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两个拳头出击”

第二节　60年代“两个拳头出击”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是世界局势动荡变化的时期,各种国际力量经历了一个分化和改组的过程,苏联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两国既对抗又妥协。为使自己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美苏加强了对各自盟国的控制,从而加剧了两个阵营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帝国主义阵营也矛盾重重,两极格局虽然依旧,但是双方内部都渐渐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西方殖民体系逐步瓦解,越来越多的亚非拉民族国家宣布独立,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诞生,这些都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仅继续保持其在台湾的军事存在,还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苏联则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增派重兵,直至挑起边界流血冲突,导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中国曾希望通过谈判缓和同美苏的紧张关系,并为此做出了重大努力,但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改观。

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毛泽东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我们的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6]中国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对外政策调整为顶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既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又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同时,中国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大力支持它们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斗争。此外,中国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也取得了新的突破,与法国正式建交。

加强与亚非拉关系

这一时期,中国积极主动地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外交关系,支持这些国家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进步的斗争,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对于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中国都表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

中国支持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等拉美国家的反美爱国斗争。中国大力支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先后同几内亚、加纳、马里、刚果、坦桑尼亚等国签署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强了彼此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互助合作关系,积极支持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国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和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

1956年11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埃及驻华大使拉加卜出席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支持埃及维护国家主权、反对英法侵略的大会。

(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premade/9099/wjb_zt_bb02.htm)

1960年9月,中国与古巴建交。古巴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1960年11月,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格瓦拉访华时出席首都群众欢迎大会。

(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premade/9099/wjb_zt_bb02.htm)

中国奉行睦邻政策,通过友好协商,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阿富汗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签订了边界条约,同巴基斯坦签订了关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地区之间的边界协定,同印尼解决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从万隆会议后到60年代末,有22位亚非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周恩来不辞辛劳,对亚非国家进行了三次访问,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中国与缅甸、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五国签订的边界条约

(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premade/9099/wjb_zt_bb06.htm)

中法建交

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欧洲共同体的逐步形成,西欧国家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1958年上台执政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对美苏称霸的现状非常不满,拒绝签署美苏共同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突出反映了西欧不甘受美控制,积极谋求独立自主的趋向。同时,戴高乐也认识到日益崛起的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认为“法国应该能够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7]。1954年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的达成,排除了中法关系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

1963年10月,戴高乐授权法国前总理富尔携带他的亲笔信前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两国关系问题。中国政府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同时,对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灵活态度,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达成默契的情况下,同意法国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国同台湾断交的方案。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1964年1月,中国与法国建交,这一事件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图为当年6月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向戴高乐总统递交国书后合影。

(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premade/9099/wjb_zt_bb08.htm)

中法建交符合中国反对任何“两个中国”图谋的基本原则。当时双方的建交公报只是简单地说,两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但在发表建交公报的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声明指出：“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这个国家的代表,不能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者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声明还代表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中法建交之后,台湾撤出了在法国的“使馆”。

中日民间外交

日本过去曾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新中国始终把广大日本人民同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加以严格区分,真诚希望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提出了“民间外交”为主的对日政策。中国采取主动步骤,开展中日民间贸易,协助在华日侨回国,不断加强两国各类民间团体、半官方代表的互访。通过“民间往来、以民促官、官方挂钩”、“半民半官”关系的建立,“渐进积累”地发展中日关系。^[8]这些举动在日本引起良好反响,日本各界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强烈,为70年代初两国建交打下了基础。

1962年11月,廖承志同志和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高碕达之助在北京共同签署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该备忘录在中日关系上是一个重要突破。

(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premade/9099/wjb_zt_bb07.htm)

1965年8月,彭真、郭沫若和中日青年联欢。

(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premade/9099/wjb_zt_bb07.htm)

反对苏联控制

50年代末,赫鲁晓夫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向中国提出诸如共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等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还竭力迫使中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放弃原则,遭到中国断然拒绝。对于中苏两党之间存在的分歧,本应通过讨论加以解决,但苏联领导人却采取高压手段和突然袭击方式,企图迫使中国屈服。苏联继而采取一系列严重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1960年是中苏关系发展演变的一个转折点。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援助的近1400名专家,片面撕毁中苏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34份专家合同书,废除200多项科技合作项目,逼迫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时援华物资的贷款本息,打乱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尽管中国政府对苏联的野蛮行径一再提出强烈抗议,但是苏联当局却一意孤行,蓄意制造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最终导致“珍宝岛事件”的爆发。

中国为维护国家主权,对苏联的霸道行径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同时为尽可能维护中苏友谊,采取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但苏联领导人却在霸权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在中苏、中蒙边境屯兵百万,不断进行武装挑衅,甚至入侵珍宝岛等地,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苏联还扬言要对中国的核试验基地进行袭击,把中苏关系推向战争的边缘。面对苏联的军事挑衅,中国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击退了苏联的多次武装入侵。从1969年开始,中苏双方开始进行边界谈判,由于苏联方面的顽固立场,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中国面对苏联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威胁,开始考虑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

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后,中国开始缓和中美关系,努力争取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中美大使级会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但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会谈旷日持久,还数度陷入僵局和中断。与此同时,美国恣意策动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并派美舰为其护航,扬言“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登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马祖。

慑于中国的坚定态度和美国在中国沿海岛屿海域为蒋军护航存在的风险,加之大批军舰滞留台湾海峡对美国全球战略不利,美国政府遂转而力劝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实现“划峡而治”,使台湾和大陆永远分离。美国的这一建议未被蒋介石接受。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揭露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并先后采取暂停炮击和逢双日不炮击等做法。

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中国不断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同一些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中法建交,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也取得了进展。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出现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到196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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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大使级会谈

由于周恩来万隆会议时提出与美国“坐下来谈判”的倡议,从1955年8月开始,中美大使级会谈首先在日内瓦举行,会谈的议程有两项,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议的其他实际问题。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维持到1970年2月,长达15年之久,共举行了136次谈判,时间之长,经历之曲折,交锋之激烈,在国际关系史上实属罕见。中美大使级会谈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成为两国保持某种接触、交换意见的途径。这是新中国外交的一种创举。双方除了达成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外,由于美方坚持其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没能在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也没有达成任何其他协议。但是中美大使级会谈却成为两国进行官方接触、互通情况的唯一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