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气”和领袖的“气”

万物中的“气”、西方的“气”和领袖的“气”

气：缘起和特性

“气”的观念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日本和越南等亚洲文化中无处不在。在所有关于气的学说中，与“气”在人际交流中的意义和应用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气”在哲学中的定义（如Liu，2007，2008）。通过对词源的调查，我们发现，早在中国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有了“气”这个字的存在。在古代中国，“气”的概念被儒家、道家、佛家、法家和其他哲学、宗教学科广泛研习，比如Liu（2008）就列举了三个儒家传统思想流派对“气”这一概念的使用。另外，它还在文学批评、艺术、医药、气功、武术、风水等领域被广泛研习、应用和发展。现在我们所说的“气”的概念，应该成型于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

气被认为是宇宙最根本的组成部分，贯穿于所有存在物中（Wang，1989）。它存在于自然环境里（例如山和水），流动在人类体内，同样也出现在各种人造物中——例如房屋、雕塑、绘画、书法等。因此，人类和他们创造的所有物品、社会组织、材料等都有自己的“气”。根据Yao（2008）的说法，气代表了所有存在物的原初生命力，所有实存事物的本质属性，事物的外貌和表面情况和人的精神状态。

“气”作为前缀或后缀组成了大量与其有关的词和词组，例如“空气”、“天气”、“呼气”、“力气”、“怒气”、“气候”，等等。甚至在表达人与人的关系时，有关“气”的用法也贯穿了个人、人际传播、团体、组织和公共环境等领域。这些用法包括了“丧气”、“朝气”、“小气”、“大气”、“鼓气”、“泄气”、“勇气”、“和气”、“大气（指‘大气层’的‘大气’）”、“士气”，等等。有一些词组，虽然不包括“气”这个字，但也能表示在心理和精神状态层面上的有关“气”的意思（Liu，2008）。这些词在东亚——尤其是中国——的语言中普遍、频繁地出现，反映了“气”这一概念在这些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Chung和Busby（2002）认为气具有以下属性：第一，气虽然是无形的，但它无所不在，因为它是宇宙中最基本的元素。第二，气不是永存的，它最终有可能会消失，等待着我们重新生产和凝聚。在气减弱或消失以后，需要生产新的气，并让它有效地流通起来。第三，气是循环的，如果不加干预（如再生）的话，气中阴阳就会消长变化，循环往复。第四，气是辩证平衡的，气中的阴和阳在切换位置之前会保持一段时间的平衡。第五，气是波动的，它会受到个人情绪、外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消长。第六，气是可知觉的，当某人评价另一个人有某种气时，这种气已经被评论者知觉到了，尽管其他观察者未必感觉得到此人有任何气。第七，气是机动的，这就是学会控制“气”的价值所在：当我们对气场进行改变时，行动和交流会变得更有效率。第八，气是会发展的，气能够在一定培养下成长、定型。

由于不同思想流派中对于“气”的表达有许多细微差别，“气”在不同领域和学说中有着不同的内涵。经过了过去两千年的演变，“气”的概念产生了许多附加层面上的意义。21世纪初，由于“气”在写作、人际关系、组织、政治和社会沟通方面的广泛应用（Chung，2004；Chung，Hara，Yang，＆Ryu，2003；Isaacson＆Chung，2003；Ito，2002；Chung＆Busby，2002），在传播领域产生了一种新的关于气的理论。出于对这一概念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的认识，《中国传媒调查》举办了一个论坛，特别强调了“气”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以及其应用方式。（参见Chung，2008a）

气和领袖

Starosta（2008）指出：“‘气’可以被当成一个连续体，从人们为事物寻找原因或归属的方式，到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进行权衡方式，都属于‘气’的领域。”（p.108）因此，“气”是一种生命力量，它通过阴阳交互作用而产生，为对领袖气质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入手点。

古代中国哲学理论认为宇宙诞生于气，或元气。和宇宙中其他物质一样，气拥有阴阳两种特质，气在阴阳交互作用下产生（Wang，1989）。这种交互关系使得气能够自我显现（Starosta，2008），这种交互关系也成为各种关于气的词组的用法中一个关键的原则（Chung，2008b）。研究“气”的著名学者张载（1020—1077）认为，气是阴阳二者在经过源源不断的交互变化过程的最终模式，一种有生命的力量（Huang，1988）。阴代表蛰伏、弱小、软弱或负面因素；阳代表气活跃的方面，强壮、强硬、有活力的部分。如果我们观察过自然母亲的轮转流变，就很容易理解阴阳交互的概念。例如，寒冷的冬季会演变为温暖的春天，最终来到炎热的夏天。夏天又会经过同样的方式演化为冬天。冬天（阴）和夏天（阳）形成了一个轮转的对称形式，并不断循环着。这种交互循环产生的能量流（在物理意义上的）称作“气”。“气”存在于包括自然现象在内的一切事物的诞生，成长和消逝的过程中。

人类行为，包括领导行为，作为宇宙万物的一部分，同样具有阴阳两个方面，它们同样能够互相转化，产生“气”。举个例子，领袖（在社会身份上更强大，代表阳）和成员（社会身份上较弱的一方，代表阴）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形成“气”——也就是二者交流时的氛围（Chung，2008b）。但是人们不免会问：相互作用是如何进行的？不同的相互作用会产生何种不同的气？如果我们或通过努力，或通过战术，或通过竞争，或通过特定行为使阴阳之间能量差距变大变广，那么最终产生的气就是活力十足，有充分行动能力的。如果差异较小较窄，那么产生的气就是温和的。一个暴君和他的臣民之间会是第一种“气”的关系，而一个友好的一级主管和他的“朋友”下属们之间，则是第二种“气”的关系。

孟子是第一个将气和领导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儒家学者（Zu，1991）。孟子认为，他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他关于养气的理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要“不动心”，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坚定的意志。接着，在更高一层次上，他认为养气反过来又可以“持其志”（Chiang，1982）。

孟子的话以如下的方式塑造了儒家关于气的观点：第一，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只要“以直养”，就不会被自私伤害，最终“塞于天地之间”。第二，气是受“志”的控制的，当我们设立了一个目标后，首先“志至焉”，然后才是“气次焉”。孟子在此强调说，人要“持其志，无暴其气”。他认为，“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有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最后，气还需要两个要素的补充，它们分别是“义”和“道”。

气如何影响了中国人对领袖品质的观念？这些观念和北美人的观念相比有什么异同？这些问题是接下来亟待解决的。不过，在我们探索这些问题之前，先来看看西方的观念，特别是关于领袖品质的观念中类似于“气”的概念。

西方与气类似的观念

尽管“气”这个词在东亚语言中非常常用，“气”的观念对东亚文化也起了关键性作用，但在西方语言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词或概念来对应它。也许19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家威廉·赫兹里特用来形容艺术品中所散发力量的“gusto”这个词可以成为一个稍微接近些的例子（Hazlitt，1930，引自Chung＆ Busby，2002）。另外与“气”的概念含义相类似却又有所不同的词包括：公元前400年伊壁鸠鲁使用的“atom”（原子）；公元前500年古希腊哲学家阿波罗城的第欧根尼所使用的“arer”（空气）、“pneuma”（元气）和“psyche”（心灵）；公元前500年阿凯劳斯所使用的“nous”（心灵或灵魂）等。同时，气的概念还经常被用来与“以太”（ether，前人想象中充满了整个大气和外层空间的物质，是电磁辐射通向太空的介质）比较（Soukhanov，1999）。“气”与“以太”的不同点是“气”充满了生命力和机动性，而以太则被认为是没有生命的、不变的物质。

西方另一个非常接近“气”的概念是大约生活于公元三世纪的罗马希腊修辞学家狄奥尼·卡修斯·朗吉努斯提出的“崇高”。朗吉努斯列举了可以“感动”读者的基本元素：感情必须在本能上提升读者的灵魂，使之达到崇高的境界；灵魂必须能经过一场“自豪的飞行”“充满快乐和骄傲，仿佛灵魂已经躬行了自己所听觉的。”“崇高”意味着表达要精益求精，要表现出伟大的精神、能够打破愤怒的遮蔽、同时还要有能力感动他人（参见Roberts，1899，p.55，引自Chung＆Busby，2002）。康德进一步区分了“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Chang，1994，p.40）。作为对康德两种崇高在概念上的补充，尼克尔森从技术的角度又提出了“修辞学的崇高”（Nicholson，1965，p.29），将省略、对称和对比等修辞手法引入其中。就像Chung和Busby（2002）指出的，这些有关崇高的观念是构建“气”的理论和与“气”相关的一系列策略的丰富宝藏。

除了概念本身的定义，东方人“养气”和西方培养领袖品质的途径也不相同。东方人强调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去培养“气”，而西方人则更倾向于即学即用的技术和知识（Chung＆Busby，2002）。传统上说，中国人通过培养内在人格来养气，比如拜访有知识的人（提高知识水平），游历名山大川（培育开阔的胸襟和视野），保持身体健壮（保证强健的后劲）等等（Chang，1994）。反之，西方人则强调领袖的外在表现（Cashman，1998）。西方关于领导能力培养的书中更加注重技术和技能的培养，而不是人格塑造。

中国或东方人对气的观念，本身就是理性与感性共存的。强大的理性或感性力量会激励相关人员（追随者），提升他们的“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难以区分哪些是认知方面的，哪些是情感方面的。然而在西方关于领袖的理论更喜欢将领袖品质分为功能性（沟通）能力和情感性（沟通）能力（Hackman＆ Johnson，2004）。例如，戈尔曼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应该通过引进“先决领导”的概念，为组织成员营造一种积极的情绪。他认为，“先决”出下属们好的情绪，可以将领导和下属的状态都调至最佳，他把这种效果称为“共鸣”（Coleman，Boyatzis ＆ McKee，2002）。这种观念和中国领袖观念中的“感应”说类似，但是还有一些差别。

领袖气质和克里斯马权威

气作为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能量流、生命力或精神，特别有利于帮助我们分析领袖。尽管一个人能否成为领袖取决于他/她的行为和这些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但领袖们身上仍有一些品质是被他们的信徒们看做是独一无二、有领导能力的表现。这些品质或气质能在“气”的概念中很好地被述及，同样也能被西方克里斯马权威的理论阐述出来。

韦伯从神学中借用了“克里斯马”一词来定义那些天生的领袖气质。他所说的克里斯马领袖指的是那些能用他们非凡魅力吸引追随者的领袖们。韦伯这样写道：

“他（原文如此）与常人迥然有别，通常被赋予了超自然，超人的能力，或者至少拥有某项特殊的能力或品质。这些能力是常人无法获得的，但它们或被认为是有着神圣的起源，或被看作是人类的最高品质。在拥有这些能力后，一个人就会被当做一名领袖看待。”（pp.358359）

他认为克里斯马领袖们的本领是天赋的，甚至是超自然的，因为他们拥有超常的、别人无法获得的能力。这种能力也正是吸引追随者们信奉他的原因。自此之后，有关克里斯马权威的研究涵盖了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行为学、归属感研究和交往途径等等方面的研究（Hackman＆Johnson，2004）。这些领域的学者们不再把克里斯马权威归结为一种先赋的个人品质，而是试图找出促生克里斯马领袖的因素（个性特征，行为表现，紧急情况处理等）和克里斯马权威影响下追随者们的相互作用（过程，情感黏附等）。

克里斯马权威和“气”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都有其独立的文化渊源。但是，它们在领导精神上又确实拥有同样的关注点。为了比较中国和美国参与实验者对领袖精神的不同观念，用这两种观念做最初的刺激物，引出实验者与之相关的观念和想法，会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在此，我们使用了多维量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