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和平”的对比

“和谐”与“和平”的对比

“和谐”是道家和儒家的核心思想，而“和平”这一现代概念则是发源于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边缘观念。和平的概念并不是西方思想基础之上的主流观点，这在亨廷顿（Samuel P.Hungtington）将他的观点从西方推广向全球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冲突是人性既定的本质”（1996），这也是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的观点在当代的一种延伸。在传统意义上，“和平”作为《圣经》中包括拯救、正义以及非暴力、成就和繁荣的核心价值而得到强调（Yoder，1998），然而西方现代观念中的“和平”已经被凡俗化，脱离了《圣经》的本来意义，它退化为只包括“非暴力”这一层含义。陈汉生（Chad Hansen）曾经指出“和”与“和平”的区别：“对于孔子来说，秩序不仅仅是指国内的和平。当一国结构严谨合理，秩序精确规范时，才是有秩序。”（1992，p.62）在很多方面，和平已经被凡俗化为维持西方现有的文化、政治、经济和司法系统的一种“非暴力”的工具。它并不旨在将个人培养得有教养、重亲缘、具有宇宙意识。正如Herrymon Maurer所说，和平和正义的概念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完全是外化的，全无“对支持所有生命的精神本体力量的先知性的深刻认识”（1982，p.6），而这种意识既会给自身带来深刻的内在的改变，又会给社会带来深切的外在的变化。对于这种意识的缺乏，Maurer表示悲哀：“贯穿大半个20世纪的和平运动无效的原因，可能正是运动本身企图用战争的方法战胜战争。”（1982，p.6）Bee Chen Goh（2005）在强调和平这一概念在现代西方社会只注重外在的维度，而忽视了内在的精神维度时，也曾指出西方现代的和平观念概念上的局限性。他认为和平的概念和理论应该通过东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而加以扩展和丰富。Goh进一步阐述说：“对于个人义者来说，和平可能是拥护正义和公平，这也代表个人主义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对于集体主义者来说，和平可能就是和谐以及接受调整适应，这对集体主义者看来是极为神圣的理想。”（p.55）

“和谐”是一种世界观，是一个有关人内、人际、社会及宇宙的理想；而“和平”是一个功利性的目标，或者说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和平的观念并不反映现代西方文化典型的世界观，西方文化倾向于将社会和宇宙的本质定义为两极性的，它们本质状态即是敌对、冲突状态。事实上，现代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和平运动，很可能是受到了东方的影响。众所周知，马丁·路德·金（M.L.King）领导的民权运动是仿效了甘地反对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非暴力政策。事实上，甘地的非暴力政策来源于东方的传统，具体说来，是受到印度的印度教、佛教思想的影响（i.e.，Rao，2004）。在有着儒教、道教、佛教和印度教传统的东方历史中，宗教冲突引发的战争要远远少于西方。与此相反的是，西方发起的两大世界战争，以及可能会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都是发起于同一原因。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东方国家为了给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准备，被迫仿效某些西方国家去积累权力和财富，然而幸运的是，东方还从未成为大规模战争的策源地，这体现了根植于东方传统的“和”的观念对于减少战争和冲突起到的作用。近代中国历史上近一个世纪的暴力和争战，很大程度上应该问责于由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以阶级斗争、革命为形式的冲突这一西方概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毛泽东思想重新解读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用以“革命”和“阶级斗争”为形式的冲突代替了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将中国社会彻底颠覆。

“和谐”这一概念表明了相生相通是宇宙的法则，它不可避免、无所不在；而“和平”则意味着通过种族隔离的方法而实现的非暴力状态，比如已经被认定违法的南非种族隔离，以及美国内战之前南方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

“和谐”建立在个体的自我被最小化的基础上，同时要求人们对自身与外界一切形式生命的高度相关性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从而最大限度地强调在这个关系中的自己。与此相反，现代“和平”的概念则是建立在对个体自我的尊重之上，并强调一个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个体自我、个人权利与自主的一种主张与坚持。

“和谐”是比“和平”更高级的一种秩序。在东方传统中，“和谐”被认为是宇宙万物的秩序和终极目的，而现代西方“和平”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停止战争。这是因为现代西方文化首先就把冲突视为世界运行的本质规律。不可避免地，“和平”仅仅是用于更多战争的一种手段而已。

“和谐”要求每个个体都有更高层次的自我意识，作为达到和谐造物和维持生命这一终极目标的手段。“和平”并不一定倡导每个人都去牺牲个人的利益，然而，“和平”是“和谐”最起码的条件，没有“和平”，“和谐”便无法存在。虽然二者在观念上互相关联，却代表了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社会的文化范式，前者代表西方现代的个人主义，后者代表东方的集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