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世界的新闻巨人

第二节　享誉世界的新闻巨人

李普曼

李普曼1889年9月23日生于纽约,是美国专栏作家、政论家,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被舆论称为“20世纪享誉世界的新闻巨人”。作为国际问题评论家,他在《美国新闻史》中被誉为“‘权威’中的泰斗”。

李普曼在就读哈佛大学期间,受教于哲学家约翰·杜威、乔治·桑塔亚纳等著名教授,同退休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成了忘年交。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并与他人共同创立哈佛大学社会主义学社,同时担任《哈佛月刊》的编辑,热情探索社会主义。

大学毕业后,李普曼于1910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进入新闻界不久,他就十分注重与人交往。在1914年7月5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从事公共事务报道的记者不能对自己的名誉视而不见。因为名誉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为了了解世界,你必须要与人们交往,而你的名誉则是与人们交往的唯一途径。”在《新共和》杂志工作时,他结识了威尔逊总统的政治顾问豪斯上校、美国陆军部长牛顿·贝克等政界人士。1924年,当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E.博拉为重新当选进行竞选时,李普曼主持的《世界报》评论版称赞他是“这个国家国民生活中最有益的和最鼓舞人心的人物”。博拉还常常使自己的言论与《世界报》协调一致。一家报纸的声音与国家即将出台的政策常常“不谋而合”,在公众中自然容易树立起权威的形象。20年代中期以后,李普曼成为《世界报》的灵魂人物。

1931年李普曼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撰写“今日与明日”专栏,被国内外250多家报纸转载,引起政界人士的高度关注。李普曼还积极参与政界的谋划：他为政治家们制定战略,向参议员们提出咨询,发起支持总统竞选人的运动。改变二战局势的美国《租借法案》,就是据李普曼起草的一份计划而形成；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内容,也是在李普曼的专栏中首先得到披露。二战中,他是少数享受特殊待遇的新闻人之一,可以在白宫听取机密的简况报告。1963年1月,“今日与明日”转到《新闻周刊》刊载。该专栏在美国报业史上历时最久,影响最大,深受国内外重视。1967年李普曼退休后,继续为《新闻周刊》撰写评论。

在李普曼的人生中,与12位美国总统有私人交往。1914年春,年轻的李普曼实现梦想,和老罗斯福共进早餐,这是他和总统们打交道的开端。60年代,李普曼频频成为肯尼迪总统的座上客。约翰逊在总统竞选时宣称,不会让美国青年投入越南战场,同时对矛盾丛生的国内政策将加大改革力度。李普曼对此大加赞赏,撰文支持。约翰逊就职,李普曼被奉为上宾,成为总统宴会常客。因政见不同,尼克松长期无缘接近李普曼。在1968年总统竞选中一受到李普曼专栏文章的支持,尼克松便欢欣鼓舞,立即邀请李普曼到其竞选总部共进午餐,并虚心问计。李普曼和其他国家的政界高端人士也保持着密切交往。1942年8月,李普曼抵达伦敦,见到了法国流亡政府的首脑戴高乐将军。原本就对戴高乐领导的抵抗运动抱有好感,这次畅谈更使李普曼确信,法国找到了一位不负于其高尚品质的代言人。两人的友谊保持终生,李普曼后来是戴高乐定期予以会见的少数记者之一。1959年11月,他到埃及总统纳赛尔府上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会谈,大大改变了李普曼的一些观点,后来他在专栏中报道了这次会谈。他一改先前对纳赛尔的“独裁者”印象,认为他“十分富于吸引力、聪明睿智,对这个国家的命运关怀备至”。

作为美国著名的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李普曼忠于自己的新闻判断,而非忠于某位人士,不管他是国务卿还是总统。这种只相信真相和真理而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精神,是这位新闻界巨人获得公信力的最大优势。1927年,包括李普曼供职的《世界报》在内的一大批报刊不断发表文章,反对美国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总统柯立芝恼羞成怒,命令记者把关于墨西哥问题的报道先交政府审查,然后方可刊载,报界对此十分反感。李普曼就新闻自由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严厉斥责了总统,“由政府官员编排报纸不是美国的习惯,也不会成为美国的习惯”,“人们给柯立芝先生似乎渴望得到的那种报刊起了个名字,即卑躬屈膝的报刊。这样的报刊是从政府官员和大企业的利益中获得灵感的。那些当权的人想看什么,它就登什么,想禁止什么,它就禁止什么”。在报界的抨击下,在国会领袖和华尔街的压力下,柯立芝最终放弃了对墨西哥的大棒政策。约翰逊总统上台后,秘密实施扩大越战的计划,使美国政府陷入了越战泥潭。李普曼在文章中、在私下会晤中,不断向总统及其幕僚提出他的以非军事手段解决越战问题的“和平攻势”建议。为防范来自舆论的攻击,约翰逊政府的决策层对新闻媒体实行了隐瞒。李普曼对政府越来越疏远,不再依赖官方所谓的机密情报来了解越战真相,而是更多通过一线记者的“另类”报道和私下交流获悉战争的确切消息。愤怒的李普曼直言越战是“一场可怕的精神错乱”,将总统的幕僚们描述成“愚蠢而无知的人”,攻击总统完全沉溺在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之中。被激怒的约翰逊也措辞尖刻,反唇相讥,认为李普曼不合情理、老朽昏庸,骂他忘恩负义、懦弱胆怯。《华盛顿邮报》的漫画家赫布洛克就李普曼和总统这一阶段的关系写道：“如果他(李普曼)和约翰逊都生活在托马斯·莫尔和亨利八世的时代,他肯定就会掉脑袋。”

60年的工作使李普曼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其专栏评论被超过250家美国报纸和大约25家国外报纸刊用,同时他还分别为50多家杂志撰稿。他于1958年、1962年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李普曼一生著作颇丰,达30多本,比如《新闻与自由》、《舆论学》等,《舆论学》被公认为是传播领域的奠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