，使新闻界意识到新闻改革的必要性，但调查自始至终都异常小心。

再比如，1983年浙江调查的结果在《中国日报》发表，新华社《参考资料》上刊登了一位外国新闻记者对该调查的报道，说是中国东部一个省的民意测验显示，许多读者不相信中国报纸。有关领导看罢当即连夜给《中国日报》的总编辑打电话质问“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搞民意测验，你们为什么还搞？”，并下令追查。虽然后来向上级领导解释该调查既不是《中国日报》所为，也不是民意调查而是读者调查（英文中，两者是同一个词），这一“事件”确实反映了传播学在引进初期，由于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对民意调查方法异常敏感，致使传播学应用研究起步艰难。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为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开展国际交流提供了健康的政治环境，传播学的引入开始有了起色。

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于1982年11月23～2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倡导，参加单位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新华社、《新闻战线》杂志社、《北京周报》社，代表30多人。会议探讨了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基本理论和方法，明确了“既然传播学是一门新科学，就应当了解、介绍、分析、研究”的态度。会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

传播学在我国经历了二、三十年代的酝酿、50年代的前期引入和70年代末的重新引入，到1982年第一次传播学会议的召开，才确立了对传播学正式引入研究的态度。自此，传播学开始了在中国的正式引入。

不久，传播学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开始进行，科研机构也开始建立。1984年，首都有关新闻单位和教育机构倡议成立传播学研究小组。1985年2月，首都新闻学会传播学研究组成立。1985年6月20日，中国内地第一次传播学国际讨论会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在上海召开。会议着重探讨了新科技的发展对传播媒介的影响，以及对新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这次会议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传播学的认识，同时也反映出对传播持疑义的人仍不在少数。1985年6月，我国高校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成立。

这一阶段，由于极“左”路线的阴影还时常徘徊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传播学的引入仍是心怀余悸地谨慎进行。传播学的理论与中国的媒介实践尚有太多的隔阂，也未能对传统的新闻理论起到切实的观照作用。但不可否认，传播学开始在观念上冲击人们对新闻媒介、新闻理论固有的认识。

（二）8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和传播学在新闻领域的普及

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黄山召开。会议回顾了1982年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以来我国传播学教育研究成果，对国外传播学理论的新发展、美国传统学派和西欧的批判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对我国普及和发展传播学的前景作了讨论和规划，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明确把新闻传播作为今后传播学的主攻方向。该方向确定的初衷虽然仅仅是针对理论研究，但实际上也明确了传播学理论应观照实践的方向——新闻改革。传播学引入的目的性因此也大大增强了。

从客观上讲，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探索、酝酿和实验阶段进入以城市改革为重心大规模的推进和深化阶段，政治改革的呼声也日见其高。1987年10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会议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意义深远。会议报告中提出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等，新闻改革被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提上议事日程。一方面，现实为我国的新闻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积极推动新闻改革成为摆在新闻学界面前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改革也使决策者迫切需要对国家的社情民意有全局性的把握，以此作为政策研究的参考。因此，80年代中后期，传播学在中国的新闻领域逐步得到普及。

从主观上讲，随着改革在各个领域的深入发展，作为党的“耳目喉舌”的中国新闻事业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暴露出许多问题，一部分学者也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依靠新的方法对原有理论进行简单地演绎和理论嫁接越来越无法说明变动不居的现实。“没有取自于实际的第一手的实证材料的研究，就像做菜一样总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再会做菜，也就只能做出一个豆腐菜”。于是，1986年10月，中国第一家调查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通过一系列实证调查切实一步步地推动新闻改革的进展。比如1988年的《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的调查》就是通过从下到上地调查，先是在群众中进行，然后在新闻工作者中，而后对所谓的“三高”（高职、高龄、高知）人士进行调查，得出了令人警醒的结论：如95.5％的人认为新闻媒介反映群众呼声太少；宣传报道在群众中存在信任危机等等。调查分析报告终于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经《人民日报》等报纸的传播，引起全国受众注目，从而加大新闻媒介改革力度的呼声日渐强大，进而推动了新闻改革的进展。

（三）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改革的转折关头和传播学走入低谷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宏观调控出现偏差，80年代末期引发了严重的经济秩序混乱。经过几年的治理整顿，经济过热现象缓解，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经济秩序明显好转，社会趋于稳定。但是一些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由此，也提出了怎样评价已经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怎样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无论是经济理论界的学者还是政府的决策者在改革的理论与改革政策方面存在的分歧，集中体现在是坚持计划经济还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因此，改革仍然面临许多根本性的障碍和限制。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国内发生的问题，许多人归结为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进而提出改革姓“资”姓“社”的问题，认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就是走向资本主义，因而要在经济领域反对“和平演变”。“左”的思潮又开始抬头。

1989年之后，政府对新闻媒介卷入激进的改革潮流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指出“新闻界造成了思想混乱”、“在舆论导向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重申“我国的新闻媒介必须坚持喉舌性质。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党性原则，不允许用‘人民性’来否定党的新闻事业的领导”。

由于社会环境和媒介环境的突变，传播学的研究也一下子坠入谷底。原来定于1989年底在珠海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被取消，1989年至1992年有关传播学的论文和受众调查的数量均呈大幅度减少。众多批判性的文章把传播学与资产阶级画上了等号，传播学被称为“资产阶级传学”。有人认为传播学研究是要用“信息”的概念取代“新闻”的概念；有人认为研究传播学是以“超阶级的观点”，“掩盖新闻事业的阶级性”；还有人认为，把报纸、广播、电视称为“传播媒介”是搞“中性化”。传播学研究的环境异常艰难，传播学课程和学术研讨会均被取消，传播学的研究几乎被中断。

（四）1992年—1997年：“南巡”讲话的发表和传播学在中国的重新活跃

在决定改革走向和改革成败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1992年初发表了“南巡”讲话。从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和作用，与1978年12月13日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有惊人的相似，再一次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我国大大加快了市场化进程，对中国的大众传播研究也列入“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国家教委将传播学列入高等学校的必修课程，并组织人力撰写统一教材；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原编辑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改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研究所正式改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也改刊为《现代传播》；自1992年，有关传播学的研讨会也重新启动。

经过对传播学引进中跌宕起伏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体会到，要想使传播学真正在中国扎根，光靠西方人总结的原理和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事实已证明，西方的理论是不能完全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现实的。中国的传播学者从此更关注中国传播理论的建设和中国的传播实践。1993年5月25日至30日，全国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厦门召开。会议回顾和总结了传播学自引进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即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会议明确了建立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为中国实践服务，必须研究和借鉴外国传播理论和总结中国的传播实践，建立自己的传播理论体系。此次研讨会不仅标志着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全面展开，而且有关“传播学本土化”的思考也从此开始浮出水面。

1993年，在厦门大学召开了一次“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内地、台湾和香港的新闻、传播、历史、人类、经济、社会、民俗、语言等学科的学者，一起商讨如何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研究。会后，海峡两岸成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研究课题组”，拟定合作撰写一本概论性的著作，这就是后来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

1995年6月26日至30日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以“传播与发展”为主题，着重研讨传播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作用，交流国内外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此次会议旨在推动结合中国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实际从事研究，赋予了中国传播学界以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

（五）1997年以后：传播学学科地位确立研究工作的深入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根本上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1997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原来的新闻学科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很快开始招收传播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传播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一方面，使传播学在中国有了“正式户口”，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终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名正言顺”；另一方面，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相互渗透也“顺理成章”了，再也没有人对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也再没有人对传播学的地位进行无谓的争议。传播学的研究从此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传播学引入中国各历史阶段的研究特点分析

（一）初闻传播学

1.前期以概念的引入为特点。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传播学正在美国酝酿之时，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Communication”被当时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学者以“沟通”的含义介绍到中国。在四五十年代西方传播学成型期，随着战后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强劲的影响力，传播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当时在美国专攻传播学的中国学子，后来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郑北渭先生也学成归国，做了一些零星的译介。1956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的《新闻学译丛》总第三辑《美国报纸的职能》的译文中，郑北渭将其译为“群众思想交通”。在同辑的《拆穿自由、独立报纸的西洋镜》的译文中，译者刘同舜将“Mass Communication”译为“群众交通”。1960年在人民大学新闻系内部编印的《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中，张隆栋在摘译威廉·爱琳的《大众传播研究》（1958）中的一篇文章时，又译为“公众通讯”。

由于二三十年代传播学在美国还没有形成气候，所以，在国内的酝酿也谈不上有什么影响。50年代，美国经过产业调整，正逐步向信息社会过渡。信息在国民经济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研究信息传播规律的传播学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而此时中国内地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不仅“信息社会”闻所未闻，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使中国与信息产业的实践活动相距甚远，所以在翻译“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时，无法理解其信息传播的意蕴。加之当时国际国内意识形态的斗争都极其尖锐，从思想意识上对资本主义文化根本排斥，因此，50年代对传播学的引入仅是概念的引入，模糊且不统一，在国内的影响微弱，并仅限于学界。

2.后期传播学学科的引入。

以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中国社会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新闻界的拨乱反正由揭批“文革”期间新闻媒介的造假宣传逐步深入到对新闻理论的正本清源上。在寻找对新闻理论正本清源的着手点时，新闻学界和业界开始关注国际新闻界的理论成果——传播学。

首先，南方以郑北渭、陈韵昭，北方以张隆栋为代表的新闻学者开始了传播学理论的重新引进工作。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一期发表了两篇编译文章——《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引起了新闻学界的重视。几乎是在同时，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张隆栋教授在《国际新闻界》第二期连载了希伯特的《公共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

其次，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引进办法。先是国内新闻学界和业界人士赴国外学习、考察，获得对国外媒介实践的感性认识。1980年1月5日，《人民日报》副总编，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安岗，赴美参加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关于国际政治大众传播的学术会议。安岗注意到国外媒介非常重视受众调查和传播效果，从而启发了从“读者研究”入手进行新闻改革的思路，并在1981年5月12日北京新闻学会（1984年改名为首都新闻学会）举行的首次受众学术研究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研究我们的读者》的著名演讲，他说：“研究读者，就是要解决我们怎样直接为广大群众服务得更好的问题，这无论是在新闻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件大事情。”在安岗的直接支持和推动下，我国于1982年1～8月进行了第一次受众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代表共同组织，成立了北京新闻学会受众调查组，首次对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效果进行综合考察。北京调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我国受众调研的开始，开创了我国新闻实证研究的新领域。

1978年10月，日本新闻学界的权威，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内川芳美教授访华，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作了题为“日本公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讲座，介绍了有关日本传播学研究的情况。1982年5月，美国传播的集大成者施拉姆先生在其学生，也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主任余也鲁先生的陪同下来华访问，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的大学和新闻研究机构，在人民日报社主楼开了一个几百人参加的会议，提出了向中国系统介绍传播学的一些设想，《新闻学会通讯》连续发表了施拉姆的《传学与新闻及其它》、《传学的发展概况》和余也鲁的《在祖国进行传学研究的可能性》等文章。施拉姆先生的此次访华在国内掀起了一个介绍传播学的小高潮。

（二）传播学研究确立了“十六字”方针

1982年11月第一次全国传播学会议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研究原则，成为日后指导传播学引入的重要方针。从此，译介性的文章不断见诸学刊、杂志。从1982年10月至1985年12月在报刊上发表的传播学文章有182篇，属于介绍和评述的占56.7％，以分析研究为主的占43.3％，这些文章的译者和作者达105人之多。期间有几本译介著作，对当时传播学初步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传播学（简介）》，书中汇集了明安香、徐耀魁、张黎、范东生等人对西方传播学研究译介的十篇文章，这本小册子在当时是新闻学界不可多得的普及性读物，即使现在看来，它的内容也包含了传播学几乎全部的重要理论精髓。此后，李启等人翻译的《传播学概论》（1984年）和陈韵翻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年），对促进西方传播学在大陆新闻界更大范围的普及起到了作用。

1986年在黄山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明确了把新闻传播作为今后传播学的主攻方向后，传播学理论和应用研究有了明确的指向性。

这一明确的研究指向首先表现在1988年戴元光、邵培仁和龚炜合作出版的第一本概论性质的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上。作为我国年轻学者在消化和吸收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基础上自主编著的系统性传播学教材，该书明确地提出了“新闻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突出地对新闻学理论和实际应用加以讨论，也明确了当时传播学所面对的服务对象——新闻工作者。

在应用研究方面，主要以关注宏观新闻体制改革为特点。比如当时成立的第一家民意调查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作的大量实证调查，大多服务于当时的新闻改革。这些调查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有关时事政治的民意测验，比较典型的调查有《中国公众“十三大”的期望》、《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的调查》（1988年1～2月）、《我国公众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的调查》等；另一类是针对某一宣传活动的传播效果调查，典型的有《关于我国新闻媒介学潮报道宣传效果调查》（1987年1～2月）、《政治体制改革与新闻宣传的调查》（1987年7～8月）等。调查资金主要来自决策系统，如中宣部、国家体改委以及某些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这种投资结构决定了80年代实证调查的政治和行政行为性质，是为宏观决策服务的。事实证明，这些实证调查确实一步步地推动了新闻改革的进展。

（三）传播学研究中的探索

1989年过后，由于社会环境和媒介的突变，中国的新闻媒介进入了深刻的反思时期。在此期间，学界对传播学的引介和研究非但没有因媒介环境的变化而停滞，反而由于理论界的潜心反思，使传播学的自主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有的学者对传播学抱着始终如一的态度继续潜心研究，开始探索传播学的理论创新；有的学者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改革有了深刻认识，开始关注传播实践，从而走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途径。

比如在理论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开始尝试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传播资源。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之谜》，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革命的实践”的理论为传播学成立的根本理由，在介绍了传播学已有的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文化和传播的关系，还试图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特点，并提出了传播的内在机制问题。

也有学者在洞悉传播学在西方的发展趋势——即分支化的基础上，力求突破传播学传统的研究领域，开始从新闻传播、艺术传播、政治传播和经济传播等分支角度展开对传播现象的研究。如在199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当代传播学丛书》，其中包括张学洪主编的《舆论传播学》、邵培仁主编的《经济传播学》、《政治传播学》、《艺术传播学》、《教育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等。而1993年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是作者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倾心酝酿十年之后推出的力作。该书的理论探索是深刻的，对以马克思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和发展传播学具有启示作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人们已经不太注重本本，所以它的影响力就弱了一些。

对这一时期的成果，有人认为“只是中国传播学者在上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总结。”诚然，这些研究成果是在前期引介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深度不够，甚至显得稚嫩，但研究的视角却已不乏新意。与其说这期间的著述是前期研究成果的总结，毋宁说是在大众传播业进入反思期时，研究者们丢弃了起初引介传播学时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绪，开始潜心于从各个角度对传播学理论进行探讨的有益尝试。

传播学应用研究虽然也曾陷入低潮，但1990年亚运会广播电视宣传效果的成功调查不仅获得了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受众心态的实证资料，还激活了一度沉寂的受众调查活动；由于在调研过程中第一次采用高级的数理统计方法和国际上通用的“社会科学用的统计软件”（SPSS）来处理分析新闻传播中的数据资料，把我国的受众研究推进到一个科学化的阶段；尤其是中国传媒大学柯惠新教授利用结构方程式模型进行的“亚运会广播电视效果的定量模型研究”，被认为是国内传播研究方法的新突破，填补了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总之，1989～1990年无论是传播学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曾一度陷入了低潮，但随着1991～1992年间研究活动的展开，传播学逐渐在探索中走出了低谷。

（四）传播学研究对本土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关注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再一次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契机，传播学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

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关“传播学本土化”的话题开始浮出水面。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对传播学引进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指出传播学研究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会议就如何使传播学本土化提出了四条齐头并进的研究途径，并提出必须注意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引进西方传播学与自主研究相结合。1993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之后，海峡两岸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研究课题组”，旨在从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研究，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华夏传播论》一书于1997年出版。该书总结了中国传播文化的若干特性，如“家国同构”的一元性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传播体制的一元格局，“仁礼”并重的伦理道德决定了中国传播活动的“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等。虽然该书在理论上也是有不尽完善之处，但在传播学本土化方面进行了难能可贵的初步探索。当然，在这一阶段，针对“传播学本土化”这一命题也曾引起过诸多的争议。有人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传播学被冠以“中国的传播学”，违背科学规律的本质；也有人认为西方传播学还没有吃透，却急于“本土化”，实质上是个“情绪性的提法。”

应用研究方面，此时的研究开始由关注宏观新闻体制转移到媒介的实务操作上来。比如从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在推动媒介实践进展时做的两类调查来看，一类是区域媒介市场调查，可以看作是区域性的基础调查。如两次北京报业市场调查，调查结果不仅对报业市场，而且对整个媒介体系都具有指导意义；另一类调查是开发性调查，也叫预测性调查，例如《我国城市居民早间生活形态和电视收视意愿的调查》，通过对城市居民生活形态和生活规律的把握，为媒体开发节目量体裁衣、度身定制；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在此期间介入《北京青年报》、《中国经营报》、《精品购物指南》等报纸以及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等媒介的调查策划。这期间中宣部的课题也带有明显的实用目的。比如1995年的课题“关于中国报业总量、效益、结构研究”，主要是为中国报业“治散、治乱”的整顿服务。因此，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部门在传播学应用研究中越来越注重与媒介实践的互动。

（五）传播学研究逐步走向兴盛

1997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原来的新闻学科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很快开始招收传播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传播学科地位的确立，使传播学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阶段。

除了基本理论的进一步引介和梳理工作外，这一时期在网络媒体研究、传媒经济研究、舆论监督研究等几个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

第一是，网络传媒研究提上日程。随着网络传播逐渐在中国普及，新闻传播学界以新闻的敏感性迅速抓住了这个研究话题：1998年出版第一本专著，2001年出版第一套教材。随后的几年内，又出现较多的关于新传媒的论著和成套教材。这一研究除了研究者具有较敏锐的学术眼光外，与网络传播市场化有一定关系。而这种知识的普及需要不断地研究，提出新问题和新视角。当然，匆忙之下研究成果的水分及与商业行为结合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讳言的。

其次，国内传媒大整合的需要促进了传媒经营、媒介经济方面的研究。已经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论文涉及到了从传媒集团化到媒介的资本运作，从新闻资源到市场细分，从宏观到微观的众多问题。但由于多数研究者知识范围的限制，有见地的成果并不多，大多停留在现象描述、经验总结的层面。

另外，舆论学的研究得以深入。“舆论监督”从政策概念、经验交流的层面逐步走入学术研究的视野。陈力丹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和刘建明的《舆论传播》是这一领域两本比较有见解的著作。同时，有关舆论监督和舆论学的专题研讨会开始把舆论学的研究与社会学、政治学、公民权利、新闻伦理、新闻法治等问题的探讨结合起来。

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气候，出现了这方面的学科带头人和一批论著，与批判学派相联系的符号学、舆论学也有所进展，使得传播学研究在经验主义、人文传统两大系统，以及保守、批判两大倾向之间，得到一种学术的平衡。^[1]

随着传播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各新闻院系在传播学学科建设上的投入力度加大，传播学研究开始出现规模化的成果。中国传播学界曾几度计划联袂翻译西方传播学系列经典著作，因经费和研究力量分散等原因而搁浅。这一计划终于在2000年1月由中国传媒大学和华夏出版社付诸实施，合力推出了《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12本教材都是当时国外传播学教材的新近版本。此后，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增加和国内学术界与出版界的大力合作，多套传播学译丛已经出版发行。这些新出版的传播学译著，前期以较新的外国教材为主，还有一些与传播学相关的边缘性研究专著，例如大众文化、传媒形态、传播科技方面的；后期以传播学经典著作为主，对于开拓研究者的研究、提高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其中主要包括华夏出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传播学书系》、《国际关系学书系》、新华出版社的《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文化传播译丛》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先后出版了英文版传播学经典著作的影印版。

几次传播学研讨会也达到了较高水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播学研究的兴盛状况。

1998年9月，“中国市场调查业现状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市场调查业在我国诞生十多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盛会，共有150家单位近300人参会。会议内容涉及到行业发展状况探讨、专业调查研究技术交流以及客户需求特征等方面。这次大会被认为是中国调查业的一次历史性会议，是中国调查业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1999年11月7日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以“面向21世纪的信息与传播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以及英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的新闻传播学者共7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按照规范的国际会议操作方式进行，内容广泛涉及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媒介技术研究、中国媒介改革进程研究等各个方面。这次跨世纪的传播学研讨会在组织方式、理论话语、关注焦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体现出一些特点和进步。

2001年10月18日，第七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内地知名大学及国家级研究机构和香港、新加坡等地60多所院校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会的主题是：“新世纪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创新和发展”。研讨范围包括传播与全球化、WTO与中国传媒、外国传媒与政府如何应对WTO、网络传播与人际传播、网络传播与组织传播、新世纪的传播学理论、传播学基础概念的界定与创新、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大趋势以及其他相关主题。

中断多年的全国受众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9月22～23日在河北大学召开了第三届会议。此前两届分别是在1986年和1992年。本次研讨会回顾了20年来受众研究的历程，分析了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关于大众传媒的受众调查和受众理论问题。会议认为精确化、理论化和本土化应当成为我国受众研究和受众调查的努力方向，还对各种具体的受众调查方法（尤其是关于电视观众的调查方法）进行了专业性的交流。

其他重要的学术研讨会，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的“中国传播论坛”、复旦大学的“中国传播学论坛”。这两个论坛的主办方分别是教育部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这一南一北两个高校学术界主办的年会性质的学术研讨会，尽管都才刚刚举办两届，却已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另外，新闻传播学界的另一家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也举办了年会性质的学术论坛。

世纪之交的到来也刺激了对100年来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其中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其中水平较高的一套丛书。本套丛书由两岸三地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历经三年多时间写作完成，展示了100年来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勾画了学术发展的基本轮廓，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着重要意义。这套丛书包括以下七本：《理论新闻学卷》、《新闻史学卷》、《应用新闻学卷》、《传播学卷》、《宣传学和舆论学卷》、《广告与公共关系卷》、《港台新闻学与传播学卷》。

传播学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长使得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逐步拉开了距离，过去人们的注意力除了政治没有其他，现在政治家、新闻传播学者、传媒的具体主办者各自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他们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但已经能够大体分清各自的领域。新闻传播学学科研究的广度明显加大，并开始向研究的纵深发展。

根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尤其是台湾和香港的经验，传播学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大概会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引进和推广；批判性地消化吸收；建立自己的特色和体系，融入国际。目前中国内地的传播学大致处在第一阶段的末期和第二阶段的初期。随着大量西方传播学主要文献的翻译和推广，大批本土研究生的培养成熟，广泛的国际交流，中国内地的传播学研究会很快地全面进入第二阶段。如何向第三阶段即建立自己的特色和体系努力或者说做好准备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考量，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具有创见性的研究著作非常缺乏。

国内的传播学研究除了及时跟进国际最新的研究成果外，也开始讨论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出版了一批这方面的论著。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但一些标榜“创新”的成果其实并无多少新意。这里的原因有二：一是新闻传播学的“学统”尚不健全，一些基本的规范还有待确立，一些起码的规则还有待遵循。二是新闻传播学与新闻传播界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与实践相关的问题研究比较“火热”，而在对客观现实的系统化表述与本质性揭示的基础理论方面显得薄弱。新闻传播学属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科学，自身又具有突出的实践性，轻略其“实践”诉求而一味执于形而上的学术使命，终将使新闻传播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作为一门学科，而且是显学，新闻传播学又确实不能仅仅满足于应对当下此刻的实际问题，将“学术研究”一味锁定在“对策研究”或“政策研究”的层面。如何把握研究的两种基本取向——“实践派”与“学院派”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实践派”延续经世致用的务实传统，倡言学术的实用价值，力主理论联系实际；“学院派”秉承学术的求真意志，高张学术的自身价值，认为“凯撒的事情归凯撒（实践），上帝的事情归上帝（理论）”。其实，这两种取向都有偏颇之处，执于一端都有碍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恰当的选择首先应该承认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同时需要明确实践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实务性或操作性。^[2]

大众传播研究一直是我们的重点，但有关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涉及者很少。虽然有了上述的一些变化，但是研究格局的并无多大改观。这使得大众传播之外的人类传播现象流落于研究者视野之外，同时也使得大众传播研究缺少其他传播关系的依托、比较而难以深入。同时大众传播的伦理研究、儿童研究、发展研究、文化研究都还没有列入重要研究范畴。这种情况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国内传播学界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存在着困难，在一些学术色彩浓厚的学科基础理论领域，本来应该有较多的共通语言，但由于我们缺乏深厚的研究积淀和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只能停留在介绍情况的层次，难以形成对话局面。据陈力丹教授的总结，近年传播学界涉及的话题在逐步扩展之中，较集中的有：符号学与新闻叙事、阐释学与传播学、麦克卢汉传播理论、传播学批判学派、传播学研究方法、大众传播与流行文化、大众传播与性别社会、信息全球化与国家发展、混合媒介时代的传播、传播的本质、议程设置、议题融合、传媒生态、跨文化传播、性别与传播、健康传播、媒介批评、大众传播第三人效果、泛传播观念、媒介权力、广告与流行、普世伦理的广告心态、形象与传播、知识沟、社会变迁中的受众、舆论形成等等。但要达到与国际同行对等交流，甚至产生领先理论的程度显然还任重道远。

主要参考文献：

1.袁军、龙耘、韩运荣主编：《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2.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3.袁军、韩运荣：《西方传播学引入中国内地的历程及其启示》，《面向21世纪的传播学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4.徐耀魁：《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得与失》，《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5.陈力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

6.孙旭培：《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提交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见于http://www.sdcatv.com.cn/news/news0000008088_21_2001－8－24.htm

【注释】

[1]陈力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

[2]李彬：《新闻传播学理论三题》，www.CDDC.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