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香港与台湾的传媒教育
段 鹏
编者按:平心而论,港台的传媒教育相对于内地的传媒教育并无特别的优势可言。然而,不同的历史背景、地缘特征和关照视角使得港台的传媒教育呈现出许多鲜明的特点,恰好可以与内地的传媒教育相互补充、借鉴。再者,港台近两年来经济持续不景气,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拓展传媒教育新的生存空间,成为不少港台教育界有识之士最为关注的问题。在他们和业界共同的推动下,港台传媒教育的发展趋势也分别有了新的变化。作者借2002年三次访港之机专程拜访了香港中文大学、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树仁学院,详细了解了他们开始传媒教育以来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规划,又通过2004年初在台湾世新大学作短期交换学者之际,顺道走访了台湾几所设有新闻传播专业的高等院校,整理出这篇小文,期望能够对中国内地的传媒教育发展有所启发。
香港传媒教育的特点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研,我个人认为,香港传媒教育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发展历史较短
香港各大院校开设新闻传播类院系时间普遍不长。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始创于1965年,于1977年开设硕士课程,90年代开设博士课程,被称为香港传播教育与研究的先驱;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成立于1991年,隶属于传理学院,其前身为1968年创建的传理学院的同名核心专业,以培养香港本地优秀传媒从业人员为宗旨,主要为本科学生;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The School of Creative Media)成立于1998年,致力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结合数字技术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现有本科课程和硕士课程;香港树仁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隶属于文学院,虽然开设新闻传播类课程较早,但作为香港为数不多的私立高等学府,直至2001年9月方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批准开办新闻荣誉学士学位课程,在此之前,树仁学院一直采取与国内外其他学校联办的形式来开设新闻传播类本科及硕士课程。
2.总体规模不大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近两年本科生招生人数已扩大到每年70人以上,其中还有4人/年可以在毕业后直接申请攻读本校的硕士课程。目前,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读的本科生约240人,研究生约160人,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现每年招收约50名本科学生,并基本保持稳定状态,其中中文新闻25名,英文新闻和广播电视新闻各15名,全部在读学生不足200人。
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由于开办时间不长(1998年开办),虽然招收创意媒体本科四个专业的学生和艺术硕士,但目前在读学生数量也只有100人左右。
香港树仁学院第一届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承认的新闻本科生要到2005年才能毕业,目前该校新闻学共有学生480人(主要为专科生),但专任教师只有10人,师生配比存在着一定困难。
3.师资外聘机制
由于香港本地传媒教育起步较晚,总体规模不大,办学思路开放,面向传媒实践领域,加之香港专任教师待遇较高(文科教授年薪在130万~180万港币之间,还不包括其他福利待遇),高等院校不可能向所有授课教师提供如此庞大的资金支持,所以师资外聘机制在香港各大院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十分普遍。一般都可以达到专任教师和外聘教师(主要是媒介资深从业人员)各占50%的比例。而这种师资外聘机制显然非常适合香港传媒教育的发展,使得学界与业界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之中。
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现共有专任教师13名,而兼职教师人数则达到20名以上。兼职教师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新闻传播业界,大约每周为学生授课3节左右,分别承担1~2门课程,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信报》总编辑陈景祥、《明报》主笔刘进图、《香港经济日报》社长麦华章及副总编辑曾仲荣、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台长杨吉玺、纵横财经公关公司董事总经理曾立基、香港商业电台主持人梁志健、专栏作家冯礼慈等。他们可以及时将业内最新的知识及经验传授给学生,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该院课程设置的选择空间。
再以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为例,该系只有专任教师9人,其中只有教授1人,而兼职教师人数也在10人以上,同样大多是传媒的资深从业人员。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现有专任教师20名,师生比已经达到1:5的程度,但仍然开设大量兼职教师主讲的课程,如电影特技制作、动画脚本创作、音乐编辑等诸多课程都是由业内资深专才来担纲主讲,甚至连教材编写和教学大纲、进度等问题也一概交由兼职教师自行办理,可谓信任颇深。香港树仁学院新闻系则只有10位专任教师,全系却有480名学生,专任教师与学生比达到1:48,显然无法满足课程设置的需要。所以该系广泛延请内地各名校教师来港讲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教学研究机构的学者均在受邀之列,他们为香港树仁学院新闻系开设了不少颇受学生欢迎的课程。
4.专业设置齐全
香港大专院校中的新闻传播院系显然总体规模不大,但在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方面却从未偷工减料,相反却力求完善。有时甚至可以构建只为一个专业方向(每年招生5人)服务的多媒体实验室。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设有五个专业方向,包括新闻编采、广播电视、广告与公关、多媒体与电讯及传播研究。每年招收本科学生60~70名(平均每个专业有学生10~15名)。学院目前拥有报刊编采室、广播录音师、电影录影厂,特别效果室以及影像编辑室等。同时,该院拥有80台工作站的电脑室和桌上排版室,供学生作中英文排版、资料统计分析、电脑写作、电话调查和日常上网学习之用。学生在上课时还可以使用该院的多媒体制作实验室,接受多媒体制作及设计训练。可以使用该院的专业摄影暗房和各类摄影、摄像设备,用来处理各类黑白和彩色照片、数码照片和电影胶片。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着重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表达能力,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致力于训练学生成为具有专业操守和使命感的专材。这一点在该院五个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也可略窥门径。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课程设置
(注:学生可按个人兴趣选择上述1~2个专业,也可自由选修跨专业课程)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目前每年招收50名本科学生,其中中文新闻20名,英文新闻和广播电视新闻各15名。由于实习时间较长,在读生人数并不多,但该系拥有自己的电脑机房、图像处理机、印刷机、制版机、图片制作仪器,还拥有编辑、配音的设备以及广播电视制作室、摄影师和冲印暗房等丰富的设施。该系课程设置既配合全面的文科教育,同时也侧重对学生新闻素质的培养。目前实行100~101学分毕业制,课程大略设置如下:
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现开设电脑动画、流动影像、概念艺术、互动媒体等四个本科专业和艺术硕士课程,学生总人数在100人左右。学院设有艺术设计实验室、电脑设计机房、编辑实验室、视觉影像实验室、动画实验室、数字图像工作坊、广播试验室、电视实验室、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中心和暗房等。由于该院建立时间不长,设备和配置也比较尖端和前沿,具有“后发优势”。同时该院学生人数不多,教师、教学设备与学生的比例就显得极其宽裕,更有利于学生较为自由的选修各类课程。
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的课程设置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一是在校期间所有课程结业后只需完成个人作品而无需考试,最后成绩完全视个人作品优劣定夺;二是每一门课程学时数在40课时左右,而其中有划分为授课、联系、展示、讨论四个环节,授课时数往往在10课时左右;三是先设定学习目的,然后再层层递进、由浅及深地套上各类课程的设置,课程之间的线索关系至为明显。如为培养学生的新媒体写作技能,在一年级开设基础写作、创意写作(辅之以古代文学、中国文学等课程),二年级开设大众传播写作(辅之以3D游戏编程、互动电子技术等课程),三年级开设互动剧本写作和电影剧本写作(辅之以基础剪辑、传统影像基础等课程)。创意媒体学院的具体课程包括以下十个主要部分:
1)创意写作和新媒体写作
2)艺术理论和艺术表现(包括艺术史、艺术设计基本原则、新媒体技术等)
3)文化和社会研究
4)电视创作(包括脚本写作、编辑、导演、灯光、布景设计等)
5)2D和3D动画
6)摄影与摄像(包括暗房技术、风格摄影、后期加工与处理等)
7)计算机图像技术
8)媒介表现(包括跨媒体整合、媒体创意与表现等)
9)新媒体商务(包括管理新媒体的策略与方法、跨文化传播与销售以及媒介预算等)
10)传媒法律法规
香港树仁学院新闻系学生人数多达480人,但专任教师只有10人。该系学生入学后并不立即划分专业,而是在三年级以上分为新闻班和公共广告班。在课程设置方面由于该系不少兼职教师都是内地高校传媒研究人士,所以该系在安排专业和课程方面更接近于我国内地高校相关院系的体制。在教学设备方面,该系也已建立起包括报纸排版中心、广播实验室、电视编辑机房、小型演播厅及暗房等一系列实验场所。
5.国际教育视角
香港传媒教育与内地比较而言最为显著的特点当属国际化的教育视角,这主要体现在师资聘请、学者访问、学生交流和英文课程等几个方面。
以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例,该院的硕士课程即由“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博士于1948年创办。目前该院13位专职教师中,100%有海外(主要是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其中更有两位专职副教授就是美国人。该院的学者访问计划已纳入正轨,每年均有2位教师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和台湾政大进行为期1年的讲学,每年还有3位教师赴内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进行为期1个月的讲学,同时教师经常还会在需要时自己联系其他交流讲学活动,所以整个学院内经常能够听到境外和内地传媒研究最鲜活的内容。学生的交流在中文大学也非常普遍,新闻与传播学院提出“无国界学生”的口号,指该院学生可以参加海内外大学的交换生计划,到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及日本等地的大学当交换生,以拓宽视野。除交换生计划外,该院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和台湾政大还有学生固定交流计划,每年将有3名学生到这两所大学就读1年。此外还有机会参加“假期计划”,利用假期到内地学习普通话和中国文化,或到海外进修。这样,该院的师生可以长期处在一种开放的教学环境中,以国际视角来观察学界、业界动态,可谓受益良多。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在国际教育视角方面也颇有心得。该系的授课语言大部分为英文,所以要求学生必须具备相当良好的英语听说能力方可申请入学。在浸大新闻系的9位全职教授中,绝大部分都拥有海外学习背景。在该系开设的专业方向中,英文新闻已成为名牌专业,在香港当地颇具知名度和影响力。浸大新闻系的师生赴海外讲学、游学、交流的机会亦非常之多,该系对教授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也有较高的量化要求。
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更是国际教育视角关照下的产物。该院院长为美国教育界知名专家,是数年前在全球范围内多次筛选后确定的。该院大部分任课教师都是通过这种全球聘任制度确定的。由于该院“白手起家”,为世界第一个名为“创意媒体”的学院,所以大部分课程都是从无到有,逐步建设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世界各地的“创意媒体”爱好者,包括电脑专家、动画专家、著名导演、摄像师和大学老师纷纷聚集在城大创意媒体学院,使得该院的国际化程度大为提高,同时师生赴海外交流、交换计划也变得十分简易可行。
香港树仁学院虽然经费有限,但也在向国际化方面不断努力。该校已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内地多所大学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培养近10个专业的本科学生和硕士生,其中新闻系主要与内地的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等学校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同时,该校新闻系聘请的系主任和其他几位教授均来自中国内地的新闻机构或高等院校,这也显示出该校在港的独特地位和办学思路。
6.重视校内校外实践
香港各大专院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大多格外重视学生在校内外的实习环节。在校内实习方面,几乎各大新闻传播院系都办有自己的报纸、刊物,都拥有相当齐全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设备。如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大学线月刊》和《Varcity》分别是学生主办的中、英文实习刊物,所有主修生均需实习刊物的工作。在导师带领下,学生全面负责采访和编辑。这两份杂志每月分别发行一万册,分派给香港各大专院校、中学、公立图书馆、新闻传播界及社会领袖、贤达等。同时该院设有网上电台,为修读广播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学生可以在导师的指导下制作广播电视节目通过上网播放。主修广告与公关专业的学生则可以通过完全由学生主管的“信雅达广告社”,学习管理广告公司的运作和接触广告客户。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学生自办了两份报纸:英文报《The Young Reporter》和中文报《新报人》,这两份报纸是香港学生实验报刊中历史最长并从未间断出版的报纸。
浸大新闻系的学生在二年级后就必须参加校内自办实验报纸或从事实验广播电视的实践活动,而该系的“学生工作坊”则由学生自行管理运作,完全可以安排学生的各类型、各方面的校内实习工作。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的校内实践活动同样做得有声有色。由于该学院经费充足,设施齐全,所以一系列的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实践均可顺利展开。兼之该学院所有专业课程均毋需考试结业,而以专业课作品形式予以评分,故而一部分校内实践均可以在课堂上进行。香港树仁学院新闻系同样办有自己的报纸和杂志,也拥有自己的广播录音设备和电视演播厅,并全面向学生开放以促成他们的校内实践计划。
在校外实习方面,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般会在学生毕业前一年由学院统一安排实习计划,包括在香港或国外的传媒机构体验前沿的传播专业工作。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学生的校外实习一般安排在第二学年结束后到香港本地各大媒介参与一线新闻工作。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和香港树仁学院新闻系的学生校外实习都是安排在第二学期结束以后,不同的是前者主要在影视动画媒介实习而后者实习(包括未来就业)的范围更为广泛。
香港传媒教育发展趋势分析
通过对香港传媒教育现状的考察和特点的梳理,在结合香港当前的政治、经济整体环境以及国际传媒教育的新特点,我们不难发现香港传媒教育的未来发展体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趋势:
1.原有格局层次基本清晰,仍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
长期以来,香港高等教育界已经通过各项量化指标的评估形成了一定的教学格局。例如2003年9月香港《东方日报》的报道中就认为: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为“第一集团”;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为“第二集团”;而香港树仁学院则未被纳入大专院校评估体系。就香港传媒教育的格局而言,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无疑是“第一集团”的代表,而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和城大创意媒体学员仍将占据“第二集团”的位置,香港树仁学院由于是私立院校,面临着经费和各项条件的困难,只能从“第三集团”奋起直追。由于新闻传播教育的水平是直接与相关院系的历史、背景、师资、生源、设备等各项长期指标相联系,所以在短期内完全改变现有香港传媒教育格局并不现实。
2.私立大学崛起,竞争更趋激烈。
虽然香港传媒教育的现有格局不易打破,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以树仁学院为代表的一批私立院校在多方拓展渠道发展自身,使得未来香港的传媒教育竞争更趋激烈。
香港树仁学院的发展尤以近几年被视为“神速”。1995年11月,该校自筹巨资劈石开山施工建成的19层高的图书馆综合大楼投入使用;自1998年以来,该校主办的各类国际研讨会也颇有影响;2001年5月,树仁学院终于获得香港特区教育统筹局的许可,准其于2001年9月起开办包括新闻与传播专业在内的四个专业学士学位课程,同时获香港特区政府拨赠“官地一幅”,将兴建23层高的学生宿舍楼。正如当时的特区政府发言人所说:“容许香港树仁学院颁授学位,标志着本港向发展私立大学迈出重要一步。”
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与发展
台湾的新闻传播教育曾长期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国民党迁台初期,原民国政府时期的新闻教育并未立即恢复。只有在1950年开办过一些与新闻相关的课程,为它的宣传系统培养干部。台湾“编辑协会”曾在1953年力促台湾大学开办新闻系,然而台大自认“以哈佛为师”,以“新闻无学”为由拒绝兴办。翌年,政治大学复办新闻研究所,并在一年后恢复大学本科。台湾的传播学教育则肇自1963年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的学生朱谦博士开始执教于政大新闻研究所,并着手进行“电视与儿童”的研究。这在台湾可谓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范例,稍晚由政大杨孝荣所著的大专教材《传播统计学》亦成为台湾传播教育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传播教育的领域逐渐开阔起来,大略涉及政治传播、宣传、教育传播、健康传播、受众研究等诸多领域,其间有影响力的经典传播学教材亦不断涌现,如徐佳士教授的《大众传播理论》、阎沁恒教授的《大众传播研究方法》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降,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台湾内部的变化,“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依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陆续引进于政治学、哲学与社会学等领域,”[1]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在内的大量传播批判理论终于也渐次进入了台湾的传播教育体系当中。
20世纪90年代是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发展最为蓬勃的时期。自从国民党在80年代末解除戒严与开放报禁之后,台湾新闻媒介数量激增,传播业走向多元,对新闻人才需求殷切,新闻传播教育得以蓬勃发展。台湾同时鼓励私立大学的建设,过去20年许多新大学陆续创立,它们和原有的大学在90年代以后纷纷建立新闻传播院系。到2001年底,台湾共有24校70个传播相关系所(公立26个,私立44个),其中大学部40个,硕士班28个,博士班2个。台湾地区较有影响的设有新闻传播系所的大学主要有政治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2]、台湾艺术学院、辅仁大学、世新大学、中原大学、淡江大学、文化大学、大叶大学、元智大学、铭传大学、实践大学、长荣大学、南华大学、玄奘大学等十余家[3],而上述排名也基本依据了各校每年最低录取分数线由高至低的顺序,其中前四所高校为“国立”,其余高校基本为私立。可以说,在数量如此众多的高等院校争办新闻传播专业系所的背景支撑下,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教育的确显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
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与特点
1.自由主义理念渗入台湾新闻传播教育
台湾地区的新闻教育原本是继承了1949年前国民党政府时代的传统,既标榜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又在实际上受到国民党的严厉干预。而这种来自于国民党的控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放报禁和党禁后才获得真正的松绑。但就算是在报禁时代,贯穿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仍是自由主义理念。因此在认知方面,新闻自由和专业性是大多数新闻传播学者和从业人员追求的理念。一方面,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曾为台湾新闻工作者在摆脱国民党控制的过程中提供了道德上的信念和意识形态的依据,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自由主义泛滥、学术素养下降、教育质量滑坡、媒介产品低俗等诸多颇为严重的问题,这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将加以详细阐述。
2.以美国经验主义为宗,批判学派所占比重不大
台湾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师大多在美国接受研究所教育,持有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的亦不在少数,所以台湾的新闻传播教育从课程到方向皆深受美国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影响,欧洲批判学派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一般说来,台湾的新闻传播教育课程分为三大类别:一是人文通识课程;二是传播学的理论课程;三是专业实务课程。台湾新闻传播的课程发展经历和美国极为相似,也是由报学开始扩及传播学、多媒体课程以及学术研究课程。无论是教学或研究,台湾传播学界都愈来愈强调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剖析新闻、传播行为与现象。同样与美国相似的是,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建立的系所多以“新闻”、“大众传播”命名,而后则更多见以“传播科技”、“传播管理”、“视觉传播”等为名,这一方面反映出科技的冲击和业界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更提供了台湾新闻传播学界以美国为宗的佐证。
3.各新闻传播相关大专院校的专业与课程设置异彩纷呈
台湾设有新闻传播学科专业的大专院校数量众多,即使是在他们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些相关院校中,我们也很少能看到相同的专业与课程设置。
仅以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与私立世新大学、文化大学的新闻系课程设置差异做一比较:
通过上述表格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名称相同的新闻系设置在不同的台湾大专院校中,其课程安排也会有较大的差异。其中政治大学新闻系专业必修与选修科目均为最多;世新大学新闻系必修科目较多,选修科目较少;文化大学新闻系必修科目较少,选修科目较多,两校学分要求均较之政治大学为低。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政治大学新闻系的课程相对较为深入,涵盖面比较广泛;世新大学新闻系的课程更注重实际操作领域;而文化大学新闻系的课程则多与文化、语言、修辞等相关性较强。当然,同样一门课程在各大专院校的新闻系中也可能被冠以不同的名称,有时甚至让学生无所适从。
4.加强专业技能培养、配合业界要求成为新闻传播教育界主流
近年来,由于社会、科技及学科的不断变化,台湾教育界也在不断思索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方向。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在校所学脱离现实。如何配合业界要求成为相当迫切的问题。在这种趋势的带动下,许多新闻传播院系纷纷设置了更新的专业、课程及实习机构,以适应业界的需求。如政治大学新闻系建成了编采自动化实验室、《大学报》编辑室、广电制作中心、政大之声广播台、广告摄影棚等一系列机构;世新大学新闻系则拥有制版、电子分色、电脑排版、印刷机械等一系列先进的实验室,并办有《小世界周报》、《立报》、《破报》等众多媒介实体。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业界对新闻传播教育的压力。同时,台湾教育界对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培养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适应业界的需求提出了意见。有部分学者认为,原有以媒介性质区分的课程已不能适用于媒介整合的资讯时代,应该加强通识教育,启发学生独立发展能力;也有学者认为解决之道时向学生提供“问题导向”和“情境应变”的知识,进而训练他们分析环境和探索问题的能力。[4]
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中的困扰与问题
台湾的新闻传播教育外表看似蓬勃火热,不失一派繁荣景象,然而经过深入实地的考察研究我们不难看出它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困扰与问题。
1.台湾“教育部”抓大放小,“马太效应”延缓新闻传播教育发展步伐。
2003年秋,台湾“教育部”提出“用500亿台币在5年内打造10个重点系或研究中心排名亚洲第一名,10年内至少一所大学居世界排名前100名”[5]的口号,引起教育界的强烈反弹。许多私立大学和弱势学科很难分到这只500亿的蛋糕。据传台湾“教育部”现已锁定了7所“国立大学”的相关重点院系,而众多的私立大学和相对弱势的新闻传播院系则很有可能空手而归。在我看来,台湾“教育部”这种抓大放小,试图“集中优势力量进行突破”的做法并无益于台湾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这种使“强校更强、强势学科更强”的拔苗助长式扶持,可能会使强校、强势学科与弱校、弱势学科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人为造成的不平等竞争环境将使“马太效应”逐渐显现出来,这势必将极大地挫伤弱校、弱势学科努力向上的雄心,而新闻传播学科由于历史短、底子薄,在此次台湾“教育部”政策出台以后,可能受影响和冲击的程度颇深。
2.台湾私立大学新闻传播学科连年扩招,导致在读学生素质下降,水平良莠不齐。
经过了解我们发现,台湾的私立高校普遍经济负担沉重,立足点与“国立”大学相距甚远。“国立”大学一般享有高额政府补助,又可以很容易地申请到各类科研项目;而私立大学平时很少能够得到“政府”的补助,即使提出可以提升研究水准的计划预算,也不容易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在这种背景下,台湾的私立大学纷纷通过大力扩招的办法,用学费来支持教学、研究花销。其中,由于台湾的私立新闻传播院系多达近50家,而适龄生源则人数有限,可想而知“拉生源、求生存”的竞争之激烈。几年以来,台湾某些强大的私立新闻传播院系学生人数扩充了几倍,收入也随之增加。但录取分数直线下降,学生总体素质下滑,水平良莠不齐也成为颇令这些私立大学头痛的问题。
3.台湾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未来目标与现实严重脱节,狭小的本土市场难以找到施展的空间。
据台湾《广告杂志》的一项调查显示,台湾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毕业后最想进入的十大热门公司排名如下:TVBS、台视、奥美广告、《中国时报》、《联合报》、超视、中视、华视、智威汤逊广告、民间全民电视。而选择进入企业的原因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薪资福利好、企业形象佳、企业有发展潜力。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最希望从事的职务更是大部分均集中在企划、记者、编辑三类。[6]
台湾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们对未来的憧憬自然无可厚非,然而实际上台湾岛狭小的本土市场使得他们的选择范围极其有限,更何况每年如此众多(逐年递增趋势亦十分明显)的毕业生就职意向都集中于为数不多的几家媒介机构,这样的理想又怎能容易实现呢?事实上,台湾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未来目标与现实存在着较大的落差,当地狭小的媒介市场使他们很难找到施展的空间。
4.台湾经济连年下滑,私立大学收费偏高,学生多数打工还贷,未来更堪忧虑。
近几年来,台湾经济不景,失业人口逐年上升,城乡人均收入水平亦有所下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台湾的私立大学收费反而有所上涨,私立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的学费大多竟已达到每学年12万新台币(约为3万人民币),这是“国立”大学相近专业学费的10倍!在这种经济压力之下,台湾私立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学生中打工挣学费、还贷款的约占学生总数的50%。一时之间,便利店、快餐店、酒吧等场所均大量充斥着在读的学生。由于主要精力用于打工,上课迟到、早退、缺勤的比率相当惊人,更遑论课外时间对专业的研习。同时,台湾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打工95%以上均与其所学专业无关,很多学生为债务所困,埋首挣钱,只求毕业时能得一证书足矣。这种现象以及其对今后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影响我们经常能在台湾电视和报纸上看到。
5.台湾主流媒介“妖魔化”中国内地,两岸交流了解严重缺乏,台湾当局的“自说自话”也影响了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视野的拓宽。
在台湾岛内,虽然“台独”的声音尚不是绝对主流,但几乎所有的媒介对中国内地的报道都是敌视、对抗、诋毁和攻击性的。看到正面报道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如《大陆女偷渡卖淫》、《大陆男假结婚真打工》、《大陆春运光怪陆离》、《大陆剧毒狗肉流入市场》、《大陆SARS处理不当》、《大陆小题大做下架“原产国”台湾咖啡》、《大陆何处不曰利?》、《投资大陆台商受害多》等等(政治方面的攻击更是不胜枚举)。台湾的电视、广播、报纸在几乎所有涉及中国内地的报道中,似乎已经预先设定了角度和方向,肆意对中国内地进行“妖魔化”。由于两岸交流了解的严重缺乏,处于这样的信息环境包围之中,台湾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视野很难拓宽,对中国内地更是知之甚少,并认定它还是几十年前那个贫穷、落后、封闭的国度,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内地实际上才使这些台湾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广阔施展空间。
平心而论,台湾的新闻传播教育虽然存在着不少矛盾与问题,但它毕竟发展的历史更长,发展中的成绩、经验甚至是走过的弯路都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注释】
[1]冯建三:《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台)《新闻学研究》,第75期,第106页,2003年4月。
[2]注:台湾大学于1991年改变原议,开始依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模式创办新闻硕士课程。
[3](台)滚石文化编辑部:《我要念大传》,第206页,1997年7月。
[4]祝建华等:《新闻传播教育对新闻人员的影响: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比较研究》,(台)《传播研究集刊》,第八集,第10页,2003年。
[5]《教部即兴演出500亿,私校渴望分杯羹》,台湾《立报》,2003年11月29日。
[6](台)《广告杂志》,第73期,19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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