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和谐模式的近期理论与研究

传统和谐模式的近期理论与研究

以下就近期关于中国的集体主义与和谐，冲突和争论的理论与研究进行分析，这些理论研究将会影响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中争论如何起作用。对于任何一个命题我们都要问两个问题：1）这些概念是如何被界定和考量的；2）用什么衡量这些透露着中国社会信息的概念？

集体主义

文献中指出集体主义与和谐是基本的文化价值。自从Hofstede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表其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研究以来，大量的后继理论与研究随之产生。这些理论研究对我们思考集体主义、理解中国的集体主义都会产生影响。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概念化

Hofstede在早期研究中界定了个人主义，并将集体主义假定为它的对立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个人主义特性分值低，那么就假定它具有高分值的集体主义特性。此后关于集体主义的思想更加复杂了。例如，一些学者提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两种不同价值观（Koch＆Koch 2007；Singelis，1994），还有一些学者从讨论中分离出来进行单独的价值衡量。Triandis（1995）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与权利距离结合起来建立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为横纵轴向的直角坐标系，一些研究点的文化价值就得到了完全的再度概念化。例如，中国价值观调查项目（Chinese Cultural Connection，1987）中，Schwartz（1999）研究的四个维度：情感表达、学术独立、和谐和等级制度，又如GLOBE项目研究的两个维度：集团内集体主义和机构间的集体主义（House，Hanges，Javidan，Dorfman＆Gupta，2004）。

Oyserman，Coon和Kemmelmeier（2002）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研究的元分析清晰地揭示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多维性，并揭示了个人主义的七个主要内容领域（独立，有目标，竞争，独一无二，隐私，自觉和直接表达）和集体主义的八个内容领域（连带关系，归属集体，对集体负责，团体间和谐，寻求他人建议，自我调整适应环境，等级制度和偏好集体工作）。

如果集体主义与和谐的这些多种维度存在，那么我们必须进一步知道，哪个维度表现了中国最重要的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是如何与争论和冲突发生联系的。

中国文化价值的衡量

在中国，关于和谐及其转化形式——集体主义的重要性的讨论，常常基于对中国哲学、历史观点的分析。Jia（2008）和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和谐观有儒家和道家思想基础渊源（Chen，2002；Liu，2008）。也有人认为尽管在新中国儒学作为封建统治哲学被摈弃，毛泽东（Mao）和马克思（Marx）以后的哲学继承者仍沿用了和谐的文化价值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石。

在中国流行文化中也可以找到集体主义与和谐的观念，Sun和Starosta（2002）对《二十世纪中国经典神话故事集》（20th Century Classical Chinese Fairytales Collection）一书中269个故事进行内容分析，故事中教诲读者收敛个性，采取集体主义行动方式，与人友善，为集体牺牲和妥协。在近期一项对中国获奖电视动画片《哪吒传奇》（The Legend of Nezha）的研究中，Song和Zhang（2008）发现相比自我利益和愉快这些非传统价值观，和谐和集体主义这些中国基本传统价值观呈现方式更为积极正面。

对于中国集体主义与和谐重要性研究的实证数据往往来自于Hofstede关于对文化价值的研究（1980），虽然Hofstede最初的研究没有中国内地的数据，只有香港和台湾的数据。他后来仍根据以上数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作出估计，提出了低个人主义的结论（1991）。

一些学者对此进行后继研究，试图精确描述情况，但是在考量结果前必须解释一些相关的方法论。需审视一些相关标准，比如可以对什么人进行抽样调查，可做什么类型的统计，但是更要注意比较研究中处理自我报告的方法。最近，一些理论研究者（如Leung＆Bond，1989；Vivjer＆Leung，1997）开始关心不同文化间响应模式的区别。例如，在不同文化中，受测试者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响应强度，甚至出现非常极端的响应强度，这就导致了不同文化间得出差异的结果，而这些差异是表现程度差异而不是文化差异。标准的解决方法是运用一些标准化形式使得响应得到单位化的比较；可惜很多比较学研究没有给出这样的标准化，使读者不能确定这些结果的有效程度。因此，要注意作者用自己的报告数据进行文化间比较时，是否进行了数据的标准化。

Hofstede进行研究以后，出现了一些衡量中国文化价值的研究（表1），表中列出了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与结论。首先，这些研究衡量了多种范畴，它涵盖的范围从个人利益至上还是集体利益至上（Chen，Brockner＆Chen，2002）到竞争力（Green，Deschamps＆Paez，2005），从与他人和谐相处的意愿（Zhang，Lin，Nonaka＆Beom，2005）到对等级制度的关心（Triandis，Chen＆ Chan，1998）。第二，这些研究运用普遍的、单向度的方法衡量集体主义得到了接近预期差异的结果，尽管在一些例子中这些差异低于预期值（Chen，Brockner＆Chen，2002）。第三，一些更加复杂的、尤其是进行了标准化的研究表明一个基本研究结果，即中国在某些领域上更加集体主义而在某些领域上又不尽然。例如，GLOBE研究（Gelfand，Bhawuk，Nishi＆Bechtold，2004）表明中国的社会机构更加集体主义，而集团内并不如此。

表1　衡量中国集体主义的研究

续表

*结果未标准化

最后Coon等在他们的元分析中介绍了一些中国香港和美国间的有趣对照（尚缺足够的研究来观照其他华人社会）。这些研究表明，若定义集体主义为：a）团体和谐，b）以社会层次和身份地位问题为中心，c）群体目标和d）尤其是认为自我角色要适应周遭环境，则可判定中国香港比美国更加集体主义。另一方面，若定义集体主义为：a）团体归属感，和b）寻求他人意见，则又可判定美国比中国香港更加集体主义。

依据这些评定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复杂的。考虑到Oyserman等人的研究中揭示的不同的集体主义概念，这些结论的差异很可能更精确地揭示了当前中国的集体主义思想。如果认为集体主义强调等级制度从而与集团成员间的和谐背道而驰，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中的争论也另有作用？

冲　突

本文关注的冲突是指涉及分歧的冲突，并且我们用分歧来作为争论的定义。对中国冲突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争论过程运作的潜在窗口。我们注意到在解决冲突的文献中，分歧可以是公开或潜在的，而争论则一定是公开的；然而在论证文献中，有时争论也可以间接地、不公开地表达。分歧的表达强度显然涉及争论的概念，下文中在二元和谐模型处，我们会关注一个公众满意而个人有异议的特例，特例中的争论就是一种潜在的分歧。分清了这些区别，我们要关注中国社会冲突的两个问题：首先，中国存在多少分歧，这些分歧属于什么范畴？其次，中国处理这些分歧的首选办法是什么？

中国分歧的量度

中国社会传统和谐模式提出的思想前提是应当避免冲突以防破坏社会和谐与集体主义。但是文献资料表明中国社会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呈现出的冲突远多过预期。Koch（2005）发现香港社会存在高层次冲突的迹象，并报告了（2007）中国内地的高级矛盾，这些矛盾在年轻人之间尤甚。在一份对23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中，史密斯等人发现香港社会比其他社会呈现出更大程度的团体间矛盾和团体内部矛盾，而且团体内部矛盾多于团体间的矛盾。最后，Nibler和Harris（2003）比较了美国和香港的研究，发现香港具有更高层次的社会团体内部矛盾。这就表明了华人社会团体内部是存在矛盾的。

中国解决矛盾的首选策略

以往结论是，中国解决矛盾的首选策略是促进交流与和谐、培养关系和互留面子（Hung，2004；Liu，2008），以避免矛盾为处世哲学（Chen，2002），或者当矛盾不可避免时请第三方调停（Jia，2002；Ma，1992），然而本文得出的结果更加复杂。

研究的一个步骤是进行对照实验，看备选选项（如解决矛盾的首选策略）被参与者选择的比率。在大多数研究中，用这些比率测定文化团体间的差异，并根据响应程度的差异作出关于文化差异的结论。问题是这些研究统计者往往忽略了这些矛盾解决办法选项的排名顺序，即使不存在文化差异。例如可能两种文化都偏好某种解决矛盾的特殊策略，但是依据实验结果的不同可能会得出某种文化更偏好这种策略的结论。当不进行响应方法的标准化时这种疏忽导致的结果很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优先策略的排名可能是更好的指标。当进行数据标准化时，排序相似度和区分度是和各选项比率同等重要的信息资源。在下面的结果中可以看到这个问题。

Liu和Chen（2002），研究了中国内地一个国有制药厂的员工，研究结果与预期相反，解决冲突的策略顺序是a）协作、b）控制、c）妥协、d）调适、e）回避。He，Zhu和Peng（2002）比较了中国内地企业中的中国、法国和美国的员工群体，结果也显示尽管绝对分值有差异，所有员工群体的最优战略都是融合。这些研究表明在不同文化中，中国受访者表现出更大的避免冲突的倾向。Knutson，Smith，Han和Hwang（2002）的一项研究中可以看到类似的结果，比较中国台湾和美国受访者，结果表示两种文化偏好策略的顺序是相同的，在三分之二的情境中，都把融合作为最优策略，而把回避作为最不理想的策略。

进行标准化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例如2001年的一项对四个国家的关注点与冲突的研究中（Oetzel，Ting-Toomey，Masumoto，Yokochi，Pan，Takai＆Wilcox，2001），所有群体（包括中国、日本、德国和美国）最重要的关注点是相同的，尽管绝对的级别不同。同样的，在所有文化中都是更喜好融合而不是回避或独断。

这些结果对我们的研究有何重要之处？如果人们处理冲突更偏好融合策略而不是回避策略，那么争论发生的数量和种类必定是不同的。

集体主义和冲突解决策略的关系

下列是一些针对此课题的研究。在23国研究中Smith，Dugan，Peterson和Leung（1998）发现国家中集团内部冲突频率与Hofstede给各种文化价值评定的分值，包括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分值都无关（标准化的响应分值）。同样地，He、Yhu和Peng（2002）发现他们对集体主义和冲突解决策略之间关系的预测，在20件事件中只有10件正确，导致他们得出结论“文化价值不能很好地指示跨文化背景下冲突的解决之道”（p.144）。这些研究似乎暗示集体主义和冲突解决策略之间没有紧密联系。

中国的争论过程

和谐模型的最后一部分与审视争论过程有关。前文已述，作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谐被视为避免冲突，降低个体自信从而削减了中国社会的争论过程（Kirkbride，Tang＆Westwood，1991）。Becker（1986）说既然中国社会是集体主义的，那么“在东亚，接受争论和辩论是社会变革的一种方法的新策略或新提案，存在巨大的社会历史的、语言的、哲学的障碍”（pp.89－90）。为了检视这种和谐模型是否正确，需要看争论的性质和其在中国的作用的研究。

概念区别

争论的狭义概念会阻碍我们全面考虑其在中国的角色。西方观点发展趋向于将争论等同于正式的逻辑建构，或者至少是主张和推理的单元（Toulmin，Rieke＆Janik，1979）最近，关于争论的补充观点演化到Willard建构主义的定义“一种两个或者更多的人维护他们解释分析的互斥命题的互动行为”（1987，p.125），及Jacobs和Jackson's语义分析的定义“语言行为分歧的相关拓展”（1981，p.122）。O'Keefe（1977）总结了争论的两种定义角度，并区分为争论1：人们的一种意见和争论；争论2：一种互动的过程。

此外还有一个更广义的争论观，把争论更多地视为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工作。例如Canary，Brossmann，Brossmann和Weger（1995）制定了人际争论结构的分析方法，Meyers，Seibold和Brashers（1991）创建了解码团体争论的图表，Willard和他的同事开发了一个发现组织中不同意见的积极影响的方案。他说大多数组织中有一种很强的文化，能够消融分歧并强调一致，这就导致团体思想单一和其他的障碍影响决策效率。Hynes（1991）认为组织中的不同意见可以作为一种强调提案竞争，思想活跃、论证评估的策略，用以优化组织决策的制定。

中国的争论过程

尽管有些作者认为在中国看不到争论过程起作用，如Becker认为中国缺乏争论和辩论的传统，但有必要重新思考这种局面。例如，尽管有些作者如Becker论述中国缺乏争论和辩论传统，Garrett还是在他的著作《佛教传统》（1992）和《经典的精英式思维与实践》（1993）中，提供了古代中国高度重视争论的有力证据。此外，Jensen（1992）不仅指出了中国古代和其他亚洲国家使用的常见的中国式争论性的实践方式，还指明了中国范围内和亚洲其他地区宗教界和俗界辩论的存在。

尽管少有当代中国争论过程的直接证据，但是一些研究给出了迹象。例如，Yeh和Chen（2004），根据Chen，Nadamitsu和Lee（2001）做出的关于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争论倾向的早期研究结果，作出结论“结果很直截了当，对比香港台湾对照组，中国内地样本组有更大的倾向进行争论而且不避免争论”。Brewer和Chen（2007）推测，从文化价值的视角讨论，在一个中国这样的文化中，以集团为基础的集体主义可能会比以关系为基础的集体主义导致更多的直接沟通。

Preston（2003）提出了一个关于现代中国辩论角色的趣闻，他在中国北京向学生教授论证学两年多，在此过程中发现在他的学生之间似乎不存在非敌对文化。此外，有一些公共背景下发生争论的现象，例如网络，尽管此类活动被极力控制。Qiang（2004）详细介绍了越来越多的应用网络对公共议题的讨论，和其对大众媒介和政府官员的影响（见Wu，2008；Zhou，Chan＆Peng，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