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中“和”的意义
在经历了从1987年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开始的二十年经济改革后,当今的中国社会充斥了社会冲突和经济不平等现象。在改革开放之前的1949年到1978年之间,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倡导的革命和阶级斗争又在中国占据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因此,在中国提倡建立“和谐社会”已经姗姗来迟。这个倡导,可望复兴已经失传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为中国人民更加幸福的生活提供保障。在当今世界,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包括白炽化的冲突和冷战)持续不减,而“和谐世界”这一倡导,就产生在这一大背景当中。尽管我们仍坚持和平运动、和平研究以及和平教育,可西方现代社会中的冲突仍然愈演愈烈。这说明“和平”这种思维范式在建造更完美的世界这方面日益无力和无效。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和平”这一思维方式是西方为了更快捷地解决问题而树立起来的,它仍建立于“每个个体都终将为己、个人和社会之间本质冲突以及社会力量的核心即竞争”这种假说之上。“和平”范式是冲突管理的一部分,而冲突管理并不在冲突中追寻人类的终极自由,相反,冲突管理的思想基础就是:冲突不可避免,应该任其发展,只有当冲突具有破坏性的时候,才需要管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和平”范式仅仅是人类容忍暴力所能做出的最小努力。
与此相反的是,“和谐”范式不仅追寻避免冲突,或将冲突降到最小,而且培养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中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互视为帮手,而并非竞争者;互视为朋友,而并非敌人;互视为亲属,而并非陌生人。这种文化中人们真正懂得一个系统性的法则,那就是集体大于部分之和。这是一个由善良的本性、宽阔的心胸和开放的头脑交织而成的和谐文化,在这里,人们待人友善,愿意谅解,热爱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冲突管理被称为“和谐管理的科学和艺术”,就更加恰如其分了。中国利用这种“和”的思维方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定并采纳了一系列和谐建设的国家政策,尽管局部地区仍有个别冲突的现象,但现代中国的历史中,这些政策维持了国家长久的和平与发展。
在国际社会,由于“和平”思维方式的肤浅、自利和短视,以及更重要的,它在西方维持和平的失败,“和谐”的思考方式正在渐渐扩大影响。这在新千年开始后更加明显。21世纪的第一个七年见证了三场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而且还有潜在的若干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20世纪的和平运动不仅没有遏制本世纪战争,而且还没能阻止新世纪的战争爆发。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和谐话语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注意力,来填补意味着民主和人权的西方现代话语。比如说,2007年5月16日在洛杉矶,一场由南加州亚洲协会(Asia Society Southern California)主办的国际性会议上的主题即为“和谐世界的曙光(The Dawn of the Harmonious World)”。2007年10月在比利时举办的第二届中欧论坛也关注“欧盟、中国和世界的和谐”这一主题。这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毋庸置疑地为世界新秩序的蓝图的构建起到推动作用,而在这一新秩序中,不仅和平可以得到保障,全人类在和平之上的和谐氛围也将被营造出来,并长久发展。
很明显,无论Herrymon Maurer对道家拯救和平运动的提倡(1982),还是乐黛云(Daiyun Yue)关于西方应该利用东方(中国)智慧来解决国际和跨文化争端的呼吁(2005),都得到了肯定。和谐话语像雨后彩虹一样出现,变换着国际社会上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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