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气”的思考

对“气”的思考

威廉姆J.斯塔柔斯塔^[9]

（霍华德大学）

J.Z.爱门森译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形形色色的探索者们，或在社会科学实验室中，或受到菩提树旁大蛇的庇护^[10]，或立于山巅水畔，都思考了个人拥有非凡力量或者说权威的可能；这种力量/权威或是支配自然界的非生命体（如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Nommo概念，即“话语力量”）；或是控制人们容易动摇的心智（如耶鲁大学一系列有关“来源可信度”［source credibility］的因素分析。又，如亚里士多德对“ethos^[11]”的分析）；或是影响客观的存在（如卡洛斯·卡斯特内达［Carlos Casteneda］源于唐璜［Don Juan］的理论）；或是指挥公众（如韦伯的所谓“领袖魅力”^[12]）；而在东亚，这种力量和权威或许就是“气”了。有些人拥有掌控他人他物的不凡力量，但这是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某些深刻奥妙的知识因而不同寻常呢？这种怀疑在世界不同地方的著作中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也许，他们对事物的深刻理解只是让他们走上了能够获得有益结果的正确路径而已。

我曾三次提笔要写这篇评论。而我每次读到一篇新文章，我的评论就停顿下来。作为一个西方人，我情愿去教法国足球明星齐达内踢球，也不敢轻易地和中国的学者、哲学家们在一起就“气”的本质问题进行对话或者交换意见。在东方思想的殿堂里，只有一部分思想具有明显的形态；我有时候甚至怀疑“气”是否真的有“质”。不过为了这篇评论，我和很多学者聊过，我看到风为什么会吹，我从古代贤哲那里得到启迪，我比较了中国香港学生和美国学生关于领导人所具有的隐性力量的看法。我两次跨入了同一条奔腾不息而又景色优美的河。现在，我是否准备好针对“气”发表一些（负面的）观点呢？啊！这样做是不是会让别人不喜欢我？

每当我需要就东亚或南亚的传播理论写点什么时，我总是意识到自己对这些地区来说是个“外人”。当我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从自己的体会与感受出发，尽自己的最大所能，来对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或印度思想进行比较的。对于自身文化以外的事物，我从不发表任何确定性的意见：我的对他文化的观察是否正确、我所归属的文化是否就一定正确，不应该由我来加以认定。

不过既然我刻意地以一个“外人”的角度来提供一种“客位”（etic）观点，那么我那些不够准确、不够恰当的理解可能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可能会强调一些“内部的人”觉得次要的东西，在文化间进行没有太大价值的比较；又或者，我一个“外人”的理解会鼓励“主位”（emic）研究者们写下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来纠正我的错误。我曾表达过这样的希望：一种文化应该被各种不同的“外人”视角所观察，从而获得更为充分且丰富的解读（Starosta＆ Chaudhary，1993；Starosta＆Chen，2003，2005；Starosta＆Shi，2007）。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以谦恭自持，接受了对“气”进行评论的任务。

文化的汇集。当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受到“中庸之道”（“centrism”）——有关祖传行为方式的记忆，要求我们按照文化期望来管理自身言行——的驱动的时候，而日常生活就我们看来又似乎远离历史和文化的厚重影响。对我们来说，自己的文化似乎司空见惯而浑然不觉；但对于成长于其他文化背景中的人们来说，我们的文化特征又非常明显。无论是做生意还是进行交际，我们也许永远无法从文化的方式中脱离出来，完全独立地以去文化（aculturally）的方式做事。当然我们也不会陷入另一个极端，让自己一定要严格按照文化传统、像祖祖辈辈那样做事，否则别无选择。假若用Liu的框架理论来说的话，虽然我们形成了一些中庸之道（“阴”），我们仍然会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新的思想行为方式（“阳”）。用现在的话来说，我们的文化和他人的文化、现在的文化和过去的文化，交流互动，二者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

即便我们能够消除文化（或者时间）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我们也会选择不这样做。文化为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他人的什么品德是我们应该尊重的？是什么驱动着我们和他人的行为举止？什么东西是值得做、值得追求的？我们如何举止得当？目标的实现是否应该居于关系的维持之上？我们应该崇尚平等还是互补？我们应该推崇什么？我们应该给他人树立什么样的榜样？是言语还是榜样在指引我们？我们受到尊重是因为个性还是因为技术？我们是在向完全独立的方向发展、还是要依靠与他人的关系来完善自身？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那些我们认为和自己相似的他人？作为一个西方人，以上我列出的这些问题强调了经验的个人处理过程；而作为一个东方人，我更倾向于与他人维持和谐的关系。我的交流重心向外转移了。

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既与他人进行交流，也要向内面对自己的文化。我们遇到名义上和我们同宗的人，但是对他们来说，历史的不同早已经带来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我们注意到，对于不同的行为，不同辈的人所赋予的价值也不同。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秉持和保护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的行为是否更倾向于文化传统、倾向于中庸？我们是否假装珍视传统，但却在真正的传统遵循者身上寻找个人利益呢？我们是否早已远离单个文化的预期而趋向普遍？全球化引领我们所走的路，是否不再是我们从自身文化教育那里获知的路？

我第一次看到钟振升博士（Jensen Chung）^[13]的文章是在一个传播会议的评审小组里。当时，钟正在详细论述一种“气”（chi，qi，ch'i）理论，将之作为分析海外华人组织领导形式的模式（现在他的思想已经得以扩展，认为在其他文化环境中也存在某些极类似于“气”的东西）。那时候我非常担心，西方课堂上教授的、自认为具有普遍性的传播理论实际上片面而不完整。那些著书立说的理论家们只看到最接近于自身的行为做法，再给这些默许的知识加上量化证据，而这些量化证据的衡量是以与他们自身文化很类似的人群为标准的。比如引领其走向组织中的“领导能力”（“leadership”）理论的“组织行为”（organizational behavior）即可为例。通过再三研读钟振升的文章，我开始认识到西方关于“领导能力”的著述是不全面的；相反，“组织”论述似乎是“追随”理论的补充：人们会有意彰显自身的何种品质从而使别人觉得自己值得效仿和追随？我认为钟的研究，基于古老的“气”的理念之上，显示了“追随”理论（这是我的理解，他没有用这个词）的发展，在阴阳互补的网络中，领导者和追随者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当时，我并不认为千百年来“气”在加诸于人时是被视为一种单向的过程（虽然“气”通过自然并在互动各方之间发挥作用）。我认为“气”并不是一种操纵机制；在我看来，“相互性”是“气”用以显示自身的方式。我认为，当一个人可以基于“气”而提出一种主张时，我们只有依靠他者的反应才能意识到“气”的存在：在人的活动中，“气”是交互性的。在我看来，在任何既定的情境下，阴阳的协调都需要二者同时参与到这种微妙的变化艺术中，不能只有一方。最近，在给钟教授的电子信件中，我详述了有关领导性（“气”）的这一交互性观点。

“气”包含“阴”和“阳”。那么，传播分析怎么能局限于其中之一？产生于一方的能量应该得到接受、处理和返回，否则“气”就将是线性的，而非循环性的。

“以心伝心”（inshendenshin，在英语中有不同的名字）^[14]的过程，立足于一方，同时使另一方以一种试探性的方式对可能获得的信息加以回应；这和人们对“气”的看法异曲同工，为共同创造结果留下了空间。而我觉得，“结果的共同创造”与对“气”的传播分析是一体的。

在那以后的一些年里，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有关“气”的论述。“气”是一种综合理论，其延伸范围远远大于“组织”的范畴。“气”涉及平衡、自然的互补力量、品性、德行，以及事物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平衡；“气”描述了塑造生命的力量，从“关系”出发讨论人们相互间实际抱有和应该秉持的期望，为“存在”提供了一种神秘的解释，并以道德的形式推崇那些适合于与他人（和与自然）相处的行为。从“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到“人们应该如何与他人相处”，“气”似乎能够解释这一系列的问题。有时候，这一系列问题的两端似乎是重叠的，我们很难把行为（agency）与道德（morality）分开。在我看来，“气”理论比二元理论更加具有整体性。（接下来，我对Liu之分析的阅读让我分清了抽象之“气”和世俗之“气”，“气”之所存和“气”之所为。）

对于一种同时描述了事物“实际存在的状态”和它“应该呈现的状态”的理论，西方思想没有给我适当的视角来加以理解。我所接受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思想训练，它让我寻求不同的范畴，将具有明显的解析特点的概念归类，将它们相互分开，从而按照不同的属性将不同的部分区别对待。但是，要想对“气”获得一种有意义的理解，我得暂时把我的二元思维方式放一放。许多亚洲思想都具有“整体性”的特征，而我自身接受的文化训练强调事物的分解而非整体，因此这二者之间发生了冲突。“气”的道德属性得置于事物在自然界运行方式的背景中；分析的某一层次只有依赖于其他层次才能具有完整性。

将“实际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相关联起来，让我很难再自信地谈论“行为”这个概念。（Liu似乎把行为等同于“阳”，变因。）我得将“气”看作这样一种理论：一个人的个性和特征会自动地使互动参与者与他人/与自然相协调。这让我联想到印度的圣雄甘地有“非暴力不抵抗”（Satyagraha）的理论，他认为那些不能让自己品行得当（或者说反映真理）的人，就不可能让别人品行得当（Starosta＆Shi，2007；Starosta＆Chaudhary，1993）。在人类世界中，“气”似乎以行为的方式得到体现，在不同的层次上产生不同的结果。又或者与此相反，“气”可能是无法被认识的，也没有任何影响（Chung）。

Liu的文章在一开始就说“气”不是一个固定孤立的概念，而是在五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变化。这是一种很有用的理解。“气”源于人们想对神秘而崇高的“存在”做出解释，后来慢慢发展成一种理论，说明事物的二元性质如何与人类的选择/行为互相作用。也许可以说，这种有关“气”的自然主义理论并非仅属于二元世界，而属于相互重叠、相互依赖的不同层面。“现代”人游走于“自然的”二元世界之间，依照具有二元特征的可能性而有所行为或是做出选择，但是这些可能性并不属于任一极端。世俗之“气”永远不会是全“阴”或是全“阳”，而是在阴阳之间任意流动。因为现代人处于各种可能性之中，个性、道德、智慧、学问、行为和见识都会进入人类互动世界当中发生作用。

我期待Liu进一步扩展他的研究，对跨文化传播做出解释：“比如说，两个或更多的传播活动参与者可能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价值系统、计划安排和其他事先就存在的、显示出阴阳对比的影响因素。”Liu的分析中充满可能性，其中大多数需要花时间耕耘才能有所收获。

钟振升的文章一开头把“组织”视为二元或是多元层次之所在。一个组织要想正常运转就必须获得一定的平衡与和谐。“气”是一种“暗物质”（dark matter），它渗透在组织当中，将阴和阳拉回中心位置，发挥组织作用。二元极端一般被描述为暂时的状态，在“阳”发挥作用以改变“阴”的状态时得以实现。但是，没有“相反相成”就无法理解：所有的因素最终都着落在某个基础上，着落在与不同状态/条件的比较上。透过差异进行互动即为辩证。

钟振升进行了跨文化的比较。“气”就像朗吉努斯（Longinus^[15]）所说的“崇高”，或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崇拜”^[16]。它像能量，不过是可以被感知的能量；如果不能在人们互动的过程中被感知，那么“气”就不存在。“稳定的状态”，或者说平衡，成为了组织的必需。钟的传播分析包括了他与同事们在相关分析方面的有力论述。“阴”和“阳”之间组织性的相互影响反映了从受约束到进行互动再回到受约束的过程。在“气”的组织动态中，互惠胜过对抗。“如何正确地比较文化行为”这一问题就带来了新的观点与可能性。播种“比较”，收获“见识”。

Yao的分析为“气”理论增添了两个概念：“理”和“势”。“理”相当于“事物自身”（dingansich^[17]），不会因感知或变化而受到筛选，具有“普遍性”，具有来自不变特征的意义。“势”相当于权力、地位或环境，具有“特异性”。“气”相当于能量。对于此类分析，困难之处在于如何在不同文化传统的世界观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比较。Yao的文章从东西方不同读者的“客位”角度出发。“理—气—势”（LCS）三元模式与“物质—能量—信息”的和合之处，成为分析的焦点。

Yao运用了一种有机模式来描述组织，它包括出生、成熟和衰老的过程。知识本身成为组织的手段和主题。信息是“扔进开水里的饺子”。传播使大量的能量在不同的背景和状态间流转。Yao从量子物理和天文学获得例子。人们以某种方式将自己置入组织存在的本体论网络中。但是这“某种方式”是什么？又在哪里呢？至于中国的不同思想学派如何或多或少地强调“理”“势”“气”之间的相对关系，从而进行理解和组织、让不同的元素实现相互协调或者反向发展——Yao的文章对这些也进行了一定的考察。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China Media Research.2008；4（3）］

References

Starosta，W.J.＆Chaudhary，A.G.（1993）.‘I can wait 40 or 400 years’：Gandhian Satyagraha East and West.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33（2），163172.

Starosta，W.＆Chen，G.M.（2003）.On theorizing difference：Culture as centrism.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26，277287.

Starosta，W.J.＆Chen，G.M.（2005）.Intercultural listening：Collected reflections，collated refractions.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28，274285.

Starosta，W.J.＆Shi，L.（2007）.Alternate perspectives on Gandhian communication ethics.China Media Research，3（4），714.

Thoughts on Chi

William J.Starosta

（Howard University）

Translator：J.Z.Edmondson

（Zhejiang University）

【注释】

[1]［作者简介］钟振升（Jensen Chung）博士，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传播学系教授。钟振升教授来自台湾，教授语言传播学。著有：《领导式演讲：以竞选演说为师》、《领导演讲法/实战智慧丛书》等，是组织沟通学理论及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本文译者J.Z.爱门森，简介见前。

[2]译者注：《中国传媒研究》2008年第3期（China Media Research，July 2008/Vol.4.No.3）中包含了一“气”传播理论特辑，钟振升（Jensen Chung）教授是该辑的特约编辑。本文即为该辑前言，介绍了辑中有关“气”传播理论的诸篇论文。

[3]译者注：这里提到的三篇论文本书只选译了一篇。请参看本书所收录的钟振升（Jensen Chung）《组织沟通中的“气”：产生能量流的辩证过程》一文。另两文请读者参看《中国传媒研究》2008年第3期（China Media Research，July 2008/Vol.4.No.3）。The Dialectic Relations among Li（Noumenon），Chi（Energy）and Shih（Position）i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Te-I Yao，Fo Guang University）；Naturalistic Chi（Qi）Based Philosophy as a Foundation of Chi（Qi）Theory of Communication（Yu-Ming Liu，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4]译者注：请参看本书所收录的威廉姆·斯塔柔斯塔《对“气”的思考》（William J.Starosta，Howard University）一文。

[5]钟振升（Jensen Chung）博士，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传播学系教授。钟博士来自台湾，教授语言传播学。著有：《领导式演讲：以竞选演说为师》、《领导演讲法/实战智慧丛书》等，是组织沟通学理论及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本文译者J.Z.爱门森简介见前；张晋竹，北京大学研究生。

[6]译者注：物理学里面，能量包括动能和势能这两种能量。其中动能（kinetic energy）是一切运动的物体所具有的能量，而势能（potential energy）英文字面意思“潜在的能量”，即物体由于具有做功的形势而具有的能。动能和势能可以相互转化，它们之间的转化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7]张惠晶（Hui Ching Chang），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Honors学院副院长，新闻传播学教授；陈凌（Ling Chen），香港浸理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传播系主任，新闻传播学教授；钟振升（Jensen Chung），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传播学系教授。理查德·霍尔特（Richard Holt），北伊利诺斯大学（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教授。本文作者依名字首字母排列。本文译者徐骊成，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

[8]［作者简介］萧小穗（Xiaosui Xiao），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研究兴趣为社会与传播，传播批评，传播与修辞等。活跃于美国、香港学坛，有著述多种。本文译者徐俪成，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

[9]［作者简介］威廉姆J.斯塔柔斯塔（William J.Starosta），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博士。美国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教授和跨文化传播学科负责人。霍华德传媒学刊创建人。曾赴巴基斯坦、印度、台湾等亚洲大学学习研究，著名跨文化修辞学研究家。本文译者J.Z.爱门森，简介见前。

[10]译者注：这里化用了一个佛教故事：自从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释迦牟尼独自在树下和周围徘徊了49天。第一周，他在菩提树下体会着解脱的愉悦；……第六周，他在冥想时，忽然天气突变，一条眼镜王蛇从水潭中腾起，用蛇身缠绕在佛陀身上，用蛇头遮住龙首，保护佛陀免受侵害。

[11]译者注：亚里士多德的ethos可翻译为“气质、民族精神，社会思潮，风气”等。

[12]译者注：charismatic leadership，请参见下文注解。

[13]译者注：《中国传媒研究》2008年第3期（China Media Research，July 2008/Vol.4.No.3）中包含了一“气”传播理论特辑，钟振升（Jensen Chung）教授是该辑的特约编辑。本文提到的三位学者的论文本书选译了两篇。请参看本书所收录的钟振升（Jensen Chung）《组织沟通中的“气”：产生能量流的辩证过程》和《中气十足的新生：——推荐从传统走向国际的“气”（Chi，qi or ki））传播理论》两文。另Liu和Yao两位学者的论文请参看《中国传媒研究》2008年第3期（China Media Research，July 2008/Vol.4.No.3）The Dialectic Relations among Li（Noumenon），Chi（Energy）and Shih（Position）i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Te-I Yao，Fo Guang University）；Naturalistic Chi（Qi）Based Philosophy as a Foundation of Chi（Qi）Theory of Communication（Yu-Ming Liu，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4]译者注：inshendenshin，“以心伝心”，日语，大致相当于“心灵感应”的意思。

[15]译者注：朗吉努斯（Longinus，生卒年不详）的《论崇高风格》也是给写给一位罗马贵族的信，其目的是指出古典作品的崇高品质，引导读者向古典学习。这封信在文艺复兴时期被人发掘出来，1674年布瓦洛把译成法文，但它真正受到重视，却是在18世纪末反对新古典主义的时代，被视为希腊批评中除亚里士多德之外最有独创性的著作。——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349349.html.

[16]译者注：Chrisma，原意是“神灵附体”，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最早用它来描述与墨守成规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特别状态，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所谓的领袖魅力，体现在集体行为中就是革命初始阶段的那种群情高涨和骚动。这种带有创造力和革新精神的自然冲动经过整合之后也可以变为正常有序的社会行为，成为机构化的宗教、节日仪式和传统习俗。——http://baike.baidu.comview1068699.html.

[17]译者注：dingansich，德语，相当于英语“thing in itself”，意为“事物自身”。