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求政治大国的日本

第三节　谋求政治大国的日本

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冷战结束后,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的状态,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严重；政治进入转折期,政坛重组、内阁更替频繁,右倾化突出；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限制因素颇多,充满了不确定性。在经过多年犹豫不决之后,世纪之交,日本加快了各方面改革和调整,政治、经济出现了稳定发展的迹象。经济大国日本如何在新世纪发挥出政治大国作用,不仅是日本国民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也引起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重视。

“政治大国”战略的提出

战后初期,日本走的是一条先富国后强兵的路线。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发展为经济大国,基本实现了富国目标,其国内谋求政治大国的声音出现了。但受冷战体制、战败国体制和1955年体制的多重制约,日本政府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提出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

最先提出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83年7月14日,中曾根在政策演讲中称：今后日本作为国际国家应同经济力量相称地在政治方面也积极发言,并履行义务；十几天后他在家乡群马县的演讲中又说：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同年10月,日本政府发表《外交蓝皮书》指出：“必须把积极发挥日本迄今以经济为中心的作用,扩大到政治方面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各种国内外因素进一步刺激日本加快谋求“政治大国”、“国际国家”的努力。

海湾战争中,日本政府因受国内宪法限制和革新势力的反对未能派兵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但被迫向多国部队提供了130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巨额援助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海湾战争结束后,在中东地区的民意调查中,为多国部队花了巨资的日本却在“受欢迎的国家”中榜上无名。这份民意调查被日本新闻媒体广为宣传,为右翼及主张修宪者经常引用。此后,如何确定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位置就成了日本政坛斗争的焦点之一。

同为战败国的德国在1990年10月开始打破冷战体制和战败国体制的约束走向统一,并借北约职能的转变和东扩的历史机遇,摆脱国内法律的制约,实现了海外派兵和参与国际维和的合法化。德国统一后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上升,这对同为战败国的日本刺激很大。

苏联的解体被日本政界、财界人士视为国际政治权力和财富重新分配的开始,他们担心没有政治大国地位的日本将在国际政治权力的大国争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难以在新的世界格局和秩序中发挥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一致的主导作用。因此,他们要求日本摆脱国内体制和法律的限制,迅速成为政治大国。

世界格局变化时期正是日本经济实力最强、泡沫经济最繁荣的时期,日本国民的“大国意识”、“强国意识”极度膨胀,对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和日本所处的国际地位不满,要求以经济力量为后盾,抓住冷战结束的历史机遇,获得日本应有的世界政治大国、军事强国地位。

随着美国对日本施加越来越强大的压力,要求日本在经济贸易上让步,在国际上承担对日本来说没有明显好处的所谓责任,日本国民的反感情绪上升,促使日本决策层加快推进政治大国战略。

“政治大国”战略的推进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外务省高官栗山尚一多次撰文,强调日本必须调整外交政策,摆脱以往的“中小国家外交”,向“大国外交”过渡。1990年1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致函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应以美国、日本、欧洲三极协调建立国际新秩序,日本应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更大作用”。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连续出版《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是可以说“不”》等著作,呼吁摆脱对美国“核保护伞”的盲目崇拜,提倡既对美国的压力断然说“不”,也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的压力说“不”,走一条“自主”的大国之路。1993年,自民党内实力派人物小泽一郎提出“普通国家论”,主张日本要勇于顶住各种压力,修改国内宪法,实现海外派兵和行使自卫权的合法化,使日本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都作出“国际贡献”。

石原慎太郎

(资料来源：http://fun.china.com)

“政治大国”战略的调整

日本立足发展“政治大国”战略,追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强调日本主导亚洲以及日本国家利益优先论,在追求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处理对外关系。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危机加深和美国“新经济”的持续繁荣,日美实力对比出现了不利于日本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使日本的恐惧感增强。于是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不再强调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和依托亚洲,转而强调加强日美安全同盟,试图依靠超级大国美国来实现“政治大国”地位。

2003年5月22日,美国总统布什(左)在位于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私人牧场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一起。

(资料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

1996年4月,日美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一宣言加强了日美的军事同盟,使日美安保体制从单纯的“保卫日本”转变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1997年9月,两国正式批准《日美安全合作新指针》,扩大了日美军事合作的内容和范围,并由单向防卫体制转向日美双向军事合作体制。日本通过日美安全同盟的巩固和合作范围的扩大,稳定了日美关系,增强了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的主动性并逐步摆脱现行宪法对日本在军备和在海外发挥军事作用方面的限制,为在海外扩展日本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创造了条件。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日本不仅是国际上少有的几个明确表态支持并配合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国家,而且在2004年日本政府不顾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将自卫队派往伊拉克,充分显示了日本借美国这艘大船“出海”,扩大日本之影响的战略意图。

同时,日本还加强同欧盟、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通过大国协调,借力制力,以推动“政治大国”战略。一是明显加强了同欧盟的关系,日本不仅与欧盟建立了“全球伙伴关系”,而且加强了对欧洲事务的参与,如获准列席欧安会会议成为北约的观察员等。日本还与欧盟国家建立了首脑定期互访和会晤机制,就双边关系、地区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事务交换意见,协调立场。二是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初率先取消对华制裁,恢复对华贷款,实现高层互访。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两国发表联合宣言,宣布建立“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2007年12月,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访问中国。三是重视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日俄关系的中心问题是领土问题,但因双方立场悬殊,冷战后难以取得重大进展。不过日俄在其他领域的关系在向前推进。2003年初,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要建立符合两国战略利益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两位领导人还签署了旨在为俄日关系确立“新航线”的《联合行动计划》,文件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深化政治对话,为缔结和平条约继续谈判,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发展经贸关系,增加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日本也十分重视发展同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

重视发展与印度的关系。2000年8月,日本首相访问印度,决定同印度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球性伙伴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贷款的第一大接受国。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重视印度是因为中国因素。日本有很明显的配合美国、借重印度,防范中国的打算。

密切同东盟的政治经济关系。双方已建立“日本东盟首脑会议”、“日本东盟外长会议”、“日本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日本东盟论坛”、“日本东盟经济产业合作委员会”等协商合作机制。2003年日本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同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就签订包括建立自由贸易区在内的经济合作协定开始谈判。

不断增进日韩关系。日韩两国于1965年12月建交,其后两国关系发展较平稳。但因历史问题和岛屿(日称竹岛,韩称独岛)归属问题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1998年金大中政府确定了发展日韩友好关系的新方针,决定淡化历史问题,致力于日韩合作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发展。日本前首相小泉2002年访问韩国,同韩方签订投资协定,并推动建立两国自由贸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