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价值观是一威胁吗

媒介、文化变革和生活世界殖民化：对文化价值观是一威胁吗？

上文以两种方式讨论了生活世界。其一，生活方式被描述为历史经验和文化价值观的汇总，提供了社会规范和个人身份的内容。其二，生活方式与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革有关。就哈贝马斯看来，现代化就是生活世界的结构分化；其中，各种话语包含了导向理解的行为，它们在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和在公共领域中是制度化了的，而公共领域监督着范围内具有公共含义的所有话语。

所以，现代化的过程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它包括了话语过程，即传播行为。不过，现代化在文化上是特殊性的，或者说具有文化敏感性；因为任何通过讨论而达成的有关价值观的共识，都将反映出公民在其社会中选择重视的文化规范。这些规范可能是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或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结合。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在中国，这些规范当然包括儒家传统的成分。

这些听起来都理所当然，但是问题在哪儿？对于通过公共领域而激发的文化变革，这种理想化的分析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我提两点，不过在这里只讨论其一。第一是独裁权力，我不打算对此加以讨论，因为它非常明显。如果言语被剥夺，公共领域中的传播行为明显会受到影响。第二，“生活世界殖民化”更为复杂，它暗示即使没有独裁权力，传播功能障碍也会发生，会带来社会失范、疏离冷漠和文化枯竭。换句话说，疏离冷漠和文化枯竭甚至会在没有中心政治控制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中发生。

“生活世界”的概念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中心地位，不过它只是一对中心概念中的一个。另一个是“系统”。这里，哈贝马斯介绍了传播理性（运用于生活世界）和系统理性（运用于市场和官僚机构）之间的不同。传播理性对于个人身份的构建、社会规范的传递、文化领域中的批评等来说不可或缺。当我们的偏好或终极价值处于争议中、人与人需要对话时，传播理性是必需之物。为了形成个人身份、讨论社会规范、决定我们的终极目标，一切都必须在公共的基础上展示得清清楚楚。效率在这里并不重要，彻底与开放更为重要。与此相反，系统理性对于市场管理和官僚机构的有效率运作来说非常必要。这里，终极价值没有争议，而将效率最大化的手段至关重要。要想运作市场，就必须完善地规定游戏规则，包括什么可以说，什么可以做，什么被禁止。

我们既需要系统理性，也需要传播理性，二者还要达到平衡。现代化是一个科学、法律和美学理性的传播形式分化成专门化价值领域的过程，脱离前现代传统的非分化的文化生活世界。这为社会提供了解决旧问题的新选择，同时也减弱了传统的权威。但是如果社会价值想维持其动力，如果个人身份想与历史意识保持一定的联系，那么生活世界就不能被抛弃，也不应被破坏。

有关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文章认为，系统与基于传播形式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变得不平衡了。原因是以系统理性加以管理的金融和管理优先理念闯入了应由传播理性加以管理的生活世界领域。哈贝马斯从其法兰克福学派的先辈那里获得了针对社会中工具理性角色的批判立场。这里的危险不在于粗俗的政治野心或是阶级斗争，而在于官僚体系和市场中失去控制的信仰。

这是个问题，因为效率、科学和管理过程对于许多重要决定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处。许多重要决定，比如文化、福利、环境政策等，需要的是一种坦诚主观和人性化的判断。如果需要坦诚主观和人性化判断的决定由高效率的专家/科学家做出，我们可能就会丢掉一些重要的东西。技术统治的力量和经济开发篡夺了公民们做出决定从而控制其自身生活的权力。

解释“什么对劳工最好”的是经济学家，而不是劳工阶级本身。解释“什么是来自环境的威胁”的是为公司利益而工作的技术官员，而不是冷静的公民团体。许多情况下，在技术的专家意见的表面后面的是强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系统理性可以侵入金钱和权力通常并不卷入的领域。教育心理学家说，父母应该在抚养孩子时做到哪些事情。社会科学家解释改造罪犯的合理方式。而教育、社会福利和其他一些领域中的合法规范系统是习惯成自然的。这些领域中的专门知识和法律规定被视为具有权威性，最终却不为人们服务，而要求人们服务于它们。哈贝马斯从马克思那里借用了一个词，将这种现象称为“物化”（reification）。但是必须指出，哈贝马斯并不反对市场，他只是反对认为市场可以为一切做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Market fundamentalists）。

有关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文章是哈贝马斯广受好评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 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Habermas，1989）的最新补充。在其著作中，哈贝马斯分析了媒介本身的殖民化，因为新闻媒介已经为了适应商业优先而发生了转变。今天，哈贝马斯认为科学和专业知识术语（或者用他的话说叫做“子系统”［subsystem］）会将政策的日常理解神秘化，而政策的日常理解是可被现代社会中的公民们接受的。理论上说，媒介可以帮助人们解读这些政策。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西方的媒介越来越注重商业优先性，而降低了自身在这方面的能力。

这就是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分析。他认为目的理性或者说系统理性损害了公共领域。在此过程中，公民们被剥夺了与其文化生活世界相关的规范和美学成分，被迫对这些规范和美学成分有所替代。这些替代物就是适合服务于管理理性和市场理性的“理由”。不过由于它们通过媒介进行传递，所以很不幸的，人们认为他们服务于整体利益。

今天，我们拥有的是一种“被片段了的意识”，而不是“虚假的意识”。这种“被片段了的意识”通过物化机制阻碍了启蒙的获得。正因为这样，才产生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条件。当意识形态的面纱被扯下后，自主子系统从外向内地进入生活世界（lifeworld）势在必行——就像殖民主进入一个部落社会——并强迫生活世界开始同化过程。而本地文化的普及视角不能进行足够的调整，以接受大都市和世界市场的游戏，使其得以从外围渗透。（Habermas，1987，p.355）

作为在工业化国家中对类似意识形态的过程所进行的分析，这样的观点令人惊讶。不过让人更为惊讶的是，它还运用于全球的边缘地区以及后工业化的西方。在第三世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经济的不公长久存在。这是通过曾经很大程度上受欧美控制的全球金融体系，以及双边/多边借贷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而发生的，可以称为“新经济殖民主义”。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于是内在的生活世界殖民力量也得到加强。经济和技术统治获得了优先地位。经济和技术统治的术语及其合法性辩护被用于证明政策的正当地位，而这往往与公民表达的利益相冲突。因此，第三世界饱受“双重殖民”之苦，一为新殖民主义（从全球经济力量的角度看），二为生活世界殖民化（在国家的文化领域中）。

关于哈贝马斯的著作及其与中国的相关性的问题，许多研究都在探讨他的理论分类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况（Huang，1993）。比如说，考虑到中国与欧洲的历史差别，希望中国形成公共领域的想法是否合理？中国是否出现过类似公共领域的东西？同样的问题也许还会针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概念而提出。中国的经济和官僚制度是否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发展以至于生活世界殖民化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如果说中国并没有从整体上遇到这个问题，那么也许中国发展较快的城市，尤其是东部城市更容易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即使生活世界殖民化如今在中国还不是个问题，那么是否会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而给未来带来威胁？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正快速地在商业利益、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方面聚集力量，这表明即使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还不明显，但对它的关注已经提上日程。

回到文化变革的问题上来。传播分析理论中包含关于文化的双重分析。其一，对现代化的分析将现代化看作文化变革的过程，包括新旧价值观的融合，而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抛弃。这种分析建议社会通过艺术、新闻媒介、娱乐、文化讨论、政治会议等方面的公共讨论从而完成融合过程。其二，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分析认清了健康的文化变革过程所受到的威胁。其问题不在于将一种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另一种之上的文化帝国主义。相反，生活世界殖民化否定一切文化，它将所有要求反映价值为基础的决定减低到只有功效计算。（It reduces all decisions requiring valuebased reflection to efficiency calculations.）因此，生活世界殖民化不是西方强加给东方的，因为西方是这种痛苦的最大受害者。

这是一种广泛的威胁。由于所有的媒介都通过娱乐节目和新闻参与民主文化，于是生活世界殖民化也威胁到社会的整合、社会规范的传递、个人身份的健康建构、艺术机构，等等。当系统理性损害或者说搁置了应该在所有文化价值领域得以运用的各种讨论，那么导向理解的讨论行为就从总体上受到了威胁。换句话说，一旦媒介导向理解的行为因公司和管理权力的不当介入而被挤到一边，那么从总体上说，现代性的文化成果就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